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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初设乐府至汉武重兴便“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则采歌谣。被声乐其来亦远矣。”历代王朝“采歌谣”，以充宫乐现象不仅只是起始于秦。可以追朔到秦以前的诸朝廷，便一直面向民间广采博取，来满足历代统治阶层宫廷贵族层们的享乐之用。而历代正史对于民间百姓所行散乐小曲情景极少记载，鉴于历朝所用祭祀庆典乐舞大多采集于民间，加工管理用于宫廷，据正史所记载的各朝各代帝王、贵族层们所行乐舞、百戏、散乐活动现象中间接的观看到民间的散乐、小曲活动的情景。“太祖辅魏之时（557年之前），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②这段记载明确的表述“采歌谣”，“以备飨宴之礼”。同时说明所采之乐乃西域高昌乐，下面的记载更确切而具体：“及天和六年（571）帝炀皇后於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於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於钟石取周官直制以陈上”③这里真切表述北周王朝吸取西域各帮乐舞之精华，与中原宫廷雅乐相合，作为北周王廷正乐而置于宫中，这些记载表明中原音乐与西域各乐的又一次大融合。
  “明帝武成二年（560）正月朔旦会群臣於紫拯殿，始用百戏。”“及宣帝即位，而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鱼龙漫衍之伎，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号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妇人服而歌舞相随，引入后庭，与宫人观听，戏乐过度，幸无节焉。”④两魏、北周等在丝绸之路源头长安建都，乐舞百戏承继。文帝元宝炬大统五年（公元599年），太庙初成，四时祭祀，均演俳优角抵。北周宣帝，广招杂技，增修百戏，征集散乐于京演出。宣帝则夜以继日通宵纵乐，“鱼龙烂漫之使，常陈于目前。”静帝于文阐大象年间，曾大陈杂戏”，“令京城士庶纵观”⑤。从中可见统治阶层欢娱无度，游兴无节的生活，但也可以从中窥到从明帝到宣帝二十余年间，宫廷与民间对于百戏表演的喜好情景来。
  魏晋南北朝约四百年割局过程中，丝绸之路没有因为政权的频繁更替而中断，中原各政权与西域诸国上层和商贸使团交往越趋紧密。早在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201年即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前秦王符坚派大将吕光出征西域，吕光攻入龟兹，第二年东返时带回奇伎、异戏，这里所指“异戏”应指龟兹戏曲，史载“吕光出使西域，得胡戎之乐”，吕光大获全胜于回归中土途中传来符坚淝水兵败身亡的消息，于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吕光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①，吕光拥兵据有凉州（今武威）称酒泉公，建立后凉政权。“变龟兹声为之”西来的龟兹奇伎、异戏在这里作为一个中转，滞留与中原乐舞、百戏、散乐融会被改造，提炼，拔高，逐渐形成发展成为秦汉伎。西凉乐到北魏、北周时称为“国伎”。至隋唐被收入宫廷九部十部之例，成为宫廷重要的庆典祭祀乐之一。“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俘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自吕光东返中土带回龟兹奇伎、异戏，经过与中原百戏、散乐融合提炼，从形制与风格上表现出“新声奇变之态”。到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这种经过加工提炼的异戏经历了百年历程流传，同时龟兹一带仍不断同历朝遣使朝献。其中乐舞艺伎是朝献的内容之一，这些新来的散乐多次经过兼收并蓄，相混合为“多元兼采”的形制，“至隋有西国龟兹、南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②。正是由于中土各朝宫廷与西域诸国贵族层的频繁交往，使得中亚东亚乐舞、百戏、散乐以官方的形式大张旗鼓的、规模宏大的进行融合，这是民间个体所无法做到的，这对东西百戏、散乐从上而下进行传播交流并使之繁荣，其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周武帝（北周天和三年（568）聘突厥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有龟兹……，疏勒之乐。”③宫廷贵族间的婚姻交往也是中土与西域乐舞百戏流通最好的、规模较大而又直接的载体。早在汉宣帝至哀帝时期，便有龟兹王绛宾纳汉外孙女常史公主为后的记载。时经六百余载周武帝宇文邕纳突厥女为后，不仅加深了北周朝廷与西域诸国的亲情关系，更因为和亲为相互间乐舞、百戏、散乐提供了传播的机会。随同突厥皇后入宫的苏祗婆便是和亲来媵中的一位，史书记述她：“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这便是由于和亲，使得中原音乐律论自秦汉之际至两晋传入西域，又由西域的乐人们采取保持发展而成的“五旦七声”的理论。据史书记述，隋文帝时的大臣、音乐理论家郑译对文帝的奏述：“考寻乐府钟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以其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④（《隋书·音乐志》）即：“他用的七个音调和我们古书中记载的七声相比较恰好完全符合”，⑤可见，中原乐律理论随着宫廷贵族间的各种交往传至西域，使得西域诸国的乐艺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使之“代相传习”为西域百戏、散乐广泛使用。随着“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亦如前所述是中原音乐与西域音乐的大融合。特别是苏祗婆带来的“五旦七声”音乐理论补充和弥补了东汉末年以来各种战乱和政治动荡造成中原古代音乐旋宫律的散失。
  在北周武帝纳后于北狄，媵人苏祗婆等献乐艺之时，北齐王朝宫廷中也正在歌舞升平之中。始齐武平中（公元570年）有“鱼龙烂漫、俳优、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风、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这里所指“俳优”即有故事情节的歌舞表演，其余指杂技。“至577年北齐亡，散乐之人流入北周，郑译有宠於宣帝，奏徵齐散乐人，并会京师为之。盖秦角抵之流者也。”①这段记载述明北周王朝不仅广纳西域诸国乐舞，而且也收集中土各散乐于京，从而使中原百戏、散乐有所依靠，客观上起到了官府扶持作用。
  其时在丝绸之路陇西一线先后出现了由羌人姚苌创建的后秦政权；由鲜卑人乞伏国仁创建狄西秦政权，均对这一带文化发展起到良好作用。在河西一带由汉人张寔建立的前凉，汉人李皓建立的西凉，匈奴人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鲜卑人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氏人吕光建立的后凉，史称“五凉”的五个封建政权。在社会相对安宁、经济平稳发展的环境中，创造了在文化艺术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五凉文化”。“五凉文化”相继传入中原，从而丰富和增添了中原文化的底蕴。
  魏晋南北朝历时近四百载，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乐舞、百戏、散乐沿着东亚中亚丝绸之路往来交流传播更为繁盛。在这段非常时间，一系列重大的音乐事件的发生为隋唐音乐、百戏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中原戏剧和西域戏剧逐步完形做了奠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