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据《大唐西域记》、《于阗国授记》等史料记载，佛教传入西域约于公元前一世纪70～80年间，早于中原约一个多世纪左右。传入的路线一条是由迦湿弥罗经丝绸之路南道先入于阗（今和田）；另一条由大月氏、康居经中道入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地区，略晚于于阗。之后，佛教自汉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7年）正式传入中原，逐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佛教尤为盛行，当时的西域诸国均信奉佛教，佛事频繁，颂扬佛义的佛乐也与佛事的繁盛而兴盛。对这段时期的佛事佛乐盛况史书多有记载：《晋书·四夷传》载：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魏书·西域传》记载：伽盘陀（今塔什库尔干）“亦事佛道”。于阗“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朱居（今莎车）“咸事佛”。焉耆“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这一时期西域僧人乘势逐次进入中原宣扬佛法，翻译佛经、散播佛乐。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诸如：竺法护（公元227～304年），大月氏人，世居敦煌。8岁出家，拜外国高僧竺高座为师。后随师游历三十六国遍学多国文字，遍学诸神佛经。学成后带大批梵文经典至长安，先后于长安、洛阳白马寺翻译《须真天子经》、《文殊师利净律经》、《魔逆经》、《正法华经》、《光赞般若经》、《普超三昧经》等一百六十五部。①鸠摩罗什（公元344～413），东晋时后秦著名佛教学者，后世尊其为我国古代三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后秦国主姚兴迎罗什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请入逍遥园授书。收弟子八百，率僧众三千，专事规模宏大的译经活动。罗什“改梵为秦”，主张改直译为意译，为其求“达”，强调不失大义，以求其“信”，要做到：既信且达，义足文美。且“率多谙诵，无下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并以声韵音律谐和为上，“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咏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罗什译经庄重严谨，常“一言三复”，所译经文被门徒誉为“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所译经典数量惊人。如《大品般若》、《小品般若》、《法华》、《维摩诘》、《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空宗的唯心主义学说。这一时期，从西域到中原，寺院林立，高僧辈出，促进了丝绸之路各地石窟、寺庙建筑和雕塑、绘画以及佛乐、佛剧艺术的大步长进。在克孜尔千佛洞中大立佛高达十五米以上；秦陇地区石窟寺中有大量的“维摩诘”、“阿弥陀佛”等图像。在炳灵寺169号窟中有建宏元年（公元420年）的《维摩诘经变图》；麦积山127号窟《西方净土变》壁画中，绘有飞天乐舞伎人物形象，手持龟兹乐器多种。这与来自龟兹的译经人鸠摩罗什有一定联系。罗什的译经对之后的中国佛教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之后的散文、诗歌、戏剧、小说创作有铺垫穆和借鉴意义。
  佛教音乐传入初期，中国僧人对梵乐进行了借鉴和改造，初，将“梵呗”分为“转读”和“呗赞”两种。唱诵经文的散文部分称为转读，唱诵传经的偈颂部分称为“呗赞”。这在高慧皎的《高僧传》中有载：“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随之对印度佛教音乐进行了改造，“改梵为秦”用秦音调配唱汉译经文。这在佛教音乐汉化的层面上是一项重大的变革。
  这时期中原僧人多往西域入印度取经求法，如东晋十六国时的高僧法显（公元337～422年）于后秦姚兴弘始二年与慧景等僧众相约西行求法。法显回国后著《佛国记》（又称《法显传》），对所经历西域等地佛事有详尽记载：鄯善国（今若羌）：“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邬夷国（今焉耆）：“僧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秦土沙门至彼都，不预其僧例。”于阗国：“其国丰乐，人民殷富，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该国寺庙甚多，大庙十四座，如瞿摩帝庙中便有“三千僧”。国中常行“行像”，四月一日始至十五日终，由于阗国十四座大寺轮流举行。届时“城里便洒扫道路，庄严巷陌。其城门上张大帷幕，事事严饰。王及夫人、彩女皆往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仗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悬缯幡盖。像立车中，二菩萨侍，作诸天侍从，皆金银雕莹，悬于虚空。像去门百步，王脱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华香，翼从出城迎像，头面礼足，散华烧香。像入城时，门楼上夫人、彩女遥散众华，纷纷而下。如是庄严供具，车车各异。”据法显记述，在印度摩竭提巴连弗邑所行盛大“行像”活动中有“婆罗门子请佛”的戏剧演出。在摩头罗国看到说法集会上由伎人演出“舍利弗出家”的戏剧。在于阗国“其国丰乐，人民殷富，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亦是法乐盛行佛剧演出频繁的国度。子合国（今叶城）：“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多大乘学。”竭叉国（今喀什）：“其国中有佛唾壶，以石作，色似佛钵。又有佛一齿，国人为佛齿起塔。有千余僧，尽小乘学。”在法显东归百年后又有宋云和惠生往印度求法取经，在其《宋云行记》中对西域各地佛教情况多有记载：捍么城（今策勒县境）“（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余众僧，有金像一躯，举高丈六，仪容超绝，相好炳然，面恒东立，不肯西顾。父老传云：此像本从南方腾空而来，于阗国王亲见礼拜，载像归。中路夜宿，忽然不见，遣人寻之。还来本处，即起塔，封四百户，供扫洒焉..后人于像旁造丈六像者，及诸宫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幡上隶书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惟有一幅，观其年号，是姚秦时幡。”这段文字似有神话色彩，但亦可辨明那时的佛教文化东西相融已有时日。
  这一时期，西域各地还传有袄教、道教文化。袄教、道教所行乐舞对丝绸之路乐舞文化多有影响。祆教又称“拜火教”、“火袄教”等，是古波斯宗教，袄教东渐入西域时间路线不详。但到南北朝时在西域的丝绸之路沿线已较盛行。据《魏书》卷102、《北史》卷97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魏书》卷102、《周书》卷50记载：“焉耆国俗事天神。”《魏书》卷101页又记载：“高昌国俗事祆神，兼信佛法。”这里所记即祆教为主，佛教处于次辅地位。在《朝野捡载》卷30中记载有关袄教的音乐：“有僧袄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凉州袄神祠，至祈祷日袄主至西祆前舞一曲。”文中记述祆教祭祀活动中琵琶、胡笛为主奏乐器，鼓则用以乐中击节，使袄乐节奏分明，铿锵有力。在《旧唐书·睿宗记》中记载有袄教舞蹈的概况：“有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灯百千炬，三日三夜。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这里所谓僧婆陀，应是西域一火袄教徒。伊州有袄庙，袄主名翟槃陀，与此婆陀都应是袄教徒。”“表演‘灯舞’形式，燃灯上千炬”，“其基本舞蹈语汇则是‘联袂踏歌’，即手拉手”踏节而歌。唐初诗人张说所作《踏歌词》对此舞有生动描述：“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龙衔火树千灯艳和西域灯轮千影合应是祆教徒具有代表性的祭祀舞蹈形式。
  东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成熟期，道教经典、斋仪渐形成完备的体系，道教音乐也随着道教的成熟而初具规模。道教大约于公元4～5世纪即东晋十六国时期传入丝绸之路中西段。在丝绸之路中道的今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中出土的随葬物品中，有反映道教的内容。吐鲁番是西域丝绸之路中道通往中原的要隘，自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高昌地区各邦国与中原各代政权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北魏以来，高昌相继出现了由阚、张、马、麴内地四姓豪门建立的汉族政权。”道教文化也随着高昌汉王国与中原各地的广泛联系交流而传播至盛。从出土的大量随葬衣物中足以明鉴：“北凉十四年（公元418年）的《韩渠妻随葬衣物》文书末尾写有时见，左清（青）龙，右白虎。书物数：前朱雀，后玄武，□□要，急急如律令。”“在一件高昌和平元年（公元551年）的衣物疏中，绘有道教的符箓。符纸朱书。上方正中绘画天神形象，左手持刀，右手持叉，神像下写有符咒。”间或能辨出“黄天帝神”，“鬼不敢来近”，“急急如律令也”，字样。“在同一时期另一件出土文书中，还见到有道教符。”诸多出土文物足以说明魏晋时期高昌一带道教文化传播的盛况。
  丝绸之路要冲之地高昌既盛传道教，道教音乐在高昌国域传播流行，于中原盛传的道教音乐中原本已融有西域各乐舞之成分，再返传西域高昌国域，在长期的演出中，也不可避免的会吸收当地土著居民的民间歌乐以丰富道乐之内涵，道教文化在高昌一带的传播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其意义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