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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与西域诸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均是由官方所为，乐舞、杂艺等类也首先是由汉宫与西域诸国王庭贵族阶层进行。据史料记载，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元封三年（公元前108），曾前后两次西巡，驻跸平凉，登崆峒山祭以礼乐，并将平凉一带的乐舞带回长安。在《辽史·音乐志》中记载：“汉武帝以李延年典乐府，稍用西凉之声。”其时所谓西凉之声即月氏人所创月氏乐舞，如“柘枝舞”、“胡旋舞”、“胡腾舞”等。
  汉武帝于元鼎年间先后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向陇西及河西四郡移民数十万，使汉文化大量传入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一带，加速了这一带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交流的交流和融合。近年出土于静宁西汉早期玉磬十五件，华亭出土东汉编钟九件，是两汉时期中原文化西渐丝绸之路的情景。
  《晋书·乐志》记载“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长安），惟得摩珂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这段记载着重的描述了张骞二使西域不仅肩负着政治使命，同时也把中原的乐舞百戏带到了西域，经交流，又带回了西域的《摩珂兜勒》曲。又据崔豹《古今注》称：“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京惟得《摩珂》《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汉书·佞幸转》载：“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李氏因受过腐刑，沦为太监专饲宫中猎犬。《汉书·外戚传》记载，由于他：“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李延年善舞亦能歌，史称“延年善歌”，“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之外，擅长作曲，《史记·乐书》和《汉书·礼乐志》均有他作十九章的记载，也即是《郊祀歌》十九章，其中一篇祀日神的颂歌词曰：“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邪为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徕下。”公元前112年汉乐府设立，后二年李延年入乐府，得到武帝宠爱而被厚封为协律都尉。李氏依优厚的条件，运用外来音乐，进行加工创作，以一部胡曲为素材改编出28首新乐。“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也即是在汉文化的基础上有机地吸收了胡曲风格特点，使之融于中原音乐文化的血脉之中。李延年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上最早明确记载善于运用外来音乐进行融合、加工、再创作的人，在那个历史时期为中西各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后世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楷模，影响是深远的。作为封建时代的音乐家，他能够重视外来音乐和民间音乐，也是难能可贵和具有远见卓识的。这是史载的一次重要的中原与西域乐舞交流的记载，西域诸国历来与中原各种交往不断，各种文化的混合体被各区域民众相互认同也属正常。这些加工编创新颖的套曲对《相和曲》的产生及对散乐、百戏音乐的影响和渗透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一时期，中原乐舞、散乐、百戏也随着政治的需要以和亲契机输入西域：“汉元封中，遗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委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夫人。”随同前往的官府太监，侍御中有不少乐舞百戏艺人，他们的表演活动对该国贵族各阶层，以及百姓和当地的优伶们定有影响。
  《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105）欲联谊西域乌孙，派遣细君公主与其联姻，细君公主抵乌孙后思乡之情日甚，常与同行乐人抚琴吟歌，并作《黄鹄歌》一首以寄托思绪：“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实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些中原歌乐对乌孙王老昆莫及其王室众族及下民不无影响。①
  后二年，武帝出于“欲与乌孙共灭胡”的政治大计：“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优为公主，妻岑陬。”②这次婚联，尽管史书对随公主西出随员没有记载，但既然是以汉朝公主的身份，所属官宦侍御定不会少于细君公主，其中乐戏艺人也是在其中的。
  元康二年，乌孙为与汉联婚重亲：“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遗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取少主。上以乌孙主解优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学乌孙言。”③这里记述了汉朝为更有效便捷的结联乌孙把随同的各类侍御都集中于上林学习乌孙的语言，而入汉来的三百余人在京城各地参观、游乐，其中不乏观赏学习百戏散乐的活动。与此同时，汉帝频频对外交往举行乐舞百戏盛情款待西域及各国来使：“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遗之。”④这些举动，无疑会对汉乐舞、百戏起到了传播作用。
  宣帝时，解优公主长女来长安学鼓琴，学成之后返回途经龟兹，龟兹王绛宾甚慕爱，经报公主允许，与龟兹王绛宾结为夫妻，甚为恩爱，和亲联姻不仅在政治军事上达到了联盟，缓解边关异族袭扰，而且有效地促进了中原与西域诸国间的友好交往，为繁荣丝绸之路商贸文化，散乐百戏的传播意义是深远的。
  元康元年，龟兹王绛宾与妻弟史一同来长安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在《汉书·西域传》中如是记载。后来龟兹王皆同弟史公主多次携带大批随使来朝进贺。他们往来多次，朝贺过程中把中原乐舞与散乐百戏传入龟兹国，同时又把具有当地风格特色的乐舞带入中原。弟史公主与绛宾为之后繁盛的龟兹乐舞的兴起所做的铺垫，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汉书·西域传》还如实记载了龟兹王绛宾对汉朝廷所设严格的礼仪制度，礼乐及服饰制度有极大的兴趣；“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①这些记述表现了龟兹王对汉文化各个层面极力学习模仿的情景，在这之中也不乏对汉朝关中一带所盛行的百戏、散乐行效仿之举。
  而且这些文化艺术的频繁而又密切的交往一直延续了下去。“绛宾死、其子承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是亦甚亲密。”汉视其若家人，这种以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友好往来，使百戏散乐以及宣、元帝时期乐律方面的发明和各种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得以传播，尽管表述在汉廷贵族与龟兹王廷之间，但由此为使国富民强，必然会逐渐波及幅射影响传承于龟兹下级阶层及至民间百姓之中。
  地节三年（公元前116），“郑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车师地以实之。”②又载：“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与此同时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③
  元帝时，“复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见《汉书·西域传》）“明年..固，忠至天山..留吏士屯伊吾卢城。”④“顺帝永建六年（公元前131）.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后令开设屯田，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⑤等等。
  汉末中原战乱，不少人士西迁至丝绸之路河西一带避乱，使得中原儒学及诸多典籍及乐舞文化流入河西一带得以保存。这些乐舞随后与当地各民族乐舞经长期交流融合，渐渐形成“西凉乐”，西凉乐在前秦时期称“秦汉伎”，也即前凉时的宴廷乐舞清乐。之后，吕光西征回国，在武威建立后凉，把从西域诸国带回的“奇伎异戏”与河西一带乐舞加以融合，置为后凉宫廷乐舞。东晋十六国时，丝绸之路河西长廊沿线建立若干小国，河西六国中的前凉，一度兴盛，国力大增，西域及中亚一带诸国向其朝贡，天竺遣使，贡物中就有十二人一组的乐舞队以及九种乐器和歌曲、舞曲等。前凉宫廷乐舞大兴，成王时为与匈奴求和曾献“女伎二十人”等物。
  大量不同时期有关屯田的历史记载，表明了自汉在河西初置酒泉、张掖、敦煌郡便开始实行的屯田制一直延续下来。在现今的轮台、沙雅、若羌、新和等地，曾发现过两汉屯田遗址。前面已表述过屯田区的军民，对传播交流关中百戏散乐所起的作用，那么龟兹王廷贵族各阶层热衷于效习汉礼乐仪制，必然也影响到各个屯田区域，而屯民们与当地各族边民们在日常长期的经济生产娱乐的交往中融合，从而派生出具有当地民族风格的乐舞、散乐形式，这些社会各阶层的文化交融也应是后来龟兹乐舞兴盛的社会基础之一，也即是：龟兹歌舞戏的逐渐形成至盛。汉文化也是它孕育萌芽的基因之一。
  两汉自高祖建朝至献帝衰亡，历时四百余载，沿袭了前朝的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则采歌谣，被声乐，其来盖亦远矣。”①从宋人的概述中可见汉廷是非常重视民间歌谣乐舞的，乐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采集民间歌谣。
  “武帝定郊祀之礼..乃力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②可见汉廷是非常重视民间歌谣乐舞的，乐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采集民间歌谣。并组织专人整理加工，创作新词、新曲以供宫廷之用，除宫廷朝仪郊祀严格的礼乐制外，包括武帝本人都对来自民间经过加工整理，轻松活泼引人人胜，具有故事情节的百戏、散乐情有独钟。甚至在接待外国使者、西域蕃王时都要与其同乐。
  至此，可以说汉时的宫廷乐舞是沿袭传统和基于收集整理各地的散乐为基础的，而百戏、散乐是西汉时期犹为普及和倍受贵族及社会各阶层深喜爱的一种表演形式，是集各艺术种类趋于一体的初级形态，是后代戏剧艺术发展的萌发期，孕育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