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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贵族的宴享日趋奢靡原有的祭祀性乐舞已显僵化，缺乏新意。为满足娱慾，便向民间搜集乐舞，不少民间艺人为生计入宫廷为贵族献艺。这样民间的“角抵戏”便流入宫廷。角抵到秦时已有大的发展，在民间、宫廷均有活动。在《史记·李斯传》中记载：“方作角抵俳优之观。”又据《史记·滑稽列传》载：“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
  早在始皇十年（前237），李斯在他劝致秦王的《谏逐客书》中就关于秦历来集大成者之惯例：“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像》者异国之乐也。”这些记载表明秦建国之前便有博大地广收各国民间传统乐舞以充实之的做法。据《史记·李斯传》史载：始皇与二世均好“世俗之乐”，二世且“尤以为娱……极意声色。”又载：“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轂抵，俳优之观，李斯不得见。”这是“角抵戏”最早见于《史记》的记载。在秦陵中埋葬着的秦代宫廷乐舞规模排场可以与已出土的兵马俑坑相媲美。
  这里的“毂”应为“角”，“角”抵戏，也是“百戏”的另称。梁任肪《述异记》中说：蚩尤是个头上长角的怪物，“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曰《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以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父颖注释：“名此乐为角抵，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师古注释：“抵者，当也。非谓抵触。”又据《史记·乐书》载：“蚩尤氏头有角，与黄帝斗，以角觝人。今冀州为蚩尤戏。”1954年，在西安沣镐出土的西周墓葬透雕铜牌上镌有两人相抱对逐角力的角抵图像。反映西周时期角抵游戏竞技情况。
  作为角抵这种表演形式，近代学者各述其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是由伶人着装，当众表演并伴之于乐，有一定的情节性的演出形式，在汉文帝《纂要》中曰：“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这一记载便确定了角抵俳优形式形成的大致年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戏，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文中所言“三军”，“兵”均是双方矛盾加剧而后付诸于武力而生的。“戏”字从“戈”，“剧”字从“力”，表示戏剧的源头在于用力或武器争斗。有学者云：“角力与战斗，是戏剧的原始形式。”戏剧，表现的人与人争斗，或人与兽搏斗，或兽与兽中的冲突。戏剧发展至今，矛盾冲突是戏剧的灵魂，其源头理应在此。“‘角抵’与‘大傩’便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两种原始戏剧形式”。①
  许慎《说文解字》又释“戏”为“俳”，即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表演，释“倡”为“乐”，即使人发笑的滑稽表演，桓宽称角抵、百戏为：“倡优奇变之乐”（《盐铁论》）。《汉书·霍光传》载：“击鼓歌唱作俳优”。可见当时表演形式是便歌便乐节的，成都羊子山东汉墓出土的击鼓说唱俑形象生动，左手怀抱小鼓，右手拍击，右腿前跪，面部表情喜乐融融，风趣盎然。据传《荀子·成相篇》便是以劳作或歇息时说唱之“相”（相者击地为节也）体裁写就的讲唱词，这些史料记述了先秦时出现的说唱音乐概貌，已有戏曲之萌芽。
  百戏，又名散乐，先秦的一种宫廷乐舞。专指六乐及小舞以外的由低级乐官掌握的民间乐舞。《周书·宣帝记》曰：“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使常在目前。”《旧唐书·音乐志》载：“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如是杂变总名百戏。”宋代散乐有“杂手艺”、“歌舞”或“杂剧”之称，而宋元的戏曲音乐亦容含着宋前歌舞杂戏的曲牌曲调。宋元之后，散乐多指一般民间艺人及专业戏曲艺人，如元代，山西洪洞壁画演戏图中，横幅书有“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便是民间戏曲艺人演出的记实。这些史实记述真切的表明了戏曲艺术的形成、发展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自先秦以来形成的“百戏、散乐”经历了各地各民族间的交流相容，它为后人促成为完整的戏剧艺术种类做了铺垫。
  秦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包括角抵、杂技、武术、幻术、民间歌舞、杂乐、俳优、说唱，杂戏等等多种表演形式所总称的“百戏”、“散乐”。他们尽管具备了戏曲的一些基本因素，但所包含的故事情节是浮浅而又粗放的，只能说“百戏”，“散乐”等含着后世戏曲的某些原始因素。因为先秦时代的人们的审美意识，审美需求，还没有上升到以综艺为一体的那么一个高度，这是社会文化发展历程的阶梯所限，但秦汉之际毕竟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初期，比之夏商时期更加体现出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过渡。《史记·卷六》记秦嬴政：“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励精图治26年，得以一统天下，是秦王朝的兴盛顶浪期；至二世即位进入低谷期。二世沉湎于酒色俳优美人侍立于则，竟然发昏到要用漆漆城，幸亏优旃进言才制止了这一愚想，在《史记·滑稽》中记载：“秦二世欲漆长城，优旃佯装赞同，并奏请秦二世，城墙漆后需晾干，须备比长城大的荫室，这荫室如何搭盖？秦二世闻之，笑而作罢。”秦二世为赵高所惑，沉溺于声色，尤以为娱。“二世在甘泉宫作角抵，俳优，斯不得见。”这些记载表明了秦二世远忠良，近奸謀，昏于俳娱，至使秦亡的重要原因。但作为戏剧的萌芽，角抵或可为后世舞台上由二人相互交流，载歌载舞表演故事情节、演出形式的出现为借鉴，或可是其祖源。从秦王朝一统以来，广收各方乐舞百戏“优以为娱”。从另一侧面也可以推测出秦十数载是甚重各类乐舞发展的，宫廷所好必使百官效仿，而贵族各层亦向民间收集各类曲舞，极大地推动乐舞百戏的繁荣。
  秦既亡，但文化的延续是不会因为统治阶层的更换而割断。至汉武帝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日盛。百戏散乐倍受宫廷贵族的青睐，武帝重设“乐府”，广范收集民间曲舞，京城长安是当时歌舞百戏演艺的中心。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至元丰三年（前108）两次西巡，驻跸平凉，登崆峒山祭以礼乐，并将平凉一带的音乐舞蹈带回长安。据《汉书·武帝记》载：“夏，京师民众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又载：“三年春，作角觝戏，三百里内皆观。”这些记叙描述了汉武帝这个开明的君王喜好百戏，倡导散乐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它的底蕴应是安定富庶，使万民同乐达到“三百里皆观”的局面。到东汉时百戏盛演不衰：张衡在《西京赋》中详细地记叙了当时长安表演“百戏”的生动场景：“..大驾幸乎平乐之观，张甲已而袭翠被，攒珠宝之玩好，纷瑰丽以侈靡。临回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撞，冲狭燕濯，胸突阔锨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委婉，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从这些记叙可以看出当时“百戏”演出的盛况。其时的京都长安所演乐舞百戏多过十余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张衡在《西京赋》中所记《总汇仙倡》即是歌、舞、乐融为有机整体的大型歌舞剧。从各县出土六百余汉代画像石上反映有：乐舞图、鞬鼓舞、七盘舞、相和舞、清商曲、可采莲、巴渝舞、白泞舞、蹴鞠、投壶、六博、幻术、击剑、气功等。另一块“七盘舞”画像石上有一版八盘，分列三行，舞者长袖罗衣，登盘表演；另一舞者头戴尖帽，形似侏儒，似在插科打诨，风趣表演。在三辅一带出现了角抵戏《东海黄公》。《西京杂记》云：“三辅人俗目以为戏，汉武帝亦取以为角抵戏焉”。
  从山东济南亚影山出土的汉乐舞杂戏俑群（见图）和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上雕刻的《角抵百戏图》，四川成都扬子山汉墓出土的乐舞百戏画像砖中可视的表现了当时百戏演出的状况。
  《西京赋》所描述地内容均是御前献艺的角抵戏，其中最初“以歌舞演故事”的百戏戏目当属《东海黄公》。《西京杂记》对剧情有详细记载：“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负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往厌（即伏）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表演时一人扮老人黄公，用深红束巾系发，手执赤刀，一人扮虎形，二人表演的“搏斗”虽有“角抵”之意，但并非着力分胜负，而是歌舞、虚拟表演表现剧情，黄公终被白虎所杀，已具故事情节。《东海黄公》的表演确已具备由演员扮装，以歌舞间或有宾白演故事的形式，它应是戏剧早期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