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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平六国，“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一统集权的封建帝国，实施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颁布了一系列统一的各种政令，修道开渠筑城又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一时间秦帝国呈现出统一与多元化文化态势。秦中央政权对各地各类文化进行吸收整理甄别，同时尤其重视对各地乐舞文化的收集整理，吸收其优秀成果。《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始皇令人绘制该国宫室图样，仿建于咸阳北坡上，并将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关中共建宫室一百四十五处，积聚女乐倡优万余人，纵歌作乐。”1977年从始皇陵断崖出土的有错金篆书铭文的“秦乐府钟”表明，秦时已设立击司乐舞的“乐府”机构。它的设立史实证明对秦汉之后文学音乐的发展繁荣意义深刻广大。《三辅黄图》卷一记载，仅上林苑宫殿“庭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灵，千人唱，万人和。”以此可知秦时乐舞欢娱活动在关中已十分盛行。
  第一节 角抵 百戏
  宫廷贵族的宴享日趋奢靡原有的祭祀性乐舞已显僵化，缺乏新意。为满足娱慾，便向民间搜集乐舞，不少民间艺人为生计入宫廷为贵族献艺。这样民间的“角抵戏”便流入宫廷。角抵到秦时已有大的发展，在民间、宫廷均有活动。在《史记·李斯传》中记载：“方作角抵俳优之观。”又据《史记·滑稽列传》载：“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
  早在始皇十年（前237），李斯在他劝致秦王的《谏逐客书》中就关于秦历来集大成者之惯例：“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像》者异国之乐也。”这些记载表明秦建国之前便有博大地广收各国民间传统乐舞以充实之的做法。据《史记·李斯传》史载：始皇与二世均好“世俗之乐”，二世且“尤以为娱……极意声色。”又载：“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轂抵，俳优之观，李斯不得见。”这是“角抵戏”最早见于《史记》的记载。在秦陵中埋葬着的秦代宫廷乐舞规模排场可以与已出土的兵马俑坑相媲美。
  这里的“毂”应为“角”，“角”抵戏，也是“百戏”的另称。梁任肪《述异记》中说：蚩尤是个头上长角的怪物，“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曰《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以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父颖注释：“名此乐为角抵，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师古注释：“抵者，当也。非谓抵触。”又据《史记·乐书》载：“蚩尤氏头有角，与黄帝斗，以角觝人。今冀州为蚩尤戏。”1954年，在西安沣镐出土的西周墓葬透雕铜牌上镌有两人相抱对逐角力的角抵图像。反映西周时期角抵游戏竞技情况。
  作为角抵这种表演形式，近代学者各述其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是由伶人着装，当众表演并伴之于乐，有一定的情节性的演出形式，在汉文帝《纂要》中曰：“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这一记载便确定了角抵俳优形式形成的大致年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戏，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文中所言“三军”，“兵”均是双方矛盾加剧而后付诸于武力而生的。“戏”字从“戈”，“剧”字从“力”，表示戏剧的源头在于用力或武器争斗。有学者云：“角力与战斗，是戏剧的原始形式。”戏剧，表现的人与人争斗，或人与兽搏斗，或兽与兽中的冲突。戏剧发展至今，矛盾冲突是戏剧的灵魂，其源头理应在此。“‘角抵’与‘大傩’便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两种原始戏剧形式”。①
  许慎《说文解字》又释“戏”为“俳”，即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表演，释“倡”为“乐”，即使人发笑的滑稽表演，桓宽称角抵、百戏为：“倡优奇变之乐”（《盐铁论》）。《汉书·霍光传》载：“击鼓歌唱作俳优”。可见当时表演形式是便歌便乐节的，成都羊子山东汉墓出土的击鼓说唱俑形象生动，左手怀抱小鼓，右手拍击，右腿前跪，面部表情喜乐融融，风趣盎然。据传《荀子·成相篇》便是以劳作或歇息时说唱之“相”（相者击地为节也）体裁写就的讲唱词，这些史料记述了先秦时出现的说唱音乐概貌，已有戏曲之萌芽。
  百戏，又名散乐，先秦的一种宫廷乐舞。专指六乐及小舞以外的由低级乐官掌握的民间乐舞。《周书·宣帝记》曰：“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使常在目前。”《旧唐书·音乐志》载：“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如是杂变总名百戏。”宋代散乐有“杂手艺”、“歌舞”或“杂剧”之称，而宋元的戏曲音乐亦容含着宋前歌舞杂戏的曲牌曲调。宋元之后，散乐多指一般民间艺人及专业戏曲艺人，如元代，山西洪洞壁画演戏图中，横幅书有“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便是民间戏曲艺人演出的记实。这些史实记述真切的表明了戏曲艺术的形成、发展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自先秦以来形成的“百戏、散乐”经历了各地各民族间的交流相容，它为后人促成为完整的戏剧艺术种类做了铺垫。
  秦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包括角抵、杂技、武术、幻术、民间歌舞、杂乐、俳优、说唱，杂戏等等多种表演形式所总称的“百戏”、“散乐”。他们尽管具备了戏曲的一些基本因素，但所包含的故事情节是浮浅而又粗放的，只能说“百戏”，“散乐”等含着后世戏曲的某些原始因素。因为先秦时代的人们的审美意识，审美需求，还没有上升到以综艺为一体的那么一个高度，这是社会文化发展历程的阶梯所限，但秦汉之际毕竟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初期，比之夏商时期更加体现出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过渡。《史记·卷六》记秦嬴政：“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励精图治26年，得以一统天下，是秦王朝的兴盛顶浪期；至二世即位进入低谷期。二世沉湎于酒色俳优美人侍立于则，竟然发昏到要用漆漆城，幸亏优旃进言才制止了这一愚想，在《史记·滑稽》中记载：“秦二世欲漆长城，优旃佯装赞同，并奏请秦二世，城墙漆后需晾干，须备比长城大的荫室，这荫室如何搭盖？秦二世闻之，笑而作罢。”秦二世为赵高所惑，沉溺于声色，尤以为娱。“二世在甘泉宫作角抵，俳优，斯不得见。”这些记载表明了秦二世远忠良，近奸謀，昏于俳娱，至使秦亡的重要原因。但作为戏剧的萌芽，角抵或可为后世舞台上由二人相互交流，载歌载舞表演故事情节、演出形式的出现为借鉴，或可是其祖源。从秦王朝一统以来，广收各方乐舞百戏“优以为娱”。从另一侧面也可以推测出秦十数载是甚重各类乐舞发展的，宫廷所好必使百官效仿，而贵族各层亦向民间收集各类曲舞，极大地推动乐舞百戏的繁荣。
  秦既亡，但文化的延续是不会因为统治阶层的更换而割断。至汉武帝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日盛。百戏散乐倍受宫廷贵族的青睐，武帝重设“乐府”，广范收集民间曲舞，京城长安是当时歌舞百戏演艺的中心。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至元丰三年（前108）两次西巡，驻跸平凉，登崆峒山祭以礼乐，并将平凉一带的音乐舞蹈带回长安。据《汉书·武帝记》载：“夏，京师民众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又载：“三年春，作角觝戏，三百里内皆观。”这些记叙描述了汉武帝这个开明的君王喜好百戏，倡导散乐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它的底蕴应是安定富庶，使万民同乐达到“三百里皆观”的局面。到东汉时百戏盛演不衰：张衡在《西京赋》中详细地记叙了当时长安表演“百戏”的生动场景：“..大驾幸乎平乐之观，张甲已而袭翠被，攒珠宝之玩好，纷瑰丽以侈靡。临回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撞，冲狭燕濯，胸突阔锨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委婉，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从这些记叙可以看出当时“百戏”演出的盛况。其时的京都长安所演乐舞百戏多过十余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张衡在《西京赋》中所记《总汇仙倡》即是歌、舞、乐融为有机整体的大型歌舞剧。从各县出土六百余汉代画像石上反映有：乐舞图、鞬鼓舞、七盘舞、相和舞、清商曲、可采莲、巴渝舞、白泞舞、蹴鞠、投壶、六博、幻术、击剑、气功等。另一块“七盘舞”画像石上有一版八盘，分列三行，舞者长袖罗衣，登盘表演；另一舞者头戴尖帽，形似侏儒，似在插科打诨，风趣表演。在三辅一带出现了角抵戏《东海黄公》。《西京杂记》云：“三辅人俗目以为戏，汉武帝亦取以为角抵戏焉”。
  从山东济南亚影山出土的汉乐舞杂戏俑群（见图）和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上雕刻的《角抵百戏图》，四川成都扬子山汉墓出土的乐舞百戏画像砖中可视的表现了当时百戏演出的状况。
  《西京赋》所描述地内容均是御前献艺的角抵戏，其中最初“以歌舞演故事”的百戏戏目当属《东海黄公》。《西京杂记》对剧情有详细记载：“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负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往厌（即伏）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表演时一人扮老人黄公，用深红束巾系发，手执赤刀，一人扮虎形，二人表演的“搏斗”虽有“角抵”之意，但并非着力分胜负，而是歌舞、虚拟表演表现剧情，黄公终被白虎所杀，已具故事情节。《东海黄公》的表演确已具备由演员扮装，以歌舞间或有宾白演故事的形式，它应是戏剧早期的雏形。
  第二节 疏通丝路
  汉初，西域各国已是“城郭之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汉书·西域传》）这些大小诸国强弱不一，经济文化发展参差不齐，但随着历史进程都已先后进入封建社会。汉武帝时，西汉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强盛，出于军事需要和欲疏通中原与西域诸方在政治、经济、商贸、文化的交流，欲派使节出使西域。“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骨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①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使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历经十三年之久，取道昆仑北麓（此道即后之南道）返回长安，尽管没有达到初期设想的出使月氏与之结盟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但却带回了大量关于西域诸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生产等方面的信息。“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②
  张骞接着又向武帝奏报：“臣在大夏时，见邛竹仗，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涩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③
  这段文字记述了早在西汉之前已有商贾之驼旅民间交往。运到印度（身毒）国的我国四川的有邛竹杖、蜀布等，邛山又名崃山，生高节之竹，布乃四川细布。张骞的奏报对汉武帝加强统一西域的意想更为坚定。于前119年再次派遣张骞二使西域诸国，进一步推进发展了中原集权与西域诸国及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了中原汉民族与西域各部族间的交往，使得汉使往西域的使臣“相
  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使老者多十余，少者五六辈。”①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乌孙发释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后岁余，其所遗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张骞二使西域其历史价值当今学者多有褒奖，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其《张骞西征考》中说：“张骞之凿空即彼之西域远征，在中国史上实为破天荒之快事”。历史学者王仲翰评述：“张骞通西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开了中亚交通的道路，使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先进文化传入西域，并远达欧洲。西域各族的文化也对中原产生了影响，葡萄、胡瓜、胡葱、苜蓿等许多新品种传入内地。因而通西域不仅促进了西域各族经济文化发展，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其后乌孙竟与汉通婚。”这样更加亲密了中原与乌孙诸国间友好关系。
  由此西域各国的使节，商贾也络绎不绝接踵而来，丝绸之路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武帝元狩至元鼎年间先后在河西设立四郡以通西北国。河西四郡、两关的先后设立拉开了中原一统西域的序幕，作为丝绸之路东西段交接点，促使中原与西域乐舞、散乐的相互流通，作用是深远而又重大的。
  第三节 丝绸古道
  丝绸之路的东亚、中亚线连接了亚、欧、非三大洲，它起始于汉时的长安，西经陕、甘、青、新疆，贯穿中亚西亚达欧洲文化之源罗马和非洲文化中心埃及地区；南接文明古国印度。它穿过茫茫的沙漠戈壁，越过千年冰雪封冻的险山峻岭，跨过怪石嶙峋的岩石漫坡，穿过广袤无垠肥沃碧绿的草原森林，渡越无数的急流险滩和干涸的河床，把一个个绿洲和文明故地连接起来。
  陆路丝绸之路沿袭历史文化交往进程，把它惯称为东、中、西三段，其中中段过黄河，入乌鞘岭，进河西走廊，历来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道，它把中原和西域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自西汉武帝始，为开拓丝绸之路，扩疆保土，在此线逐步设郡建府，命名了一批具有历史意义的史实地名，一直保持至今。今天河西走廊一线的历史名城武威（凉州）、张掖（甘州）、酒泉（肃州）、敦煌（沙州）市的名称便是西汉王朝时期自公元前121年起逐步设置的。据《汉书·西域传》序中载：“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并在境内设禄福，乐涫二县，郡驻禄福县..。“酒泉”一名的来历很有戏剧性特征，据传：骠骑将军霍去病逐敌凯旋，驻扎于今酒泉湖浜，武帝即赐御酒一坛千里迢迢运至军中，将军言；功在全军将士用命，岂能独享？随倾酒入泉与众将士同饮，共庆胜利，此后此地便叫酒泉。
  酒泉郡的设置是汉王朝面对西域所建的桥头堡；亦是丝绸之路东段与中西段的关隘，文化交往的枢纽。酒泉郡设置不久，汉王朝于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又置张掖郡，领十县，“张掖”者：即“张臂掖国，以通西域”之意。“隔绝匈奴、南羌、断匈奴右臂。”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武帝首先是从政治军事考虑：“张掖属国，精兵万骑，断绝河津，足以自守”（见《窦融论》）。
  武帝于同年又设敦煌郡，建郡之初“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随后移民屯田，中原地区的各种技术、经验得以传播交流，从而逐步改变了这一区域移民们的生计方式，进入了农牧繁荣的新时期。“敦煌”之名，东汉著作家应劭注释曰：“敦，大也；煌，盛也。”大而又盛之名，至今看来名副其实。自敦煌建郡以来，便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西陲重镇；“出塞”、“入关”的咽喉要地；历史文化名城；“佛教艺术圣地”和四大文化体系汇聚之地。对西域即中亚丝路文化的影响、传播，其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昭帝之后，于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设武威郡，拜霍光、孙婧为太守，统领十县。“武威”之名意为开疆拓土，炫耀武力与国威之意。至此，汉王朝逐步完成了丝绸之路东中段交汇之地河西走廊的政权建制，它为拓展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提供了牢固的社会文化环境，保障了丝绸之路西段的畅通。河西四郡的设立不仅对西汉政权从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为以后各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传播、交流、发展意义也是积极而又深远的。仅戏曲艺术而言，流传新疆各地百年之久的秦腔、眉户、曲子等无不是在河西四郡驻留、生长、传播入疆的。
  丝绸之路的中段主要分布在我国新疆（西域），它又分南，中，北三道，南道由敦煌始，西出玉门关，穿越戈壁荒漠经楼兰沿塔克拉玛干南缘昆仑山北麓西行，过且末、精绝（今民丰县境）、扜弥（今于田县境）、于阗（今和田县境）、皮山、莎车、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县境），越帕米尔，逾依耐，无雷至大月氏（今阿富汗巴尔赫一带）；当时的北道也即是隋之后的中道，亦自敦煌经楼兰，至高昌、交河，再向西经危须（今和硕县境）、焉耆、渠梨（今尉犁）再沿着塔里木河北缘、天山南麓西行经轮台、龟兹、温宿、姑墨、疏勒（今喀什），越铁列克山道，至大宛、康居。
  丝绸之路中段北道开辟较晚，约于公元76年东汉章帝建初元年，新北道正式畅通。据《隋书》卷67《裴矩传》中收录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突厥可汗庭，渡北道河水，至拂森国，达于西海。”据裴矩介绍，新北道自敦煌西北行伊吾至蒲类（巴里坤）、再西行经庭州（吉木萨尔）、乌鲁木齐、张堡守捉（今昌吉）经石漆河（精河）至弓月城（霍城）附近向西南至碎叶。
  河西走廊位于祁连山以北，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以南，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曼延数千里。汉武帝元狩二年起设四郡置两关以来，便大规模的移民屯田，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凉、甘、肃、沙四州成为这一地区的绿洲，同时也被称为通向西域的“绿洲桥”，东西交通的要冲。敦煌郡所设阳关、玉门关成为丝绸之路东中段相通的重要关口，它所起到的职能和功能是多重的，它增进发展了西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政治使团交往，官民商贸交往，以及文化艺术交往。当时的丝绸之路上出现了中外使者相望于道的频繁景象。中外各国的政治文化交往更促使了商贾贸易的空前繁荣，真是“殊方弄物四面而至”，便是当时的真时写照。
  除上述三条主道之外，西汉王朝还打通了连接吐鲁番盆地与天山北麓吉木萨尔一线博格达山路，把山南的车师前国与山北的车师后国贯连起来。另外，还有很古时期民间往来开辟的山道如：七角井，大石头间的山道；吐鲁番，乌鲁木齐间的达坂城道；连接阿克苏至伊犁方面的木素尔岭道等。这些纵横交错的古道为天山南北居民的文化交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些古道的流通运载传播了中原与西域各地间的各类文化，使之萌生发展，成型至盛。
  仅从军事上言，汉使与西域诸国使者商贾往来于丝绸之路，常受到楼兰，姑师小国及匈奴骑兵攻击，于是武帝派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以击胡，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这段记载表述了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流要有一个安定的保障，他们为丝绸之路畅通也为乐舞的传播起到了护法神的作用。
  “乃悉从外国客..以览视汉厚富焉大角抵，出奇戏，多聚观者，而角抵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使者更来更去。”①这段记述是张骞二次通使西域后，大汉帝国与周边及西域各国与汉朝开始频繁交往，而汉宫以戏娱搭台施行政治一统的记史。
  第四节 屯田制
  汉朝为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扫清沿途中的种种干扰威胁势必驻军防守，粮草给养从中原运输亦有种种不便，因而施行屯田，它为筹集军粮，减轻国库负担，开疆扩土，保国安民“断匈奴臂”意义是重大的。西汉置使者校尉即在西域屯田：“初置校尉，屯田渠犁。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犁，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①。在这段史记中西汉与匈奴曾五争车师，因车师是西域的门户，但最终还是郑吉凭渠犁一线屯田区作根据地，率屯田士卒民众破车师，维护了丝绸之路南道。
  汉代屯田制始于文帝时期，汉文帝纳晁错《募民役塞下书》的建议，行屯田政策，立收显效，因而汉庭沿袭下来，武帝元封年间起，在西域屯田直到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历时数百载为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交流了生产技术与生计经验，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伊吾（哈密）地宜五谷、桑麻、葡萄”。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蚕桑已在塔里木盆地一带普遍发展起来，在《北史·西域传》中记述：“高昌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焉耆一带：“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畜有驼、马、养蚕。不以为丝、唯充锦纩”。于阗则：“土宜五谷并桑麻”。
  “人们首先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②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既表现出它的本能又体现出它的文化内函。
  西汉自张骞二出西域到郑吉破车师，威震西域，置大都护府，把西域统一在祖国版图由汉中央政府管辖历经半个世纪，完成了政治一统大业，它为发展生产促进生产技术交流、繁荣农牧经济，商贸交易提供了巩固的社会保障，同时，作为文化艺术载体的边民、驻军、兵屯、民屯这些群体必然的会在他们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对一系列的精神需求表现出强烈的欲望来。那些来自汉朝的民屯、兵屯们把他们在当地民间喜闻乐见的各种艺术形式西移到各个屯田区域，这便出现了中原内地文化西移与西域各民族文化艺术形式相融的局面，并随着西域各地各种官民使团与中原政府的交往和民间往来把当地的乐舞和百戏东渐至中原各地。屯田制的本身形成为一种事业、国策，而历汉、魏、晋、隋唐至明、清至今沿袭不衰。由于历史文献保存有限，当时的史官、著史只重视政治军事大计，对于西汉屯田时期的民间乐舞、百戏散乐现象不可能载入“正史”，但是屯田事业沿袭至清代便出现了较多的有关戏曲，百戏活动的描述。
  第五节 乐舞百戏交流趋盛
  汉朝与西域诸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均是由官方所为，乐舞、杂艺等类也首先是由汉宫与西域诸国王庭贵族阶层进行。据史料记载，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元封三年（公元前108），曾前后两次西巡，驻跸平凉，登崆峒山祭以礼乐，并将平凉一带的乐舞带回长安。在《辽史·音乐志》中记载：“汉武帝以李延年典乐府，稍用西凉之声。”其时所谓西凉之声即月氏人所创月氏乐舞，如“柘枝舞”、“胡旋舞”、“胡腾舞”等。
  汉武帝于元鼎年间先后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向陇西及河西四郡移民数十万，使汉文化大量传入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一带，加速了这一带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交流的交流和融合。近年出土于静宁西汉早期玉磬十五件，华亭出土东汉编钟九件，是两汉时期中原文化西渐丝绸之路的情景。
  《晋书·乐志》记载“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长安），惟得摩珂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这段记载着重的描述了张骞二使西域不仅肩负着政治使命，同时也把中原的乐舞百戏带到了西域，经交流，又带回了西域的《摩珂兜勒》曲。又据崔豹《古今注》称：“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京惟得《摩珂》《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汉书·佞幸转》载：“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李氏因受过腐刑，沦为太监专饲宫中猎犬。《汉书·外戚传》记载，由于他：“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李延年善舞亦能歌，史称“延年善歌”，“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之外，擅长作曲，《史记·乐书》和《汉书·礼乐志》均有他作十九章的记载，也即是《郊祀歌》十九章，其中一篇祀日神的颂歌词曰：“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邪为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徕下。”公元前112年汉乐府设立，后二年李延年入乐府，得到武帝宠爱而被厚封为协律都尉。李氏依优厚的条件，运用外来音乐，进行加工创作，以一部胡曲为素材改编出28首新乐。“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也即是在汉文化的基础上有机地吸收了胡曲风格特点，使之融于中原音乐文化的血脉之中。李延年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上最早明确记载善于运用外来音乐进行融合、加工、再创作的人，在那个历史时期为中西各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后世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楷模，影响是深远的。作为封建时代的音乐家，他能够重视外来音乐和民间音乐，也是难能可贵和具有远见卓识的。这是史载的一次重要的中原与西域乐舞交流的记载，西域诸国历来与中原各种交往不断，各种文化的混合体被各区域民众相互认同也属正常。这些加工编创新颖的套曲对《相和曲》的产生及对散乐、百戏音乐的影响和渗透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一时期，中原乐舞、散乐、百戏也随着政治的需要以和亲契机输入西域：“汉元封中，遗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委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夫人。”随同前往的官府太监，侍御中有不少乐舞百戏艺人，他们的表演活动对该国贵族各阶层，以及百姓和当地的优伶们定有影响。
  《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105）欲联谊西域乌孙，派遣细君公主与其联姻，细君公主抵乌孙后思乡之情日甚，常与同行乐人抚琴吟歌，并作《黄鹄歌》一首以寄托思绪：“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实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些中原歌乐对乌孙王老昆莫及其王室众族及下民不无影响。①
  后二年，武帝出于“欲与乌孙共灭胡”的政治大计：“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优为公主，妻岑陬。”②这次婚联，尽管史书对随公主西出随员没有记载，但既然是以汉朝公主的身份，所属官宦侍御定不会少于细君公主，其中乐戏艺人也是在其中的。
  元康二年，乌孙为与汉联婚重亲：“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遗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取少主。上以乌孙主解优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学乌孙言。”③这里记述了汉朝为更有效便捷的结联乌孙把随同的各类侍御都集中于上林学习乌孙的语言，而入汉来的三百余人在京城各地参观、游乐，其中不乏观赏学习百戏散乐的活动。与此同时，汉帝频频对外交往举行乐舞百戏盛情款待西域及各国来使：“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遗之。”④这些举动，无疑会对汉乐舞、百戏起到了传播作用。
  宣帝时，解优公主长女来长安学鼓琴，学成之后返回途经龟兹，龟兹王绛宾甚慕爱，经报公主允许，与龟兹王绛宾结为夫妻，甚为恩爱，和亲联姻不仅在政治军事上达到了联盟，缓解边关异族袭扰，而且有效地促进了中原与西域诸国间的友好交往，为繁荣丝绸之路商贸文化，散乐百戏的传播意义是深远的。
  元康元年，龟兹王绛宾与妻弟史一同来长安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在《汉书·西域传》中如是记载。后来龟兹王皆同弟史公主多次携带大批随使来朝进贺。他们往来多次，朝贺过程中把中原乐舞与散乐百戏传入龟兹国，同时又把具有当地风格特色的乐舞带入中原。弟史公主与绛宾为之后繁盛的龟兹乐舞的兴起所做的铺垫，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汉书·西域传》还如实记载了龟兹王绛宾对汉朝廷所设严格的礼仪制度，礼乐及服饰制度有极大的兴趣；“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①这些记述表现了龟兹王对汉文化各个层面极力学习模仿的情景，在这之中也不乏对汉朝关中一带所盛行的百戏、散乐行效仿之举。
  而且这些文化艺术的频繁而又密切的交往一直延续了下去。“绛宾死、其子承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是亦甚亲密。”汉视其若家人，这种以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友好往来，使百戏散乐以及宣、元帝时期乐律方面的发明和各种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得以传播，尽管表述在汉廷贵族与龟兹王廷之间，但由此为使国富民强，必然会逐渐波及幅射影响传承于龟兹下级阶层及至民间百姓之中。
  地节三年（公元前116），“郑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车师地以实之。”②又载：“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与此同时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③
  元帝时，“复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见《汉书·西域传》）“明年..固，忠至天山..留吏士屯伊吾卢城。”④“顺帝永建六年（公元前131）.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后令开设屯田，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⑤等等。
  汉末中原战乱，不少人士西迁至丝绸之路河西一带避乱，使得中原儒学及诸多典籍及乐舞文化流入河西一带得以保存。这些乐舞随后与当地各民族乐舞经长期交流融合，渐渐形成“西凉乐”，西凉乐在前秦时期称“秦汉伎”，也即前凉时的宴廷乐舞清乐。之后，吕光西征回国，在武威建立后凉，把从西域诸国带回的“奇伎异戏”与河西一带乐舞加以融合，置为后凉宫廷乐舞。东晋十六国时，丝绸之路河西长廊沿线建立若干小国，河西六国中的前凉，一度兴盛，国力大增，西域及中亚一带诸国向其朝贡，天竺遣使，贡物中就有十二人一组的乐舞队以及九种乐器和歌曲、舞曲等。前凉宫廷乐舞大兴，成王时为与匈奴求和曾献“女伎二十人”等物。
  大量不同时期有关屯田的历史记载，表明了自汉在河西初置酒泉、张掖、敦煌郡便开始实行的屯田制一直延续下来。在现今的轮台、沙雅、若羌、新和等地，曾发现过两汉屯田遗址。前面已表述过屯田区的军民，对传播交流关中百戏散乐所起的作用，那么龟兹王廷贵族各阶层热衷于效习汉礼乐仪制，必然也影响到各个屯田区域，而屯民们与当地各族边民们在日常长期的经济生产娱乐的交往中融合，从而派生出具有当地民族风格的乐舞、散乐形式，这些社会各阶层的文化交融也应是后来龟兹乐舞兴盛的社会基础之一，也即是：龟兹歌舞戏的逐渐形成至盛。汉文化也是它孕育萌芽的基因之一。
  两汉自高祖建朝至献帝衰亡，历时四百余载，沿袭了前朝的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则采歌谣，被声乐，其来盖亦远矣。”①从宋人的概述中可见汉廷是非常重视民间歌谣乐舞的，乐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采集民间歌谣。
  “武帝定郊祀之礼..乃力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②可见汉廷是非常重视民间歌谣乐舞的，乐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采集民间歌谣。并组织专人整理加工，创作新词、新曲以供宫廷之用，除宫廷朝仪郊祀严格的礼乐制外，包括武帝本人都对来自民间经过加工整理，轻松活泼引人人胜，具有故事情节的百戏、散乐情有独钟。甚至在接待外国使者、西域蕃王时都要与其同乐。
  至此，可以说汉时的宫廷乐舞是沿袭传统和基于收集整理各地的散乐为基础的，而百戏、散乐是西汉时期犹为普及和倍受贵族及社会各阶层深喜爱的一种表演形式，是集各艺术种类趋于一体的初级形态，是后代戏剧艺术发展的萌发期，孕育期。

①任常侠：《关于我国音乐舞蹈与戏剧起源的考察》。 ①《史记·大宛传》。 ②《汉书·西域传》。 ③《汉书·张骞传》。 ①《汉书·张骞传》。 ①《汉书》。 ①《汉书·西域传》。 ①《汉书·郑吉传》。 ②《马克思恩格斯传》。 ①②③④《汉书·西域传》。 ①③《资治通鉴》卷二五。 ②《汉书·西域传》。 ④《汉书·窦固传》。 ⑤《资治通鉴》卷五一。 ①宋郭茂倩《乐府诗集》。 ②《汉书·礼乐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