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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领先，雄居于世的西周时期，至周成王时已制定了整套较为完整的礼乐制度，并建立了宫廷雅乐体系和颇具规模的王廷乐舞教习机构——大司乐，大司乐汇集了自黄帝以来的《云门大卷》、尧乐《大咸》、舜乐《大韶》、禹乐《大夏》、汤乐《大濩》、周乐《大武》等六代乐舞。之外还有专供祭祀所用的《帗舞》、《羽舞》、《皇舞》、《旄舞》、《人舞》等。这时期，角力与竞技、杂艺表演也较为活跃。之外《诗经》记载，其时乐器已发展到29种。八音乐器已基本发展完毕，其中钟、馨、铃等金石乐器以及鼓、缶、柷、箫、籲、笙等木、土、竹类乐器被广泛用于乐舞表演中。1954年出土于西安普渡村周墓的三枚编钟便是那段历史时期周代乐器的见证。
  王庭用于祭祀大典宴享时，规模宏大的典礼乐舞“六代之乐”，用于祭祀天、地、日、月、祖宗，颂扬统治者之文功武德，教化后人。在表现形式上造成：“宽而静，柔而正”，“广大而静，疏达而信”，“恭俭而好礼”的氛围，以感动在场者，六部乐舞惟有《大武》的内容形式结构在文献中有保存记述。在《乐记》中记述孔子与宾牟贾的对话：“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戳缀，以崇天子。”大意是说：第一段舞队自北而出场，肃立以待诸侯的来临（“久立于掇，以待诸侯致”）。第二段表现灭纣的胜利，舞作各种击刺动作以示军威（“来振之而驷伐，威盛于中国”）。第三段伐纣凯旋复向南方进军。第四段平南方。第五段以周召公为首，分左右两队象征辅佐朝政（“武乱皆坐，周召公治也”）。第六段舞队合并齐赞周朝强盛，武王英明（“六成复掇，以崇天子”）象征着同心协力、精诚合一、共兴周室、长治久安。
  西周的宫廷乐舞《大武》从结构上看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动结合，使观众从情绪上有些缓冲的余地，可谓是起承转合，波浪式行进，目的是为了表达一个主题。从表现形式上看，它集各种因素于一体，包容了乐、舞、歌、辞、妆、武、技，表演程式有情有节，通过六个大的场景使用了以上所述的各种组合因素来表达这个主题：赞颂周王朝久盛不衰，武王文功武德深得民心，良臣辅政庶尹同心，长治久安。这部大型乐舞犹如一部创业史诗，它记述了西周王朝伐纣除暴一统中原的历程。从整体结构和形式表现上为后人编排类似大型诗史做了范例，同时由于《大武》这部宫廷乐舞具有“以歌舞演故事”的因素在其中，表现的是英雄故事，所祭祀的是人而非神，已远离了原始宗教祭祀模式，走向戏剧模仿表达，运用了结构因素，它应是早期“歌舞剧”的雏形。
  其余如祭祀威力无比神秘莫测天神的《云门大卷》，祭承载万物哺育生灵的地母之神的《大咸》，祭四方之灵的《九韶》，祭拜山川神灵的《大夏》，祭奠先母的《大濩》剧之雏形体式。
  宫廷大型祭奠性乐舞气势恢宏，观者无不为之震憾，展现出周王朝文武兴国的威仪。在民间周朝所辖关中一带教习歌舞之风十分盛行。据《礼记·内则》记载：“时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当时许多民间颇具乐舞技艺者被选入宫廷教习乐舞。这在《周礼·春官·耗人》中便有记载：“掌教舞散乐”。当时较为流行的礼仪乐舞如《躬耕舞》，“舞者用童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褥、驱爵及获刈、春播之形，象其功也。”所用乐律均采集于关中民间流行之散乐和之。可见其时宫廷教习与民间流行的礼仪乐舞已蔚然成风，且《躬耕舞》初以教田，次芟除、耕种，芸褥、获刈，之间有情有节，以乐伴舞，舞者以形体语言表述情节。
  做为戏曲组成因素的诗赋在周代，民间歌谣也十分丰富，如《诗经》中的“周南”、“召南”、“秦风”、“豳风”等，演唱时诗、乐、舞融为一体，表述诗情诗意，是三秦一带民间广为流行的一类乐舞。同样内含着萌芽状歌舞剧之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