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民间叙事诗，在我国各民族中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以汉民族为例，远在商周时代就已出现了叙事诗的萌芽。到了《诗经》时代，《谷风》和《氓》等著名的弃妇诗可算作民间叙事诗的雏形。到了“汉乐府”时代，民间叙事诗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东门行》、《十五从军征》、《陌上桑》等重要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从《诗经》时代的以反映个人恩怨为主转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在艺术上，已初具叙事诗的规模和特征。在抒情的同时明显地增加了叙事的成分，并注意选择生活断面加以描绘，来暴露社会的矛盾冲突。汉末建安时期的《孔雀东南飞》和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辞》，标志着汉民族民间叙事诗趋于成熟。虽然在产生和流传中，有文人和民间艺人加工的痕迹，但它显示出来的那种深刻的思想性和富有浓厚民间色彩的艺术品格，确可称之为汉民族古代民间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珍品。隋唐以后，汉民族的民间叙事诗在持续发展中出现了衍变。一方面，它继续保持歌咏历史传说和人物故事，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特别是佛教的兴盛和市民文学的崛起，民间叙事诗逐渐向着讲唱的道路衍变，并促进了文人叙事诗的繁荣。这时期的作品，如《敦煌变文汇录》中的《董永变文》、《燕子赋》等篇，是具有浓厚民间特色的叙事诗，从中可窥当时民间叙事诗的某种征候。宋元以后，随着工商业的日益发达，市民文学的不断昌盛，相当一部分原在农村辗转传唱的民间歌手、艺人纷纷流入城市，逐渐转化为职业或半职业的说唱艺人。民间叙事诗的不少内容，至此，慢慢衍变为说唱文学的鼓词、弹词以及诸宫调的材料了。民间传唱的民间叙事诗更多让位于专业文人、艺人创作，用于演唱的词和曲子，开始走向衰微。到了清末，除了民间还存有一些如反映当时农民起义的山歌体叙事长诗《钟九闹漕》和描写青年男女爱情悲剧的山歌体叙事长诗《崇阳双合莲》外，那种“汉乐府”时代民间叙事诗的蔚为大观，早已成为文学的历史陈迹了。
  从以上对汉民族民间叙事诗发展历史的简要介绍中可以看出，汉民族民间叙事诗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其民间文学园地中仍属薄弱领域。尽管汉民族文人创作的文学光辉遮盖了它部分光彩，但是，与少数民族民间叙事诗相比，特别是与丝路各民族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民间叙事长诗比较，它就显得略为逊色。在我国古代西域，祖祖辈辈生活在丝绸之路区域的各族儿女，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独特的地域自然环境、奇异的民族风情、富有浪漫传奇色彩的民间文学的承传形式..这一切，为丝路民间叙事诗的产生和流传提供了丰厚肥沃的文学土壤。维吾尔族的《艾里甫与赛乃姆》、哈萨克族的《萨里哈与萨曼》、《巴合提亚尔的四十枝系》、柯尔克孜族的《玛玛克—绍波克》等，这些民间叙事长诗的代表作品，使丝路民间叙事长诗在我国少数民族民间叙事诗的艺术宝库中占据有重要的地位。它以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构成了丝路西域民间文学艺术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一环。
  第一节 丝绸之路民族民间叙事诗的产生和流传
  丝路民族民间叙事诗，是自古以来长期在西域各族人民口头创作和流传的长篇韵文作品。从广义上讲，它包括前面所论述的英雄叙事诗，与叙事性的民歌甚至韵文体的神话作品比较，大多篇幅较长，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反映西域古代社会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矛盾冲突，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和现实性。从狭义上讲，它一般不包括英雄史诗，主要指反映西域各族人民爱情婚姻题材的叙事诗、历史传奇题材的叙事诗以及宗教题材及其他类别的叙事诗。作品所反映的时间大多从奴隶社会末期到整个封建社会时期。本章所涉及的民间叙事诗，基本上囿于狭义范畴内。
  前面我们论及到，西域奴隶社会产生了雄奇悲壮的英雄文化，出现了一批以《玛纳斯》、《江格尔》为代表的英雄史诗。可以说，英雄史诗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学成就为西域英雄文化在丝路民间文学领域中所结下的累累硕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历史发展到了封建社会阶段，西域英雄时代的那种大征战、大迁徙，关系到整个部落民族生存发展利益的频繁的战争日趋平缓和衰减，取而代之的是封建专制政权的建立。为了维护巩固封建统治，王公贵族、巴依和伯克等残酷地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激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封建宗法制度严重束缚着人们正常的劳动和生活。在这种封建私有制经济和社会制度下，个人和家庭的不幸遭遇，反抗封建专制的人物和事件已日渐取代部落民族战争，成为丝路民间叙事性韵文体作品中最主要的内容。过去那种简短的韵文体制（如民歌）已不能满足客观生活的需要，于是，在民间逐渐产生形成了一种容量大、篇幅长，能反映曲折复杂的事件，又注意刻画人物的新的艺术，这就是民间叙事诗。丝路民间叙事诗与丝路英雄史诗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丝路英雄史诗着力表现部落、民族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高大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这一切都是笼罩在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气氛中，具有史诗般的庄严性和神圣感。而丝路民间叙事诗则不然，它重在表现日常生活中各种普通人物悲欢离台的命运，揭露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小人物”的悲剧。即使是一些反映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作品，也绝无“神气”和超凡脱俗的英雄相，而注重在一系列典型环境中完成人的性格的塑造，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意义。如，长期广泛流传在维吾尔族人民中间的民间叙事诗《艾里甫与赛乃姆》。
  这部作品以青年男女主人公艾里甫与赛乃姆追求自由、纯洁、坚贞爱情的曲折经历为主线，艺术地反映了维吾尔历史上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人民对封建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的憎恶，对自由幸福美满生活的渴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强烈的反抗封建专制的斗争精神。又如，著名的哈萨克族民间叙事诗《萨里哈与萨曼》，这部作品所表现的思想主题与《艾里甫与赛乃姆》颇为相似。但在人物塑造上更加平民化，英雄史诗中那种英雄与美人的爱情婚姻模式在这里荡然无存。作品精心塑造了萨曼这个属于“黑骨头”社会底层的青年牧民的形象，他为了争取爱情自由，与“白骨头”的贵族女儿萨里哈冲破封建农奴制的族规，奋起抗争，最后双双殉情而死。作品深刻地暴露了腐朽的封建族规的残酷，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制度和贵族的阶级偏见，表达了哈萨克青年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反抗压迫的强烈愿望。
  丝路民间叙事诗的产生和发展，除了它赖以生存的古代西域以封建专制为主要社会形态的历史生活土壤外，深厚的诗歌传统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古代西域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政治动荡，经济发展缓慢，文化十分落后，不少民族没有形成自己固定的文字，口头文学便是他们唯一的文学。许多民族神话、传说、民间歌谣和史诗大都靠民间说唱艺人的口头传播得以保存。发生在各部落民族中的重大事件和日常生活事件，主要通过诗歌的形式来编说传唱。“诗言志”、“歌咏言”，便成了丝路民间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学传统。与民歌、史诗一样，丝路民间叙事诗即是这种诗歌传统的产物。离开了各民族深厚的诗歌土壤，丝路民间叙事诗的创作和发展是很难实现的。例如，反映19世纪初叶南疆喀什地区农民反抗封建统治者斗争的叙事诗《赛依提诺奇》和《娜芝桂牡》等作品，就是在当地民间流传的有关民歌和故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又如，柯尔克孜族著名的民间叙事诗《玛玛克—绍波克》，无疑在多方面受到本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的重大影响。虽然它在形式上不及史诗那样具有规模宏大、充满幻想和神话色彩的特点，但它所显示出来的叙述的庄严性，散韵相间的表达方式和雄浑遒劲的艺术风格，明显地体现出《玛纳斯》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
  丝路民间叙事诗的产生、流传和发展，离不开各民族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的创作、传播和保存。这些职业或半职业的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大多受到民族文学传统的熏陶，具有本民族文学的良好修养，加之他们惊人的记忆能力和精湛的说唱技能，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民族劳动人民的代言人。这些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不仅能够很好地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通过他们之口使优秀的民间叙事诗一代代传下去，而且他们熟悉本民族文学创作的规律和一系列表现手法，并对传统文学不断进行加工、丰富和创新。丝路民间叙事诗的产生、发展和传播，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哈萨克族的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颇具代表性。
  哈萨克族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主要包括吉拉乌、阿肯和吉尔什。在哈萨克族民间叙事诗形成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吉拉乌起着作用。吉拉乌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常充当部落首领的幕僚，作用类似于“宫廷诗人”。因为他们有可能直接接触部族诸多的历史事件与活动，因而有可能参与早期叙事诗，特别是英雄叙事诗的创作与传播。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吉拉乌逐渐退出了文学舞台。到本世纪前，我国哈萨克族民间几乎无人再提及吉拉乌了，而阿肯和吉尔什仍有相当的影响。一般说来，阿肯参与创作活动，吉尔什只参与演唱活动，不过现在人们常将其混为一谈，甚至以“阿肯”作为哈萨克民间叙事诗和民歌演唱者的统称了。在哈萨克族民间有着这样的传统：当重大的阿肯弹唱结束后，优胜者往往被败者盛情邀去演唱民间叙事诗，以对其才能和水平再次考验；平时，群众也有权要求获得阿肯称号的歌手在一定场合演唱民间叙事诗。与阿肯相比，吉尔什在演唱民间叙事诗时一般以背诵大量民间叙事诗为特长，一般不去有意改动原作；而阿肯的演唱比起吉尔什则有着更多的灵活性，演唱时不免对原作进行加工、整理，甚至部分地改造。这样，在吉尔什和阿肯的一代代承传下，哈萨克民间叙事诗得以继承、发展和保存。哈萨克民间叙事诗基本上是靠口头演唱来传播，靠口传心授来传承和保存的。但这不是唯一的方式，“文字”在哈萨克民间叙事诗创作、传播和保存等方面也发生着作用，只是因为时代不同，文字发挥效用的客观条件不同罢了。总的趋势是，时代越为晚近，文字的作用越为显著，其表现之一是手抄本越来越流行，并由于引起民间叙事诗从创作、演唱、流传、传承到保存的一系列微妙变化，甚至引起了民间叙事诗自身的变化。
  手抄本曾经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方式在哈萨克民间叙事诗的流传与传承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它在一定上程度上克服了口头演唱时空限制的缺憾，借助文字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帮助口头形式的民间叙事诗在更为广阔的范围里实现横向的传播，在更为长久的时间里实现纵向的传承。但是，随着手抄本的日益广泛流行，哈萨克民间叙事诗的口头形式越来越受到文字形式的挑战。由于手抄本逐渐为人们接受，原来的听者成为读者，他们可以不必在现场直接聆听歌手的演唱，只需去阅读手抄本，于是隔开了民间歌手同原来部分听众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与联系，使民间叙事诗口头形式的特长受到了抑制。与此同时，持有手抄本者不但能传抄，还可将此传给后人，于是原来只有民间歌手才能参与的民间叙事诗流传与传承的过程，现在又有传抄者参与进来，无形中削弱了民间歌手单纯以口头方式传播民间叙事诗的作用。此外，原来以口传心授为特点的家传和师承也逐渐辅之以手抄本的文字形式，甚至变为以文字为中心的传授，从而造就出对手抄本有较多依赖心理的民间歌手。不仅如此，手抄本大量流行也给民间叙事诗的说唱艺术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演唱者对器乐的伴奏已不如过去那样重视，可以照本或不照本地清唱；有的作品已不再用于演唱，而是以手抄本方式流传。总之，随着现代文明地发展，各种新的娱乐方式和艺术形式影响着人们的艺术心理，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以口头形式创作演唱的丝路民间叙事诗的文化传统受到严重的冲击，类似阿肯这样的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越来越少，民间叙事诗传承范围日趋缩小，这种令人担忧的事实应引起更多方面的重视。振兴丝路民间文学已成为我们每个人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
  第二节 丝绸之路民族民间叙事诗的思想艺术特征
  丝绸之路民间叙事诗是一种以叙事和塑造人物为主的民间文学形式。丝绸之路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为民间叙事诗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丝绸之路民间文学中诸如史诗、民歌、神话、传说等，又为其流传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这些，使丝绸之路民间叙事诗，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在整个丝绸之路民间文学艺术园地中呈现出较为成熟的叙事性的诗歌群体。
  从总体和宏观上看，丝绸之路民间叙事诗主要可分为三大类：历史英雄类叙事诗；爱情婚姻类叙事诗；传奇与宗教类叙事诗。
  历史英雄类叙事诗
  这类作品数量较多，大多是根据西域古代社会各民族历史上产生过的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创作而成，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它直接受到英雄史诗的影响，渗透有浓厚的西域英雄文化的气息，在丝绸之路各民族中流传甚广。
  在哈萨克民族中，历史英雄叙事诗基本上是在哈萨克汗国及其以后时代形成并且流传开来，以18～19世纪为历史背景的作品居多，大多反映了这一时期哈萨克人民抗击准噶尔侵略的英勇斗争。作品主人公通常是哈萨克历史上著名的汗、军事将领等人物。代表作品主要有：
  《高大魁伟的英雄汉额斯木》，这是哈萨克此类作品中形成较早的一部叙事诗。额斯木（？～1645年）是历史上中玉兹的汗，察合台苏里坦之子。1598年，他带领两万大军进驻撒马尔罕城，战功显赫，人称“高大魁伟的英雄汉额斯木”。不久，其兄特夫刻勒战事失利阵亡，额斯木袭汗位。在位期间，他曾多次率部同当时的瓦剌军队作战。叙事诗《高大魁伟的英雄汉额斯木》即是根据额斯木的经历与事迹创作的，全诗约七千余行。开头部分从成吉思汗诞生、称汗讲起，接着简略叙述了直到特夫刻勒为止的哈萨克诸汗世系，以后到以额斯木为中心展开全诗。作品描述了额斯木的一生，主体部分是英雄主人公的频繁征战，如对喀尔玛克的战争，对内争夺权力的征讨等。作品涉及到当时许多历史事件和著名的历史人物，具有较强的历史真实性。
  《萨巴拉克》，这是一首以18世纪哈萨克著名英雄阿布赉汗为主人公的叙事诗。作品主要记叙了阿布赉从一个隐姓埋名，寄人篱下的贵族后裔到走上抗击准噶尔侵略的战场，并且在战斗中公开自己身世的经历。作品重头在后半部分，写十五岁的阿布赉独闯敌营、为哈萨克大军杀出通向战争胜利道路的斗争故事。
  《英雄阿尔卡勒克》，是一部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生活和战斗在我国西域阿勒泰地区著名的哈萨克英雄巴特尔为人物原型的英雄叙事诗。在历史上，出身于阿巴克克烈的喀拉喀斯家族的阿尔卡勒克，曾发动和领导了抗击准噶尔侵略扩张，反抗哈萨克贵族阿吉残暴统治的起义斗争，并联合了当地的蒙古族人民群众。这次起义斗争，在准噶尔和哈萨克统治者相互勾结镇压下失败了，阿尔卡勒克也为各民族受压迫的共同利益献出了生命。《英雄阿尔卡勒克》即是以这次起义斗争为题材而成就的一部著名的历史英雄叙事诗。作品无论在斗争场景的描绘上，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是在情节的安排、手法的运用上，无疑都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是哈萨克历史英雄叙事诗中的上乘之作。
  在与哈萨克同属游牧民族的柯尔克孜族中流传有著名的民间叙事长诗《玛玛克—绍波克》。这部历史英雄叙事长诗，以19世纪初叶英帝国主义走狗和卓张格尔在新疆南部地区策动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为历史背景，形象地展现了柯尔克孜族人民同维吾尔、哈萨克族人民及清军的共同反击下大败叛军于铁盖山，生擒敌首张格尔，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妄图分裂我国领土的阴谋，热情地赞颂了玛玛克和绍波克这两位为维护祖国统一而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全诗由居素甫·玛玛依演唱，被人誉为柯尔克孜族的“新《玛纳斯》”。
  在塔吉克民族中流传有历史英雄叙事诗《白鹰》和《不死的库尔恰克》。前者主要讲述了塔吉克英雄艾里布率领军民抗击浩罕头目阿古柏的入侵所取得的丰功伟绩和为平民乃比、岱力昭雪的动人故事，作品优美哀婉，富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后者以1836年塔吉克英雄“五品阿奇木伯克”库尔恰克率众英勇抗击浩罕封建贵族军队入侵，最终弹尽粮绝，英勇战死的历史史实为背景，热情地歌颂了塔吉克民族英雄保卫祖国，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光辉业绩，作品悲壮、雄奇，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浩然正气。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作品中的民族英雄均以鹰为喻，具有强烈的冰山文化气息。
  在丝绸之路民间文学中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等民族中也有一些较为著名的历史英雄类的民间叙事诗。如维吾尔族的《赛依提诺奇》，这部作品虽不如上述叙事诗具有那种气势磅礴、雄浑激越的格调，但它以喀什噶尔一个好汉赛依提被迫从南疆流浪到北疆伊犁河，与官吏不懈斗争终遭暗算的悲惨遭遇为主线，曲折地反映出19世纪初南疆喀什噶尔地区农民起义者的不屈身影。《歌唱英雄白彦虎》，以近三百行的篇幅描写了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率众辗转西北，于艰难困苦中自强不息的英勇悲壮的历程，在陕甘新回回中广为流传。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在西域蒙古族中也有流传。作品以小骏马敢于反抗圣主，奔向自由天地而赋予喻意，反映出早期蒙古人的英雄观和社会理想。锡伯族民间叙事诗《迁徙歌》在内容上颇为独特，它不局限于对某一个民族英雄的赞颂，而是以整个民族为主人公，去展示锡伯族发扬顽强进取精神，众志成城，为实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一次空前绝后的民族大迁徙。1764年，清朝政府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务，调遣世代居住在东北地区的锡伯族部分官兵及家属前往新疆屯垦驻防。《迁徙歌》真实地记录了清代前期锡伯人西迁至新疆西部伊犁地区的艰辛历程和发愤创业、抵御沙俄进犯的史绩，成为西域锡伯族人民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口碑文学作品。此外，反映伊犁锡伯族官兵戍边生活的《拉希罕图》和富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喀什噶尔舞者》等叙事长诗在锡伯族民间也颇有影响。
  爱情婚姻类叙事诗
  这类作品在丝绸之路民间叙事诗中占有较大比重，显示出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在古代西域奴隶社会末期，尤其是整个封建社会时期，随着宗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贵族统治集团穷奢极欲，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对立，人们渴求平等自由以摆脱封建专制的压迫和束缚，爱情婚姻题材的民间叙事诗便成为各族劳动人民藉以表达自己愿望理想的重要途径了。这时的爱情婚姻叙事诗与前面曾提到的英雄史诗中的爱情婚姻描写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史诗和英雄历史叙事诗中所描述的男女爱情生活，大多未摆脱“英雄与美人”的窠臼，常常在歌颂英雄建立武功的同时去表现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爱情与婚姻仅仅是作为表现英雄身世和经历及性格的一个侧面来叙述的；另外，还借此来展示古代民族所特有的婚姻习俗。丝路爱情婚姻类的民间叙事诗与此截然不同。爱情与婚姻已成为表现作品思想意义，塑造青年男女主人公性格，借以反映社会问题的主要内容。这类叙事诗大多是悲剧性的，通过表现封建宗法社会里的爱情悲剧，暴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吃人本质，反映出封建宗法社会里青年男女所受到的人身和精神摧残，以及他们对人身自由、个性解放的热烈渴望与追求，歌颂了男女青年纯洁与真挚的爱情。这类作品在丝绸之路民间，尤其在各民族劳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影响很大。
  在哈萨克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实行封建家长包办的买卖婚姻制度。尤其是“安明格尔”婚约制度，男女双方家长通过指腹婚、襁褓婚、换门婚等婚姻形式建立婚约，即使是男子在实际完婚之前夭亡，女子也只能作为遗产由男方家族的弟兄继承。这种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吞噬了无数哈萨克青年男女的幸福和生命。哈萨克族多数爱情婚姻叙事诗呈现出悲剧性，正是这种冷酷的婚姻制度所致。关于此，代表作品主要有：
  《少年阔孜和少女巴颜》（又作《阔孜情郎与巴彦美人》），被认为是哈萨克族民间最优美的一部爱情婚姻叙事诗。从作品强烈的萨满教观念意识来看，其主体部分在伊斯兰教进入以前就已形成，大约在13～14世纪甚至更早就已具有相当规模，是迄今为止哈萨克族民间保存下来最早的有广泛影响的一部叙事诗。作品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喀拉拜和萨尔拜两个巴依都无子女，在他们外出狩猎时曾立下誓愿，一旦日后生儿育女，两家结亲。不久，萨尔拜的妻子生了儿子阔孜，喀拉拜的妻子生了个女儿巴颜，两家当即给儿女订下亲事，交换了信物，喀拉拜把猎犬的皮项圈交给萨尔拜。萨尔拜把随身奴仆阿依巴斯给了喀拉拜。在各自回家途中，萨尔拜不幸坠马身亡。喀拉拜不愿把自己独生女儿巴颜嫁给没了父亲、家道衰败的阔孜，便毁弃婚约，举家迁到了遥远的阿依柯孜地方，以免对方纠缠。巴颜长大后，当地巴依的儿子阔达尔喜欢上了她，远近地方的九十个青年为得到巴颜的爱情也纷纷前来宁愿给喀拉拜干活。阿依巴斯仆人见此情形，告诉巴颜当初与阔孜订下婚约之事。巴颜让仆人带上礼物立即前去见阔孜。阔达尔闻讯派手下人去追赶阿依巴斯，阿依巴斯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找到了阔孜的母亲。阔孜母亲未将这一切告诉自己的儿子，阔孜最终从别处听到与巴颜定亲之事，毅然离开家乡和亲人去寻找巴颜。阔孜到了阿依柯孜，以牧羊人身份瞒住他人耳目，同巴颜一起生活了三年。后来被人发现，阔孜逃进森林，喀拉拜和阔达尔捉住了传递消息的鸟儿，得知阔孜藏身之处，杀害了阔孜。阔达尔欲娶巴颜。巴颜在阔孜遇难处祭奠，并将阔达尔推进深渊。这时神灵显现，许诺阔孜复活二天。三天后阔孜重又死去。克孜尔神又显灵，允许他们做三十一年夫妻。阔孜同巴颜正式举行了婚礼，带着巴颜回到家乡过了三十一年幸福生活。三十一年期满，他俩按当初克孜尔神的嘱咐来到阿依柯依。巴颜为阔孜修了坟墓，阔孜终于死去。这时一群商人路过，见巴颜貌美争相娶她而相互格斗。巴颜趁乱走进坟墓，躺在阔孜身旁自杀殉情。后来，在坟墓顶上长出了两株合抱着的树。《少年阔孜和少女巴颜》在相当的程度上围绕着恪守或毁弃婚约的矛盾展开情节，揭露了奴隶社会末期社会的冷酷黑暗，歌颂了阔孜与巴颜这对青年男女坚贞纯洁的爱情，被世人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反映“安明格尔”婚姻制度的哈萨克民间叙事诗较为著名的还有《少女吉克》、《喀勒喀曼和玛莫尔》、《英丽克和杰别克》、《古丽谢姑娘》等。
  另外，偏重揭露封建宗法制度和贵族的阶级偏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反抗斗争精神的哈萨克爱情婚姻类的民间叙事诗，还有《萨里哈与萨曼》、《奴隶和少女》、《少女玛克帕勒》、《赛里木湖的传说》、《鲍兹吉格特》等。其中，《萨里哈与萨曼》影响最大，流传甚广。作品主要诉说部落头人的女儿萨里哈与牧羊人萨曼真诚相爱，两人为了免遭迫害，逃离家乡。萨里哈的父亲亲自带人抓回了萨里哈，受伤的萨曼被抛弃在荒山。最后，萨曼欲救出萨里哈，但萨里哈不甘屈辱已悲愤地自杀了，萨曼也以身殉情。该作品将在下面专节论述，在此暂不赘述。
  在维吾尔族中，爱情婚姻类的民间叙事诗主要有《艾里甫与赛乃姆》，这部作品优美动人，富有传奇色彩，在维吾尔族民间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我们将在下面专节论述。此外，还有流传在库尔勒地区孔雀河两岸的爱情悲剧叙事诗《塔依尔—祖赫拉》，流传在南疆喀什地区的爱情悲剧叙事诗《娜芝桂牡》，以及歌唱塔里木河畔的牧羊人与伯克的奴隶玫瑰姑娘之间赤诚爱情的《玫瑰姑娘》，以及《帕尔哈德与西琳》、《莱丽与麦吉依》等。
  在丝绸之路回回民族中，辗转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叙事诗莫过于《马五哥与尕豆妹》。这部作品是根据清乾隆年间，发生在河州莫民沟的一件真实爱情悲剧而传唱形成的。尕豆妹与长工马五哥相爱，引起了财主马七五的嫉妒。他仗势欺人，要尕豆妹为儿媳，意在霸占她。一次，马五与尕豆相会，不慎将小女婿马七五之子尕西木致以死地。马七五买通官府，将马五与尕豆过失杀人的“花案”判成“命案”，二人双双被斩首于兰州桦林山。这部作品从爱情婚姻这一侧面，控诉了马七五为代表的封建邪恶势力的罪恶，热情歌颂了回族青年男女为争取自由纯洁爱情的反抗斗争精神，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传奇与宗教类叙事诗
  在丝绸之路各民族叙事性韵文作品中有一部分属于传奇与宗教类的民间叙事诗。这类作品大多以外来的传说故事为题材，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渗透着阿拉伯—波斯伊斯兰宗教文化气息，在社会中上层以及民间广为流传。传奇叙事诗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哈萨克族的《巴合提亚尔的四十枝系》（下文将专节论述）、《托特纳玛》、《四十个大臣》、《鹦鹉故事四十章》、《居素甫与孜丽哈》等，锡伯族中流传甚久地反映先人创业的《亚奇纳》和据《三国演义》而来的《三国之歌》。《依兰古伦舞春》因富有传奇性，大体也可属于传奇叙事诗之列。
  丝路哈萨克等民族的传奇叙事诗在思想内容上大多反映忠贞与背叛、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最后总以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结束。作品中主要人物常常是帝王将相、王后妃嫔、太子公主、巨商富贾，也有渔夫工匠、男奴女婢以及窃贼大盗、贫民乞丐等。这些叙事诗的形成与流传大多与书面文学有关。有的是直接由阿肯们根据原作的抄本或突厥语译写本改编而成。如《巴合提亚尔的四十枝系》即从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抄本而来；有的是据突厥语古典作家的诗作译改而成，如《居素甫与孜丽哈》是依源于《摩西五经》的杜尔伯克写的《玉素甫与祖莱哈》改写而成。
  丝路宗教叙事诗主要是以宣扬宗教教义、鼓吹伊斯兰宗教信仰为内容的。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伊斯兰教经典、宗教传说故事，常以膜拜真主、主人、先知、亡灵开始，最后以祷文结束。流传在哈萨克、维吾尔民间的作品主要有《木合买提哈纳皮亚》、《萨勒——萨勒》、《赛义德巴特塔勒喀孜》等。这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与传奇叙事诗混合在一起，以致难于区分。它们都以曲折的情节，充满诱惑力的故事激发着人们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神秘感情和对伊斯兰圣地的向往，是伊斯兰宗教文化对丝路民族精神生活影响的结果。
  以上我们对丝路民间叙事诗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分类进行了介绍，从中可归纳出有别于其他民间文学样式的思想内容特征。
  其一，反侵略，反压迫，真实地记录了西域封建社会时期各少数民族人民英勇斗争的英雄史实。在丝绸之路民间叙事诗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继承了西域英雄文化的传统，以某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艺术地反映了某民族反侵略反压迫的正义斗争史实，是丝绸之路封建社会时期的“英雄史诗”。值得注意的是，在题材内容和人物塑造上与史诗比较有了新的变化。在题材上，尽管也是以反抗异族侵略为主要内容，但大多已不是从民族古老的英雄神话、故事传说中寻找素材（如史诗那样）加工虚构，而是在历史的土壤中去寻求足以表现民族斗争精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要依据，经过历代传唱加工而成。如我们前面曾提到的哈萨克叙事诗《英雄阿尔卡勒克》、柯尔克孜叙事长诗《玛玛克—绍波克》、塔吉克叙事诗《白鹰》等，在作品所描述的内容情节中均可看到清晰的历史踪迹。在人物塑造上，虽然也有如史诗中英雄们的优秀品格和英武之气，但已无“神气”和施展魔法与妖格斗的神奇本领。人物的性格趋向平民化，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优秀品质和智慧才干的化身。英雄从神坛上走下来，与劳动人民一起为民族的生存发展英勇地搏击。如，哈萨克的《萨巴拉克》，即是讲述18世纪哈萨克著名英雄阿布赉的故事；塔吉克的《不死的库尔恰克》，即是19世纪30年代塔吉克英雄库尔恰克与浩罕侵略者英勇斗争的真实写照。记录历史，贴近现实，在丝路民间文学中民间叙事诗呈现出一种新的历史价值和时代风貌。
  其二，歌颂爱情，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呈现出反映丝绸之路妇女问题最深刻的社会价值。
  爱情与婚姻，一直是丝绸之路各民族利用各种民间文学样式津津乐道、传唱不已的话题。在西域古老的神话和传说中，女性是以神灵的身份成为被歌颂的对象。当男子在厄运面前束手无策、软弱无能时，常有仙女、女神前来化险为夷，起死回生；当氏族陷于绝境时，又是女性在挽救氏族危难的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古老的神话和传说以一种虚幻的形式使当时的女性独居尊位、生机勃勃。作品中出现的仙女、女神实际上是西域上古社会女性酋长的化身。这种女性英雄化的现象，是西域早期母系社会的反映，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妇女在当时决定氏族生死存亡的基本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了丝绸之路英雄史诗的时代，神性从女性身上转移到男性英雄身上。在不少史诗中，尽管描述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与婚姻，叙述了英雄的妻子的大智大勇，但这些只是英雄建功立业的附笔，是塑造英雄男主人公形象的陪衬。同时，在部分史诗中也出现了妇女悲惨命运的描写。到了西域封建社会民间叙事诗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坠入了苦难的深渊。如果说，古老的神话传说反映了丝绸之路女性光荣的过去，英雄史诗再现了女性作为男性英雄附属的矛盾境遇，那么爱情婚姻叙事诗则反映了封建阶级社会中丝路妇女被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在丝绸之路民间文学中，妇女形象经历了一个由崇高变为渺小，从神圣变为卑贱的过程。随着这一流变，爱情与婚姻这一母题由装饰生活、远离现实逐渐变得越来越贴近现实，富有深刻的社会涵义。《少年阔孜和少女巴颜》、《萨里哈与萨曼》等作品与神话传说史诗相比，其揭示出来的爱情婚姻的社会价值和思想力量，孰轻孰重，岂不很明显么！所以，爱情与婚姻从诸多社会生活中淀析出来，摆脱了神的主宰和英雄的束缚，富有相对独立的美学品格，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光芒，这是丝路民间叙事诗在内容上的特殊贡献。
  丝路民间叙事诗除了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以上特征外，在结构艺术、人物塑造、表现手法诸方面也显示出独有的特色。
  在结构艺术上，大多采取了一种单线递进式的结构方式，有头有尾，注重故事性；在情节安排上，基本以作品主人公的身世遭遇为主要线索，具有程式比的特征。丝绸之路民间叙事诗基本上继承了史诗的结构传统，无论情节简单或复杂，在叙述上大都采用了单线递进的结构方式，不枝不蔓。即以主人公的遭遇、命运的发展作为情节线索的主干，依单线的顺序向前推进，很少采用追忆往事和倒叙的方式，显示出层次分明、单纯质朴的叙事风格，具有口头说唱民间文学的特色。如，维吾尔族民间叙事诗《赛依提诺奇》。作品以“喀什噶尔人民中间颂扬着一位好汉，他的名字叫赛依提”开篇，然后依次叙述了赛依提的出身、劳动、学艺，成为马提台、巴依、伯克的对头、眼中钉，再写他被迫离开喀什噶尔，在流浪途中打抱不平，惩治地头蛇。接着叙述赛依提思念家乡，从伊犁返回喀什噶尔，路遇马提台被对方花言巧语所骗，回到喀什噶尔陷入韩大人手中，最终倒在血泊中..全诗线索单纯清晰，情节发展环环紧扣，层次分明，首尾完整，听众与读者从主人公赛依提的一连串行动遭遇所构成的悲剧中激发出深切的同情和强烈的愤慨。
  另外，丝绸之路叙事诗在长期的创作和流传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程式。即在故事开讲前，有一短小的序，这篇短序有时与作品情节有关，有时只是起一种烘托气氛，引起听者注意的作用。接着是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如，在哈萨克族叙事长诗《萨里哈与萨曼》中，开篇的“序”是这样唱的：
  阿尔泰山冈连着山冈，
  阿尔泰是哈萨克的故乡。
  哈萨克人民爱劳动，
  哈萨克人民爱歌唱。
  额尔齐斯河从山脚流过，
  动人的故事在草原上流传。
  波浪冲走了多少苦难的岁月，
  萨里哈、萨曼的故事一直传唱到今天。
  以上“序歌”，通过简短的八句唱词，概括出哈萨克人的性格，交代出歌唱的主要内容，颂扬萨里哈与萨曼的故事已经深入哈萨克人民心中。
  在人物塑造上，丝绸之路民间叙事诗具有叙事性文学的一般特点，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塑造人物，在情节的展开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克服和弥补了丝绸之路早期叙事文学以写事为主的缺陷。与神话、传说、史诗等样式相比较，塑造人物的手法更为丰富多样，对比、烘托、铺陈、类比等手法在丝绸之路民间叙事诗中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
  另外，从叙事诗的整体风格看，丝绸之路民间叙事诗具有鲜明而浓郁的民间说唱文学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复沓重叠、韵散相间以及比兴等。丝绸之路民间叙事诗与后来的作家书面叙事诗在传播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前者主要通过民间歌手的口头演唱一次性的传达给自己的民族听众；后者则是让读者可以较从容地反复阅读，从中领悟和感受作品的思想、情节和人物等。民间叙事诗的这种“一次过”的民间说唱特点，迫使民间歌手们在演唱过程中较多地运用复沓重叠的方法，采用句式、节奏大体相近而内容有所变化的句、段、节从各个侧面反复咏唱，突出重点，以加深听众印象，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这种复沓重叠，一唱三叹的手法，在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民间叙事诗中运用得很普遍。尤其是当强化作品中某些生活场面和细节，披露人物心理活动时，那些复沓重叠的句式，回肠荡气的咏叹，如泣如诉的倾吐，悲壮激越的呼唤..强烈地撞击着听众的心扉，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此外，韵散相间，有说有唱，在演唱中插入“说白”，这也是维吾尔等民间叙事诗中常用的传统手法。如《赛依提诺奇》第二章中五次插入“说白”，韵散相间，诗篇变化多姿。这不仅对重要的演唱部分起到总揽提示的作用，而且过渡衔接了情节单元，加快了情节的发展，使其演唱有张有弛，富有变化。比兴是民间歌谣最常用的手法。在丝绸之路民间叙事诗中，比兴往往与排比、夸张、拟人等融合在一起使用，增强作品的形象张力和感染力。歌者借物发端，引类比拟，以景传情，托物言志，听者在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氛围中，感叹唏嘘，易懂好记，产生着一种强烈的艺术共鸣。
  最后，丝绸之路民间叙事诗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是丝绸之路各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此，一是它与上述其他民间文学形式都具有此种特性，二是在下面文中对作品具体分析时还将涉及，这里就不多叙述了。
  第三节 维吾尔族民间叙事长诗《艾里甫与赛乃姆》
  在维吾尔族民间叙事长诗中，《艾里甫与赛乃姆》①可谓代表。它以优美而富于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情节，鲜明动人的人物形象和反抗封建宗法制度、争取自由幸福的深刻主题以及精湛成熟的叙事艺术，奠定了其在维吾尔族乃至整个丝路民族民间叙事性韵文作品中的经典地位。
  关于“艾里甫与赛乃姆”的故事，早在西域历史上著名的喀喇汗王朝中叶（约11世纪初）就在使用突厥语民族中流传开了。随后，这个故事曾流传到中亚、阿拉伯地区以及欧洲某些国家。大约在15世纪初，维吾尔族民间诗人把民间流传的有关《艾里甫与赛乃姆》的故事收集加工改写，写成了叙事长诗，并被民间乐师配上几十种曲调，在麦西莱甫歌舞聚会上演唱、流传，逐渐成为维吾尔族民间家喻户晓、世代传唱的诗章。
  叙事长诗《艾里甫与赛乃姆》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统治着别克里城的国王阿巴斯和丞相艾山外出狩猎，遇到一只怀胎的羚羊，两人不谋而合地放过了这只羚羊。当他们互相问起缘由时，都言称自己妻子身怀有孕，不忍心伤害这只即将分娩的母羚羊。当时，国王向丞相约定，如果生下一男一女，就让他们日后结为夫妻，并写下婚约文书，盖上金印。九个月后，丞相夫人生下一男孩，取名“艾里甫”；三天后，王后生下一女孩，取名“赛乃姆”。过了三年，艾山丞相患病去世，家境随之贫寒。艾里甫与赛乃姆从小一起读书玩耍，形影不离，后长大成人相互倾心爱慕，当他们得知父母早为他们订下婚约后更是山盟海誓，欢喜不已。国王阿巴斯和王后看到艾里甫家境衰败，便背信弃义，不顾女儿的反对，烧毁了婚约文书，并把艾里甫一家驱逐流放到遥远的巴格达。艾里甫在巴格达日夜思念着赛乃姆，决心长途跋涉与赛乃姆相会。在回来的路上，艾里甫巧妙地回答了角乃依特圣人的难题并得到了帮助。可他又路遇强盗被卖到艾莱甫的奴隶市场。不久，国王阿巴斯见女儿赛乃姆得病，为了驱邪他要为赛乃姆建造一座美丽的花园，正巧，艾里甫被国王差役买来，改名古里买特在花园中终日劳动。一次，艾里甫采集了鲜花并机智地将信夹在花中让女仆送给赛乃姆。赛乃姆见信后又急又喜，在女仆的安排下在花园中悄悄与艾里甫相会了。一名叫阿奇科克孜的宫女出于忌妒，向国王告发了此事。阿巴斯大怒，派兵抓捕艾里甫。艾里甫与赛乃姆机智地躲过了国王的搜捕，在善良人们的帮助下，逃出牢笼，奔向太阳升起的自由而幸福的地方。
  对纯洁、坚贞爱情的追求和赞美，并以此揭露封建专制的丑恶和黑暗，这是《艾里甫与赛乃姆》的基本主题。作品在开篇唱道：
  这首长歌流自我智慧的源泉，
  像夜莺的悲鸣激荡在每个人心间。
  我放开歌喉歌唱艾里甫与赛乃姆，
  为忠诚的恋人献上爱情的花环。
  追求和歌颂自由、纯洁、坚贞、诚挚的爱情，这一观念早在伊斯兰教传入前就在丝绸之路的维吾尔人中根深蒂固了。到了11世纪初，即喀喇汗朝学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撰写名著《福乐智慧》的时代，封建专制王朝的国家机器和政治制度业已完备成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烙有封建社会的鲜明标记。一方面，喀喇汗王朝统治区内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了城市生活上升和科学文化的进步，尤其是当时的回鹘人开始接受伊斯兰教，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逐渐形成了受伊斯兰教思想文化影响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伦理道德准则；另一方面，国家机器的严厉统治，森严的等级制度，国王、贵人、大臣、巴依、伯克、诗人、学者、商人、牧人、农民、工匠、仆役等的贵贱划分，以及由于伊斯兰教的清规戒律，制定了不合理的婚姻法和财产分配法，对妇女实行绝对区别男子的“面纱”制度。如此等等，对当时维吾尔族人固有的追求珍视爱情的传统观念带来了种种禁锢和束缚。人们追求真善美的天性、赞美纯真自由的爱情观念与时代的封建专制制度、宗教的精神束缚形成了一个个悲剧性的冲突。这大约正是人们传唱“艾里甫与赛乃姆”的故事以至后来的长诗，赖以寄托传统爱情观念，向往自由平等幸福生活，借以控诉封建专制罪恶的缘由。这大约也是《艾里甫与赛乃姆》这部作品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历史背景。
  艾里甫，这位虽为丞相的儿子实则却是劳动人民化身的年轻人，饱受生活的磨难，对自由幸福生活的执著追求，不畏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在与封建专制恶势力的抗争中勇敢、机智地去实现与赛乃姆的爱情，构成了这一人物性格的主要内容。艾里甫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和赛乃姆在国王花园中相会时所咏叹的一段内心独白正是这个人物性格的真实写照：
  赛乃姆江，你是我眼中的月亮，
  不幸的阴云遮住了她的光芒；
  赛乃姆江，你是我心中的玫瑰，
  思念的泪水把她侵蚀得枯黄。
  离开了你，赛乃姆江，
  我好像飘忽不定的柳絮；
  离开了你，赛乃姆江，
  我好像失去蜜汁的蜂王。
  为了你，苦难焚烧着我的全身，
  为了你，我愿意和吃人的世界对抗，
  为了你，我做了看管花草的奴隶，
  为了你，就是死我也要把仇敌灭亡。
  在这虚伪肮脏的世界里，
  只有你的眼睛才能看出洁白是什么样；
  在这酷寒的冬天里，
  只有你的声音才能给我带来明媚的春光。
  摘下罩在你脸上的面纱吧，
  不要像幻影在我的眼前摇晃。
  让我看看你星星一样的眼睛，
  让我吻吻你酒杯一样的嘴唇。
  我们已流尽了辛酸的眼泪，
  泪水并没有冲走我们的忧困
  既然真主不愿给不幸的人赐予，恩惠，
  赛乃姆江，我们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这是纯真、炽烈爱情的颂歌，更是为实现这爱情敢于向不公正的命运与社会挑战的抗争之歌。如果说，艾里甫这位“比山鹰还矫健的英俊青年”性格外露着暴烈、反抗、嫉恶如仇的话，那么漂亮的“羞落了花丛中的牡丹”的女主人公赛乃姆性格更多表现为温柔、淳厚、坚贞。这位国王的公主不受富贵名利的利诱，不怕以国王为首的王室的威吓，冲破了封建等级观念，忠贞不移地等待和实现与艾里甫的爱情婚姻。当艾里甫躲藏在花园中以探测公主的爱情时，赛乃姆毅然地挽着艾里甫的手臂走进花丛，唱出了对爱情的忠诚与期望：
  来吧艾里甫江，
  来吧，我要把你的手紧贴在胸膛。
  百灵鸟已经在花枝上唱起歌，
  鲜花也为我们幸福的相会怒放。
  把你的手给我吧，
  赛乃姆要把你的手紧贴在胸膛。
  我知道你经历了千辛万苦，
  只有我们才懂得今天欢乐的分量。
  在那分别的日子里，
  思念的乌云密布在我的心房。
  虽然住在豪华的宫殿，
  无形的镣铐却锁在我的脚上。
  叹息吹枯了窗前的树叶
  百灵听到我的悲歌也停止，了歌唱；
  赛乃姆每天都站在窗前，
  向着遥远的天边把你盼望。
  来吧，艾里甫江，
  来吧挽着我的臂膀；
  我要把，跳动的红心交给你，
  赛乃姆不惧怕雷雨风霜！
  艾里甫与赛乃姆这对坚如磐石相互恋慕的年轻人，最终以自己的反抗与斗争，赢得了纯洁坚贞的爱情，奔向“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寻找自由幸福的生活。这部长诗在奏响艾里甫与赛乃姆这对青年恋人曲折、离奇、动人的爱情主旋律中，讴歌了维吾尔族人民忠贞纯洁的爱情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揭露和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及其罪恶，表达了古代维吾尔民族的爱情传统观念和美丑观念。叙事长诗在维吾尔族民间家喻户晓，代代相传，是因为艾里甫与赛乃姆的爱情故事代表着维吾尔民族最纯真的感情，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这一切如作品结尾时所唱：
  赛乃姆江，
  艾里甫江，
  已经飞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山路上留下了他俩深深的足迹。
  那足迹是一行行诗歌，
  启示着人们要勇敢、忠贞；
  那足迹是一簇簇花朵，
  预示着春天就会来临……
  以上我们对《艾里甫与赛乃姆》的思想内容做了一番简要的论述。在此还有必要对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对立面——国王阿巴斯作个简要分析。国王阿巴斯在长诗中是个恶的代表。他主动立下婚约又背信弃义撕毁婚约，并不断迫害艾里甫及其家人。他专横残暴，当得知艾里甫与女儿赛乃姆相会时，立即暴跳如雷。诗中这样唱道：
  你的话把我心中的怒火点燃，
  仇恨的波涛在我的胸膛中滚翻。
  真主赐给我的权力至高无上，
  谁敢违抗，等待他的是荒凉的坟园。
  真主赐给我宝剑为的是维护王室的尊严，
  谁敢蔑视，立即把他的头砍断。
  我要痛饮艾里甫的鲜血，
  只有他的血才能熄灭我心中的怒火，
  我要把赛乃姆的辫子剪断，
  只有这样惩治她才能保住王室的尊严。
  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维护建立在等级观念和财产观念上的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阿巴斯不惜采取最残暴的手段去破坏自己参与的指腹为婚，追杀艾里甫，囚禁赛乃姆。长诗以批判和揭露的笔触描画出国王阿巴斯这个妄图破坏纯真美好爱情的罪魁祸首、封建专制统治者的丑恶嘴脸，在客观上揭示了等级观念、宗法制度极为森严的封建社会以及集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最高统治者的反动本质。这样，就使作品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青年爱情婚姻的范围，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封建制度。在反面人物形象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贪婪、虚伪的毛拉，无耻、险恶的宫女阿奇科克孜等。这些人物在作品中虽着墨不多，但多少也揭示出黑暗丑恶封建社会的某些腐朽内容。
  维吾尔族民间叙事长诗《艾里甫与赛乃姆》，与其鲜明深刻的思想内容有机统一的是它鲜明的具有浓郁民族民间风格的艺术形式，和成熟而精湛的叙事艺术，这是这部作品最为显著的艺术特色。
  叙事，作为一种艺术传统，在维吾尔族民间文学长河中经历了早期神话、传说等朴素幼稚的阶段。在民间歌谣、民间故事中增加强化着叙事性因素，经过史诗中叙事艺术的美学积累沉淀，到了民间叙事诗阶段已经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高级艺术形式，具备了民族民间说唱艺术范畴内最常见、最能吸引人的文学品位。《艾里甫与赛乃姆》在叙事艺术上吸收了维吾尔族及其他丝绸之路民族民间叙事性作品的长处，并有了一定的丰富和发展，显示出以下主要特征：
  首先，在叙事的情节和结构上，一方面保持着维吾尔族传统的情节集中、清晰、简洁的叙事特点，在整个长诗完整统一的艺术基调中运用较多篇幅勾勒出男女主人公艾里甫与赛乃姆从定亲、相爱、思念一直到斗争、相会、争取自由幸福的全过程，脉络清晰，故事性强；另一方面，又采取双线并进，相互交织的较为繁复的结构方式，以艾里甫追求爱情，不畏强暴历经艰险英勇斗争为主线，以赛乃姆不屈服淫威，保持爱情的坚贞为副线，两条线索互为照应、纽结、发展，在清晰完整的爱情主旋律进展中，从容地展开笔墨铺叙描写着与此有关的人物和活动，大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容量，增添了长诗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其次，在叙事的文体上，采用了有韵有散，韵散夹杂的方式，使其长诗具有浓郁的民间说唱艺术风格。翻开作品我们随处可以看到，长诗以说书演唱人的口吻叙事抒情，边叙事边吟唱，在说书类的叙述后紧接着吟唱类的抒情，间或插入人物间的问答对唱。例如，作品第二章开篇以散文形式叙述道：“过了三年，艾山丞相身患重病，不久，就抛下妻子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离开了茫茫的尘世。艾里甫长到四岁，母亲把他送进学堂。巧得很，赛乃姆也在这一天来到学堂念书”。接着，又转换为韵文形式吟唱道：
  赛乃姆走进学堂，
  学堂里出现了皎洁的月亮，
  艾里甫走进了学堂，
  学堂里闪耀着明亮的星光。
  星星离不开月亮，
  月亮也恋着星光，
  艾里甫与赛乃姆呵，
  在一棵白杨树下读书成长。
  除了上述不断转换“说书”和“吟唱”文体形式外，在长诗的开头、结尾和叙事过程中，演唱人还不时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感慨和评述，使整首诗歌在这种韵散结合的形式中，表现出又说又唱的民间口头文学特色，大大增强了长诗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也有利于作品的流传。
  再其次，长诗在叙事内容中合理地吸收了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中富有传奇色彩的智慧神怪超人给英雄猜谜设疑，英雄智取难关的常见的叙事套路，为塑造人物形象，增添作品的传奇色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般说来，在维吾尔族等民族民间叙事性作品中，时常有充满智慧的圣人、超人形象出现。这些形象往往在各族人们心目中是崇高、圣洁、智慧、美好的化身，成为他们摆脱苦难的神明。这一艺术形象的存在，无疑是由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体现了人民群众战胜邪恶的一种精神力量和寄托，是人民群众理想化了的人物。在《艾里甫与赛乃姆》中，长诗特意设置了艾里甫在寻找赛乃姆的途中，在精疲力竭，口渴难忍的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角乃依特圣人出现的情节。作品以富于哲理性的精彩诗句展示了角乃依特圣人与艾里甫之间的问答，如：
  角乃依特圣人询问道：
  什么样的人不怕灾难？
  什么样的东西宁折不弯？
  什么人的心贪得无厌？
  孩子啊，请回答我的询问。
  艾里甫：
  勇敢的人不惧怕灾难，
  勇士的剑宁折不弯，
  守财奴的心贪得无厌，
  尊敬的圣人啊，这就是我的答案。
  在这里，以英雄解答圣人难题的艺术手段，除了有力刻画艾里甫谦恭、聪颖、勇敢的性格特点外，也为全诗增添了奇异神秘的艺术色彩，成为整部作品叙事艺术中的华彩乐章。
  最后，在长诗的叙事艺术中多处成功地运用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比喻、对比以及重章叠句等表现手法，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叙事表现力和艺术效果。如，诗中以“心像炭火上的烤肉”比喻艾里甫等待赛乃姆的焦急心情；以“就是把我推到炎热的坎尔拉戈壁，我也会像被泉水洗过顿感清凉”比喻赛乃姆见到艾里甫的情景。又如，在长诗第四章中，赛乃姆得知艾里甫被流放的消息后两人有五大段对唱，充分运用重章叠句的手法。在赛乃姆唱段的最后一句反复吟唱“艾里甫呵，愿真主保佑你平安到达”，在艾里甫唱段的最后一句也反复咏叹“我一定会回来的，赛乃姆江”！这种重复咏叹，逐步加强着男女主人公情感浪潮的推进，为后面情节的发展进行了有力的铺垫，同时也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一笔。
  以上我们对《艾里甫与赛乃姆》思想艺术的主要特征进行了一番简要的分析，最后值得指出的是，这首维吾尔族民间叙事长诗最早是以口头说唱的形式在维吾尔族民间流传，以后有了手抄本并被民间乐师配以五十余种曲调。手抄本有五种之多，以现存于新疆博物馆的手抄本和至今仍在新疆莎车地区流传的手抄本最有代表性。前者抄成于1880年，抄者姓名不详，后者是由莎车著名学者肉孜·买买提于1937年抄成。叙说部分有四百四十二行散文，弹唱部分有一千二百六十二行双行诗，共一千零四行诗。本文研究引用的作品是刘发俊、岩石两位先生依据1963年在新疆喀什地区得到的一份手抄本和新疆博物馆手抄本翻译整理而成。近年来，有不少诗人、剧作家将《艾里甫与赛乃姆》叙事长诗改编为歌剧、话剧和电影，受到丝绸之路各少数民族观众的欢迎。
  第四节 哈萨克族民间叙事长诗《萨里哈与萨曼》、《巴合提亚尔的四十枝系》
  《萨里哈与萨曼》①是流传在我国丝路古道上，哈萨克人民中间的一部古老而动人的民间叙事长诗。作品以曲折的情节歌唱了一曲令人回肠荡气的爱情悲歌，成功地塑造了生活在阿尔泰草原上的“白骨头”萨里哈与“黑骨头”萨曼的艺术形象，热情地讴歌了他们反抗封建宗法族规，争取自由纯洁爱情的斗争精神。这部作品自12世纪前后形成以来，一直在哈萨克民间广为流传，以致丝绸之路其他民族对此也很熟识。《萨里哈与萨曼》，已经成为丝绸之路哈萨克族民间文学艺苑中重要的经典性作品。它以其鲜明而深刻的思想锋芒，动人心魄的感染力而永葆艺术生命力，在丝绸之路民间文学的艺术长河中熠熠闪光，永远流淌。
  《萨里哈与萨曼》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在阿尔泰山下，额尔齐斯河畔有位柯勒依部落可汗土古洛里。他有个聪明美丽的女儿萨里哈。萨里哈爱上了部落里的牧羊人，被人称为“阿尔泰的青松”、“草原上的雄鹰”的萨曼。这对青年人的爱情遭到了土古洛里可汗的坚决反对，因为“黑骨头的萨曼不能爱萨里哈姑娘”。萨里哈与萨曼相约私奔，乘部落转场之际俩人偷偷跑到夏窝子“那长满青松的高山”，欢度幸福自由的时光。可汗知道了此事，勃然大怒，派军队追赶。萨曼面对追兵挥舞腰刀奋力拼杀了三天，终因寡不敌众，被刺伤抛弃在荒山，萨里哈被绑在马上带回到土古洛里可汗的营地。萨曼在山洞中养伤一年后骑上宝马千里迢迢来到天山，找到被人传为“正义的化身”的库尔乔圣人，向他倾诉心中的不平，期望他主持公道。但是，库尔乔圣人在狂风中不见了，面对充满邪恶的人间，竟连神灵也无能为力。萨曼愤怒了，他决心靠自己的力量救出萨里哈。在寻找萨里哈的途中，勇敢的萨曼杀死了凶猛的恶魔，战胜了烈性的毒蛇，越过了荒凉的瀚海沙漠，在一位老妈妈的帮助下来到了土古洛里部落萨里哈的家。钟情于萨曼的萨里哈，面对强大的邪恶势力，不甘屈辱，拿出钢刀，悲愤地自杀了。萨曼见到此状，悲愤交加，最后也以身殉情了。
  从以上叙事长诗的情节梗概可以看出，《萨里哈与萨曼》在思想内容上是较为集中而单纯的。它通过萨里哈与萨曼的爱情悲剧，深刻地暴露了古代哈萨克游牧民族封建宗法族规的残酷，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宗法制度和贵族的阶级偏见，热情地歌颂了哈萨克族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向往，表达了他们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反抗压迫的强烈愿望。全诗主题深刻积极，具有民主性和反抗性，在哈萨克众多的民间叙事诗中，达到了较高的思想高度。
  众所周知，在哈萨克历史上，其氏族部落是由大小不同的血缘集团、群落组成。一些大的部落往往有许多小的氏族，部落内部有这些氏族自由组合的生产组织和游牧聚落。它们是以父系氏族为血缘传统，即同祖同父的血缘家族。一个生产组织或部落有三五家的，十来家的，都以始祖“耶利”命名。这种状况，在民族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方式和水平的限制，以及贵族、部落头人的维护，延续了几百年的历史。自13世纪，成吉思汗征服了中亚，建立了各蒙古汗国，哈萨克先民各部处于各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哈萨克部落集团的上层首领，并不是由哈萨克族首领担任，而是由蒙古贵族担任。这些蒙古贵族自命为成吉思汗的后裔，血统高贵，自称为“白骨头”，形成了称之为“托列”的贵族集团；而非贵族出身的平民和受其统治的哈萨克族劳动牧民则被称之为“黑骨头”，视为奴隶和贱民的“哈拉”。“白骨头”和“黑骨头”之间等级森严，彼此不能通婚。哈萨克本民族的贵族和部落头人也受这种不平等的封建宗法制度笼络和影响，与蒙古贵族结成封建贵族的统治集团，联合统治压迫广大的哈萨克族人民，造成了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而《萨里哈与萨曼》的悲剧，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造成的。诗中写道：
  “白骨头”是贵族，
  “黑骨头”是奴隶，
  “黑骨头”的萨曼是不能爱“白骨头”的萨里哈姑娘的。
  问题再清楚不过了。萨里哈的父亲是柯勒依部落的可汗、贵族，是“白骨头”，而萨里哈所热恋的萨曼却是劳动牧民，是贱胎，是“黑骨头”。“黑骨头”与“白骨头”不能通婚，所以萨曼和萨里哈至诚相爱、相约私奔，与追赶的马队拼杀，最后双双殉情而死是勇敢的反抗。这时哈萨克族青年男女的斗争锋芒直指那不平等的罪恶的封建宗法制度，直指那些号称“白骨头”的封建贵族统治阶层。全诗在一种令人压抑的古老而野蛮的并带有传统族规不可违抗的社会氛围中，透露出萨里哈与萨曼无视封建强暴统治和传统族规的野蛮残酷而勇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缕缕曙光，使得作品在浓重的血色中抹上了一道亮光。
  长诗成功地塑造了萨里哈和萨曼这两个艺术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萨里哈，这位可汗、贵族的女儿，为了追求自由、纯真的爱情，义无反顾地冲破了封建宗法族规，大胆主动地向穷苦牧羊人萨曼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虽说我是土古洛里的女儿，可心却不把他的毡房留恋。‘白骨头’并不高贵，‘黑骨头’也并不下贱”，“你看那晶莹的星星，永远陪伴着月亮。我愿变成你那镶着银子的腰带，永远系在你的身上”。当她追求自由爱情遭到邪恶势力的摧残时，显得更为坚定和勇敢，同时深情地向情人萨曼作最后的告别：她“吹熄了眼前的孤灯”，为萨曼唱出了“最后的歌”，“每一句都浸满鲜血”；她“拿出了钢刀”，请求月光为她作证，证明她“那颗纯真的心”。如果说萨里哈对美好纯真爱情的追求主要是通过人物感情丰富的内心活动来表现的话，那么萨曼则是以强烈的外在行动，与黑暗的社会和恶劣的自然拼搏来展示的。为了捍卫纯真的爱情和可贵的自由，他手持短刀与可汗的追兵搏斗，被刺中了胸膛仍不屈不挠；他千里迢迢寻找萨里哈，战胜了恶魔、毒蛇，最后冲出了沙漠找到了萨里哈的尸身，自己殉情而死。作品在塑造萨曼这位哈萨克族青年英雄性格的同时，用了强有力的笔触抒写了这位阿尔泰草原的“青松”、“雄鹰”、“黑骨头”对“白骨头”这一罪恶的封建宗法族规的抗议和控诉：
  草原上的牧人，
  明明都是一样。
  可汗却为什么把穷人另眼看待？
  少数人因为有牲畜，
  自己的骨头也是白的。
  多数人只因有羊鞭，
  连骨头也被说成是黑炭..
  萨曼拔出刀劈倒了高山，
  巨石滚落在峡谷，
  天在摇，地在动，
  为萨曼发出了不平的呼声。
  作品以富有感染力的笔调，热情地歌颂萨曼这位哈萨克族普通牧民的坚强意志和英雄行为。这是对被称之为“黑骨头”的广大劳苦牧民的礼赞，深刻表达出那个时代哈萨克族人民反抗压迫以及封建宗法制度的强烈愿望。
  哈萨克族是一个英雄的民族。它曾经以其众多的史诗，艺术地反映出在民族形成、发展时期悲壮的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部落战争，涌现出一批为民族生存发展而英勇奋战的民族英雄；在这个民族统治稳定时期，又产生了一批以爱情悲剧为主要内容的民间叙事诗。它力图反映民族内部阶级矛盾和冲突，压迫与反抗的斗争状况。像萨里哈和萨曼这些为争取自由幸福坚定不屈地与黑暗的封建邪恶势力进行殊死决斗的人们，也应当之无愧地称为英雄。这种英雄比起前者的史诗英雄显示出更为深厚的思想内涵。因为它所面临的敌人是隐藏在传统的陈规陋习和民族族规后面的整个封建宗法社会，冲破其罗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萨里哈与萨曼》也具有“悲壮”、“崇高”一类的美学涵义。
  《萨里哈与萨曼》在艺术上的特色是较为明显的。首先，全诗自始至终充溢回旋着一种令人回肠荡气的感情波澜。听众和读者时而为男女主人公的美好爱情默默祝福，时而为他们的不幸遭遇扼腕叹息，时而为扼杀自由幸福的封建宗法邪恶势力愤恨不已。这种强烈而丰富的感情色彩是通过全诗在叙事中有机地融入抒情和议论而呈现出来的。如，诗的第十章写萨曼不远千里来到天山寻找库尔乔圣人，期望主持公道。不料，人间的邪恶使这位“正义的化身”也无能为力。至此，萨曼“希望的灯熄灭了”，他“凝望着浩漫的长空”，“发出了不平的呼声”：
  铁链啊！
  它只能锁住羔羊，
  在烈马眼里，
  它还不如一条缰绳。
  谎言啊！
  它只能骗过愚夫，
  在英雄眼里，
  它就像身边的轻风。
  暴风啊！
  它只能吓倒小鸟，
  在雄鹰眼里，
  没有暴风怎能显出自己的本领。
  命运啊！
  它只能吓倒懦夫，
  在英雄眼里，
  它是座纸糊的牢笼。
  我要去找萨里哈姑娘，
  在我们见面的那天，
  群山啊！
  你们要为我作证。
  作品以四节句型相同，一浪高过一浪的感情波澜，抒写出“烈马”、“雄鹰”、“英雄”萨曼为寻找萨里哈，赢得自由爱情的坚定信念和英雄气概。
  其次，长诗在结构处理和景物描写上也颇具特色。《萨里哈与萨曼》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八章，主要叙述“白骨头”萨里哈与“黑骨头”萨曼冲破封建宗法族规的束缚，自由相爱，最后以萨曼受伤和萨里哈被绑回而达到高潮。下部五章，主要叙写萨曼的艰苦斗争以及男女主人公双双殉情的悲剧结局。全诗沿着两条情节线索展开叙述：一条线是萨里哈与萨曼相爱、私奔，与邪恶势力殊死搏斗；一条线是“白骨头”土古洛里可汗、萨里哈的父亲以武力阻挠，破坏以酿成悲剧。两条线索相互交织，使爱情与斗争融为一体，表现了作品的主题。全诗的情节安排与作品情感气氛的转换互为融合，相得益彰。情节的发展变化导致感情色调和气氛浓淡的变化，而情感和气氛的起伏又较好地为情节的发展进行了铺垫和渲染。在上部中，由男女主人公萌生恋情，相互爱慕到由私奔引发出事件的突变，由对自由爱情的歌颂转为绝境中的斗争，战斗气氛逐渐浓烈。下部，从抒情性的萨曼家世回忆开始，进而展开他历尽艰险，踏上寻找萨里哈征途的壮阔图景。最后恋人双双殉情，调子低沉悲壮，达到了悲愤感人的艺术效果。
  再其次，长诗中的景物描写非常注意与人物心境的联系，与事件发展的结合。景物描写，成为刻画人物性格，烘托情节发展气氛的重要手段，显示出哈萨克族民间叙事诗中娴熟的写景能力。如，诗中写萨里哈与萨曼这对情人幽会时，景物描写为：“原野多么寂静，听不见一点声音。两双明亮的眼睛，像四颗晶莹的星星。”写萨曼与敌人搏斗时，景物描写为：“乌云遮住了山头，河水发出了怒吼，平地卷起狂风，砂石也帮着萨曼战斗。”诗在结尾处写萨曼殉情自尽时，景物描写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萨曼的血滴落在草地，青草燃起了烈火。萨曼的歌飘落在花丛中，鲜花也收敛了笑容，扔掉了花辦。”
  最后，长诗运用了多种表现方法，如比喻、烘托、拟人、夸张、对比、重复、排比以及设问等，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体现出哈萨克民族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例如，诗中用多重比喻、烘托和对比等手法来描绘女主人公萨里哈的聪明、美丽：都说五色的蝴蝶美丽，
  五色的蝴蝶比不上姑娘好看，
  都说蜜蜂是能工巧匠，
  萨里哈可比蜜蜂灵巧。
  萨里哈绣花时，
  蜜蜂都来采蜜；
  萨里哈走路时，
  天鹅也为她拍打着翅膀。
  要说眼睛长得最好的，
  算是两岁的白骆驼了；
  萨里哈的眼睛呵，
  可比白骆驼的好看。
  要说最能唱的，
  算是巧嘴的百灵了，
  萨里哈的歌声呵，
  可比百灵唱得动听。
  萨里哈要是走到小河旁，
  天鹅也会收拢起翅膀；
  萨里哈要是在湖边梳洗，
  金色的鲤鱼也会躲在一旁。
  萨里哈要是唱起歌来呵，
  风儿不吹了，
  河水不流了，
  都静静地听着。
  又如诗中多处运用设问和直述的手法，描写“老猎人”、“牧羊人”、“老妈妈”对萨曼的同情和支持，运用拟人和夸张等手法写景，在景中渗透着对男女主人公遭遇的同情，对邪恶势力的愤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萨里哈与萨曼》在诗的格律音韵方面非常讲究，采用了哈萨克常用的叙事诗韵，即“卡拉约会吾衣卡斯”。每段行数虽无一定限制，但韵脚和音节却有着严格规定。大多是每段的一二四行押同一韵脚，每行一般是十一个音节。我们从山林、常世杰翻译整理的汉文本看，《萨里哈与萨曼》在哈萨克族民间叙事诗的音韵格律方面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显示出哈萨克诗歌艺术形式上的某种成熟。
  《巴合提亚尔的四十枝系》①是长期流传在西域哈萨克族民间的带有浓郁传奇色彩的民间叙事长诗。其情节梗概是这样的：
  阿扎特可汗迷恋上了宰相的女儿夏丽班。一次，可汗假借出游强占了夏丽班，不久夏丽班怀了孕。宰相闻讯甚怒，扬言要杀死可汗，阿扎特可汗带着夏丽班逃离本国。在途中，夏丽班生下一男孩，恰遇冰雹袭击，又有追兵逼近，他们只好用镶有珍珠宝石的皮衣裹住婴儿，放在荒野一枯井中逃走。不久，四十大盗途经枯井，强盗头目帕里黑沙瓦尔发现遗弃的孩子，决定收养，起名胡达依旦。胡达依旦长大入学后，聪敏好学，学识上甚至超过了老师。胡达依旦规劝自己的养父改邪归正，养父听从了他的劝导，可众强盗坚持再抢劫一次后洗手不干。就在这最后的抢劫中，四十大盗被商队打败，胡达依旦也被抓获，卖给阿扎特城堡的阿扎特可汗为奴。这时阿扎特经调解又回到故国重新袭了王位，他让胡达依旦牧马，干各种繁重的活。不久，可汗发现这个牧马少年聪敏过人，勤劳真诚，便叫他管理国家商务，后又封为财政大臣，并将其名改为“巴合提亚尔”（幸福之意）。巴合提亚尔受可汗的重用遭到宫内十五个大臣的嫉恨。他们将巴合提亚尔灌醉，持剑将他送入寝宫，谗言诬告巴合提亚尔要谋害可汗并抢占夏丽班为妻。阿扎特可汗听信了谗言，下令绞死巴合提亚尔。巴合提亚尔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四十天内给可汗讲了四十个故事。每段故事讲到最有趣之处，正好日落天黑，可汗为了听完故事，将行刑时间改为第二天，于是刑期一拖再拖。当第四十天时，十五个大臣害怕事情败露急切要求处死巴合提亚尔。最后，可汗出了翌日处死巴合提亚尔的告示。翌日清晨临刑之际，四十大盗头目，巴合提亚尔的养父帕里黑沙瓦尔赶到刑场，用诗哀述了巴合提亚尔的身世，将镶有珍珠宝石的皮衣披在巴合提亚尔的身上。阿扎特可汗和夏丽班王后当即认出绞架前的巴合提亚尔就是当年的弃儿，上前抱头痛哭。此后，十五个大臣的阴谋被戳穿受到了惩治，巴合提亚尔继承了王位，成为万民拥戴的可汗。
  《巴合提亚尔的四十枝系》是由独立成篇的四十部民间叙事长诗组合而成的鸿篇巨制。据目前看到的资料，它主要包括以下长诗：《阿扎特·巴合提国王》（又称《巴合提亚尔》）、《阿赫·别孜尔干》、《餐席》、《夏克尔与夏克拉特》、《有耐心的国王》、《没有耐心的国王》、《哈尔克·哈甫迪撒玛特》、《金鱼》、《努合曼与娜赫姆》、《塔吉克孩子》、《失米尔扎达》、《慷慨的哈斯木》、《库尔克木谢》、《加木沙甫》、《孜亚达·夏赫衣木拉提》、《金翅鸟》、《英雄谢力扎特》、《大鹏鸟》、《可爱的玛丽凯》、《木马》、《阿布·夏赫玛》、《蛇王夏赫玛兰的十二部叙事长诗》、《痛苦与忧愁》、《叶连·哈依甫》、《诺尔哈·扎楞》、《永远相爱的夫妇》、《奥拉孜毛拉》、《谢姆希亚》、《吉依黑沙》等。这些叙事长诗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以封建统治阶级宫廷中的君与臣、皇后与太子、父与子、兄与弟，以及各种政治派系之间所进行的篡位勾当为背景，揭露了封建社会中以上层阶层为主的各种矛盾冲突。如，公正与残暴、忠贞与野心、真善与伪恶、自由与专制、光明与黑暗等尖锐复杂的斗争。当然在这些作品庞杂的内容中，也不乏看到哈萨克族的宗法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的演变；阶级关系在氏族部落中的变化以及宗教祭祀、生活习俗等社会生活图景。值得注意的是，叙事长诗渗透着鲜明的哈萨克民族的思维特征和语言特色。诗中虽然也提到巴格达、埃及、秦尼·马秦、叙利亚、喀布尔等城市地区，但这些中亚、西亚、阿拉伯等地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全景，都是哈萨克化的。如，冬不拉弹唱、赛马摔跤、六大部族赴宴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作品庞杂的内容中虽明显地糅合进了《一千零一夜》、《鹦鹉的故事》等作品的情节内容，但又富有浓郁的哈萨克族的民族风格，毫无雷同之感，令人耳目一新。
  在《巴合提亚尔的四十枝系》这部叙事长诗中，从其所反映的繁荣的城市文化、频繁往来的商队、主要人物的名称及部落、氏族名称等来看，哈萨克族在西域历史上大约在某些地区曾经有过城市文化的繁荣时期。据专家考证，“巴合提亚尔”这一人物，即有着公元6～8世纪生息在乌孙国故土伊犁盆地和七河流域的哈萨克支系杜拉特部落先祖的某些踪影。杜拉特部落的口令也正是这个“巴合提亚尔”。另外，作品中另一人物库达依达特，也与杜拉特部落14世纪时的一位族长姓名相同。在古西域历史上杜拉特部落曾居住游牧于富饶的伊犁盆地和七河流域，这里曾经是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产生过繁荣一时的城市文化。这样看来，长诗中所反映的那种在哈萨克族其他作品中不多见的城镇商业文化及多少烙有阿拉伯、波斯文化色彩的人物和事件，就不足为怪了。
  《巴合提亚尔的四十枝系》在作品的构思、结构和表现手法等方面，与东方民间巨著《一千零一夜》、《鹦鹉的故事》等颇为相似。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征是朴素的现实描绘与大胆丰富的想象虚构融为一体，洋溢着动人的浪漫主义光彩。诗中不少处近似荒诞的夸张描写和富有想象力的艺术虚构，生动地反映出哈萨克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对丑恶社会现象的憎恶以及淳朴善良的品质，使作品具有广泛的人民性，闪现着哈萨克人民智慧的光芒。在艺术结构上，长诗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方式，充分表现出民间文学的特征。作品为了便于演唱者和听众的记忆，采用巴合提亚尔临刑前不断给可汗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的方式，把众多情节曲折离奇的故事串联在一个大的故事框架中。这样，便于保存旧故事，补充新故事。同时故事线索单一，其发展又沿着单一线索向前推进，非常有利于民间的演唱和流传，呈现出为广大哈萨克人民喜闻乐见的有悬念、故事性强的传奇叙事风格。
  由于历史、民族习俗以及宗教等缘由，哈萨克民间叙事长诗在数量篇目上与“四十”似乎有不解之缘，有不少情节连贯的由四十部叙事诗组合成的叙事长诗。如《巴合提亚尔的四十枝系》、《鹦鹉故事四十章》、《四十个大臣》、《克里木的四十位英雄》等。这些叙事长诗在民间经过了多少代民间歌手的加工、补充才发展形成到今天这个面目。《巴合提亚尔的四十枝系》也是如此。据哈萨克著名学者尼合迈德·蒙加尼研究，《巴合提亚尔的四十枝系》最初大约是以散文体的故事形式在民间流传。后来，被民间艺人逐渐编成叙事长诗，同时又将外民族、外国的一些故事改编的新编长诗有机地融入其中，并在风格上将其哈萨克化。关于这部鸿篇巨制的具体“创作”者和演唱者，现有资料表明，公认是40年代在塔尔巴哈台去世的哈萨克族民间歌手艾里甫江·江乌扎克，此外还有努斯别克霍加、阿合提等民间歌手。至于这些民间艺人是从前辈学唱的，还是自己编唱来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