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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格尔》是一部规模宏伟、色彩瑰丽的蒙古族英雄史诗。它与《玛纳斯》、《格萨尔王传》齐名，是我国民间文学著名的三大史诗之一。多少年来，它经“江格尔奇”（专门咏颂《江格尔》的民间艺人）的口头演唱，主要流传在西域卫拉特蒙古族人民中间。《江格尔》以昂扬的英雄主义为基调，塑造了江格尔、洪古尔等光彩夺目的英雄形象，表现了蒙古族卫拉特人民追求和建立理想之邦“宝木巴”①的美好社会理想，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蒙古族古代社会草原奴隶制的社会生活风貌。
  《江格尔》②含有序诗和十五章诗，每章主要讲述一个中心人物并由此引发出一次战斗或一次事件。现将内容简介如下：序诗。整部史诗的楔子，以粗犷的笔调介绍了英雄江格尔和他手下的众英雄洪古尔、阿拉谭策吉、库恩伯、萨布尔、萨纳拉、明彦及英雄的坐骑；描绘了江格尔的夫人阿盖的美丽容貌。主要讲述了江格尔的身世。英雄江格尔“诞生在宝木巴圣地”，他原是塔海兆拉可汗的后裔，宝木巴可汗的孙子，阿拉达尔可汗的儿子。当他两岁时，“蟒古斯袭击了他的国土，江格尔成为孤儿，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幼年的江格尔胆识超人，神勇无比，他“征服了最凶恶的蟒古斯高力金”，“使那黄魔杜力栋改邪归正”，“活捉了塔海地方的五个魔鬼”，“降服了显赫的阿拉谭策吉”。在江格尔七岁时，已“打败了东方的七个国家”，征服了“周围四十二个可汗的国土”，和他忠诚的六千又十二名勇士建立了宝木巴乐土。
  第一章：《江格尔和阿拉谭策吉的战争》。在摔跤手西克锡力克的威逼下，五岁的江格尔骑着阿兰扎尔神驹去偷袭阿拉谭策吉的马群，结果中箭昏迷。洪古尔救活了江格尔，俩人成了生死之交，后来共同降服了阿拉谭策吉。
  第二章：《萨纳拉归顺江格尔》。江格尔倾慕好汉萨纳拉，派阿拉谭策吉前往说降以归顺宝木巴。阿拉谭策吉骑着大红马来到阿布辉海滨劝说。遭到萨纳拉拒绝，双方开战。江格尔率众勇士赶到，枪挑萨纳拉。萨纳拉称臣，江格尔封他为左手勇士。
  第三章：《洪古尔和萨布尔的战斗》。号称铁臂力士的萨布尔听错了父母的遗嘱，前去投奔恶魔蟒古斯，江格尔闻之率众八千前去拦阻。萨布尔跨上栗色马，挥舞月牙斧与江格尔的八千勇士杀得天昏地暗，不分胜负。洪古尔闻讯，手握阴阳宝剑和钢鞭，催动铁青马直奔沙场，与萨布尔展开了激战。最后，洪古尔生擒萨布尔，萨布尔愿意归顺。洪古尔与萨布尔结拜为兄弟。
  第四章：《萨纳拉远征胡德里·扎嘎尔国》。萨纳拉奉江格尔之命，骑着红沙马手执洪古尔相赠的金柄宝剑前往扎嘎尔国结盟。途中路遇女魔，将其杀死，后又受到乌楚罕递巴可汗的款待。萨纳拉谒见扎干泰吉可汗，禀告了江格尔旨意，扎干泰吉可汗大怒，派其大将奥敦查干与萨纳拉激战。萨纳拉寡不敌众，冲出重围，后与前来援助的洪古尔相逢，降服了扎干泰吉，解救出乌楚罕递巴可汗的儿子，凯旋而归。
  第五章：《萨布尔的功绩》。暴君赫拉干的使者觐见江格尔，言称要他献出美女阿盖、神驹阿兰扎尔和美男子明彦，否则赫拉干将率领七万大军踏平宝木巴。勇士萨布尔因与江格尔发生口角赌气离开宝木巴，后闻讯赫拉干进犯宝木巴，催动栗色马挥动十二刃巨斧返回国土与敌人展开激战。最后，活捉敌首赫拉干使其降服，从石洞中救出江格尔，大获全胜。
  第六章：《雄狮洪古尔的婚礼》。江格尔骑着神驹阿兰扎尔到札木巴拉可汗处为洪古尔说亲，欲娶可汗女儿参丹格日乐。札木巴拉可汗应允，要见洪古尔。洪古尔闻讯骑上铁青马喜气洋洋前去招亲，不料正碰上可汗女儿与大力士图赫布斯举行婚礼。洪古尔大怒，与图赫布斯厮杀一起，终将图赫布斯砍为两段挂在新房门旁；公主见状怒不可遏，洪古尔又将其斩为两段挂在门房，之后捣毁了宫殿，将札木巴拉搠倒在地扬长而去。洪古尔为寻找意中人历经千辛万苦，变幻为秃头儿，赢得了查干兆拉可汗之女格莲金娜的爱情。最后，在江格尔等诸勇士的帮助下，洪古尔与格莲金娜结为美满姻缘。
  第七章：《雄狮洪古尔追捕窃马贼阿里亚·芒古里》。窃马贼阿里亚·芒古里从宝木巴偷走了一万八千匹骏马。萨布尔奉命追赶中箭败回，萨纳拉继续追赶又受重伤。洪古尔奉命与芒古里激战七天，最终活捉芒古里，在他前额打上宝木巴的火印，永做江格尔的属民。
  第八章：《江格尔和暴君芒乃决战》。暴君芒乃可汗派人向江格尔提出五项无理要求，出动十三万大军征伐宝木巴。英雄洪古尔骑上神驹阿兰扎尔孤身一人前去迎敌。经过九十个白天和夜晚的战斗，洪古尔杀敌无数，最后与凶恶的芒乃决战。勇武过人的芒乃击伤了洪古尔，打败了前来救援的勇士萨布尔和萨纳拉。最后江格尔和众勇士一齐参战，杀死了芒乃，俘获了四十二名敌将，班师回朝。
  第九章：《西拉·胡鲁库败北记》。江格尔厌倦了宫廷生活只身出走，宝木巴的众勇士见状也纷纷各自投奔他乡。暴君胡鲁库闻讯率军乘机进犯宝木巴，遭到洪古尔等的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洪古尔被缚关进地牢，江格尔的夫人阿盖和七十二位可汗的妻子均被敌人掠去，江格尔的人民和马群均遭洗劫。江格尔外出与一美貌姑娘结为夫妇，生下男孩少布西古尔。少布西古尔遵从父亲旨意，骑上阿兰扎尔返回英雄故土，与三十五位勇士一起消灭了胡鲁库，解放了宝木巴。江格尔和洪古尔历经磨难，斩妖除怪，回到了乐土宝木巴。
  第十章：《黑那斯全军覆灭记》。暴君黑那斯可汗派大将厚和查干去进犯宝木巴，妄图活捉洪古尔，洪古尔闻之前往迎战。双方杀得难解难分，洪古尔不慎被缚，捆在铁青马上受刑。小牧童见状报告了江格尔。江格尔率众勇士救出洪古尔，制服了厚和查干，使黑那斯可汗归顺。
  第十一章：《美男子明彦偷袭托尔浒国阿拉坦可汗的马群》。托尔浒国阿拉坦可汗养有一万匹玉顶豹花马，江格尔派勇士美男子明彦前去盗马以解后顾之忧。明彦骑上金银马来到托尔浒国，正欲驱赶马群被人察觉。阿拉坦可汗的部将图和布斯等前往追赶，并捉住了明彦。江格尔勇士阿拉谭策吉占卜明彦有难，洪古尔和萨布尔立刻驱马前往与图和布斯激战。最终生擒图和布斯，救出了明彦。并将图和布斯打上火印，使阿拉坦可汗称臣，赶着玉顶豹花马群进贡。
  第十二章：《美男子明彦活捉昆莫》。江格尔要洗刷父辈的耻辱，派勇士明彦去活捉昆莫王。明彦骑着金银马，战胜了三次磨难，最后在仙女帮助下活捉了昆莫凯旋而归。
  第十三章：《雄狮洪古尔酒醉出征记》。洪古尔酒醉后口出大话扬言要活捉扎拉干可汗，江格尔乘机让他前去完成。英雄洪古尔骑上铁青马智擒扎拉干，冲出了敌人重围，胜利返回。
  第十四章：《三位小勇士擒大敌》。在日落的西方有位江格尔的劲敌巴达玛·乌兰。江格尔之子杰拉干、洪古尔之子霍顺·乌兰和阿拉谭策吉之子阿里亚·双合尔三位小勇士奉命前去捉拿。他们识破了女妖的奸计，齐心合力生擒了巴达玛·乌兰，凯旋而归。
  第十五章：《洪古尔出征西拉·蟒古斯》。宝木巴的繁荣兴旺激怒了魔王蟒古斯，要与江格尔一比高低。英雄洪古尔自告奋勇前去捉拿蟒古斯。洪古尔夜袭敌营，生擒蟒古斯，返回途中遭到敌人重围。江格尔率众勇士前往救援，打败了敌人，降服了蟒古斯，江格尔的英名四海传扬。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史诗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予以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①《江格尔》作为蒙古民族史前的英雄史诗，它以独特的民族的艺术形式，全面而集中地体现出蒙古卫拉特部从氏族社会解体到草原奴隶制开始确立这一“不发达阶段上”的社会历史、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等种种风貌。它是一部用有韵律的语言描摹了我国古代西域北方草原“英雄时代”所产生的英雄人物的生活、思想、感情和丰功伟绩的史诗。纵观整部史诗，《江格尔》所体现的思想内容大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古代蒙古族卫拉特部草原奴隶制开始和确立的社会历史阶段。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蒙古史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已认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蒙古族在历史上的确有过一个奴隶占有制的社会发展阶段。从《蒙古秘史》和《史记》中的记载来看，公元10世纪时蒙古社会已大量地、普遍地存在奴隶主对奴隶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事实。奴隶用于生产的事随处可见，奴隶主贵族则以统治和掠夺为职。蒙古各部的奴隶主占有一定的统治地域并建立了国家机器雏形。同时，氏族部落制度的某些现象作为残余形式也存在着。英雄史诗《江格尔》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地反映了这种历史真实。
  在《江格尔》中记述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争。这种战争基本上是各部落、部族在自己英雄的统领下为着各自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战争的结局大多为胜者掠夺土地，占有奴隶和美女，积聚牲畜及其他财富；败者则被烙上火印称臣沦为奴隶。英雄江格尔打胜仗是这样：如第十章，江格尔命令凯·吉拉干“焚烧了黑那斯的宫殿，驱赶黑那斯的奴隶和牛羊，不留一个孤儿，不留一条饿狗，全部迁往宝木巴地方，把黑那斯和厚和查干活活拖走”；敌方打胜仗也是如此：如第九章，西拉·胡鲁库活捉了洪古尔，对宝木巴进行了残酷的掠夺。“魔鬼洗劫了宝木巴地方，毁坏了江格尔的宫殿。一伙人驱赶江格尔的马群，七伙人驱赶江格尔的人民，没有留下一条母狗，没有留下一个孤儿。江格尔的夫人阿盖，七十二位可汗的妻子，捆在一条绳索上，被敌人掠去。”这种为氏族群体的兴盛而进行的战争，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①的确是这样。在那个以掠夺为荣的野蛮时代，英雄江格尔通过掠夺战争占有了水草丰美的牧场，获得大量的奴隶和牲畜，享有足够的酒肉以供养众多英勇善战的勇士。从战争形态发展的角度看，《江格尔》的时代确实属于比较典型的草原奴隶制社会，甚至还带有原始氏族晚期社会的种种特征。
  奴隶的存在，对奴隶掠夺、剥削、压迫和奴隶交易，这是判定是否为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关于此，在《江格尔》中是显而易见的：史诗中用了一定的篇幅反映出在游牧经济中普遍使用奴隶的情形。如有做“奶酪”、“挤马奶”、“梳理发辫”的“婢女”；有“守门的奴隶”、“拾粪的奴隶”、“砍柴的奴隶”；还有“牧羊人”、“牧马人”、“牧驼人”、“牧牛人”、“铁匠”等奴隶。江格尔在金宫中摆设一次酒宴，就需要居住在额尔齐斯河畔的奴隶每天酿造五百车马奶酒；姗丹夫人为给儿子洪古尔婚礼贺喜，“把奴隶们分做九人一队，一队队奴隶前来新房，与主人相见，给主人贺喜”，萨布尔在战俘的右脸上烙上宝木巴的火印，并说：“你们已是江格尔的奴隶，要年年纳税进贡！”这些说明，在《江格尔》时代，蒙古草原确有大量奴隶存在，奴隶主对其进行掠夺、剥削和压迫，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此外，史诗中还多处描述了奴隶交易的情景。如江格尔腰带里掖着的一块“胜利绸手帕”，“是一户奴隶换来的”；洪古尔佩带的肩甲，“价值一万户奴隶”；萨布尔“用一万户奴隶，换来一匹栗色马”等等，这些虽不乏极度夸张之辞，但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现实。
  汗（或可汗）的产生和汗权的形成，是蒙古古代奴隶制政权确立的一个标志。在史诗《江格尔》中，有一些强大的奴隶主贵族在分散的互不隶属的地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汗，如“大赫拉干可汗”、“扎木巴拉可汗”、“塔海兆拉可汗”、“阿斯车臣可汗”、“乌琼·阿拉达尔可汗”等。其中由江格尔为核心，以三十五位勇士协助的宝木巴部落联盟，是一个由不同种族，不同氏族部落组合的联合政府。它具有游牧的军事政权性质，虽然还遗留不少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的痕迹，但它毕竟已发展为奴隶制国家的雏形。
  综上所述，在英雄史诗《江格尔》中，我们的确看到了一幅古代草原奴隶制的社会生活画卷。它形象而生动地与《蒙古秘史》、《史记》所记载的古代蒙古社会状况互为印证、补充，有力地说明了在我国古代西域蒙古确实经历过一段以草原奴隶制为主体的社会历史阶段。
  其二，歌颂宝木巴，歌颂宝木巴的英雄，赞美勇士的骏马，是史诗《江格尔》的主要内容。
  宝木巴，是史诗的“作者”和传唱者极力渲染和赞美的“天堂”，极乐世界和令人向往的幸福乐园。在那里，“没有衰败，没有死亡，一切万古长青。那里的人们永远像二十五岁的青年那样健壮，在宝木巴，寒冬像春天一样温暖，炎夏像秋天一样清爽”。更重要的是，在宝木巴不分富贵贫贱，人人平等。“孤独人来到宝木巴，就能人丁兴旺；贫穷人来到宝木巴，就能富庶隆昌。在宝木巴地方，人们的财富均衡了，贫富的界线消亡了。”史诗中所歌颂的这一理想社会，实际上反映出生活在奴隶社会的奴隶和底层人们所憧憬的带有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没有私有制的乌托邦式的幻影。它是人们热烈追求真理、否定当时不平等社会现实的一种希冀。在古代蒙古历史上并不存在过“宝木巴”理想国，倒是频繁的部落战争，颠沛流离的人民，动荡不安的社会始终伴随着苦难的蒙古民族。因此。史诗的“作者”和传唱者，在黑暗中歌颂光明，在痛苦中赞美幸福，于剥削制度下宣扬人人平等，渴望实现一个“人丁兴旺，富庶隆昌，均衡财产”的理想社会。这是人民理想的颂歌，也是人民不满于黑暗现实的呐喊。“宝木巴”理想国的主题，标志着《江格尔》这部史诗的思想高度。它所焕发出来的那种追求真理、热爱民族和人民的强烈而深刻的人民性，把蒙古族古老的英雄史诗推向到一个发展成熟的思想高峰。
  对英雄的崇拜和赞颂，是《江格尔》主要的思想内容。在史诗中主要歌颂了江格尔，这位宝木巴英雄的盟主，他带领六千零十二名勇士，驰骋草原，征战南北，征服了邻近各部落，战胜了蟒古斯魔王和进犯宝木巴的各种邪恶势力，保卫了宝木巴这座“北方的天堂”，使其永远繁荣昌盛。史诗还用大量篇幅歌颂了红色雄狮英雄洪古尔，歌颂他具有九十九种美德：心地善良、光明磊落、神勇无畏等英雄品质，使洪古尔成为史诗中最丰满、最具艺术生命力的艺术形象。此外，史诗还以热情洋溢的笔调歌颂了一系列英雄，形成了英雄谱系。主要有：智多星阿拉谭策吉，他能“牢记过去九十九年的祸福，预知未来九十九年的吉凶”；铁臂力士萨布尔，他是“人中的鹰隼”，冲锋陷阵、势不可挡的勇士；勇猛的萨纳拉，他是位勇猛刚毅、坚忍不拔、任劳任怨、品质高尚的勇士；美男子明彦，“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美男子”，是美的理想的化身，从容貌到心灵都像水晶石那样晶莹可爱。此外还有，舌士凯·吉拉干，他是位口若悬河的祝赞手、雄辩家；江格尔夫人阿盖·荷布塔腊和洪古尔夫人格莲金娜，她们有着惊人的美貌，不让须眉的聪明才智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是巾帼英雄。这些民族英雄大多具有这样两种起码的英雄品格，一是忠诚于宝木巴，为保卫宝木巴理想国多次与敌人进行浴血奋战。这正如史诗中所唱，“我们把生命交给刀枪，把赤诚献给宝木巴天堂”。江格尔、洪古尔及六千零十二名勇士，随时准备“把头颅系在枪尖刀刃上”，为宝木巴，为整个部落人民捐躯献身。二是艰苦卓绝，大智大勇，始终洋溢着战斗激情和豪迈雄壮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这些英雄们长年累月和敌人厮杀，哪怕筋肉纷纷落地，鲜血汇成漫过马膝的大河，甚至被拖在疾驰的马尾上受刑，丝毫没有颓唐阑珊之气，而是铮铮硬骨，宁折不弯。“死有什么可怕？不过是洒一腔赤血，留一堆白骨！”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充分显示出那个时代由英雄文化培育出来的西域草原英雄的豪迈气度和英雄的时代风尚。
  马，在英雄史诗《江格尔》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英雄的坐骑几乎与英雄的盛名一样，受到“作者”和传唱者的极大赞誉。史诗用了较大篇幅描绘英雄坐骑的体态、性情、英姿、魄力以及它的智慧和思想感情。每位英雄的业绩几乎都离不开马的功绩，英雄的事业与他忠实的坐骑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江格尔——阿兰扎尔神驹，洪古尔一铁青马，阿拉谭策吉——大红马，萨布尔——栗色马，萨纳拉——红沙马，彦明——金银马等。敌人也是如此，马成了他们肆虐的重要帮凶。如，扎干泰吉一黄豹马，图赫布斯一枣骝马，芒古里一赤兔马，芒乃一灰沙马，黑那斯一盗骊马等。在史诗中，对马的描写，尤其是对英雄坐骑的赞美，无论在篇幅数量上，还是描写语言的选择上，几乎超过了对英雄配偶的描绘。如第五章中对江格尔的神驹阿兰扎尔是这样描绘的：“阿兰扎尔劲秀的前腿，蕴寓着无比神速。阿兰扎尔明亮的两眼，显露着无比的机敏。阿兰扎尔的后胯，好像巨大的铁砧，展示了体态的雄伟；阿兰扎尔的长尾，八十八庹长，好像珊瑚，显示了它的潇洒俊美。阿兰扎尔竖起两耳，坚硬的刀齿将铁嚼咬得几乎粉碎。阿兰扎尔甩动脑鬃，脑鬃在阳光下光彩熠熠。阿兰扎尔四蹄腾空，急于奔跑四十九个日夜，要把敌国的土地踩成稀泥。”对马的赞誉不仅充满着溢美之辞，还给它赋予智慧、神力和思想感情，使之人格化，它同主人一样能为部落分优解愁，出谋划策，显示出爱人民、爱宝木巴、爱团结自由的崇高的思想感情。这在英雄江格尔的坐骑阿兰扎尔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江格尔给儿子少布西古尔讲述洪古尔的英雄业绩时，神驹阿兰扎尔“无比激动”，长啸不已，发出感慨。诗中这样写道：“洪古尔的美德只讲了一半，阿兰扎尔神驹无比激动，它长嘶七十二次之后说道：‘哎，我亲爱的主人，想起咱们那可爱的宝木巴祖国，你难道不觉得痛心？我虽然只是一匹骟马，心头也燃烧着思乡的激情。’此话对江格尔如同雷电轰鸣，使他浑身战栗，难以平静。”这哪是一匹马，简直就是忧国忧民的智士仁人发出的肺腑之言。史诗《江格尔》中的这种对马的赞颂和崇拜几乎和对英雄一样，放到了极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显示出我国西域蒙古卫拉特人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崇尚马的民族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是将马视为战神，马的英雄业绩是史诗英雄丰功伟绩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成为英雄史诗中的“第二英雄”，形成了北方草原英雄文化区别于其他英雄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为阐发《江格尔》独特的思想主题，自始至终，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三，反映了矛盾而统一的英雄宗教观念。
  众所皆知，西域古代社会尤其是奴隶制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多神崇拜为中心的萨满教意识形态。西域早期蒙古人特殊的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孕育了他们与自然界特殊的神秘诡谲的自然观和世界观，这就是原始的萨满多神宗教。史诗《江格尔》和其他全部蒙古英雄史诗从其内容到形式皆说明，蒙古族英雄史诗主要是蒙古萨满教从多神教发展到善恶对立的天命观或自然观阶段的产物。英雄史诗《江格尔》既保留着西域早期蒙古人多神萨满教的某些特征，又保留着善恶对立宗教观念的基本历史特征。这些，我们从《江格尔》的基本情节与人物关系、马与兽型的艺术类比、英雄与魔王蟒古斯的对立、多神崇拜仪式以及神化自然力、人化自然力等诸多情节和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在史诗第四章中，英雄萨纳拉骑着红沙马与扎干泰吉可汗鏖战了三个多月，最后杀出重围，来到一处骄阳似火的荒原，找不到一棵可以充饥的草，找不到一滴可以润喉的水，陷入绝境。这时，红沙马突然口吐人语，向着主人发出召唤：“快来骑吧，我的雄鹰！”顿时英雄精神大振，跃马疾驰而去。这里明显有着以马为神，马崇拜的宗教痕迹。又如在第九章中，英雄江格尔为使兄弟洪古尔死而复生，把海中的绿草覆盖在洪古尔的身上，“江格尔虔诚地祈祷：‘你是香檀神树的宝叶，请你救活我的洪古尔兄弟！’江格尔嚼碎了神树叶吹到白骨上，那白骨立刻长出了肌肉。江格尔又把宝叶嚼碎吹到肌肉上，立刻变成了酣睡的洪古尔。”这里也有以树为神，树崇拜的早期宗教痕迹。在史诗中还多处描述了仙女援救遇难的英雄，最后化作天鹅、大雁飞去，日月山水护卫着英雄，使其勇往直前。总之，自然万物皆具魂魄，神灵般地辅佐着英雄的事业，整部史诗弥漫着浓重的萨满教多神崇拜的气息。另外，从史诗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冲突看，善与恶的对立、英雄与魔鬼的搏斗始终贯穿其中。江格尔、洪古尔等英雄为发展和保卫善与美的宝木巴不懈地与芒乃、黑那斯、蟒古斯等邪恶势力斗争，形象而生动地体现出西域早期蒙古人朴素的善恶观和善恶对立的天命观。
  但是，《江格尔》体现出来的宗教观念并非如此单一，它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比较复杂、矛盾的状况。史诗用了一定篇幅描述了曾在西蒙古社会生活中存在甚至盛行藏传佛教，即喇嘛黄教的情景。如第十章写喇嘛黄教在宝木巴的盛况：“宝木巴海和四个沙尔达嘎海相连，好像那登天的阶梯，浩瀚无垠。黄教的四座庙殿坐落海滨，庙里的喇嘛，都是释迦牟尼的化身。还有七万名普通喇嘛，对释迦牟尼无限虔诚。他们坐在大雄宝殿，分红、黄两色，修德诵经。”从远处向庙宇遥拜的人，死后将投生到三十三层天堂；亲临庙堂顶礼膜拜的人，他将直步天堂，千世万代安享快乐和吉祥。“七十二位可汗和三十五名勇士，来到噶拉丹大喇嘛的金殿，虔诚地叩了八千个头，合掌接受了噶拉丹大喇嘛的摩顶。”不容置疑，这是典型的喇嘛黄教的建筑、法事和礼仪。
  据有关史料记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以前，萨满教在早期蒙古人中间占据统治地位，萨满教崇拜多种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成吉思汗每逢征战，都向天祈祷，以求护佑。他统一蒙古诸部事业的成功，与萨满教对当时思想政治领域的重要影响是分不开的。当时，分布在贝加尔湖一带森林中的卫拉特人（“卫拉特”，意为“林木中的百姓”，又译作“瓦剌”，通常也称为“西蒙古”），后随成吉思汗征战有功，得以信任重用。到元世祖时，其势力范围已到达科布多、阿尔泰山、哈密以北一带，后又占据了天山北路。13世纪中叶，忽必烈尊西藏萨迦派喇嘛八恩巴为帝师，其后继者代代为国师，喇嘛教受到尊崇。这也波及到偏僻的卫拉特部族中，在上层贵族中有人也开始尊崇藏传佛教，并有所发展。15世纪后期，出于内外形势的需要，西域蒙古部族结盟，形成了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准噶尔四部的联盟——四卫拉特。从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末年的一百多年间，由于卫拉特僻处西域一隅，对外联系较少，因而萨满教得以重新兴起，其间藏传佛教仍有流传。17世纪初，黄教（即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在蒙古各部大兴。尤其是由西藏到蒙古担任库伦侄特的扎阿囊昆噶宁波圆寂之后（1633年），卫拉特人皈依了黄教，后经过十年与反黄教势力的宗教战争，卫拉特首领甚至取代东蒙古成为藏传佛教的护法王。清初，1640年留牧于西域的准噶尔部召开了喀尔喀和厄鲁特蒙古王公大会，制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蒙古·卫拉特法典》。自此，喇嘛黄教享有种种特权，成为卫拉特人的统治宗教。
  以上我们对卫拉特人由早期萨满多神教逐步衍变为后期喇嘛一神教作了一番简要回顾，旨在说明：英雄史诗《江格尔》中多种宗教并存而呈现出矛盾复杂的宗教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宗教历史的踪影。同时，因民间文学口头性和变异性等特性，也导致《江格尔》存有人为流变的情形。前面已经论述过，史诗《江格尔》的基本情节内容完全反映了西域早期卫拉特部族氏族社会解体，草原奴隶制开始并确立的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这期间萨满多神教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它是英雄们建功立业的主要精神动力。在后来史诗传承过程中，尤其是16世纪藏传佛教传入卫拉特四部后，原有的萨满多神教以及善恶对立的天命观受到冲击，佛教的“天国、人间、地狱”说影响着传唱者和接受者的精神意识，使得史诗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藏传佛教的意味。如，我们现在看到作品中的“宝木巴”这个人间乐园，即是受喇嘛教世界观影响。按照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想象中营造出来的。史诗中的“宝木巴”是一个笼罩着佛法光环的“没有战乱”、“没有贫穷只有富贵”、“没有灾祸只有幸福”、“长生不老”的“极乐世界”。这种“人间乐园”与《江格尔》原生的那种充满多神崇拜和善恶祸福根源在于“善天”“恶天”对立观迥然不同，更与史诗的那种以战争为手段掠夺财富及其奴隶（在脸上烙以宝木巴印记）为目的的基本情节极为矛盾、极不协调。史诗《江格尔》时代的那种英雄主义个性和勇敢尚武的民族历史风貌同后来的喇嘛教教义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如果说，《江格尔》在它产生的时代有美化“宝木巴”的合理成分，那么经过喇嘛教思想影响把合理成分发展成“人间乐园”式的理想世界，则同史诗本身的基本历史特征就相去甚远了。虽然这种变化和增补，是史诗《江格尔》在民间流传和被继承过程中一种无法避免的历史必然性，然而这种对立、矛盾着的宗教现象并非是史诗“英雄文化精神”所原本期望的。
  当然，《江格尔》所以被人誉为“英雄史诗”还有它思想意识统一和谐的一面。从表层看，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史诗的基本情节和人物关系等就会发现，除了少部分章节按照喇嘛教三界说人为地增补外，其余大部分仍保持着它产生时代的基本特征。再者，喇嘛教词汇和佛陀名字大都以形容、比喻的方式进入赞颂英雄的诗句中，它们并没有参与和左右史诗的基本情节。在佛教词汇下所保留更多的则是《江格尔》时代的历史特征和艺术化了的多神萨满教及善恶对立的萨满教世界观。从深层看，统摄史诗灵魂的仍是草原奴隶制阶段的英雄文化精神。江格尔、洪古尔等众英雄那种英勇尚武、在血与火的厮杀拼搏中不断进取的巨人身影使人感叹不已；祈求神灵福佑、驰骋在天神与魔鬼之间的那种迷离诡谲的神话氛围令人如醉如痴。数百年来，《江格尔》在历史继承中尽管受到喇嘛教的影响，然而并未完全改变它在英雄文化传统长期浸泡后所显露出来的威武雄壮的英雄本色。史诗中矛盾复杂的宗教现象，不但未能减弱英雄的勃勃生机，反而为我们描画出一条英雄所走过的更真实更曲折的历史轨迹。
  英雄人物是丝路英雄史诗描写和歌颂的主要对象。在卫拉特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中，我们看到了以江格尔、洪古尔为英雄核心，形成了一个不断发展、丰富的英雄谱系。主要有：人民理想的化身、宝木巴的灵魂江格尔，义、力、勇的象征洪古尔；英武剽悍屡建奇功的萨布尔和萨纳拉；智慧的象征阿拉谭策吉；力与美的化身明彦以及巾帼英雄阿盖、格莲金娜和珊丹夫人等。
  作为群英之首的江格尔是史诗的主人公。作品对江格尔的身世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给予了反复的铺叙。“江格尔是塔海兆拉可汗的后裔，唐苏克·宝木巴可汗的孙子，乌琼·阿拉达尔可汗的儿子。”两岁时，“蟒古斯袭击了他的国土，江格尔成为孤儿，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后来，他以顽强的意志，无比的胆识，超人的毅力，高强的武艺，征服了七十个可汗，战胜了各种邪恶势力，缔造了天堂般的宝木巴理想国，江格尔为保卫和扩展宝木巴，招募了虎狼般的六千又十二名勇士，牧养了神勇善战的骏马，并与邻近的部落实现了联盟，一次次打退降服了进犯之敌。作为英雄，江格尔有着超人的神力和胆略。在第八章描述江格尔与暴君芒乃可汗的战斗中，洪古尔、萨布尔和萨纳拉相继被芒乃可汗打伤，在旁指挥观战的江格尔再也压抑不住愤怒，他高呼宝木巴的战斗口号，挺枪跃马出战。江格尔把巨大蛮勇的芒乃可汗一枪挑到空中，消灭了这个魔鬼。江格尔的威名传遍天下，勇士们闻名齐集于麾下为其效忠，敌人闻名魂魄飞散，纷纷归顺。总之，英雄江格尔这一艺术形象体现了特定历史阶段“英雄时代”精神，体现了新生的奴隶主阶级的智慧、胆略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史诗以浓墨重彩塑造这一英雄形象，旨在告诉我们：一个历经磨难的孤儿，一生奋战，最后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而这一切是为了创建和保卫宝木巴理想国，在血与火的交织中去追求和实现卫拉特人的理想，是多么艰辛而崇高。江格尔的英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卫拉特部族的最高利益，代表了全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品格。史诗《江格尔》所蕴涵和阐发出来的思想高度和美学理想，在相当程度上是依赖于江格尔这一英雄形象完成的。当然，史诗也用了少量篇幅写了英雄的某些缺陷。如，有时他面对强大敌人的挑衅，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尤其在第九章中，江格尔擅自离宫出走，导致了三十五个部落联盟瘫痪，胡塞库之敌乘机各个击破，活捉了洪古尔，宝木巴遭受灾难。这些描述并非闲笔，而是竭力使英雄由神恢复到人的某些面目，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江格尔英雄性格的诸多侧面。
  洪古尔在史诗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又一英雄形象。从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和所具有的美学价值来看，洪古尔在整个史诗的英雄画廊中大约是塑造得最鲜明、最生动、最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英雄形象。在他身上，除了具有西域草原游牧民族古代英雄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外，还具有鲜明突出的“这一个”的个性特征。洪古尔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一是鲜明的英雄性，即在英雄文化氛围中显现出来的那种神化了的神奇的武艺和超人的力量；二是残酷的野蛮性，即草原奴隶制特殊的社会在人物身上铸造的某些时代印记。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品格统一在其性格之中，使洪古尔这一英雄形象迸发出迥异于江格尔等英雄的熠熠异彩。洪古尔形象的这种独特性，在西域草原奴隶制阶段的众多英雄史诗中颇有典型性。这正如马克思精辟论述的那样：“..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人的较高的特性就开始发展起来。个人尊严、雄辩口才、宗教情感、正直、刚毅、勇敢，当时已成为品格的一般特点，但和它们一同出现的还有残酷、诡诈和狂热。”①在洪古尔身上，正是体现出那个时代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刚强的毅力和不可战胜的力量等等“较高的特性”和野蛮、残酷的时代印记。
  “在英雄的宝木巴地方，勇敢过人的雄狮是洪古尔。”“红色雄狮”洪古尔性格的英雄性，首先主要表现在他忠诚于宝木巴和江格尔的英雄事业。为此，他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洪古尔在童年时就曾以生命保护了江格尔，与江格尔结成了最亲密的伙伴。后来，他和父亲又将自己的部落交给江格尔，作为创建宝木巴的根据地。在江格尔创建宝木巴理想国的过程中，洪古尔辅佐江格尔，单枪匹马打败过七十个“兀鲁斯”或部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在保卫宝木巴、抗击入侵之敌的数次战斗中，洪古尔更是不畏强暴，不避艰险。为了宝木巴，为了人民，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当黑拉干汗和芒乃汗派兵进犯时，洪古尔首先坚决予以抗击。当黑那斯和蟒古斯等汗先后大军压境时，又是洪古尔一马当先去与凶恶的敌人搏斗。为了宝木巴，为了江格尔的事业，在史诗中洪古尔发出了这样的铮铮誓言：“我不惜流尽自己的鲜血。我不怕摧残自己的骨骼。我有矫健的铁青战马，我有锋利的金贵宝刀。”洪古尔的这种英雄性格赢得了江格尔和众勇士的极高赞誉：“洪古尔是江格尔的手足，是七十万大军的光荣，洪古尔是宝木巴的栋梁，是千百万勇士的榜样。”
  粗犷剽悍，神勇过人，有着雄狮般的力量和气魄，这是英雄洪古尔英雄性格的外部特征。洪古尔有着人们崇尚的巨人体魄：“肩膀宽至七十五丈，臀围长有八十五丈，其腰围则只有三十五尺。十二只雄狮的力量，聚集在其身上；八千个妖魔的力量，蕴藏在其强健的肌腱中。”在战场上，洪古尔神勇过人，只身杀入敌阵，在千军万马中出入如入无人之境。作品最后一章，写洪古尔面对蟒古斯凶猛的将士，毫无惧色。只见他挥着“十五丈长的树干，冲入敌群，只身抵挡勇将八千！洪古尔咆哮呐喊，大地在他脚下发颤，敌人吓得魂飞魄散。洪古尔挥动树干，打在敌人的头上，五十个勇将落马死亡，二十五个勇将成为肉酱。精兵良将，躺在洪古尔脚下呻吟；矫健骏马，空鞍向远处逃窜。洪古尔杀了七十五个来回，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八千个勇将无法临近森林，八千敌兵站在远处，胆战心惊”。这里史诗虽有夸饰之辞，但英雄的神威与剽悍已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洪古尔，作为六千零十二名勇士中的英雄，其雄狮般的体魄表现出草原游牧民族在尚武的社会习俗中所追求的勇士男性美的美学规范，这是他们维持和发展部族生存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其雄狮般的力量与神威，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他们心目中所崇拜的英雄神话般超人力量的赞美。洪古尔的英雄美，凝聚着史诗中所有英雄勇士的力量、智慧和品格，体现了西域卫拉特蒙古族人民特有的英雄观。《江格尔》中对洪古尔这样唱道：“是飞翔在晴空中的雄鹰，是支撑宝木巴地方的栋梁，是刺杀敌人的长枪，是照亮宝木巴地方的太阳。”
  当我们论述洪古尔英雄性格的同时，还不应忽略其性格中野蛮残酷、不近人情的一面。如洪古尔处置被他打败的敌首领马拉查干：“断去马拉查干的手足，一块块分割其尸体，抛入滚滚的江波中..”如果说这是残酷战争使洪古尔不得已的话，那么他对待欲娶的美女参丹格日乐及其新婚丈夫图赫布斯，就显得横暴无理，过于残忍了。在《洪古尔的婚姻》一章中，洪古尔按江格尔之意去抢扎木巴拉可汗的爱女参丹格日乐为妻。途中，他发现参丹格日乐已经完婚，为了维护英雄的名誉和尊严，洪古尔在与其情敌激烈搏斗后，“把图赫布斯砍为两段”，“把图赫布斯的尸体挂在门两旁”。他遭到参丹格日乐的斥骂，盛怒之下，“洪古尔将美人劈为两段，把她的尸体也挂在毡房门旁”。然后又来到扎木巴拉可汗的宫殿，“击碎了宫殿的纹窗，揪着扎木巴拉的头发拖出宫殿，将他搠倒在地。狠击三鞭”。尽管抢婚乃至动刀动枪，在当时是极其自然合乎情理的被人视为一种英雄行为，但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洪古尔性格中浓厚的野蛮残酷的古代英雄主义。它从反面显示出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奴隶制社会“英雄”的某种历史特征，在听众和读者的接受心理上多少有损于洪古尔的英雄形象。以上我们对洪古尔英雄性与野蛮性双重性格进行了一番简要论述（当然，英雄性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看出：英雄性格中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其野蛮时代以来传统文化社会习俗的继续，另一方面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它恰好成为奴隶主贵族卫护其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英雄性格中的英雄性与野蛮性，既是他们铸在时代旗帜上的印记，也是时代铸在他们身上的印记。这一切是其社会本质在认识价值和道德领域中的表现。
  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江格尔》有着迥异于丝路其他民族英雄史诗的艺术特征。在史诗的结构艺术、表现手法、语言韵律及风格诸方面具有浓郁的民间说唱文学特色和鲜明的卫拉特部族的民族风格以及西域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美学特征。
  史诗《江格尔》在结构艺术上完美地体现出蒙古族说唱艺术的种种特色。开篇“序诗”，赞美草原故乡，讲述英雄江格尔的身世和宝木巴的创业史，起着全篇“楔子”的作用。在演唱中，“江格尔奇”每唱一章，总要先唱序诗，然后才开讲每章独立的英雄故事。史诗除序诗外还有十五章，这是整部作品的主体。每章讲一个中心人物，说一段完整的故事。但各章都由江格尔、洪古尔和阿拉谭策吉等主要人物贯穿起来，使之在故事情节上保持一定的连贯性。这种各章既相对独立，全篇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结构方法，非常吻合史诗这一较大规模艺术形式的结构要求，与史诗所涵盖的深广的思想内容有机地融为一体。
  另外，每章在结构上都显示出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程式，这是《江格尔》作为说唱艺术所具备的重要结构特点。史诗在描写人物、骏马戎装，武器和战斗场面时，在每章中都已基本形成一大套大体相同的模式。如写勇士、英雄的出征，总是先穿插大段的祝赞、铺陈和诗意的描绘。说英雄是如何威武雄壮，不可征服；说宫殿如何巍峨华丽，夫人如何端庄美貌，武器装备如何精良，骏马如何高大神速等。祝赞完毕，这才交代征途的遥远和险恶。英雄同敌人遭遇以后，不是写赛马、摔跤、射箭三种竞赛，英雄大获全胜，就是淋漓尽致地渲染激烈残酷的战斗场面，最后必然是英雄斩除或生擒了敌首，凯旋而归，全体勇士大摆宴席，欢饮歌唱。每章都是以酒宴开始，以酒宴结束，首尾呼应。如史诗第四章《萨纳拉远征胡德里·扎嘎尔国》。开篇这样唱道：“众勇士团团坐了七圈，举行芳醇美酒的盛宴。勇士们酒醉半酣，欢乐歌唱，心花怒放。”章末也这样唱道：“勇士们团团坐了七圈，举行芳醇美酒的盛宴。席间，表彰萨布尔的功绩，歌唱勇士的永恒友谊。”史诗中这种近似雷同的程式化的描写，是为了演唱者容易记忆，深化感情、渲染气氛。同时，由于固定了程式，一般不允许即兴式的创作，保持了史诗原来的面目。总之，这是由民间说唱艺术的特点决定的，也是长期以来蒙古族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民族文艺传统。
  史诗《江格尔》在表现手法上也颇具特色。它除了在写人、状物、绘景、抒情和叙事中融合了神话传说、歌谣祝赞、俗谚口碑和运用铺陈比喻、拟人等手法外，大量地运用浪漫主义的夸张和兽形艺术类比，是其比较引人注目的表现方法。
  浪漫主义的夸张。史诗常常将恢宏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结合并用，造成一种粗犷豪迈，气度雄浑的浪漫主义情调。无论是对宝木巴理想国的描绘，对英雄人物的刻画，还是对骏马和自然风光的描写，皆大量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如写英雄洪古尔，诗中这样写道：“洪古尔用七十人才能抬动的巨碗，连饮七十一碗醇酒。”洪古尔肩宽七十五丈，腹粗八十五丈，腰圆三十五尺。洪古尔身上，凝结着十二头雄狮的力量。洪古尔的腿上，蕴寓着八千个妖怪的力量。这里使人感受到更多的已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英雄，而是天国里的力士巨神。类似这种夸张在史诗中俯拾皆是，甚至连英雄手执的一条皮鞭也极尽夸张之能事：“江格尔的右手拿着一条玲珑皮鞭，鞭心用三十只黄羊皮编织，鞭身用七十只黄羊皮包镶，四周有五十条皮穗，是五千个力士精心编织。”史诗中对英雄及英雄坐骑等极度的夸张，集中地体现了蒙古民族在长期与恶劣自然环境斗争和血与火的征战中对英雄渴慕、崇拜的一种情结。在艺术形式上构成了西域草原游牧民族英雄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兽形艺术类比。以野生猛兽猛禽来类比人，特别是类比英雄人物，这是史诗《江格尔》塑造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的重要艺术手段。如写江格尔的勇士阿拉谭策吉出征前誓与敌人决一死战的情状：“他那翘动的胡须，像雕鹰在扇动翅膀。他那转动的两眼，像雄鹰攫取猎物的目光。他的前额上现出一道道皱纹，像角斗的公牛威武雄壮。他咬牙切齿发出巨响，像发怒的公驼凶猛异常。”又如萨纳拉赞美洪古尔英勇奋战的情形：“他就像饿极而奔袭羊群的赤狼，冲入羊群撕断羊只的赤狼。”这种以凶禽狂兽作比来刻画英雄人物特有的气质品格，恐怕与卫拉特人远在狩猎经济时代就已形成的独特的宗教观念和美学观念有关。那时，对于狩猎工具还处于极端原始和效能极端低下的古代卫拉特人来讲，野兽的力量仍然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在这种恐惧心理支配下出现了最初的兽形神话以及兽崇拜等神秘意识。随着工具的改进，尤其是铁器的出现，战胜凶猛的野兽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那些敢于同猛兽拼搏并战胜猛兽的人们，自然就成了人们心目中出类拔萃的勇士和英雄。这样，凶禽猛兽的力量、敏捷、迅猛以及狂暴等行为属性就在人们心理上获得了美的内容。因而以凶禽猛兽来类比英雄勇士，不仅成为人们肯定和赞颂英雄勇士的一种方式，而且经过长期的心理积淀成为西域古代蒙古族部落赞美英雄及其行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特有的表达方式了。随着民间文化艺术的长期传播衍变，这种兽形艺术类比就成了当地艺术家以艺术方式塑造英雄勇士专有的方法之一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狩猎、游牧生产方式的更迭变化，有关兽形类比等民族特征会越来越减弱，但西域蒙古人的这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会顽强地保留下去，并不断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
  史诗《江格尔》以其浓郁的阿尔泰草原气息的风景画和蒙古族卫拉特人游牧生活的民俗风情画，使作品获得了鲜明而浓郁的民族风格。作品中那高耸入云的白头山、蔚蓝色的宝木巴海，翡翠般的千里草原，嘶鸣奔腾的马群，珍珠玛瑙般的牛羊，蓝色天幕下金光灿烂的巍峨宫殿和英雄出征前的占卜，牧场上骑马、摔跤、射箭等比赛..这一切使作品在广阔瑰丽的背景上，鲜明地展示出蒙古卫拉特人对世代居住的阿尔泰故乡的热爱、自豪之情，使作品自然地涂抹上一层淳厚浓郁的民族特色。
  除此之外，作品所抒发的那种符合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观念的特定感情，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在早期卫拉特人对“第二英雄”——马的精彩描绘和爱马尚武英雄性格的赞美上。史诗用了较多的篇幅赞美英雄人格化的骏马，表现出“马背上的民族”对马的深厚感情。不论是江格尔的阿兰扎尔、洪古尔的铁青马，还是阿拉谭策吉的大红马、萨布尔的栗色马、萨纳拉的红沙马、明彦的金银马，作品都突出其共同的特征：能征善战、有勇有谋、通晓人言、热爱主人，是英雄生活和战斗的亲密伙伴，史诗中的“第二英雄”。史诗运用热情优美的词句，对英雄的骏马进行细致生动的描绘，激起了人们特殊的审美感情，同时也反衬出勇士英勇雄狮般的个性。前面我们曾对江格尔的神驹阿兰扎尔作了介绍，其他英雄的坐骑也都如此。如诗中描绘马的奔驰和走动：“后腿蹬在夜始降临的地方，前肢跨在日出的地方。下颌似乎在频铲大地，胸膛又似乎在前击下颌。当它飞驰而过后，地面的草丛向两旁荡去，若是从旁观去，犹如草丛中跃起的芒罕白兔，像飞矢般逝去。”“它带起的泥块，像座座帐篷般飞落。它掀起的尘沙，袅袅升向高空。”对马的赞美溢于言表。此外，史诗还运用人格化的手法给英雄的骏马赋以人的思维、感情和英雄性格。在作品中，英雄的坐骑总是对其主人将要遇到的危险和不幸有所预感，并事先向主人告诫，有时还激励主人尽力卫护自己的英雄荣誉。如在第五章《萨布尔的功绩》中，夜深人静、独宿于毡房中的英雄萨布尔突然听到外面响动，知道这是他的坐骑栗色马有事要相告。他跑出毡房，栗色马对他说：“主人江格尔在呼救！你出走以后，赫拉干出动七万大军，包围了宫殿，活捉了江格尔..”萨布尔听完立即翻身上马去搭救圣主江格尔。作品中不仅尽力描绘骏马的雄姿外貌，还渲染其聪颖、智慧和富于思想，反映出蒙古卫拉特人特有的民族情感和审美观念。这里一方面是因为马在蒙古民族生产、交往乃至在整个生活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使得人们产生了对马的特殊感情，马，成了蒙古族各类艺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反映和表现对象；另一方面，马的人格化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力量通过类比，在对象中被形象化的结果。有什么样的骏马，便有什么样的英雄。英雄的神力通过马的神化被艺术极致地表现出来，形象化了富有民族色彩的英雄观念和审美观念。总之，史诗《江格尔》所溢放出来的深厚的“马文化”的民族内涵，大大强化了整部作品的民族特性，促使了史诗在本部族中的认同和传播以及外民族对其特征的认识。
  史诗《江格尔》的语言经过千百年的传唱加工，形成了富有卫拉特民间口语特色的艺术语言。描绘英雄时，多用雄狮、猛虎、鹰隼、灰狼、公牛、野猪等作喻；形容美女时，少用鲜花、美玉，而说像太阳像月亮似的光辉美丽；描摹累垮了的战马则说：“腹中没有了脂肪，骨头里没有了骨髓。深陷的眼眶里，麻雀可以筑巢产卵，凸现的后坐骨，好像盛箭的箭筒”，极富民族生活气息。在句式上，较多地采用了对偶、排比、连锁、问答、重迭等，增强了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在诗的韵律上，具有以押头韵为主的押脚韵、押腰韵和押段韵等多种韵律，与西域其他民族史诗语言韵律相比较，显得更为丰富多样。
  英雄史诗《江格尔》主要产生流传在西域蒙古族聚居区，前苏联哈尔玛克人中间也流传这部史诗。远在12世纪以前，驻牧在叶尼塞河流域草原森林地带的斡亦剌惕部（明代称瓦剌、清代称额鲁特部）流传着这部史诗的一些片断。蒙古民族统一前后，斡亦剌惕部逐渐西迁扩大牧地，最后定居于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流域。15～16世纪，四部卫拉特以斡亦剌惕部为主体形成。当时包括厄鲁特部（牧于伊犁的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牧于额尔齐斯河流域）、土尔扈特部（牧于塔尔巴哈台）、和硕特部（牧于青海），成为我国那时西蒙古的总称。明朝末年，土尔扈特部领主和鄂尔勒克，因受准噶尔部领主哈赖忽剌的威胁，率部西迁到额济勒河（今苏联的伏尔加河）下游一带驻牧。后来由于不堪沙俄的压迫和歧视，加之身寄异域的痛苦，思念故土，遂于1771年初由首领渥巴锡、舍棱等率领，历经艰难困苦返回西域伊犁地区，在迁移中由于不断遭到沙俄军队的阻截，加之遇上伏尔加河河水泛滥，其中一部分人被迫滞留在俄国境内。这部分蒙古人在苏联被称为卡尔梅克人。史诗《江格尔》在西域奴隶社会时期的早期卫拉特人中产生了某些片断。后来在四部卫拉特中，尤其在土尔扈特部中得到丰富、充实，不断完善。到了明代（大约13世纪左右），在四部卫拉特人中逐渐趋于定型，当时主要流
  传在西域土尔扈特部中和滞留在俄国的卡尔梅克人中。后来，通过民间艺人“江格尔奇”的演唱和各种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到国内外蒙古族人民聚居地区。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也流传有“单开”形式的《江格尔》，但故事未系统化，只是口头流传着一些简短的故事片断。唯独在西域土尔扈特人聚居区《江格尔》流传得最丰富、最广泛、最系统，定型也较早。
  我国最早的《江格尔》版本，是195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洪古尔》。这是一位叫边垣的先生1935年在新疆工作期间被军阀盛世才关在监狱，同狱有位叫满金的五十多岁的卫拉特蒙古人常给他讲《江格尔》，出狱后边垣先生根据自己的记忆编写而成的本子，共收九章。1958年作家出版社曾再版。
  在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江格尔》版本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的《江格尔》，俗称十三章本，该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曾再版。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用托忒蒙文出版。
  198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用托忒蒙文出版了我国第一个自己搜集、整理的《江格尔》版本，书名《江格尔传》，共十五章。这是托·巴德玛和宝音克希格等学者从在新疆蒙古族中搜集到的四十多章中精选而成的。
  1985年和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用托忒蒙文分别出版了《江格尔》工作组搜集整理的三十章本《江格尔（1）》和《江格尔（2）》。
  《江格尔》汉译本在我国目前有三种版本：一是色道尔吉汉译本，共十五章，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二是霍尔查汉译本，共十五章，1988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是黑勒、丁师浩汉文全译本，共五册，199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二册，近年内将陆续出齐。
  我国《江格尔》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新疆和内蒙古的学者多有发现，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开展搜集工作。70年代末以来，各级政府对史诗《江格尔》的研究予以很大的关怀和支持，新疆和内蒙两地的学者艰苦的劳动和科学的研究，使得《江格尔》的普查、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等各方面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尤其是1980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江格尔》领导小组和工作组，这是《江格尔》研究中卓有成效的主力军。《江格尔》工作组从1980年至1984年7月，走访了二十四个县的一百多位艺人，录制了一百八十七盘《江格尔》磁带，总计包括各种异文变体及不完整章节共一百五十七章。另外，《江格尔》工作组搜集整理的《江格尔资料本1～9辑》于1988年出版齐全，有力地推动了《江格尔》的研究工作。目前，我国的《江格尔》研究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一门很有特色、很有成就的学科，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经常性的学术活动；《江格尔》研究作为一门专门学
  问——“江格尔学”，在中国蒙古学中已得到确立和承认。在整个史诗研究中也以其意义重大和成果显著为学术界所重视。

①宝木巴，大洋，山川的名称，有主地、福地、仙境、乐园或极乐世界的意思，是古代蒙古族人民的理想国。 ②本节选用的《江格尔》版本，由色道尔吉翻译，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中作品的引文均出自该版本，不再另注。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①马克思：《路易士·享·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