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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英雄史诗产生于西域早期社会的“英雄时代”。它是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这一特殊历史阶段英雄文化的结晶。还是让我们在世界文化的某些范围内看看英雄史诗形成和发展的种种背景吧。
  早在公元前3000年，在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的巴比伦的苏美尔时期，就已经产生和流传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半人半神的英雄吉尔伽美什，既有着早期苏美尔部落酋长的英雄本色，又有专横暴戾、恐惧死亡等巴比伦奴隶主贵族、祭司所加工、篡改的特征。史诗中英雄主人公的那种敢于向大自然和神魔作斗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典型地代表着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初期“英雄神”的文化特征。
  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在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古希腊产生了“英雄时代”。在这个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向着奴隶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换时期，伟大的行吟诗人荷马搜集整理和创作出不朽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尤其在《伊利亚特》中，塑造了两个敌对的英雄形象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着力抒写了他们骁勇善战，不怕牺牲，充满着力量和智慧的英雄品格。史诗艺术地反映出古希腊迈锡尼时代军事民主制社会生活中崇拜英雄的尚武时代风尚，真实而生动地展示出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历史时刻，英雄文化给古希腊民族带来的种种冲击和震荡。
  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在东方古印度产生了反映公元前5世纪前后奴隶制社会生活的规模宏大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前者主要描述了弱小的般度族与强大的俱卢族之间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形象地再现了古代印度自原始社会瓦解到奴隶社会形成时期氏族上层内部的斗争，热情地歌颂了“伟大婆罗王的后裔”英雄们的丰功伟绩。后者被世人称为“印度的《奥德赛》”，主要讲述了古代印度高萨罗国的王子、英雄罗摩的冒险经历，是一首富有浪漫情调的英雄颂歌。
  到了中世纪，历史进入了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和鼎盛时期。史诗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日渐消亡，如上所述的那种英雄史诗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英雄文化”以其强有力的惯性，仍不断积淀在东西方各民族“英雄崇拜”的心理深处，在英雄共识的民间文学沃土上，继续开放出各具民族、区域、社会历史风貌的英雄史诗之花。如，拜占庭的《第格尼斯·亚克里特》，英国的《贝奥武甫》，冰岛的《埃达》和《萨迦》，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和芬兰的《卡列瓦拉》等。以上史诗虽产生于中世纪封建社会，但其中大多反映了奴隶社会末期至封建社会前期，各民族英雄反抗异族侵略、爱国爱民、追慕自由幸福的进步思想，渗透有这些民族早期英雄文化的深刻影响，折射出这些民族熠熠闪光的英雄性格。
  纵观以上世界文化范围内的一些民族史诗，可以基本得出这样的结论：英雄史诗是在一种特殊的“英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其产生和发展一般在人类社会由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整个历史阶段。丝路各民族的英雄史诗概属如此。如果对丝路英雄史诗的背景作一番考察分析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构成这种背景的西域英雄文化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其一，时代风尚：尚武。社会心理：渴慕英雄，凭借武力建功立业。
  西域早期社会的英雄文化源于原始氏族社会具有生存竞争性质的部落战争，滥觞于崇尚勇武的时代风尚。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人兽之争，部落之间的仇杀械斗经常发生，人们还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抵御天灾人祸和战乱带来的各种困扰。因此，崇尚勇武，崇拜英雄，成为维护本民族本部落的生存和利益，以抵御外来侵略争夺社会财富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精神需要和时代风尚。在这种社会生活特殊的价值取向中，渴慕英雄以武力建功立业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同时这也是用以衡量民族部落自身和民族英雄的唯一重要的价值尺度。丝路各民族英雄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如哈萨克族的阿勒帕梅斯、阔布兰德，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赛麦台依、凯涅尼木等，蒙古卫拉特人的江格尔、洪古尔，维吾尔族的乌古斯等，都是神勇过人，在血与火的厮杀征战中建功立业，赢得本民族的认同和尊敬，而成为民族英雄的。这种崇尚勇武的时代风尚和渴慕英雄以武力建功立业的社会心理是构成英雄文化的重要条件，也是由此形成英雄史诗的特定背景。
  其二，社会历史背景：民族的大迁徙、大征战。
  西域早期社会的英雄文化是丝路各民族先民为了生存被迫历经艰辛的大迁徙和为了民族利益流血征战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翻开丝路一部部英雄史诗，你会发现，史诗中的英雄都是在面临民族劫难的生死存亡关头应运而生的。史诗中所蕴涵的深沉悲愤的民族情感，所迸射出来的英雄主义火花，无一不寄寓在民族的大迁徙、大征战的历史土壤中。如，哈萨克族古老的英雄史诗《阿勒帕梅斯》、《克里木的四十位英雄》等，真实而艺术地反映出早期哈萨克人为维护本部族利益同喀尔玛克人①的冲突和斗争，再现了哈萨克在历史上走过的艰难痛苦而曲折的道路。历史上，血与火的征战始终伴随着哈萨克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自13世纪以来，部属西蒙古的卫拉特人在强大的成吉思汗远征军的威慑下，频频进入早期哈萨克人占据的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地域。激烈残酷的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各部族的融合与分裂，出现了蒙古部族的突厥化和哈萨克民族的形成。哈萨克各部族争生存、求发展的斗争如火如荼，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创造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业绩。在此起彼伏战事不断的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时期，产生和流传着一部部感天地、泣鬼神的哈萨克族英雄史诗。同样，在英雄史诗《江格尔》中也反映出早期卫拉特部族为了生存和发展被迫迁徙的历史史实。历史上约在明朝末年，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曾有过一次令人难忘的著名的民族大迁徙。当时土尔扈特人不堪忍受邻近准噶尔部的骚扰，被迫西迁到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后由于沙俄的歧视压迫，加之思念故土，遂于1771年初又返回中国伊犁地区。在东返途中不断遭到沙俄军队的拦截，加之伏尔加河水泛滥，人员和马牛畜群财物损失惨重，迫使一部分人滞留在俄国境内（今称为卡尔梅克人）。其余人马历尽艰辛返回伊犁。这场土尔扈特部族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为史诗《江格尔》的流传和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契机，丰富和强化着《江格尔》所焕发出来的那种为实现和保卫“宝木巴”理想国的百折不挠的英雄主义光辉。
  其三，英雄观的衍变：由早期同自然搏斗的英雄神衍化为后来同异族斗争的民族英雄。
  在西域原始氏族社会里，人们的精神生活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对英雄神的崇拜上。“英雄”都是一些为了民族部落的生存而与恶劣的大自然进行殊死搏斗的巨人。在英雄神话和传说中，他们往往被赋以“神格”，英雄神即氏族英雄，同时也被视为氏族祖先。人类在早期的生活实践中不断战胜自然，显示出人类自身的力量和价值，是这一时期人们英雄观的主要实质内容。在维吾尔族兼有浓重神话、传说色彩的史诗《乌古斯可汗》中，半人半神的英雄乌古斯杀死了残害人畜的怪物独角兽，即是这类英雄观的典型代表。随着历史的发展，氏族社会解体进入了奴隶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从混沌朦胧进入了文明，古老的英雄神让位于超人的人间英雄。英雄观较之以前丰富和扩大了。在这样一个新的英雄时代，对自然的征服欲已日渐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为了维护本部族的生存、发展和利益，抵御异族的入侵，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去谋取更多的财富和生产生活资料，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成为解决这一切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在古代西域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战事频繁，人们由崇拜能杀死猛兽的神话英雄衍变为崇敬能征服敌人的部族英雄。英雄观发生了质的飞跃。在这个新英雄时代里，谁能征善战，谁就当之无愧成为本部族的英雄。男子的天职，是为部落、为民族而战；男子的最高美德即是勇武善战；男子的终极追求，是在战争中建功立业，摘取荣誉桂冠。这种英雄观代代相传，渗透积淀在各民族的心理深层，形成了尚武好勇的民族品格，造就了阳刚开放型的丝路英雄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流传在西域的各民族英雄史诗，尤其是其中著名的英雄人物，诸如玛纳斯、江格尔、洪古尔、乌古斯、阔布兰德等至今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就不足为奇了。
  以上我们对形成丝路英雄史诗的文化背景作了一番简要的论述，旨在说明，英雄文化对英雄史诗的形成和发展是何等重要。到此，我们不由联想到在我国史诗研究领域至今未形成共识的一个问题：同样面对抗击异族入侵，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原的汉民族却为什么基本没留下史诗？①究其缘由颇为复杂。
  一是中原汉民族“英雄崇拜”观念过早淡漠、失落，“英雄时代”过早淹没在早熟的封建社会制度中。众所周知，华夏民族经历了氏族社会衰败瓦解进入了夏、商、周等朝代的奴隶制社会后，于公元前3世纪初就已跨入了封建制社会。与西域的社会形态相比，产生英雄文化的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社会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远没有那样久远。加之早熟的封建社会的到来，使得汉民族的英雄文化尚未发育成熟便中途夭折，导致祖宗崇拜迫不及待地取代了英雄崇拜。审视上古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莫不留下种种遗憾：如鯀禹治水的神话、夏启驱逐伯夷以自立的传说等，本可衍变为大史诗的题材，但这些英雄却沦落为夏民族的祖先。本应活跃于整个汉民族原始文化圈内的英雄，却被局限为一家一室之祖。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们本身应该发出英雄主义光辉的社会文化影响。再看先秦《诗经》中的《公刘》、《生民》等篇，亦流于一家一姓的英雄传说，而不具备史诗的品格。随着汉民族封建社会制度的稳固和完善，家族祖宗崇拜愈演愈烈，那种以超越家族、全民族为一整体的英雄崇拜的文化心理基础日趋销蚀，英雄史诗这座宏伟的民族艺术殿堂就很难在消极、封闭、松散的社会、文化沙滩上建立起来了。
  二是中原汉民族的历史意识和伦理意识等较之西域诸民族过早成熟。这虽一面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对史诗来说，汉民族那些具有英雄特征的神祗悄然转化为古代传说人物和伦理符号，却不能不是件憾事。随着社会的进步，加之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谬误，在汉族古代英雄神的身上，英雄特征日渐消亡，英雄神话和英雄传说被浸透伦理规则和历史秩序的“古史”和经书所代替，一切都被历史化、伦理化了。看看古籍《山海经》和《淮南子》就会明白，汉民族神话意识过早衰亡，史诗意识未能产生的原由所在。另外，在汉民族精神生活的历史化、伦理化过程中，生成了尊崇“有德者”而非“有力者”，膜拜“权力”而非“武功”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使其上古的英雄神话、英雄歌谣等经文人的加工改造，很快纳入历史轨道，以尽快褪去洪荒诡谲之色，以符合伦理条律和社会规范。但西域民族与此相反。当汉民族文化早已历史化、伦理化后，西域诸民族仍还沉醉于浓烈的神话氛围中。他们不仅在英雄时代编织了种种英雄神话般的歌谣，而且在历史后期的发展过程中，也极力将一些民族的史迹“神话化”、“传说化”，以期回归原始，返璞归真。西域民族的这种钟情于神话，崇尚于英雄的独特的文化传统，是其产生大量英雄史诗的重要原因。
  三是史诗的形成需要一个民族大迁徙、大征战的背景，而汉民族就民族整体来看似乎少有这个背景。在古代，中原汉民族主要定居在中原、华北、华东等区域，地理环境相对优越，农产富足，无须为衣食而远征他乡，以掠夺生产生活资料来谋取生存。另外，汉民族人口众多，生存空间大。加之生产力水平较高，小范围的天灾人祸不会波及全民族的生存。这样，他们既萌生不了因生存的“远虑”而进行扩张的心理动力，又不会因生活的“近忧”而导致全民族的迁徙。再之，汉民族主要从事相对封闭稳定的农耕经济，一代复一代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形成了汉民族的“故土”情结。全民族性的依恋故土，即使生存危机时也只是短暂离乡，最终都要落叶归根，这种自足、封闭的民族心态很难与西域民族的那种自由、开放的文化心态相契合，当然也就谈不上滋生于英雄文化土壤中的史诗了。
  以上对中原汉民族没有存留英雄史诗问题作了粗陋的探索，旨在从反面说明西域各民族英雄史诗形成的特殊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我国古代西域是产生“英雄”的地域，西域各民族要讴歌自己的民族英雄，而史诗正是合乎“英雄文化”价值取向的最好的艺术形式。在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长河中，西域民族英雄史诗数量之多，篇制之巨，审美价值之高，令世人瞩目。它孕育的那种西域民族独特的英雄精神和创造出的独具特色的英雄文化风貌，对我国乃至世界各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传统起着越来越不容忽视的作用。
  丝路英雄史诗在西域民族文化史上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它作为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民族的精神和信心之外，就文学而言，其地位在文学形式中也是最为显赫和重要的。一方面，它的产生和发展容纳和连接着丝路民族的英雄神话、英雄传说、民族起源和迁徙歌谣以及民间叙事诗，使之从内容到形式上为史诗的创作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它作为丝路民间文学成熟的标志，对后世民间文学的丰富和发展，对民族作家文学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深厚坚实的文学基础，提供着从民族的精神风貌到形式技巧种种丰富的文学养料。下面我们还是具体地看看史诗作品吧。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是我国著名的三大史诗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柯尔克孜其他民间文学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弄清这种关系，对确定《玛纳斯》的文学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玛纳斯》与英雄传说《阿勒普玛纳什》。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发现《玛纳斯》与阿尔泰民族中流传的英雄传说《阿勒普玛纳什》有多处相似之处。人名相似。“阿勒普”在古突厥语中为“英雄”，“玛纳什”的“什”与“玛纳斯”的“斯”只有地域方言发音的细微差别。英雄传说中的玛纳什与史诗中的玛纳斯系同名英雄。在形象外貌的描写上也颇为相似。两位英雄都有着巨人般的外貌，玛纳什是位半人半神的英雄，具有超人的神力；玛纳斯虽已人格比了，但他依然不同凡响，具有神力。另外，经过比较研究发现两部作品在内容和情节安排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如英雄酣睡母题、英雄之父祈子母题、英雄成婚母题以及英雄死而复生、亲属背叛等母题。上述可以看到，英雄史诗《玛纳斯》脱胎于英雄传说《阿勒普玛纳什》的清晰脉络和鲜明印迹。诸如此类的承传关系在西域其他民族中也有，如哈萨克英雄史诗《阿勒帕米斯》与英雄传说《帕米斯·碧拉克》也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玛纳斯》与神话《四十个姑娘》和“卡依普山仙女”。神话是产生史诗的土壤。在《玛纳斯》中交织有许多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如开篇讲述了柯尔克孜族的族源神话《四十个姑娘》。史诗引用这一古老的感孕神话目的是为了追溯英雄玛纳斯的家族谱系，以显示出身的高贵。此外，作品在颂扬英雄功绩的同时，还为人们展现出一个富有浓厚神话色彩的“卡依普山仙女”世界。这些仙女，有的是巾帼英雄，帮助英雄克敌制胜；有的嫁给玛纳斯家族的英雄为妻，以尽凡人女性之情；有的在英雄遇难之时竭力相救，使之死而复生。这些仙女能幻化出飞禽般的飞翔能力，具有使人死而复生的神力，能征善战，是英雄的妻子和保护人。总之，具有古代萨满神话中女萨满所具有的神力和特征。这说明，史诗《玛纳斯》与早期柯尔克孜人的神话关系密切。可谓是神话构成了史诗中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史诗合理地丰富和发展了神话。
  《玛纳斯》与民间叙事诗《艾尔托西吐克》等。《玛纳斯》作为一部活形态史诗，在形成和发展中受到了其他柯尔克孜英雄叙事诗的影响，尤其是史诗中的英雄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原型，多为柯族其他独立成篇叙事诗的主人公。如，玛纳斯的附属汗王托西吐克其原型为《艾尔托西吐克》中的主人公；精通魔法的考少依汗原型为《考少依》主人公；赛麦台依的情敌和对手托勒托依原为《托勒托依》中的主人公；卡里玛克首领交劳依汗原是《交劳依汗》中的主人公，等等。
  柯尔克孜民间文学对史诗《玛纳斯》形成与发展的影响，除了体现在人物与情节等内容方面，还体现在语言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这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玛纳斯》是一部围绕着一个民族英雄玛纳斯的形象，描述特定的时间范畴，集中了柯尔克孜民族所有的神话、各类故事和传说的百科全书。”①我门以《玛纳斯》为例，简要地阐述了史诗与其他民间文学样式的渊源关系。从中可看出，史诗在西域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看，它是神话、传说、民间叙事诗等民间文学的集大成者。一个民族具有恢宏而完美的英雄史诗，标志着这个民族的民间文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这对后世文学（包括作家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西域文化史上曾经拥有一个史诗的时代，这是西域各民族的骄傲。它使得丝路西域文化能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汇聚往昔文学的精华，以形成较高文学品位的文化传统，使后世文学不断得到受益，促成一个又一个文学大潮的到来。

①在哈萨克族历史和英雄史诗中，“喀尔玛克”一词，原本是中亚突厥各部对卫拉持蒙古族的一种称呼，后来成为一种带有敌意的贬称，泛指同哈萨克敌对的外族。 ①关于汉族没有英雄史诗的研究，近年来有了新的突破。据钟敬文先生称，已经挖掘整理出反映古代社会斗争题材的史诗作品《钟九闹漕》等。见钟敬文先生的《祝贺〈中国史诗研究〉出版》一文，《中国史诗研究》1991年第一期，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①〔苏〕B·M·日尔蒙斯基：《突厥史诗》中的《玛纳斯》章节，见《中国史诗研究》1991年第一期，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