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浑浑噩噩，充满着神奇光环的神话时代正在逝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神话产生的基础削弱了，而自然力的逐渐被征服，社会生活日趋纷繁复杂，军事斗争和英雄业绩等重大事件的不断出现，原始宗教开始解体，人类的神话思维开始从巫术的实用功利阶段向审美的表现性阶段过渡，艺术开始迈入文明社会的大门。这时，传说与故事诞生了。
  传说与故事从它产生、流传的那一天起，就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出现了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神话与传说故事并存或神话经过历史化向传说故事转化的文学现象。例如，在中国汉民族中，关于黄帝与蚩尤之战、夏禹治水等，就既有神话，也有传说和故事。在我国西域，也基本如此。如在维吾尔族的《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乌古斯这一形象基本就是以神自居，是神话，还是传说，简直难以分清。又如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和蒙古族卫拉特人的动物神话中，关于动物来源，解释动物习性、反映人与动物关系等情节，大部分都衍化发展为动物故事，比起前者更为丰富动人。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在不同的历史土壤中汲取了丰富营养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发展迅速，成为民间文学中阵容最为强大的主干之一。丝绸之路各民族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在整个民间口头叙事性散文作品中占有突出地位。近年来，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努力工作，将流传在各民族中的民间传说和故事整理分类出版，并开始了专题性的研究。目前，丝路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研究工作虽仍处在开创阶段，但随着民间文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必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第一节 丝绸之路民族民间传说的涵义及其分类
  在民间文学这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上，民间传说是其重要的主干之一。千百年来，流传在丝路各少数民族中的民间传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构成了丝路民间文学中不可缺少的，最富于艺术光彩的一个重要内容。
  丝路民间传说最早的产生，大都源于丝路神话，有的则从丝路神话中分离出来。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①这段话告诉我们，传说是由神话中的神演变而来，这种“神”已不再是超现实的，而具有了某种人性。另外，一些自然风物的传说，也是由自然神话等演变而来，即把原来的超自然力逐渐转化为人们可以认识的客观事物，使之与人们的生活更加接近。由此观之，丝路传说与丝路神话存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那些早期产生流传的丝路传说，简直就是丝路神话的翻版。例如，流传在早期哈萨克人中的《白天鹅的传说》，与《天鹅女》的神话在内容上几乎相差无几；塔吉克族的《慕士塔格的传说》与其“冰山神话”也如出一辙。
  但是，传说毕竟不是神话。丝路神话，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过，它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它是通过西域原始初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②其特征主要是以神祗为中心的原始性，充溢着虚幻怪异的色彩。丝路民间传说与此有着较大的差异。它是劳动和生活在古代西域社会的各民族先民口头创作的“与一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③在传说中，所叙述的人物、事件、山川草木、生活习俗，再也不是神话般的超现实的。其内容虽然也是编造出来的，但已不是企图通过幻想的力量去征服和支配自然，也不是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而是传说中的人物形象（大多为英雄）以丝路各民族祖先和英雄为雏形，所叙述的山川草木、生活习俗已同他们的现实生活发生着密切联系。简言之，丝路传说虽也有丝路神话般的幻想成分，但更多的是具有类似丝路民间故事那样的现实特征。如果我们将其内涵及特征进行一番归纳的话，那即是：历史性、可信性和变异性。
  丝路民间传说的历史性程中，丝路民间传说大多采取溯源和说明等表述形式，来述说西域历史和各民族历史发展中的现象、事件和人物，以表达各民族人民的观点和愿望。如，哈萨克族民间传说《白狼》。它叙述的是一只漂亮的白色母狼化为美丽少女，在山洞里与人结为婚姻的传说。这一传说至今还在哈萨克人中广为流传，它以近似神话的方式追溯着哈萨克民族的起源历史，强烈地表现出古代突厥人对狼的图腾崇拜观念。又如，塔吉克族民间传说《慕士塔格的传说》。它以19世纪30年代塔吉克人民抵抗浩罕侵略者的历史事件为依据，融幻想与现实为一体，将塔吉克义军比作雄伟的慕士塔格冰峰，歌颂了塔吉克人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这些丝路少数民族民间传说，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记载，而是往往借助历史的影子，进行大胆的虚构。在一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运用取舍、剪裁、虚构、夸张、渲染、幻想等艺术手法，来表达丝路少数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反映出他们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
  丝路民间传说的可信性
  在丝路民间传说的创作和流传中，既没有神话般的荒诞不经，也没有幻想故事的虚无缥缈，而是大都有一个附着物，即把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依托在某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某一人工物、自然物之上，从而产生出虚构的传说。人们听了这种传说，往往信以为真，辗转传播。正如我国汉族《鲁班的传说》、《雷峰塔的传说》一样，在丝路各民族的传说中，大多都有以某个具体人物、事件或自然物作依据，从而增强了传说的可信程度和现实意义。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塔吉克民间传说《慕士塔格的传说》。作品述说的古时候一位塔吉克老猎人带领一批青年猎人杀敌保卫塔什库尔干的情节内容，即是根据后世塔吉克民族英雄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和吐尔阿沙率领人民与异族侵略者浴血奋战最终收复家乡的历史事件演绎加工而成的。在丝路各少数民族的人物传说和地方风物、习俗的传说中，都程度不同地存有自己民族历史生活和自然环境中熟悉的附着物。诸如，维吾尔族人物传说《季帕尔汗（香妃）》、柯尔克孜族地方传说《苏莱卡乌奇坎山》、锡伯族历史传说《开凿察布查尔大渠的传说》等等。
  丝路民间传说的变异性
  丝路民间传说如同其他民间文学一样，在流传过程中具有变异性的特点。这里除了民间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动之中这一重要因素之外，在多民族中，劳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族语言等方面的相似和迥异大约也是形成这种变异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宏观上看，丝路民间传说的这种变异性呈现出稳定与变异的双重性质。一方面，由于民族性和地区性的限制，丝路不少民间传说具有空间上的相对稳定性。它的流传往往有一个中心点或者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如《慕士塔格的传说》基本流传在塔什库尔干地区塔吉克民族中间；《季帕尔汗（香妃）》的传说，则大多在喀什地区维吾尔族中传播。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多种文化的交融（如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某一民族的传说会流入他民族地区，与其相似的传说等文学形态融合，发生了变异。如在丝路游牧民族中，广泛流传着“天鹅姑娘”类型的传说，由于民族情感和地域等的差异，使这一类型的传说在情节的发展、结局、人物命运的变化等方面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态势。从微观看，即从丝路民间传说作品本身看，这种变异性具体表现为两种形态。其一，丝路民间传说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加工。对原有的民族传说进一步提炼思想内容，不断地丰富人物和情节，以适应不断发展更迭的社会现实以及变化更新的时代内容。如在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的带有浓重宗教气息的民间传说中，由于信仰崇拜对象的衍变、更迭，使得同一类型的传说在情节和环境等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动，以适应当时宗教的需求。其二，在丝路传说（尤其是人物传说）流传的过程中，将不同人物相关的事情逐渐集中到一个已经成型的人物身上，使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内涵更为丰富，光彩照人。如，维吾尔族民间流传甚广的《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从某种意义上它也可归属于英雄神话），作品中英勇无敌的乌古斯可汗这一形象即是维吾尔早期各氏族部落所崇拜的英雄首领的诸多才干和品德集于一身所创造的。随着长期的流传，乌古斯这个形象内涵愈加丰富，几乎可以看作早期维吾尔族人民精神和民族性格的象征了。
  以上我们对丝路民间传说的涵义进行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从中可以看出，它在丝路民间文学矿藏中的蕴藏量还是较为丰富的。对它进行进一步研究，分类是必不可少的。要对丝路民间传说进行一番比较科学和比较准确的分类，这确是一件较为复杂棘手的事情。困难在于不少丝路传说脱胎于丝路神话，不太容易将古神话与古传说的界限区别开来。另外，目前还未有一个较好的传说分类法，不少分类介于神话与故事之间，加之民间长期约定俗成的不甚严密的分法，有的神话称之为传说，有的故事也称之为传说，客观上给民间传说的分类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丝路民族民间传说，根据目前所接触到的材料，大体可作如下分类：
  氏族来源的传说
  氏族来源或氏族祖先传说是一种古老的传说，在丝路大多数民族中都有流传或保存。此类传说与原始的族源神话有着密切的联系。究其原因，始祖神话中的图腾崇拜原始宗教意识在后来不少氏族来源传说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后随着社会发展，神话产生的基础削弱了，“而社会生活日趋纷繁和复杂，军事斗争、英雄业绩等等重大事件，引起人们传颂自己历史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传说逐步兴旺，从而产生了同一事件、人物的神话与传说并存或神话经过历史化向传说转化的现象”。①如，维吾尔族传说《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即由神话《乌古斯传》发展而来，哈萨克族的《哈萨克民族名称的传说》也是从神话《天鹅女》中主要情节演绎而来。
  在丝路民间传说中，较有影响的氏族来源传说主要有：哈萨克族的《白狼》、《哈萨克民族名称的传说》；维吾尔族的《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柯图14柯尔克孜族织毯姑娘尔克孜族的《四十个姑娘》、《柯尔克孜巴依》，回族的《回回的来历》等。其中柯尔克孜族的《四十个姑娘》①颇具代表性。
  相传古时候在普舍维尔地方居住着汉满素尔和阿娜丽兄妹俩。一天，兄妹俩进入普舍维尔附近的山洞中与一群快乐的青年游戏玩耍。后来这件事被“圣人”所知，认为破坏了圣规，禀告给国王。国王闻之发怒，将兄妹俩处以绞刑，并且把他们的尸体焚烧成灰撒入河水之中。河水流入国王花园水池，水池中正好有国王的四十个姑娘在沐浴。姑娘们听到池水中发出“阿娜丽哈克！买娜姻哈克！”（阿娜丽冤枉！我冤枉！）的呼喊声，她们好奇地在水中捞摸骨灰。时隔不久，四十个姑娘都身怀有孕。国王听说姑娘们怀孕，非常恼怒，命令将四十个姑娘逐出国境。其中三十名姑娘向右转入山区，十名姑娘向左转入平原。后来，四十个姑娘都生下了子女。三十位姑娘的后裔称为“奥图兹·奥古尔”，成为后来柯尔克孜族的右部；十位姑娘的后裔称为“翁·奥古尔”，成为后来柯尔克孜族的左部。在这则颇具神话色彩的柯尔克孜族族源传说中，我们较清楚地看到，传说描述的那个时代柯尔克孜人的祖先已超越了混沌蛮荒的神话社会开始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兄妹通婚被视为非法，甚至国王的四十个女儿因喝了浸过异性骨灰的河水受孕也要被赶往荒山野林等情节皆可说明。另外，作品具有一种神秘的，独属柯尔克孜族本身的气息。在阿尔泰语系里，“柯尔克孜”是“四十个姑娘”（或“山地姑娘”、“四十百户”）的意思。实际上，“柯尔克孜”就是四十的复数，“四十百户”就是四十个部落草原人的意思。作品标题“四十个姑娘”与“四十复数”的出现，加之传说中四十个儿女自相成婚绵延柯尔克孜族后代，使得“四十”在这里有着一种神秘甚至图腾的意味。这种对“数”的独特理解，反映出柯尔克孜这一民族在氏族起源上的独特性，同时它又对我们的民族起源文化研究不无启迪意义。
  人物传说
  丝路人物传说是以人物为中心，叙述他们的事迹和遭遇。其中，以各民族中的历史人物传说和英雄人物传说影响最大。如维吾尔族脍炙人口的历史人物传说《季帕尔汗（香妃）》。作品生动而传神地讲述了清朝乾隆年间，维吾尔和卓家族中的和卓女（即香妃），美丽聪慧、通善诗文、能歌善舞，跟随叔父额色尹、长兄图尔都奉诏进京“金殿对辞”的佳话。传说意趣盎然，富有浓郁的传奇色彩，显露出维吾尔民族对自己喜爱的历史人物的缅怀与崇敬，洋溢出一股民族自豪感。在柯尔克孜英雄人物传说中最为著名的有《卡潘乌鲁》。在其他一些反抗统治阶级和异族侵略的传说中，英雄人物也占有重要地位，如《蔓菁图章》等。在丝路其他民族的人物传说中，还有一些影响较大，流传甚广的传说，如蒙古族卫拉特人的历史传说《巴图尔浑太吉的传说》、《噶尔丹的传说》、《阿睦尔撒纳的传说》，锡伯族的《开凿察布查尔大渠的传说》等等。
  地方风物、习俗以及人工物的传说
  丝路地方风物传说，是指具有西域地方特色的山川古迹、花虫鸟兽、乡土特产等这些事物由来的解释性传说。此类传说（尤其是地名传说）在丝路各民族传说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其中著名的有：塔吉克族的《慕士塔格的传说》，维吾尔族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传说》，卫拉特蒙古族的《博格达山三峰的传说》、《乌鲁木齐双塔的传说》，柯尔克孜族的《两棵白杨》和《苏莱卡乌奇坎山》等。在这些地方风物的传说中，《苏莱卡乌奇坎山》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相传过去在新疆乌恰县黑孜苇附近的一个“阿依勒”②中，有一家牧主。全村牧民都靠打猎和为牧主做活维持生活。村里有位叫买尔干的老猎手，他和老伴加尼古丽、独生女苏莱卡相依为命，打猎为生。老猎手很喜欢邻居青年斯地克库勒，把他培养成一名熟练的猎手，并为斯地克库勒和苏莱卡订了婚。不久，村里遇上了罕见的雪灾，老猎手买尔干为了给乡亲们找些东西吃便带着重病上山打猎，结果当他拖着猎物下山时被狂风刮进了雪窝里冻死了。牧主知道后设计要苏莱卡到他家做工以抵偿借给买尔干老伴的安葬费用。斯地克库勒得知，不让苏莱卡去牧主家，宁愿自己为牧主放羊抵债。阴险的牧主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把斯地克库勒打发到很远的地方去放羊，然后把苏莱卡拖到自己家中。在牧主的威逼利诱面前，苏莱卡宁死不从，斯地克库勒闻讯赶来也被牧主关了起来。一天夜里，在牧民的帮助下，苏莱卡和斯地克库勒都逃出了牧主家，由于两人走进了两条山沟没见到面。牧主派人追上了苏莱卡，苏莱卡坚贞不屈，从山崖上跳了下去。斯地克库勒躲开了牧主的追捕，到了另一个部落居住的地方。不久，斯地克库勒带着人马回来了，杀死了牧主，把牲畜分给了贫苦牧民。人们为了怀念苏莱卡，便把苏莱卡跳崖的那座高山起名叫“苏莱卡乌奇坎山”。①这个传说，向人们讲述了新疆乌恰县苏莱卡乌奇坎山山名的由来，揭露了牧主的狡猾、伪善和残酷的阶级本质，歌颂了柯尔克孜牧民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忠贞的爱情。
  另外，在丝路民族传说中还有不少关于他们日常生活器皿、乐器、民族服饰、居住地以及婚俗等饶有意趣的传说，在此就不一一叙述了。
  第二节 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故事的涵义及其分类
  在丝路各民族中存在着大量的丰富而生动的民间故事。它与丝路神话、丝路传说一起构成了丝路民间文学散文作品的庞大体系。丝路民间故事的概念，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并不十分严格，他们往往把民间流传的种种散文叙事性作品通称为民间故事，并无意中将此与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其实，丝路民间故事的概念涵义是比较清楚的。严格地说，丝路民间故事是指那些具有某种假想性（或幻想性）又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丝路各民族创作、流传的口头散文作品。它与丝路神话、丝路传说有着明显的区别：从内容上看，丝路民间故事不像丝路神话那样大多反映的是丝路各民族原始初民对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纷纭复杂现象的蒙昧认识；也不像丝路民间传说那样，将富有民族特性的解释性内容附会在具体事物上。从表现形式上看，丝路民间故事不像丝路神话那样充满着荒诞诡谲的幻想，也不像丝路民间传说那样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它更多地是由假想性和现实性所决定，通过虚构的方式，更加真实地反映着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复杂变化。丝路民间故事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故事中的主人公可以是人、动物、植物甚至无生物，也可以是假想中的神仙和鬼怪。在丝路各民族民间故事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富于浓郁民族风情的变化万千的生活画面，有富于独特民族个性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还有家喻户晓、流传甚广的丝路各民族“机智人物”令人振奋、警世的睿语和笑声。
  丝路民间故事的萌芽、产生可上溯到丝路动物神话和英雄神话。那时，原始初民由于和动物关系密切，创作了关于动物来源、解释动物习性特征和反映动物与人关系的神话故事。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幻想英雄神的出现以达到征服自然力的目的，英雄神话便不断产生。这些都成为以后丝路民间传说和丝路民间故事创作的原始素材。在长期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中，丝路民间故事又受益于丝路各民族其他民间文学形式的补给和影响（如英雄史诗和民间叙事诗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幻想性较强的故事，还是现实性显著的故事，都程度不同地反映着各个不同社会时代各族人民对现实所持的态度以及他们为自由幸福而斗争的精神和对未来的憧憬。当然，其中也遗留下来某些古老的观念和习俗。目前，就我们接触到的众多的丝路民间故事，从数量而言，在丝路民间口头叙事性散文作品中首屈一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丝路民间故事的数量会越来越有所增加。从过去到现在，种种迹象表明，丝路民间故事这个西域民间文学的艺术宝库，以其丰富多彩的各少数民族社会风情画卷和独具鲜明民族个性的人物形象画廊，越来越为世人所注目。它的创作和传流，已经成为丝路各民族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丝路文学艺术中最富于光彩的一页。
  丝路民间故事的分类是比较复杂的。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长期以来，民间文艺学界因为对民间故事的概念、范围，或对具体民间故事缺乏统一的认识，存在不少争论和分歧意见。就国内来看，有钟敬文先生的分类法①，有乌丙安先生的分类法②，还有段宝林、天鹰等学者的分类法③。这些学者尽管分类各不相同，但在探讨民间故事与某一民族生活的关系，研究它产生、流传、演变的内外因素以及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等方面倒是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就国外来看，早在20世纪30年代，沃·爱本哈特在曹松叶协助下在芬兰编纂了中国民间故事第一部大型索引《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1978年，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编写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这部专著采用国际通用编码，其内容覆盖面大大超过前者。有关中国民间故事分类的国外专著，大都重视故事情节，并以此进行分类而不大顾及故事的其他因素，因而不大适合我国民间故事的分类研究工作。二是丝路民间故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一些母题和基本情节相近或相似的作品，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中出现了它的变体和异文，这为我们对相似情节的故事进行分类排比无疑增加了困难，加之以上所述，丝路民间故事与丝路神话和丝路民间传说既有相溶的一面，又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对于我们科学地鉴定分类丝路各少数民族口头流传的散文类民间作品带来了一定的麻烦。近年来，随着民间故事分类工作的进展，不少学者从民族民间故事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出发，以“幻想因素”在民间故事中含有的多少为主要依据，将丝路民间故事大体划分为四类：幻想因素占绝对优势的故事主要有魔法故事和动物故事，幻想因素少或没有的故事主要有生活故事和机智人物故事及其笑话。
  魔法故事
  魔法故事，又称为魔术故事或民间童话。在丝路各民族故事中，这类故事数量多，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丝路魔法故事大都通过超现实的幻想编织离奇的情节，以表达各民族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获得的愿望和理想。丝路魔法故事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神话时代，与当时原始初民的原始图腾崇拜存有密切的联系。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此类故事中神话的古老面貌日渐遭到破坏，渗入了越来越多的现实色彩，加之吸收了其他民间文学样式的某些成分，以致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面目。
  在丝路魔法故事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哈萨克族的《骑黄骠马的坎德拜》、塔吉克族的《鹰笛》，塔塔尔族的《第十一个艾赫买特》，达斡尔族的《拇指孩儿》，回族的《白兔姑娘》等。我们以《骑黄骠马的坎德拜》为例，进行简要分析。
  《骑黄骠马的坎德拜》①是哈萨克族长期流传于民间的著名的魔法故事。大致情节是，坎德拜在六岁时就已能拈弓搭箭，成为一名弹不虚发的神箭手。同时，他还是一个驯养马匹的能手。他亲自牧养调教的黄骠马飞奔起来连鸟儿也追不上，靠着这匹马坎德拜创造了许多奇迹。一次，一匹珍贵的母马连年生了一匹匹金尾马驹。可是，每次马驹一降生就立即被萨姆胡尔克鸟叼走。为了寻回金尾驹，坎德拜骑着黄骠马飞越了火舌冲天的大海，经历了种种危险，先后同七头巨怪、吞天大口的恶狮、变幻莫测的女妖斗智、斗法、斗勇。最后，战胜并杀了它们，从萨姆胡尔克鸟那里夺回了九匹被掠走的金尾马驹，取回了金马槽，成为哈萨克草原上的英雄。这则故事通过坎德拜劈妖斩怪的斗争经历，曲折地反映了早期哈萨克人从狩猎进入游牧阶段的艰苦历程。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在发展畜牧业中对于培养优良畜种的愿望，以及为此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在这则魔法故事中，幻想与现实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英雄主人公坎德拜既生活在现实的大地上，过着常人的生活，又有许多离奇的遭遇，在神马神鸟的帮助下上天入地创造奇迹。与神话传说相比，他不是像英雄神那样威风凛凛，凌驾于众人之上，令人敬畏仰慕，而是犹如普通人英勇征战，让人可敬可亲。
  值得指出的是，丝路魔法故事中的人物、事件及其神灵鬼怪程度不同地体现着民族的原始宗教意味，即萨满教多神信仰和万物有灵的观念。如哈萨克和柯尔克孜等民族的魔法故事中的白发素装的神灵本是萨满教高山崇拜和祖先灵魂崇拜结合的产物；金发仙女、天鹅神女、狼神兽等本也是萨满教信仰中的神灵，故事主人公上刀山下火海，历经千难万险，最终都要展现出神山神水、奇花异草的神奇的境界，这境界大多为萨满信仰中的异域。
  另外，由于各民族迥异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劳动生活方式以及风俗地域等原因，在丝路各民族魔法故事中存在着属于某个民族自己的具有独特民族个性光彩的故事内容和故事形象。如，在哈萨克中最具特色的是“神箭手的故事”，以《阿勒克·蔑尔干》和《骑黄骠马的坎德拜》最为著名；又如，在塔吉克中“鹰的故事”颇引人注目，代表作有《鹰笛》等；在达斡尔族中，最具特色的是“怪孩子的故事”，《拇指孩儿》以其离奇的情节和“拇指孩儿”动人的形象，赢得了各族人们的喜爱，在民间广泛长期地流传着。
  动物故事
  丝路动物故事，是指以动物为主角或者基本上以动物为主角的民族民间散文类叙事作品。这一类故事，大多是通过动物与动物之间或动物与人之间的纠葛来展开情节。在具体讲述中，它不是单纯地去描绘动物的生活习性和特征，而是赋予动物以人的语言、人的心理和人的感情。作品中的动物主人公，能像人一样有思想，做人所能做的事情，甚至过着同人一样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但是它们又不失其动物的本来面目和天然习性。人们创作和流传这类故事的旨意在于，通过在动物故事中所看到的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把人类社会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曲折地反射到动物身上，借用幻想虚构手法，表现创作者和讲述者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和强烈的思想感情。丝路动物故事没有丝路神话传说中神禽神兽那种超自然的神威和尊严，也不像丝路魔法故事中具有灵性动物那样变幻莫测、诡秘离奇，它的被打上人格化印痕的动物，更多显示出来的是充满着人间情趣的世俗气息。
  丝路动物故事具有较强的幻想色彩，追根寻源可上溯到古老的丝路动物神话。在远古时期，原始初民与动物混同如一，共同参与活动。那时，动物供给人以热量，人也免不了为动物所食。茹毛饮血般的原始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存在最容易产生对动物的认同感。在他们混沌的意识深处常常把自己同动物混为一谈，这种自然的感情渗透到语言底层便由此生发出拟人化的动物神话。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相当一部分民族继承着原始游牧业的传统，驯养和狩猎动物，使得他们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离不开动物，加深了对各种动物生活习性和特征的认识。“人与动物共同参与活动，”成为丝路游牧民族重要的生活思想信条。阶级社会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人们的生产能力和认识能力不断提高。人们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渐渐认识到，人的某些性格特征与动物的某些性格特征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狐狸的狡猾、狼的凶猛、羊的善良、骆驼的忍耐、狗的忠诚、乌鸦的多舌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类人的性格特征。这样，动物被人格化进入了人们日常的精神生活中。人们在动物身上注入了自身的感情和认识，借以发表寓有社会性的意见，表达一种不便直接宣泄的情绪，具有民间寓言的性质。
  丝路动物故事，就其内容、情节特点大体可分为：关于动物特征、生活习性的解释故事。代表作品有，维吾尔族的《蚊子为什么只会哼哼叫》、《兔子为什么是豁豁嘴》；哈萨克族的《斑鸠的尾巴为什么短了》、《骆驼喝水时为什么四下张望》等；蒙古族的《喜鹊蛋和鹌鹑的尾巴》等。如，《兔子为什么是豁豁嘴》①，说兔子凭它的鬼聪明，骗了马，骗了牧马人，骗了孩子等等。它看见许多人都受了骗，就哈哈大笑起来，将嘴都笑裂了，成了豁豁嘴。这类解释性的动物故事，基本上都是用一个短小故事来解释某种动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外貌或习性，并且强调在故事发生之前，这个动物的外貌或习性并不是这样的。这类故事不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而是用虚拟手法将动物人格化，显示出某种寓意，在讲述中带有较多的娱乐性质。
  寓言性的动物故事。代表作品主要有，维吾尔族的《驴、山羊、公鸡、刺猬和狼》、《石鸡》、《老虎和兔子》等；哈萨克族的《狐狸和狮子》、《两只鹿》、《愚蠢的山羊》等；柯尔克孜族的《两只小熊》；乌孜别克族的《猫、狗和松鼠》、《狐狸的礼品》；塔塔尔族的《公鸡国王》；蒙古族的《狐狸和貂》；锡伯族的《好战的蛇》等。这类动物故事往往通过有趣的情节阐明一种人生哲理，反映世态人情，情节简单，语言精练，含义隽永。如，乌孜别克族的《狐狸的礼品》①，讲狐狸是鸡的敌人，鸡的许多伙伴都被狐狸吃了，于是鸡就去告状。告到熊那里，熊说：“这该死的狐狸，我一定要处罚它！”但狐狸给熊送去一只很软的枕头，熊对鸡说：“走！说假话的东西，再不许你们来告状！”..鸡又到狼那里去告状，狐狸又给狼送去一个软枕头，状又没告准。最后，鸡到狗那里去告状，狐狸又给狗送去一个软枕头。狗说：“我可不喜欢你这柔软的枕头，说实话，你吃了多少鸡才积了这么多鸡毛来做枕头？”狗惩罚了狐狸。
  在丝路动物故事中还有一类为图腾性的动物故事。它反映出某些氏族部落将某种动物当作图腾来崇拜，并以此为自己的族源。著名的有哈萨克族的《牧羊人和天鹅女》，塔塔尔族的《白狼》等。这类动物故事因常常与动物神话、族源神话混杂在一起，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生活故事
  丝路生活故事，又称“写实故事”或“世俗故事”。它与前面我们讲到的魔法故事与动物故事有较大的不同，即在故事叙述中幻想成分较少或根本没有幻想性，是一种写实性很强的故事。
  丝路生活故事大都产生于各民族的现实生活之中。故事的创作者和讲述者是普通的农牧民和其他劳动者，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在丝路生活故事中主要歌颂、同情的对象是各民族被压迫、受歧视的劳动者，揭露抨击的是汗、大臣、巴依以及其他统治阶级、剥削阶级集团中的人和他们的帮凶。揭露阶级社会的丑恶，反抗阶级统治与压迫，是丝路生活故事最突出的主题；歌颂劳动与创造，是其最基本普遍的主题。此外，丝路生活故事寄托着各民族普通劳动者的社会理想，述说着他们的道德标准、生活准则、是非观念，表现着他们的好与恶、褒与贬、爱与憎、亲与仇的民族情感。丝路生活故事中所叙述的人物、事件和环境大都是普通农牧民日常生活里的事实和经历，但它又不是真人真事的照搬，而是根据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审美趣味，对现实生活现象有选择地提炼、概括，并通过想象和虚构塑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和生活画面。这类故事不仅现实性强，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情特色。
  在丝路各民族生活故事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生活斗争类故事。这类故事大体含有百姓与国王的故事、牧工与牧主的故事、农民与巴依的故事等。这些故事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反映了广大劳动者被剥削、被奴役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国王、汗、牧主、巴依及反动官吏等凶残、强暴、贪婪、愚蠢的嘴脸，表现了丝路各族劳动人民鲜明的爱憎、顽强的斗志和超人的聪明智慧。丝路各民族生活斗争类故事主要有：维吾尔族的《桑树阴影的故事》、《富人和仆人》、《艾山、喀孜和巴依》、《聪明的姑娘和残暴的可汗》等；哈萨克族的《三个吐塔姆兄弟》、《机智的孜牙坦》、《阿比孜牙》、《聪明的牧羊人》等，柯尔克孜族的《自作自受》、《聪明穷姑娘》、《把大臣当马骑的穷孩子》等；塔吉克族的《忠贞的友谊》；塔塔尔族的《金鱼》、《穷人和巫女》；蒙古族的《马头琴的故事》；俄罗斯族的《非凡的纺织工》；锡伯族的《章京和他的女婿》、《鹦哥的故事》；乌孜别克族的《糊涂国王》、《三兄弟》、《塔伊尔与佐哈拉》等。在以上这些生活斗争故事中，维吾尔族的《桑树阴影的故事》①颇具代表性。
  这则故事的大意是：从前，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位吝啬贪婪的色来巴依。在他家门前，通向巴扎（集市）的路边有一株高大的桑树。桑树的阴影随日月出没而移动：上午它可以遮住一大截道路；下午正好罩住整个院子；晚上月亮出来阴影正好覆盖色来巴依的整个屋顶。每逢集日，人们到桑树下歇凉，色来巴依总跑出来将人们从阴影下撵走。有个年轻人十分憎恨巴依的吝啬行为，和大伙凑足了400块钱要惩治一下巴依。在一个大热天，青年人来到巴依的桑树阴影下休息。色来巴依跑出来吼叫着要青年人离开，否则只有出钱才可以在阴影下坐一坐。青年人花了400元钱买下了桑树阴影。春去夏来，天气越来越热。青年人和大伙儿逛巴扎来回总在大桑树阴影下乘凉、弹琴、歌唱，色来巴依看到无可奈何。有一天，青年人和朋友们赶着毛驴走进巴依家院子。巴依气得吼叫，年轻人说，我们的桑树阴影跑到你家院子里，我们只得跟着它进来。说完大伙拴好毛驴，躺下休息，巴依气得无话可说。又一天，色来巴依请了许多客人来家做客，客人们纷纷到凉台桑树阴影下休息。正在这时，一群人赶着毛驴进来，在树阴下拴了驴，睡起觉来。客人们吵闹起来，弄得色来巴依丢尽了丑，成了整个巴扎上的奇闻。又有一天晚上，巴依正在睡觉，被房顶上唱歌、跳舞声惊醒，出来一看，年轻人和大伙在屋顶阴影处弹着琴、唱着歌，玩得正起劲。巴依实在忍不下去了，只好花了四百块钱把门前和房顶上的阴影买下来。从此，老婆孩子埋怨他，左邻右舍耻笑他，巴依只好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此后，这桑树阴影永远成了大伙的。这则故事在情节上虽然有些夸张，但对巴依的吝啬、虚伪揭露得入木三分，热情歌颂了维吾尔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斗争精神，充满着讽刺力量。
  反映丝路各族人民的家庭生活和爱情类故事在丝路生活故事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这些作品主要通过家庭各成员间的伦常关系，且与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另外在爱情故事中，表现出各民族青年男女对自由婚姻的热烈追求。家庭、爱情类故事主要有：维吾尔族的兄弟俩互相关心帮助的《兄弟俩》；父亲教育儿子勤劳致富的《三条遗嘱》，歌颂忠贞爱情的《可汗与卖酥糖的》、《农家姑娘》等；哈萨克族的揭露封建家长制陋习的《迷信天赋的汗》、《九个叫汹汹的和一个哭泣泣的》，暴露私有制给人际关系带来的冷漠无情的《艾比和泰比》、《无情无义的兄长》，以及“智男智女型”故事《公公聪明还是儿媳聪明》、《机智的少女》、《可汗和哈拉莎什》等；塔吉克族反抗封建专制，争取爱情自由的《开不败的玫瑰花》、《热娜古丽》等；柯尔克孜族的歌颂妇女聪慧、坚贞的“巧女型”故事《聪明的姑娘》、《牧童汗王和他的妻子》、《三儿媳》、《坚贞的妻子》；在回族中有赞美团结互助的《薛大和银铃》、《玉雕茶碗》，批评婆婆虐待儿媳的《兽面人身画的由来》，反对重男轻女的《五只小花鹿》，歌颂爱情的《麦燕》等；锡伯族的谴责后娘虐待前妻之女的《孤女和黑牛的故事》；达斡尔族的《聪明的媳妇》、《伊玛迪》等；塔塔尔族的《失去亲妈的姑娘》等。
  在丝路生活故事中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故事。如各民族中流传的生产能手和能工巧匠的故事，哈萨克族中诉说冬不拉乐器来历的《冬不拉和阿肯》，叙述了阿肯制作冬不拉的智慧和才能以及精湛的手艺；强盗与强盗伙的故事，《七个强盗和莫门拜》表现了哈萨克牧民对存有强盗这种丑恶现象的憎恨；懒汉故事，维吾尔族《四个抽麻烟的懒汉》讽刺了好逸恶劳的生活现象，令人可气可笑。
  最后，我们在结束丝路生活故事叙述时不能不提及到一部重要而有价值的故事集，即流传在丝路南端的喀什、和田一带的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鹦鹉的故事》。这部作品由三十五个小故事串连而成，集中而较全面地阐明了维吾尔族人民的人生哲理和道德规范。《鹦鹉的故事》深受印度民间故事《五卷书》的影响，在内容与形式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如开头和结尾所设置的规定情景：到外地经商的马衣木乃的妻子海吉斯太受不住王子的引诱，动了邪念，在夜里要去与王子幽会。鹦鹉巧妙地在她要去幽会时用讲故事拖住她。接连三十五个晚上，鹦鹉讲了三十五个故事，拖住海吉斯太，使她误了约会时间。最后，在第三十五夜故事讲完之后，海吉斯太思想发生转变，打消了去和王子幽会的念头。
  《新疆民族文学》选择了其中二十四个小故事。大体含有这样一些思想内容：颂扬美好的道德标准，谴责不道德的行为（第一夜故事、第三夜故事、第五夜故事、第六夜故事、第七夜故事、第十一夜故事、第十五夜故事、第十七夜故事、第十八夜故事）；赞美智慧、团结、虚心和力行（第二夜故事、第二十二夜故事、第二十三夜故事、第三十二夜故事、第三十三夜故事）；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恶人（第三十四夜故事、第十三夜故事、第三十夜故事）等等。《鹦鹉的故事》大约产生于伊斯兰教传入西域的公元9世纪以后，兼有汉民族和回鹘文化特点。作品充满着比较浓厚的宗教观念，主要是伊斯兰教观念，如它所颂扬的道德观念和生活准则与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公正”、“行善”、“践约”、“恕人”等一脉相承；也有一部分佛教观念，如自我净化，以德报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心肠不好财产就会得而复失等。其中，会讲故事的鹦鹉，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众多听众和读者心目中，这不再是一个关在笼子里、红嘴绿羽的鹦鹉，而是一个头缠白布、身穿宽大袷袢、充满智慧和热情的先知形象，是一个真理探求者的形象。
  总之，《鹦鹉的故事》凝聚着维吾尔族人民的传统美德和人生哲理。它所赞美的那种真诚、智慧、团结、虚心、克己、力行、慎独、自我牺牲，它所反对的那种淫乱、欺诈、自私、贪婪、缺乏自知之明等，不仅真实地表现了那个历史时期人民的思想感情，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也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机智人物的故事
  在丝路各民族中流传着一类以特定的聪明人物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机智、风趣、幽默的民间故事，人们习惯称之为机智人物的故事。这类故事的创作与流传，最初在某个民族中以某个真实人物为原型，或以某几个真实人物合并为依据，后随着故事的流传，人们不断给予加工、补充、增益和提高，将许多故事附加在此类人物身上，逐渐形成了某个民族或几个民族中家喻户晓的文学典型，集中地反映出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理想追求、敢于斗争勇于反抗的性格和机智、幽默、乐观的美学品格，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丝路文化中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丝路机智人物故事，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区域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在丝路各民族中，几乎都流传有他们自己钟爱的机智人物的故事。
  在维吾尔族中广泛流传着大量内容深刻、饶有风趣的《阿凡提的故事》。这些故事无情地揭露了阶级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统治者、剥削者和骗人的宗教上层人物的丑恶嘴脸，辛辣嘲讽了他们的虚伪和愚蠢；善意地批评人民群众的某些缺点以及启发人们去探索认识大自然。另外，在吐鲁番地区流传着富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毛拉则丁的故事》。这些故事大约产生于19世纪初期，主要反映维吾尔族劳动人民对满清腐败政府的不满。在喀什地区流传着《赛莱恰坎的故事》。这些故事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以赛莱恰坎自己的生活经历为线索，编织了许多匕首般的小故事，辛辣嘲弄清朝统治者的残暴腐朽，深受维吾尔族群众的欢迎。近些年来出版的《艾沙木的笑话》，是以伊犁地区被人们誉为“活着的阿凡提”艾沙木所经历的现实生活为题材编出的新的笑话集。篇幅短小，犀利尖锐，幽默风趣，长人心智，既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在哈萨克民族中，机智人物故事主要有《霍加·纳斯尔的故事》（通常也称为“阿凡提故事”）、《阿勒达尔·阔谢的故事》、《吉林谢和他妻子的故事》以及《塔孜夏的故事》等等。其中，《阿勒达尔·阔谢的故事》最为著名，流传甚广，深受哈萨克人民的喜爱。故事主人公阿勒达尔·阔谢是位机智人物，是“不长胡子的骗子”。故事多以荒唐离奇取胜，集中反映了宗法封建社会里哈萨克草原上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不可避免的斗争，表现了哈萨克普通劳动者的深重苦难和反抗压迫剥削的强烈的阶级意识。例如其中的《阿勒达尔的诞生》①。故事讲述说，从前有个名叫阿勒旦的牧民（“阿勒旦”，含有“被欺骗”、“受愚弄”的意思），一贫如洗。他给巴依放羊，到头来，巴依只给他一只小山羊作为报酬，还花言巧语地说：“一只山羊怀上双羔就是三只，来年就是九只，照这样下去，不用多久，你就能有上百只羊了。”阿勒旦没有办法就到汗那里告状，汗又搬出法典蒙他。接着，奸商诓他，巫师、毛拉骗他，盗贼坑他，就连鬼神也设下圈套引诱他上当。阿勒旦满腔愤怒却找不到出路，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到儿子身上。说：“那些欺侮我的家伙们是怎么坑我骗我的，我的儿子将来也要照样去坑他们骗他们。”就这样，他给儿子取了“阿勒达尔”的名字。在这则故事中，“欺骗”在阿勒达尔身上成了惩治不义、向社会不公正施行报复的合理手段和武器。这则故事反映出机智人物故事的创作者和流传者的某种共同的心意，即在那正义得不到伸张的苦难岁月，剥削阶级的暴力统治还很强大，大規模的公开反抗还不可能进行，劳动者还未真正找到出路，人们需要创造出阿勒达尔这样一个游侠式的反抗者形象来，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和思想武装。阿勒达尔就是这样一个应劳动人民斗争需要而诞生的复仇者和反抗者。
  此外，在柯尔克孜族、回族、锡伯族等丝路民族中也流传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机智人物故事。如。柯尔克孜族中的《阿勒达尔阔索》，主人公加尼别克能机智地骗过国王和巴依，却从未骗过好人和穷人；如回族中流传着《阿子都的故事》、《伊玛目的故事》和《赛里买的故事》，塑造了一批有远见、有智谋的机智人物；又如在锡伯族中流传着颇具特色的“秃孩子”《霍托哈吉》的机智人物故事。“秃孩子”长得难看，但聪明、机敏、诙谐、富于正义感，常把地主、老爷弄得哭笑不得，狼狈不堪，反映出锡伯族人民的智慧与勇气。
  最后要提及的是，在丝路各民族机智人物故事长期流传过程中常有相互渗透的情况。就不同民族来说，某类型的机智人物故事常在几个民族中辗转流传。如《阿凡提的故事》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等民族中广为流传。尽管人物称呼有所变动，但故事内容、人物风貌大致雷同。另一种情况，就一个民族来看，机智人物故事中的同一种情节可能被安置在不同的机智人物身上；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事件也可能被组合在某个机智人物身上。如在哈萨克人的机智人物故事中，霍加·纳斯尔名下的《公鹅》、《种金子》等故事情节可以在阿勒达尔故事中找到；《锅生儿》及其变体也可以分别是霍加·纳斯尔故事和吉林谢故事的重要情节。这种相互渗透、彼此交错的情况在操突厥语各民族中较为普遍，这大约与这些民族相似的历史背景、文化条件、宗教信仰、语言等因素有关。在这种相互交流、渗透的文学背景下，一方面传统的母题、情节、形象乃至象征意蕴不断得以强化，顽强地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各民族不断吸收他民族故事中的营养丰富和充实自己，使故事中的机智人物形象更富有民族个性，更具有地域特色。
  第三节 丝绸之路民族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艺术特色
  丝路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是丝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作流传而成的。如前所述，它作为丝路民族“口传的历史”和反映各个时代现实生活，表达民族思想感情的叙事性的口头散文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也必定相应存在着具有民族个性和民族风格的特性，有着与其他民间文学样式不同的艺术特色。尽管丝路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在涵义上有着种种差异，但总的看来在艺术特征上还是有不少共同或相似之处。现分述如下。
  幻想与现实的有机结合
  丝路民间传说和故事，作为口头文学创作，都是在一定现实生活基础上，经过集中、概括、想象、虚构而产生的。在流传过程中，又在原有材料中不断融进幻想成分，经过历代人们口头的剪裁、敷设、渲染和虚构，才逐渐形成今天这个面目。丝路民间传说，一端连着丝路神话，从中承袭较多幻想成分，一端接着丝路故事，从中衍生着不少现实因素。在产生和流传中，丝路传说都有着一定的附着物，而这附着物大都是一种真实的历史的客观存在，如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山川风物、生活习俗、自然现象和人工制物等。这就使得丝路民间传说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而与神奇诡谲的丝路神话不同。如，塔吉克族的历史事件传说《慕士塔格的传说》，其附着物是19世纪30年代塔吉克人民抵抗浩罕侵略者的历史史实；维吾尔族历史人物传说《季帕尔汗》，附着物是清乾隆年间维吾尔和卓家族中的香妃；柯尔克孜族的地方风物传说《苏莱卡乌奇坎山》，附着物是现新疆乌恰县苏莱卡乌奇坎山等。这些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确确实实存有的附着物，大大增加了丝路民间传说的真实程度和可信性，使其千百年来在各民族中流传不息。但是，传说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并不等于客观上的真实与可靠。作为艺术，长期在民间以口头形式承传的传说，不可避免地增添上一件件光彩夺目的幻想的外衣，使其以无法抵御的艺术魅力，发挥着“信史”的作用，征服着一代又一代人。如，我们前面提及的塔吉克传说《慕士塔格的传说》，作品中老猎人和青年猎人为抵挡敌人的进犯，皆化作冰峰，成为我们今天仰慕的慕士塔格冰峰。作品用想象、虚构、夸张等手法使现实和幻想交融为一体，大大强化着作品爱国主义的主题，凝聚着塔吉克人世世代代的民族精神。所以说，历史传说只表现历史，而不等于历史。作为民间热心的听众和传播者，他们无须去计较传说与历史之间的距离，也无意去充当历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通过这“口传的历史”向民族成员灌输民族的自我意识，向后人传授民族的自识能力，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审美情趣。在丝路民间故事作品中，幻想与现实也是紧密地结合为一体的。尤其在那些幻想性较强的魔法故事和动物故事中，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以《骑黄骠马的坎德拜》为代表的哈萨克魔法故事。主人公既生活在现实大地上，过着常人的生活，又经历了许多离奇的遭遇，建立了常人无法做到的奇迹。坎德拜一面在神马、神鸟帮助下上天入地，劈妖斩怪，一面又是位普通人，令人可亲。又如，丝路动物故事常常采用拟人化手法，使动物开口说人话并赋以人的思想感情，同时又巧妙地将动物的天然习性与人类社会中人的品性、性格联系在一起，使得动物世界成为现实人间世界的投影。幻想与现实的有机结合，这已成为丝路动物故事最为重要的特征。舍此，无法编织故事情节，塑造故事形象，更无法达到说明、释源、寓意故事等目的。幻想离不开现实，现实借助于幻想。千百年来，丝路各民族正是借助丝路民间传说和故事的这一首要特征，表达自己的理想与愿望，反映民族的苦难与斗争，歌咏着丝路这块负载自己民族历史的大地的过去、今天与未来。
  情节结构的独特表现形式
  丝路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作为传统的民族民间口头创作的散文型的叙事作品，其情节结构形态总的说来体现出传统叙事文学的一般特征。即基本符合亚里士多德规定的“开始”、“中间”和“结束”三个组成部分，内容大都较为单纯明晰，脉络清楚，易讲易记，具有鲜明的民间叙事文学的艺术特色。但同时它又是丰富多样的，呈现出丝路民族民间传说和故事独特的表现形式。
  在丝路民间传说中，情节和结构一般不如丝路民间故事那样丰富多样，富于变化。一般来说大体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开头和结尾，通常有一个定型化了的情节，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也是定型化、模式化的。如少女一定是美丽聪明，英雄一定是英俊勇敢，敌人一定是内外丑陋等等。在传说叙述过程中，除了有叙事文学一般特点外，还常夹杂有咒语、誓言等，使作品散发出神秘迷离的气息。另外，丝路民间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间说唱文学的特点，散中有韵，韵散结合。如在哈萨克族中一些民间传说，有的则是韵文形式（《阔尔库特之歌》），自由、灵活、简便，利于传唱、记忆。
  丝路民间故事较之传说，更为丰富多样，在情节和结构等方面呈现出在基本模式下的较为复杂、特殊的状态。
  故事的开端。丝路民间故事的开端部分，常交代出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故事背景材料。在时间上，一般来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是有明显差异的。实际生活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主体的，许多有关联的事件往往发生在同一时间，可是人们用话语讲述故事时，只能按一条直线排列，把一件一件事叙述出来，是一种线型时间。这样就为故事采取特殊时间的表述方式和故意歪曲、颠倒时间的手段（如顺叙、倒叙、插叙等）以达到自己的美学目的创造了机会和条件。在大多数丝路民间故事作品中，讲述人基本采用了一种泛指和直说的形式交代时间。如，“从前”、“有一天”、“很久很久以前”、“古时候”等。我们以《新疆民间文学》第二集中搜集的民间故事为例。《公正的国王》（维吾尔族）开篇为“古代，有个国王”；《老人可贵》（维吾尔族）开篇为“很久很久以前，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上有个国家”；《愚蠢的猎人》（维吾尔族）开头是“以前，有个猎人”；《公正的总督》（哈萨克族）开头是“好多年以前，有一个穷孩子”；《陶斯艾来莫》（维吾尔族）开头是“相传，古时候一个灌木丛里”等。这种在故事开篇处出现泛指时间符号的作法，是由丝路民间故事的创作者、讲述者以及聆听者特殊的心理要求所决定的。一方面，这种泛指时间符号使得故事的叙述时间与故事中事件的发生时间产生了彻底的分离，具有提示符号的作用，它提醒人们今时与昔时，今时与来时的对立，以满足听者特殊的心理期待。例如，在讲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故事时，讲述者用一个“从前”，有意地将故事中的世界和讲述、聆听者所处的现实世界拉开了距离。讲述者可以借此从容地毫无顾忌地将现实社会难以实现的理想、幻想注入故事，使故事主人公获得在现实世界中难以获得的圆满结局。如取得斗争的胜利，赢得美丽的妻子，获得具有超自然力的魔法、宝物等。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和由此俱来的特殊的表现形式，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出丝路民间故事的创作和流传，产生在丝路民族仍处于“需要幻想的处境之中”。①另一方面，这种泛指时间的形式还取决于丝路民间故事特有的叙述角度。这就是讲述者常采用全知全能的角度，夹以庄重神圣的口吻进行讲述。他们站在现在角度对过去，包括幻想中的事件进行回溯性的叙述，使听众感到故事的真实可信，使其接受隐含在故事中的道德、价值判断、训诫以及审美观念。这样有助于保持讲述人全知地位的权威性，增加了听众对讲述人的信赖和尊敬，有利于故事的流传。实际上。在丝路各民族中，那些民间故事的讲述人大多都具有极高的声誉，与巫师等宗教人员一样被视为精神领袖。丝路民间故事的开端部分，除了时间交代有泛指和直说特点外，对地点的交代也具有类似特点，简短明了，有助于故事情节的展开，起到渲染、铺垫故事情节的作用。如前面我们提到《新疆民间文学》第二期中的那些故事，开篇在交代时间后紧接着点出了故事的地点。《老人可贵》（维吾尔族）开头，“很久很久以前，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上有个国家”；《吝啬的牛》（维吾尔族）开头，“从前，在一个美丽辽阔的草原上”；《斯坎德尔国王和他的继承人》（塔吉克族）开头，“相传很久以前，帕米尔高原上建立了一个王国”等。另外，在丝路民间故事开端部分还常常要交代故事中出现的人物。其人物姓名有的是泛指，如“有一个人”等；有的采用本民族通用的名字，如“伊斯麻”（回族）等；有的以性别命名，如“一位老大爷”等；有的以社会地位、职业来命名，如“国王”、“巴依”、“骑士”、“牧马人”等；也有以历史人物命名的，如“季帕尔汗”等。人物姓名所具有的这种模糊性，是为了主人公名字好听好记，便于流传，使故事的涵盖面更广，情节更能诱发听众的想象力。
  故事的发展。如果说，故事的开端部分是为了尽快引起听众对故事的兴趣，进入故事的规定情境的话，那么，故事的展开部分，则是要力求维持听众的兴趣。设置悬念，逐步铺垫和解决矛盾冲突，以解答悬念进入故事的结局。丝路民间故事的情节结构是多样化的。在发展部分，主要有多线索的故事连环，情节反复对比，情节发展中偶然因素出现等结构形式。多线索的故事连环法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故事套故事，用一个链条把许多故事串连起来，在大故事框架中又套许多小故事。这种类似《一千零一夜》式的结构法，在维吾尔族《鹦鹉的故事》、《王子与金鱼的故事》、《公正的公主》等作品中都有成功的运用。如《王子与金鱼的故事》，当金鱼少年与王子结交时，金鱼少年讲了个“蛙王与蝎子交友”的故事，引以为戒，表示二人结交要诚心，不能像蝎子那样企图暗害朋友。另一类是在情节较复杂的故事中，几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主副线并进，环环紧扣，引人入胜。如塔吉克族《忠诚的小马》。作品开始写续娶的王后为篡夺王位欲加害于已故王后所生的王子，但要杀王子必须先杀害王子的小马，引出王子与小马的出逃，这是故事的第一线索；王子出逃后的遭遇，引出了鸟王、鸟国对王子的热情招待和众鸟帮助王子战胜艰难险阻的经历，这是故事的第二线索；王子住在鸟国，发现鸽子变成美女游泳，引来王子抓住鸽衣向美女求婚、结婚的奇遇，这是故事的第三条线索。三条线索交错递进，反复勾连，使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整体。情节反复对比法。这种结构法是指在故事中讲述人有意将同一情节（大多为细节）反复出现，使不同的故事人物在重复着的同一事件中产生性格上的对比效果。如锡伯族的《燕子》，穷人老妈妈为受伤的燕子包扎折断的腿，种下燕子衔来的南瓜子，结出南瓜等情节，后来富人麻太太也效法模仿着做了一遍。老妈妈和麻太太两人，虽然做着同样的事，但为什么做，怎样做，却大不一样，截然相反。故事就在这“大不一样”中，塑造了两个性格对立的人物：一个是勤劳善良、得到好报的老妈妈，一个是懒惰狠毒、受到惩罚的麻太太。这种在反复中对比的情节设置，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深化了主题思想，增强了故事魅力。偶然因素出现使情节发展逆转法。这类故事结构是指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讲述人出人意料地插入偶然性细节，导致故事“起死回生”，产生出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艺术效果。如维吾尔族的《一个女人的爱情》。故事述说一个女人与心爱的丈夫结婚，却成为她坎坷人生的起点。不久，她被国王抢进宫内，后被刽子手带走，又遇上一伙猎人纠缠。后来她被幸福鸟选中，女扮男装做了一国之主，夫妻团圆，惩治了坏人。这里二次偶然性情节因素（一次陷入宫中被刽子手带出，二次被幸福鸟选中当国王）巧妙插入故事中，形成了情节的波澜起伏和曲折回环，尽情地抒发了主人公忠贞的爱情和几经挫折后与亲人团聚的欢乐。
  故事的结局。丝路民间故事的结局常常以矛盾的最后解决以达到情节高潮为标志，俗称为“大团圆”式的结局。这种结局模式的形成，固然与故事内容要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这类“大团圆”式的故事结局中反映出丝路各民族劳动群众自己的审美要求和道德评价，表达出他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如前面列举的维吾尔族故事《一个女人的爱情》，女主人公历经坎坷，几次在危难中出现了逆转，最终做了一国之主，惩治了坏人，夫妻团圆。丝路民间故事还有一些以揭示、暴露矛盾对立为结尾的作品。这类故事常常利用情节的转折突变，将结局推到听众面前，使之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维吾尔族的《四个抽麻烟的懒汉》、回族的《抱枕头》等皆属此类。
  丝路民间故事情节结构特点除了以上开端、发展、结局外，套语的运用也是一个重要特点。以哈萨克族民间故事为例。在哈萨克民间故事中广泛运用着套语，有的用于故事开端。如“说是很古很古啦，说那山羊的毛是短的，说那野鸡的羽毛是红的，说它尾巴的羽毛是长的”等。有的用于故事的结尾，如常见的“于是，他们如愿以偿”。有的用于情节的转折、交代以及形象、场景、过程的描述。如，说到仙女的美貌，通常是“嘴如皓月，眼如明日”，说到盛大的婚礼，通常是“举行三十天的游艺，四十天的喜宴”，说到喜宴的盛大豪华，通常是“宰杀驼群里的公驼、马群里的种公马和不产育的肥母马、羊群里的种公羊和两三岁的绵羊，要让马奶酒成河，要让肉成山”；说到主人公有目的的远行，通常是“手拄铁杖，脚蹬铁靴”，而说到主人公即将到达目的地，就是“当着铁靴磨成了铜钱一般，铁杖磨成了缝衣针一般的时候”。这些套语运用，不仅使哈萨克故事在结构上富有独特性，而且套语本身语音和谐，词语对称，有明显的节奏和诗韵美，大大增强了故事语言的音乐美感。
  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在丝路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中，最明显的特色莫过于民族、地域特色。这一特色不仅充溢在各民族外部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上，更重要的是渗透在民族内在的心理和性格之中。
  在丝路民间传说中，习俗传说最能反映民族的心理特征与性格特征，自然风物传说最能反映地域特色。以哈萨克民间传说为例。众所周知，在哈萨克民族中，人们的饮食起居、衣着打扮、婚丧嫁娶、迎宾待客、集会节日、言语行为等无不有各种习俗惯例受到人们普遍的关心和重视。哈萨克习俗传说即是以广泛的题材和丰富的内容，追溯、描述着某一风习的来历和缘起，成为民族风习的口传凭证。如，关于哈萨克民间节日“纳乌勒孜”的传说，反映哈萨克牧人视黄头绵羊为吉利的民俗心理的《黄头绵羊》等。这些习俗传说是哈萨克民族独有的，表现出积淀在这个民族心理深层的某种意识和特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由于哈萨克民族以游牧为主的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在它的山水风物传说中，关于自然景观和地名的传说占据着重要地位，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如，《伊塞克湖的传说》、《赛里木湖的传说》、《伊犁河的传说》等。其中一些讲述具体地方的地名传说，以其具有特殊涵义的地方性特点在当地以及周围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关于巴里坤境内“蒙洛克”山的传说。这座山因强盗洗劫了阿吾勒，只剩下一位悲痛欲绝的姑娘终日以泪水祭奠那些含冤的亡灵而得名。“蒙洛克”即是“哀伤的山”的意思。
  在丝路民间传说和故事中，因常渗透有较浓重的宗教气息，使之不可避免地打上民族性的烙印。例如哈萨克的幻想故事，丰富的想象，奇异的情节，鲜明的民族特征，渗透其中的是巫术观念和萨满教信仰意识。在《额尔托斯特克》、《柯克江巴特尔》、《馕巴特尔》等幻想故事中，主人公或是年老的母亲吃了从天而降的马肋肉诞生的；或是其母按照梦的启示吃了神赐的甜瓜和西瓜之后诞生的；或是他的母亲烧火时由放在房里的面团儿变成的。主人公降生的方式虽各有异，但都显示出哈萨克人早期信奉的万物有灵的观念。在《额尔蔑克》、《阿勒克·蔑尔干》故事中，主人公用羊肚蒙住头，把自己裹进羊皮里等情节，几乎就是哈萨克现实生活中萨满教巫术活动的重现。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金髌骨》了。故事表面讲述的是一位年轻人去废弃的灶坑寻找金髌骨，历经千辛万苦，百般磨难，最终在神的辅佐下斩妖除怪，获得胜利。实际上，是展示在巫师指导下年轻人接受成年礼的全过程。故事竭力渲染受礼者在受礼过程中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以及在神智恍惚中所见到的种种虚幻景象。全篇充满着萨满教神灵鬼怪观念的强烈刺激和萨满教信仰世界的幻影。像此类充溢着浓厚宗教气息的作品，在维吾尔等民族宣扬伊斯兰教教义的故事中也有不少。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最后，丝路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民族特色还体现在作品的语言风格上。翻开维吾尔民间故事，其语言风味犹如煮肉和烤馕的香味扑鼻而来；哈萨克故事语言则如草原上的酸马奶，会闻到一股清香，在他们丰富而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宝库中，像这一类洋溢着民族特色的语句俯拾皆是。如，“家里唯一的财产是一头不再产奶的老牛”；“妻子是丈夫的笼套”；“真正的雄鹰是飞出来的，真正的英雄是战出来的”；“想抓羊，却被狼钳住了腿”等等。
  第四节 丝绸之路民族机智人物的代表“阿凡提”
  当我们涉足丝路民间故事花坛之中，就会看到：一位身穿宽大“袷袢”，头顶白色“散兰”的长须老者，骑着毛驴周游四方。他为人谦和有礼，笑容可掬，有时显出超人的机敏，有时却变得分外呆愚。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笑声。有些人怕他，可更多的人却由衷地热爱他。他便是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家喻户晓的鼎鼎大名的机智人物——纳斯尔丁·阿凡提。
  阿凡提并非人名，而是一个称号，来源于突厥语：“Efcndi”。涵义有二：一是对男人的一般称呼，即“先生”；二是对有知识、有学问的人的尊称，即“老师”。这个词在突厥语系各民族语言里是通用的，维吾尔语是阿凡提，乌孜别克语是阿潘提，塔吉克语称为阿方提。阿凡提的本名是纳斯尔—埃德—丁（Nasr—ed—Din），联起来读作“纳斯尔丁”（Nasreddin），意思是“宗教的胜利”或是“对宗教的支持”。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人们又称他为霍加。纳斯尔丁或纳斯尔丁·霍加（霍加，也是称号，意为“老师”、“教师”）。此外，还有人称他为纳斯尔丁·阿凡提或毛拉·纳斯尔丁·阿凡提，甚至就简称霍加。在中亚细亚一带，都简称他为阿凡提，我国新疆也如此称呼。
  关于“有没有阿凡提这个人”，国内外学者各说不一。国内大多数学者基本倾向“没有阿凡提其人，是丝路民间文学中一个典型人物”的观点。其中，有的认为，“阿凡提是维吾尔族传说中的一个典型人物”①；有的认为，“阿凡提并非实有其人，而是民间口头文学中虚构的一位传奇人物”②；有的认为，“阿凡提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化身，是劳动人民想象出来的一个理想人物③；还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经
  ”“过集体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而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了”④。国外学者的观点与此大相径庭，大多数认为“确有其人”。不少土耳其学者认为，霍加·纳斯尔丁并非虚构的人物，而是生活在13世纪的一个历史人物。有的土耳其学者甚至考证出他的生卒年代和生卒地点。据穆夫提·哈桑提供的材料表明，霍加·纳斯尔丁于伊斯兰教历605年（1208～1209年）出生在小亚细亚半岛（即土耳其）西南部，距离安卡拉不远的西甫里希萨尔城附近的霍尔托村。他曾在清真寺院中当过伊玛目，后到南方学习、游历，最后于公元683年（1284～1285年）以76岁高龄逝世于阿克谢希尔城。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胡阿德·凯普留考证了霍加·纳斯尔丁坟墓的墓石，结果基本与上面所述相符。①据希尔米·孜亚的研究，霍加·纳斯尔丁曾在土耳其咯伊塞里城中享有盛名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当过教师。还有人说他是位精明的神学家和伊斯兰教苏非派的学者等。在土耳其，人们称他是“最有学问的人”，是“时代的苏丹”。前苏联民间文学研究者杰甫列托夫针对以上“土耳其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霍加·纳斯尔丁这一人物形象早在公元8～10世纪东方各族人民反对阿拉伯伊斯兰教哈里发统治的时代就已经产生，这是时代的产物。②勃拉金斯基从世界民间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此阐述得更加客观和公允。他认为，“我们也不能把这个形象的产生确切地局限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类似的历史条件，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从阿拉伯到中亚细亚——同时产生出这个形象。在所谓穆斯林东方的各族人民的文化相互关系和文化宝藏的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这个形象只有更加丰富充实起来，并且所有的民族——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伊朗人和高加索的各族人民，维吾尔人和中亚细亚的各族人民，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巴尔干的各族人民，这个形象在他们中间发展和完善起来，——都对这个形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③以上种种观点尽管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阿凡提，这个存在于丝路民间文学中的文学形象，已经远远超出历史人物的局限。历史上有也罢，无也罢，都已经无法替代今天维吾尔等民族心目中的艺术形象。阿凡提，这个深深烙有维吾尔等民族思想、情感、性格印记的机智人物，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关于他的笑话故事，已经成为丝路各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构成了丝路文化最具特色最富有光彩的一页。
  关于霍加·纳斯尔丁笑话，即阿凡提故事的产生和流传。霍加·纳斯尔丁的笑话，长时期是以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流传着。其流传覆盖地区非常广，主要包括小亚细亚半岛（土耳其），阿拉伯、中近东、巴尔干半岛、高加索、中亚细亚和我国丝绸之路。据现有资料表明，它的产生和流传基本呈现出以下三个阶段：朱哈笑话——纳斯尔丁笑话——阿凡提故事。早在公元10世纪，巴格达著名学者纳迪姆将阿拉伯人朱哈的轶闻趣事和笑话编入了他的《图书目录》中，后又出版了《朱哈笑话集》。相传朱哈是公元10世纪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代的人。当时，宫廷有不少专讲笑话和故事的人，朱哈大约是其中之一。他们常以宫廷丑角身份出现，通过冷嘲热讽来观看世界，用笑话和故事来取笑和慰藉国君。现在看来，朱哈的笑话实际上是纳斯尔丁笑话的原型。后来，朱哈笑话流传到土耳其，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和13世纪土耳其流传的纳斯尔丁笑话混合起来。到了17世纪左右，当纳斯尔丁的笑话翻译为阿拉伯文时，人们称之为“鲁米利亚（即小亚细亚）的朱哈”。到18世纪至19世纪，纳斯尔丁的笑话由专人搜集编成了集子，其中由土耳其学者维列德·伊兹布达克编纂的铅印本影响最大。此后，土耳其出版了诸多的纳斯尔丁的笑话故事集和有关论著，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纳斯尔丁的笑话。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始，纳斯尔丁的笑话引起了世界不少国家的注意和兴趣。如，英国在1964年出版了查尔斯·唐宁编译的《霍加的故事》等；美国在1960年出版了埃里克·丹涅克编译的《毛拉·纳斯尔丁的故事》；法国在1958年出版了加尼埃编译的《纳斯尔丁·霍加的故事》；日本在1965年由平凡社编辑出版了《霍加·纳斯尔丁的故事》；前苏联在这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不仅出版了多版本的笑话故事集，还将此改编成小说并搬上了银幕。从维吾尔等民族与中亚细亚等民族区域，在语言、宗教、历史、文化交流等方面密切联系上插图看，可以推断，纳斯尔丁的笑话早在几百年前就已流传到西域，并深受各族人民喜爱。从语言上看，我国维吾尔等民族和土耳其，阿塞拜疆，中亚细亚的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等民族同属突厥语系；宗教信仰均是伊斯兰教；从历史文化交流来说，西域同中亚细亚及中近东一带很早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贸易以及朝拜麦加的必经之地。在这诸多文化背景下，纳斯尔丁笑话几百年前传入我国西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不同的是，纳斯尔丁笑话流传到我国西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受到维吾尔等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经过世世代代的口传，被不断加工、补充、发展，衍变成具有维吾尔等民族特殊风格的“阿凡提故事”了。阿凡提，浸透了维吾尔等民族特有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素质，以其古老而崭新的面貌走进了丝路各民族千家万户之中，他的故事深深受到劳动人民的喜爱，不断流传，得到新的发展。
  我国自1955年以来，已经编辑出版了一定种类数量的阿凡提笑话故事集。影响较大的有：赵世杰编译的《阿凡提的故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的《阿凡提的故事》；穆罕默德·伊明、李元玫、刘鹗等人合译的《纳斯尔丁·阿凡提的故事》；戈宝权主编的《阿凡提的故事》等。此外，还出版了国外有关的作品集，如元文祺编译的《伊朗阿凡提的故事》；刘谦、万曰林、徐平翻译的《朱哈趣闻轶事》等，并将《阿凡提的故事》译成英语、西班牙语和世界语等语言出版。此外，还利用电影、歌剧、画报、专栏等形式多方面地介绍阿凡提的故事。目前，我国对阿凡提及故事的研究工作刚开始不久，尤其是考证性的文章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不多见。随着“阿凡提的故事”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中日渐流传到全国各地，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和喜爱，对阿凡提故事的研究工作会不断深入，取得新成果。
  阿凡提，是我国维吾尔等民族口头创作并流传甚广的艺术形象。这个机智人物，勤劳、勇敢、乐观、幽默，富于智慧和正义感，是一个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的活生生的人物。在《阿凡提的故事》中我们似乎看到，他有个不太富裕的家，有个妻子，但在更多情况下他只是一个萍踪浪迹的光棍汉。有时，他是个有学问的毛拉，有时又目不识丁。一会儿，他好像是个宫廷的近臣，参与朝政，和国王一块儿喝酒、游猎；一会儿，又是个苦力，靠出卖劳动维持生活。至于职业，他几乎什么都干过：农民、车夫、流浪者、游脚僧、剃头的、医生、开小染房的、卖蜂蜜的、依玛目，甚至做过喀孜。人们给阿凡提没有固定的身份和职业，是为了更有利于代表人民的意愿去向一切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哪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去斗争，人们就将这个角色派给阿凡提去担当。在《阿凡提的故事》中，口头创作者赋予阿凡提这种极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一方面有利于展示出阿凡提生活的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风貌和丰富复杂的各类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利于表现阿凡提这个机智人物性格的多侧面：他是勇于同一切剥削者、压迫者进行巧妙斗争的英雄，又是善于对人民自己的缺点进行批评教育的长者，同时也是爱开玩笑非常可爱的朋友。
  阿凡提形象的主要个性特征是智慧和幽默。这种智慧和幽默基本贯穿在阿凡提对国王、大臣、阿訇、喀孜、巴依、伯克等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反抗中，贯穿在他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和帮助中，也常体现在自我调侃嘲弄之中。如，阿凡提有时出入于深宫禁闱，周旋于龙颜圣体的国王左右。但他并不是一般的倡优，用笑声去取悦于一国之主，相反，他竭力揶揄、作弄他们，使国王丑态毕现。在故事《金钱与正义》中，国王问阿凡提：“一边是金钱，一边是正义，你选择哪一个？”阿凡提说：“我要金钱。”国王说：“我宁可要正义。”阿凡提说：“缺什么要什么嘛！”《福乐智慧》中称国王为“世界的英杰，睿智之首”，但在阿凡提智慧的利剑下，暴露出作品中的“国王”缺少做人最起码的品质——正义。智者的妙语应答出奇制胜，揭示了“国王”贪婪虚伪的本质。在《庄稼汉的力量》中，国王想知道在老百姓中有没有比自己还有力量的人，于是叫阿凡提来回答。阿凡提爽快地回答道：“就是那些种地的庄稼汉呀！”国王不相信，阿凡提接着说：“要不是他们种粮食给您吃，您还会有什么力量呢？”在这里，阿凡提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热情歌颂了创造世界的劳动人民的巨大力量，嘲弄了当权者的愚昧和无知。另外，阿凡
  提也常常自我嘲弄、调侃，颇有大智若愚的味道。如《我睡着了》。阿凡提和朋友一起睡觉，朋友问他睡着没有，阿凡提回答：“没睡着。”朋友提出借钱，阿凡提立即说：“我睡着了。”总之，智慧和幽默始终伴随着阿凡提的言行，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那种剥削和被剥削，邪恶和正义尖锐对立的阶级社会里，人民运用智慧和幽默去揭露讽刺黑暗邪恶的势力，赞扬歌颂一切美好的事物。阿凡提的这一性格特征正是劳动人民根据阶级斗争的特殊需要和审美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在阿凡提的性格中，除了他的智慧、幽默、机智勇敢、富于正义感、敢于和善于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特征外，其性格还是多面的。如，在他诙谐幽默的同时，有时也表现为自我嘲弄、不拘小节，甚至干出一起荒唐古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来。这些性格侧面不仅无损于机智人物形象，反而使阿凡提形象更为生动丰满，真切动人。
  作为丝路民间口头创作的艺术形象，阿凡提已经日渐变为一个“世界性的艺术形象”。从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方面来看，阿凡提已经达到“共名”的典型程度。这位身穿袷袢，头顶散兰，骑着毛驴的智慧长者，他从那封建专制、多灾多难的旧时代向我们今天崭新的新社会走来。他用他那充满智慧的行动，幽默的语言，批评和讽刺着现实生活中的丑陋，寄托着人们的某种愿望。只要生活中存在着类似阿凡提的故事和笑话，人们就可以随时创造出阿凡提的新故事来。这大约也是阿凡提的故事能够广泛流传，并不断得以补充、发展和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传统美学认为，“美”与“崇高”是美的正面表现形式，而喜剧“滑稽”则从反面表现了美，即以否定丑来表现美。从亚里士多德到莫里哀，从黑格尔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乃至柏格森，他们基本都认为“丑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喜剧和滑稽仅仅只能表现人与事的反面属性。如果按此类传统美学观点推论，丝路机智人物阿凡提只能是个反面人物，不能算作正面人物。其实不然。众所周知，阿凡提是丝路维吾尔等民族中家喻户晓的受人尊敬与喜爱的机智人物。在《阿凡提的故事》中，阿凡提虽有时大智若愚，故意显得傻气，但在绝大多数时间和场合中，他是一个充满着智慧的令人可敬可爱的正面喜剧人物。阿凡提这一形象的出现，无疑向传统喜剧美学提出了挑战：在喜剧人物中，除了传统的被讽刺被揭露的丑角类的反面人物外（如《伪君子》中的答尔丢夫），还有没有正面喜剧人物？这类正面喜剧人物的美学特征是什么？等等。
  阿凡提是一个正面喜剧人物形象。如前所述，他是一位勇于同一切剥削者、压迫者进行巧妙斗争的英雄，又是善于对人民自己的缺点进行批评教育的长者，同时也是爱开玩笑非常可爱的朋友。在他的种种故事笑话中充满着强烈的喜剧色彩。在喜剧性的故事笑话中，大多存在有两个喜剧人物：一个是被讽刺的反面人物（国王、大臣、阿訇、喀孜、巴依和伯克等），一个是进行斗争的正面喜剧人物——阿凡提。其中，阿凡提起着主导作用，占绝对优势，是构成喜剧的主体。如果我们对《阿凡提的故事》的喜剧结构和喜剧方式进行一番分析的话，就会看到阿凡提这一正面喜剧人物善于运用多种喜剧手法对他的对立面反面喜剧人物展开富于智谋的多种手段的斗争。
  其一，归谬法。作品中的阿凡提常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按照反面人物自身的逻辑行事，把事物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来撕破对方欺骗、奸诈的实质，从而取得斗争的胜利。如《一耳光与五块钱》。阿凡提蓦然挨了一记耳光。他拉着打他的人去找喀孜评理，喀孜宣判那人给阿凡提五块钱作为赔偿。那人说要回家取钱便走了。阿凡提左等右等，不见那人回来。便打了喀孜一耳光。喀孜大惊，问：“你这是干什么？”阿凡提回答：“我没时间等下去，那人来时，让他把五块钱给你好了。”作品中的阿凡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揭示出喜剧矛盾，有力戳穿喀孜的骗局和不公正的裁决，以超人的智慧给这出喜剧中的反面人物一记响亮耳光，使之瞠目结舌，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
  其二，曲解法。这种喜剧手法大多利用语言的歧义和谐音，构成喜剧冲突，造成喜剧效果，表现了阿凡提的幽默和智慧。如，《给大阿訇理发》。大阿訇来阿凡提这儿剃头，总不给钱。一次，大阿訇又来理发了。阿凡提先给他剃光了头，当刮脸时问他要不要眉毛，阿訇说：“当然要！这不用问！”阿凡提飕飕几刀，把阿訇的两道眉毛刮下来，递到他手里。大阿訇气得说不出话来。要刮胡子了，大阿訇连忙说：“不要，不要！”阿凡提又飕飕几刀，把他的胡子刮下来，甩在地上。大阿訇对着镜子一看，自己的脑袋和脸被刮得精光，像个光溜溜的鸡蛋，气坏了。这则故事充分利用“要”，“不要”语义上的歧义，构成喜剧矛盾，令人捧腹大笑。
  其三，反语巧计法。这是正面喜剧人物阿凡提常装成无能的样子，以退为进，利用反面人物骄横自大、贪财、迷信等特点，设巧计愚弄对方，构成喜剧效果。如《锅生儿》。有位高利贷者要从阿凡提那里借一只锅。阿凡提说：“我的锅正在生孩子，不能借你。”高利贷者大惊：“锅还能生孩子？”阿凡提说：“我的锅不能生孩子，你的钱怎么能生孩子？”寥寥数语，活画出高利贷者的贪婪与狡诈，阿凡提超人的智慧也溢于言表。
  其四，结局高潮法。在《阿凡提的故事》中，有不少作品最引人发笑之处往往是最后一句话，故事矛盾的激化与突然解决造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高潮寓于结尾之处的哄堂大笑中。如，前面列举的《锅生儿》最后一句话便是。又如《两头驴的东西》。在一次打猎中，国王和大臣把脱下的衣衫都压在阿凡提身上。阿凡提又累又热，满身大汗。国王见状故意戏弄阿凡提道：“阿凡提，你真不简单，能驮一头驴驮的东西。”阿凡提听了平静地说：“不，我肩上担的是两头驴的东西。”
  以上列举的种种喜剧手法，表现出丝路机智人物阿凡提所特有的斗争手段，显示出一种特殊的美学风范——阿凡提式的充满喜剧色彩的智慧的美。这种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喜剧美学的缺陷，即喜剧人物不仅只有丑陋的畸形的渺小愚蠢的反面人物，而且还有类似阿凡提这样富于智慧、胆识的崇高的正面人物，并且还起着主导作用。丑，自炫为美可以造成喜剧性；美，伪装成丑以丑的面目出现也会产生喜剧性。阿凡提式的喜剧美告诉我们，传统的滑稽，其根源和本质不只是丑的本身，还包含着对丑的本质的揭露和美对丑的战胜。喜剧之美，不只在矛盾本身，还体现在对矛盾的突然揭示和突然解决上，体现在审美接受者在一种突然醒悟后，心理上获得的一种欣喜和快感。阿凡提的美学效应是强烈的，多方面的。它不仅代表着丝路各族劳动人民对那些丑陋、陈旧的事物进行充满正义和智慧的美学审判，使人产生嘲弄的笑，还在对反面人物严厉惩罚后，体现劳动人民斗争和理想的胜利的笑。阿凡提，这个维吾尔等人民精心塑造的民间艺术形象，集中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理想，是各民族精神美的结晶，它所蕴涵的丰富而高品位的美学价值将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重视。
  在简要地论述丝路著名机智人物纳斯尔丁·阿凡提之后，我们还要提一下“活着的阿凡提”——维吾尔族当代著名机智人物艾沙木·库尔班。
  艾沙木·库尔班，1927年出生于新疆伊宁县维吾尔族一个手艺人家中。读过四年书，因家境贫寒，辍学随父做小买卖。他的父亲库尔班和祖父司马依，都长于辞令，喜说笑话，是当地有名的诙谐者和笑话员。他们常被请去参加民间举行的各种“麦西热甫”和婚礼，每逢此时小艾沙木总是形影不离，受到熏陶。解放后，多才多艺的艾沙木当了伊宁县文工团的演员，后长期下放到农村人民公社当社员，也参加了业余文工团。1980年冬，艾沙木被安排在伊宁市文化馆工作。1980年9月，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民研会新疆分会理事。艾沙木长时期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受到维吾尔族机智人物阿凡提故事传统的深刻影响，加之他观察深刻，机智聪颖，诙谐幽默，敏感性强，他编的大量笑话在当地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1982年，赵世杰等学者在流传和发表的五百多篇笑话基础上翻译整理选出一百多篇，编成《艾沙木笑话选》，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艾沙木笑话》，维吾尔语音译为《艾沙木蓝特盘》。“蓝特盘”，直译是“奇谈轶事”，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中一种短小精悍、幽默风趣的讽刺文学形式。艾沙木视“蓝特盘”为人生七十二种手艺之外的“第七十三种手艺”，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特殊艺能。因此，他的笑话内容广泛、具体，充满生活气息和时代精神，具有鲜明的维吾尔族民间艺术风格。
  在思想内容上，艾沙木笑话反映了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有着鲜明的时代感。特别是讽刺“四人帮”的笑话，在他全部笑话创作中占据着突出重要的位置。这些作品集中地反映了维吾尔族广大人民群众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审美观点，少有虚构和夸张，现实性很强。此外，在艾沙木笑话中还有一些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涉及面较广的作品，如《什么是真理的标准》、《人的脾性》、《卖刨子刃儿》、《鬼见了也怕》等。这里有对保守自私、投机取巧、迷信愚昧旧思想的嘲讽和抨击。
  在艺术上，艾沙木善于选取那些生活中常见的，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甚至大多为亲自经历过的事情，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说明某种道理，使抽象的说教寓于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造成一种轻松幽默，充满喜剧情调的氛围。在结构形式上，艾沙木笑话在交代情节的基础上，最后运用一句或一段充满智慧的话，点出笑话的题眼，犹如相声中铺平垫稳后的“抖包袱”一样，一下揭了底，产生出强烈的喜剧效果。上述的几个例子都属于此类。
  艾沙木被人誉为是“活着的阿凡提”，从他作品的思想到艺术，鲜明而强烈地令人感受到维吾尔族人民的心理素质和民族特点，感受到和阿凡提故事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传统。艾沙木是用维吾尔族独有的机敏的目光来观察生活，用他自己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用民族化、大众化的“现代阿凡提”式的“蓝特盘”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他的笑话“比较充分地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的心理素质，使他的笑话具有一种内在的、独特的、浓烈的民族色泽和民族化的道德情操”①。是阿凡提故事传统形式在当代维吾尔族人民精神生活领域中的新发展。
  作为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中的艾沙木笑话，也具有丝路民间文学的传承性和集体性的属性。艾沙木虽为当代人，但他的轶事趣闻一旦传到别的民族那里，也不免作为传说人物看待，人们也不由将另外地区听来的笑话算作他的故事。在他那五百多个故事笑话中，有维吾尔族古老的口头承传，有他父辈遗留下来的，也有他搜集、加工、创作的当代人的轶闻趣事。正像阿凡提一样，艾沙木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化身，他不过是将流传在人民生活中的思想精华、智慧睿语，总其大成罢了。

①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书中分为幻想故事、生活故事、民间寓言、民间笑话四类。 ②乌丙安：《民间文学概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分魔法故事、动物故事、生活故事、笑话四类。 ③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书中分为神话、民间传说、传统生活故事、民间笑话、民间寓言、传统民间童话、社会主义新故事七类。 天鹰：《中国民间故事初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书中分为现实性因素较强的故事和幻想性因素较强的故事两大类。 ①毕桪：《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骑黄骠马的坎德拜》还有另一则变休，即坎德拜在天鹅姑娘引导下，靠着宝马飞越高山火海，同妖魔搏斗，最后返回现实大地。 ①《新疆动物故事选》，新疆人民出版社。 ①《新疆动物故事选》，新疆人民出版社。 ①《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选》上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①毕桪：《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