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第一节 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
  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对从中国古长安出发，途经西域，横贯亚洲并连接欧洲、非洲的交通路线正式称谓“丝绸之路”以来，这个美丽而又形象的名字便不胫而走，渐为世人所公认。据《穆天子传》记载，大约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西巡至葱岭以西，会见了西王母及许多部落首领。如果以此排时间表的话，丝绸之路至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了。在这条漫长的历史大道上，名扬中外的使臣、僧长，威风壮烈的名将、战史，称颂古今的王侯、文人，业存千秋的医祖、艺家，往返跋涉的商贾、旅人，等等，他们通过政治上的亲睦与抗争，军事上的结盟与冲突，经济上的贸易与交流，文化上的交融与冲撞，技艺上的渗透与演进，留下了多少浓墨重彩的画卷和可歌可泣的史篇。根据我们看到的有限资料，现将丝绸之路有关的主要历史事件介绍如下，以期为大家提供一个了解和研究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的简约轮廓背景。
  公元前334～公元前325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曾到达帕米尔以东喀什一带，建立包括埃及、波斯、印度等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对沟通东西方文明起到推动作用。
  公元前3世纪，战国至秦时期，中国丝绸已远销希腊，希腊称中国为赛力斯（丝国）。
  公元前138～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19～公元前115年，汉武帝时期，汉使张骞两次通使西域，至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各国也派人随汉使到长安。
  1771年，土尔扈特部自伏尔加河一带归来。1885～1887年，英人凯里听率探险队周游天山南北，绕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周，并进入罗布泊地区。
  1871～1891年，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五次到中国西北考察，曾涉足罗布泊地区，沿和田河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登帕米尔高原。
  1894～1933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六次赴西域考察，著《亚洲腹地旅行记》、《罗布泊探秘》等。
  1900～1913年，英人斯坦因三次赴敦煌、吐鲁番等地考察，著《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
  1928～1930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两次赴西域考察，著《吐鲁番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考古记》等。
  纵观以上历史，在这条历史古道上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令人难忘的历史悲喜剧。经济贸易、政治结盟、民族迁徙、兼并战争、宗教传播、文化交流..诸多民族在这横贯亚欧非广大区域中，以自己沉重的历史步履踏出了一条条通向人类历史文明的大道，在千百年历史风雨的冲刷下，逐渐形成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较为固定的行程路线——丝绸之路①路线。
  关于丝绸之路的路线，目前中外专家学者基本形成这样的共识：丝绸之路，首起中国长安，经渭河流域和河西走廊至敦煌，由此分为三路：南路，自玉门关、阳关至鄯善，沿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越过葱岭，经大月氏（今阿姆河上、中游）西行波斯（今伊朗）；中路，沿天山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至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越葱岭，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南部（今撒马尔罕附近）西行，与南路会于木鹿城（今马雷），然后向西经和椟城（今里海东岸达姆甘附近）、阿蛮（今哈马丹）、斯宾（今巴格达东南）等地抵地中海东岸。再转至罗马等地；北路，由敦煌达伊吾（今哈密）、庭州（今吉木萨尔），西至碎叶城（今巴尔喀什湖附近之托克玛克），再过里海北，经黑海至欧洲。
  从以上我们对丝绸之路路线的简单描述中可以看到，这条历史大道是从我国古都长安出发，横贯亚洲，连接欧亚非的陆路通道。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它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等国家的纽带；在丝绸之路通过的地区，出现过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跨越亚、非、欧的世界大帝国；在丝绸之路的要冲上，诞生了至今仍影响亿万人思想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古代世界许多重大政治、军事活动发生在这条通道上，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造发明和思想流派首先通过这条通道传播到全世界。就中外经贸、科技文化交流的局部状况看，也是如此。中国的丝绸、漆器、瓷器、造纸法、印刷术、火药和冶铁、水利灌溉技术等都由此传向西亚及欧洲；而西方的植物新品种、毛皮、珍禽异兽及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宗教文化等也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总之，这条历时多世，贯通亚、欧、非的远距离贸易路线，已远远超越了经济贸易范围，形成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等在内的多领域、全方位的交流。丝绸之路已成为诞生和发展东西方文明的重要的历史摇篮和历史通道。
  丝绸之路的这种纵贯古今中外的历史内涵，使得古丝绸之路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和多元性。它东起中国，西至希腊罗马乃至非洲，中有印度、波斯等。不同的历史，不同类型的文化模式在这条大道上相互碰撞、融合、耗散，这就导致了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态势。古代西域（今新疆）从地理位置看大体属于丝绸之路中段地区，这里据有三条以上的通道，成为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焦点和相互融合的桥梁与中介，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这里聚居着众多的民族。历史的衍变，民族的分合，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形成了西域多民族的北方草原文化和南方绿洲文化的基本格局。由于人文地理和民族的区域性，形成了文化个体的相对封闭状态，这就造成了丝绸之路中段民族民间文学在整个丝绸之路开放、多元的背景下出现的以民族区域和宗教习俗文化为特点的独特属性。丝绸之路中段，这种特殊复杂的地理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环境，造就了丝绸之路中段西域民族民间文学既联系又区别于国外中亚、西亚、欧洲的民间文学，和国内中原、北方及南方民间文学的独特的文学个性。
  众所周知，新疆古称西域。①西域文化在世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翻开人类古代文明史册，我们看到，在黄河流域有中国文明，在恒河流域有印度文明，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有亚述文明，在尼罗河畔有埃及文明，在地中海北岸有希腊——罗马文明。西域文化正处于中国中原文化之西，西方文化之东这样一个亚洲、欧洲与非洲交汇、连接的广阔地带。西域以其宽阔的胸怀，广泛接受了东西方文明的影响，经过长期的选择和消化，形成了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西域文化。同时，它又以极强的反作用力不断对东西方文化施加影响，使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间，途经西域的古“丝绸之路”自然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绵延1500多年（从公元前2世纪到14世纪）的古“丝绸之路”，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条连接欧、亚、非三洲的陆路国际商旅大道。“丝绸之路”的这种特殊历史文化地位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说明着地处亚洲中部的西域的历史地位和文化特征，同时也构成了西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背景。自古以来，西域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风雨的侵蚀与洗礼，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
  第二节 西域文化的分期
  纵观西域文化史，史前，为西域文化的生成期；汉唐，为西域文化的发展鼎盛期；宋元明清，为西域文化的曲折发展期。
  西域文化的生成期
  新石器社会晚期欧亚大陆数百上千年的种族大迁徙，孕育了西域文化最早的胚胎；塞人文化、乌孙文化、姑师文化是西域史前时期主要的文化形态；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萨满教是西域先民主要的原始宗教文化。
  迄今为止，考古学和人类学成果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由新石器时代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欧亚大陆上发生了一场种族大迁徙。当时世界上两大游牧文化——雅利安文化和阿勒泰文化，分别从东欧和中亚地区自西向东运动，试图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寻求生命永恒。这场自西向东的种族大迁徙对欧亚大陆诸多文明区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和极大的促进。学术界认为，西域文化最早的胚胎就孕育在上述人类种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时期中。当然在这其中，东方的黄河文明对西域文化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资料考证，西域史前时期的种族成分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欧洲人种，也有蒙古人种，还有两者的混合性。这些种族发展到后期，主要形成了塞人文化、乌孙文化和姑师文化。在西域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葬等遗址中，学者们发现这里有早期塞人的遗存物，具有塞人文化的特征；在伊犁地区的夏台、波马、萨尔霍布等墓葬中，有乌孙文化的明显痕迹；在吐鲁番附近的苏巴什、艾丁湖、乌拉泊等墓葬中，又有姑师文化的踪迹。这些西域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种种遗迹说明，西域史前就已有不同种族生存，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类型。同时，不同种族与周围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又形成了混合型文化的特征。
  据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发掘的资料，至少在6000年以前，西域就已经存在着原始宗教文化。主要表现为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以后向人为宗教过渡的萨满教。
  远古时期的西域，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惧怕和崇拜，产生了对大自然的崇拜。尤其在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中，广泛存在着对天地日月、风雨雷电以及动植物的崇拜。今天我们在大量的民族语言、民俗和历史典籍、考古遗址甚至岩画中，还能看到诸如“腾格里”、祭祀中的“咒语”、“天山”、用兽名纪年等现象。祖先崇拜，在西域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历代相传，在史书中也不乏匈奴人、鲜卑人和突厥可汗祭祀祖先的记载。图腾崇拜，在西域原始初民中普遍地存在着。在《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中，我们看到在远古昆仑山一带有一个以虎、豹为图腾的母系氏族部落。在今维吾尔史诗《乌古可汗》中，有“苍狼引路”、“公牛腿，狼腰，黑貂肩，熊胸”的乌古可汗的形象，以猛兽为图腾崇拜是远古时期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到了史前晚期，日渐强大的游牧民族虽中心在蒙古高原，但其西翼大部占据天山、阿尔泰山一带，他们与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各民族有密切的联系，这时候萨满教成为他们主要的精神支柱。随着历史的发展，萨满教相继在中国北方的匈奴、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部落中盛行并占据统治地位。
  总之，多源头的西域多种族的形成，不同类型的生产生活文化雏形的形成，各个种族原始宗教的生成和演变，这些是西域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
  汉唐时期（约公元1世纪～近10世纪）——西域文化的鼎盛期
  汉唐千年历史造就了西域文化第一次最具光彩的鼎盛期。“丝绸之路”的凿通、佛教等宗教的传入兴盛，使得西域文化呈现多元化的态势；突厥人从游牧到定居、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西域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自汉至唐近一千年的历史，造就了西域文化叩开文明社会大门后的第一次最具光彩的鼎盛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出使大月氏；汉代中原王朝与匈奴的连绵战事，郑吉成为西域第一任都护使；“丝绸之路”的贯通，促使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空前大交流..这一切促进了当时西域民族文化的空前发展。如，后人在塔里木盆地出土的木牍、文书、贝叶经文以及古币上的发现，当时已经使用着多种语言文字，诸如用婆罗迷字母斜体书写的“吐火罗语”、用婆罗迷字母直体书写的“和田塞语”、用阿拉美字母写的“佉卢文”等；在西域的南部和北部出现了定居农耕和游牧并存的经济文化形态。“丝绸之路”把沙漠中的各个绿洲连接贯通，并向东西方延伸，使其经济贸易得以较大的发展；随着汉代军事屯田，中原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传入西域，客观上促使塔里木绿洲诸国的农业发展。
  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由印度沿“丝绸之路”自南向北传入西域各地。虽然其间与萨满教、祆教等多有抵牾，但到公元4世纪前后，西域佛教的发展已经进入鼎盛时期。佛教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西域的一些国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各城郭国相互兼并，出现了统一的趋势。在由汉至魏晋到隋唐熠熠闪光的佛教文化时期，西域相继产生了龟兹、于阗、高昌等佛教文化中心。广泛的社会基础，完善的佛教祖师和仪式，加之大法师鸠摩罗什波及中原的广泛影响，佛教文化对此时的西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就艺术而言，于阗热瓦克佛寺佛像造型上的“陀螺”艺术风格透露出源于印度佛教艺术的踪迹；龟兹克孜尔石窟和高昌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佛教壁画，则更多显示出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艺术渐变的多姿多彩；唐朝时期于阗尉迟乙僧父子运用凹凸技法，表现佛教内容和西域人物、花鸟，震惊长安；龟兹乐在唐十部乐中的崇高地位以及西域杰出音乐家苏祗婆音乐理论的创立和传播，使得西域古代乐舞已超越了宗教文化的范围，在中外艺术交流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隋唐时期是西域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上述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上西域此时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外，西域古代民族的突厥化，也是这一时期西域文化的重要标志。此时，西域北部操突厥语系的游牧民族大量进入塔里木盆地并转入定居，逐渐与当地古代先民融合，突厥语逐渐取代了古语，成为当地流行的语言。随着后来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发展，西域各地的文化也逐渐趋向于伊斯兰文化，奠定了近代新疆文化的面貌和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域的突厥化，是新疆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隋唐时期正处于这一转折点的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在西域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回鹘西迁，西域文化进入新时期；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西辽帝国、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的兴衰更迭，西域文化高潮迭起，曲折发展；新疆建省，西域——新疆文化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新的历程。
  宋元明清时期（约公元10世纪～19世纪中叶）
  西域这一时期近千年的历史文化，由于文化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
  宋辽金历史阶段的西域文化
  这一时期是整个西域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从此西域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公元9世纪末，回鹘人在塔里木盆地以西、帕米尔高原以北地区建立了西域历史上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王朝——喀喇汗王朝。据史籍记载，公元10世纪前期，驻喀什噶尔的波格拉罕撒图科正式接受了伊斯兰教，他的儿子阿斯兰汗木萨把伊斯兰教推行到整个汗国，这样自公元9世纪末传入西域的伊斯兰教，成为他们信仰的最主要的宗教。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回鹘人以及操突厥语的某些游牧部落开始并完成了由游牧生活向定居农业生活的过渡。随之，封建制度在汗国内得到普遍确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相当大的发展。由于喀喇汗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广大走向定居的游牧民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一种新的文化，伊斯兰文化形成了。这一文化当时最具代表的是马合木提·喀什噶里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突厥语大辞典》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长诗《福乐智慧》。
  与喀喇汗王朝同时，西迁的回鹘人还建立了以吐鲁番地区为中心的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在经济、宗教、文化上采取宽容开放的政策。在现出土的文书中可以看到，当时用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叙利亚文、摩尼文、婆罗迷文、藏文、汉文抄录的佛教、摩尼教、景教等的经卷。其中，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记》，被认为是西域戏剧的雏形，在新疆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长期流行在回鹘民间的散文体史诗《乌古斯可汗》，也在高昌回鹘王国后期经文人加工定型，使其在新疆民间文学、民族学、历史学和语言学上都有重要价值。
  12世纪初，女真人耶律大石率部西征，先后降服高昌回鹘王国、东西两部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国，建立起强大的西辽帝国，建都巴拉沙衮。东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喇契丹。耶律大石西征，给西域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对正在封建化的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阿赫玛德·玉格乃克写的神学长诗《真理的入门》在驾驭语言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维吾尔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蒙元历史阶段的西域文化
  12～14世纪的亚洲历史，史称蒙古时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了整个亚洲大陆和东欧，在这一时期的西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出兵西域，相继灭了西夏、西辽、花剌子模等国。当时，聚集在天山东段的——畏吾儿人也归顺了蒙古汗。在蒙元时代，由于蒙古统治者兼收并蓄各种宗教，使得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主要宗教及道教、天主教在西域流行和发展。同时各个民族多种语言文字也并存着，如操蒙古语的民族使用蒙古文，部分契丹人使用契丹文；操突厥语诸部族依所住地域和信仰宗教的不同，分别使用畏吾儿文、叙利亚字突厥文和察合台文；信奉伊斯兰教的操波斯语民族则使用回回文（波斯文），有些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则使用亦思替非文（阿拉伯文）。
  总之，这一阶段西域文化呈现着多元并存的状态，同时伊斯兰文明也呈现着从西向东扩张的趋势。
  明、清历史阶段的西域文化
  13世纪中期成吉思汗二子察合台在西域建立“察合台汗国”，14世纪中叶汗国分裂，战乱不断。16世纪初“叶尔羌汗国”建立，蒙古部族向农业定居方式过渡，西域社会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经济开始恢复并向前发展，西域文化也随之复苏发展。这一时期西域文化主要的特征是，由宋辽金时期的突厥文化转入较全面的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社会经济到政治制度，从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到思想意识、文学艺术。当然，这种影响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原有文化的基质，在新疆近代各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其文化也呈现出五彩缤纷的人文景观。自清初至新疆建省前，清王朝把主要精力放在平定叛乱、统一新疆、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经济上，基本无暇顾及文化。
  以上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叶尔羌汗国的文化史籍。叶尔羌汗国是继喀喇汗王朝之后又一座文化高峰。其文化成就，一是以马黑麻·海答尔·朵豁剌悌的《拉失德史》和沙·马合木·楚剌思的《编年史》为代表的史学成就；二是以阿曼尼沙汗收集、整理、编创的《十二木卡姆》为代表的音乐文化成就。这些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对现代维吾尔族和其他操突厥语民族的文化有着直接的影响。
  近代新疆建省后和当代时期（1884～）
  1884年（光绪十年），清王朝驱除阿古柏反动势力后，又与俄国交涉收复伊犁，在新疆实行与内地划一的行省制度，从此“新疆”赫然写在祖国的版图上。19世纪末以后，清王朝在新疆推行一系列文化制度，如在政府各部门推行双语政策，开办新学堂，官修新疆方志等。建省前后，新疆文化主要呈现以下状态：一是伊斯兰教在天山南路进一步发展，当地维吾尔人的文化生活进一步伊斯兰化，伊斯兰教对维吾尔人的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藏传佛教的传入，尤其在准噶尔汗国时期对厄鲁特蒙古的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三是随着清王朝对新疆的统一，大批内地汉族军民进入新疆北路屯戍落户，较前相比汉民族文化大规模进入新疆，在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汉民族文化成为当地文化的主体。
  继杨增新、金树仁之后，1933年盛世才上台统治新疆，新疆现代社会文化一度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盛世才以“六大政策”为旗帜，亲俄联共，实施一系列文化建设措施，顺应历史，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意愿。如，发展教育，兴办各类学校并吸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加；创办改版《新疆日报》、《反帝战线》、《新疆青年》等各民族的进步报刊；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领导参与成立“反帝会”及民族文化促进会，对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统一战线起了主导作用。1942年后，盛世才公开投向蒋介石国民党怀抱，反苏反共的文化宣传甚嚣尘上，致使新疆上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蒙上了国民党统治的浓重政治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新疆文化经历了建国初期，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文化体制、机构和文化政策的时期。尽管60年代中期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逆流，但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文化又迎来了新的文化转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期，这给新疆文化的建构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新的繁荣。如，在各个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等方面获得了大面积的丰收，史诗《玛纳斯》、《江格尔》的出版，给新疆文化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十二木卡姆》的挖掘整理出版和研究，高水平的少数民族音乐歌舞艺术的演出传播，使新疆“歌舞之乡”的美誉传遍国内外；各民族文学、艺术、影视不断发展，产生了一批国内有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民族教育事业空前发展，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教育素质普遍提高；各民族语言文字有了新的发展，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科技卫生事业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了长足的进展；新疆的宗教文化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引导各民族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趋势，呈现着多种宗教并存的人文特色。总之，社会主义新疆的人文呈现着过去任何历史时期从来没有过的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新疆各民族文化正在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新疆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发展。新疆当代各民族的文化，正在为实现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新疆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而蓬勃向前发展。
  从历史的“西域”到当代的“新疆”，世界范围内的多种异质文化的大交流，大冲撞，大融合，在亚洲中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数千年的进行着，形成了世界多元文化的范本和奇观。多元与开放的文化品格，赋予了西域一新疆文化在经历了多种经典文化的筛选和积淀后，越发成熟和自觉。在中华民族大文化背景下，多元一体的新疆文化必将弘扬源远流长的西域文化传统，创造各民族新的文化奇迹，建设无愧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盛世。
  综上所述，西域文化因其汇聚了众多的民族文化、独特多样的地理文化和宗教文化，加之“丝绸之路”的震荡与辐射使这儿的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整合，使西域文化呈现出：多元——复杂性；开放——交流性；隶属中华大文化的一体化的文化特征。
  多元一复杂性特征
  西域自古以来聚居众多民族，他们以其独特的民族历史传统和生产方式以及宗教习俗，为自己民族扬起了一面面色彩明丽、富有民族个性的精神文化旗帜。这种个性殊异的民族性，是造就西域多元文化的重要的内部原因，以民间说唱、歌舞为例子。在新疆，你若对某个民族文化最直接最生动的理解，莫过于去参加他们的说唱或歌舞表演。在那里，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品格可以得到最形象的淋漓尽致的体现。如：维吾尔族的“麦西莱甫”，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汉族的“舞龙”、“跑早船”，回族的“漫花儿”，锡伯族的“舞春”，蒙古族的“那达慕演唱，”柯尔克孜族的“库木孜弹唱”，塔吉克族的“鹰舞”等等。在这些多样的民族文化活动中，他们在自己民族乐器伴奏中运用自己民族的音乐形式和舞蹈形式演唱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你会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鲜明的民族文化氛围在熏陶感染着你，同时你又为多样而又精湛的民族艺术感到惊讶和由衷的折服。丰富多彩的民族艺术，使你领略到新疆多元文化的面貌。
  特殊的地理文化是形成西域文化多元复杂性的外部条件。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看，西域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于西域民族独特的生态环境，西域特殊的文化形态首先是西域各民族长期以来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它区别于内地的西域的独特的地理形态和生态空间，决定了西域各民族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西域各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促成了西域民族中大相径庭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品格。
  西域文化源于高山、大漠、绿洲、草原。俯瞰西域，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天山南北两侧，有两条广阔狭长的荒漠草原绿洲带。北疆哈萨克等游牧民族，生存于大山峡谷中，游动于水域草原之间。“草原文化圈”给他们更多的是游动、探索、创造的动力，赋予他们的文化性格是刻苦坚韧、豪迈顽强、慓悍勇敢、充满自由乐观的活力。南疆维吾尔族，经历历代农耕生存方式为主的“绿洲文化”。这种“绿洲文化”使现代人在先辈的坚韧豪爽中增添了活泼幽默，在率真乐观中融入了冷静与机智。
  由于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的迫使和某种社会政治历史的缘故，西域不少民族历经民族大迁徙和大征战。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西域不少民族文化在面临民族劫难的生死存亡关头应运而生或发生变异，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柯尔克孜族的史诗文化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西域历史上，游牧与征战始终伴随着柯尔克孜族的形成和发展。史诗《玛纳斯》中所蕴含的深沉悲壮的民族情感所迸射出来的英雄主义火花，无一不生自柯尔克孜民族的历史土壤中。八代部落首领英雄家谱史传性的故事，经过“玛纳斯”世世代代的传唱，经过柯尔克孜族英雄文化传统的长期浸泡、生成、演变、整合，《玛纳斯》呈现出我们今人所看的动态化的活的复杂形态。《玛纳斯》不愧为西域各民族文化的典范，不愧为西域古代英雄文化的百科全书。
  在原始宗教占据统治地位时期，西域民族文化呈现出单纯多神崇拜特色。随着人类社会相当长的历史衍变发展，原始多神宗教文化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神秘色彩的一神崇拜的现代宗教文化。这样，在西域历史不断变更的背景下，随着宗教观念的更迭衍变，渗透着浓重宗教气息的西域民族文化势必呈现出一种动态化的多元复杂性。以维吾尔族为例，维吾尔人在历史上是一个有过多种宗教信仰的民族。隶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维吾尔人的先民，曾经普遍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以后甚至到今天仍保留着该教的残余影响。公元840年回鹘漠北西迁后，同时亦信奉祆教（俗称“拜火教”）。大约公元5世纪前后，道教已在高昌回鹘人中传播，经隋唐直至宋元时期。公元6～7世纪，摩尼教输入当时居住漠北的回鹘部落中，并于公元762年之后成为回鹘的国教。回鹘西迁后当时的龟兹、于阗、高昌一度成为佛教活动的中心。公元9世纪末，伊斯兰教传入喀什噶尔，经过长期的传播在15世纪后期取代了上述的各种信仰而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使维吾尔人实现了伊斯兰教信仰的一元化。以上这种由多神崇拜到一种信仰的历史事实，使得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相应出现了多元复杂状态。总之，西域文化丰厚的社会、历史、宗教等内涵，程度不同地显示着以一定文化模式为背景的民族文化品格。而这种文化模式的更迭与并存，对西域文化的多元、复杂的生存状态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西域，以生产方式而论，有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等；以自然地域而论，有草原文化、绿洲文化、高原文化、盆地文化等；以民族生成和迁徙而论，有土著文化、移民文化；以语言文字而论，有阿尔泰语系文化、汉藏语系文化、印欧语系文化等；以宗教信仰而论，有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萨满教文化等。这些多元文化分期地在西域这块神奇的历史土壤中孕育发展，相互冲撞、整合，为各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文化注释。
  开放——交流性特征
  审视西域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开放性的文化品格。如果我们从人类社会早期种族迁徙史以及主要地域文明形成的角度去发掘新疆文化形成的动因，就会看到“开放”、“交流”是形成发展西域独特文化形态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
  在新石器社会晚期，欧亚大陆发生了一场数百上千年的民族大迁徙。其中，东迁的雅利安游牧部落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基于地理和民族冲突等原因，分为三支：最北的一支经过贝加尔湖到达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形成了部分坚昆人和鲜卑人的先祖；中间的一支越过帕米尔高原，一直向东到达敦煌至祁连山之间，成为大月氏的祖先；南路一支因受阻于兴都库什山而向南转移，沿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次大陆，与当地土著人融合，建立了印度文明。另外，属于阿尔泰语系种的游牧文化，以乌拉尔山、阿尔泰山、阴山为东向的起点，各部落不断东迁，构成当今东北亚广大地区民族文化分布格局。东进的游牧文化在陕西一带与中原农耕文化发生冲突而分为南北两支；北支横贯中国北部乃至朝鲜、日本，形成了阿尔泰绿色草原文化带；南支与当地及百越文化相融，形成了照叶林带文化。后来，历代中国中原汉文化迫于西、北、南文化的包围，东趋大海无望，只得“逐鹿中原”以安天下。这样就架构成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的哲学支点。若想统治中国，必先巩固西北，御敌于长城以北，否则便亡国灭种。据此，才有了数代中原王朝的远征匈奴、突厥、吐蕃之战以及“和亲”等诸事。自汉唐以来直至宋元，横贯西域的“丝绸之路”把上述的政治、军事方略延伸到经济、文化的领域。“丝绸之路”便生长、繁荣在这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怀抱中。新疆历代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铺上了一层又一层的“丝绸”，才使其融汇东西南北之长，以特殊诱人的光彩闪烁于世界文化之长河，演奏着令人心醉的乐章。
  以西域民族音乐文化的经典代表《十二木卡姆》为例。从音乐民族学角度对“木卡姆”进行一番考察，人们就会发现，西域“木卡姆”的曲调和结构颇似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各国的“努巴”，土耳其的“马卡姆”，伊朗的“达斯特加赫”，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阿塞拜疆等的“马卡姆”，巴基斯坦的“拉格”，克什米尔“卡拉姆”等。从这种“木卡姆音乐文化”现象，大致能得出以下结论：“木卡姆”音乐流传区域恰恰是前面所述的民族迁徙所经之地，属丝绸之路中西段；流传“木卡姆”的民族基本上属于阿拉伯人、阿尔泰语系民族以及雅利安人的后裔，这些民族大多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木卡姆”音乐成熟在伊斯兰音乐的滋养中，其源头是阿尔泰人和雅利安人等游牧民族的音乐文化，成熟在西域农耕文化的氛围中。另外，从中国古代音乐发展来看，《十二木卡姆》受西域龟兹乐的影响很深。西域龟兹乐西渐，影响着诸如《十二木卡姆》这样的民族音乐精品；东渐，则影响着唐宋之曲，甚至金元戏曲音乐。可以说《十二木卡姆》的音乐形式与中原汉文化中的戏曲音乐形式属同一根系。以《十二木卡姆》为代表的西域音乐文化，以其开放的性格，在众多民族匆匆走过的历史长河中，关照到自己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塞种人、匈奴人、突厥人、雅利安人、阿拉伯人等是这一音乐文化忠实的民族载体；阿尔泰语系文化、雅利安文化、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是这一音乐文化热忱的文化载体；“丝绸之路”是这一音乐文化忠于职守的文化地理载体；上古民族的东迁，中古北方民族的西迁是这一音乐文化得以传播的广阔舞台；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东渐是促使这一音乐文化走向成熟的动力机制和历史机遇。
  西域文化的这种“开放”品格，还与西域民族特有的经济生活、价值取向、民族心理有关。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实用功利性的价值取向，粗犷、豪放、直率的民族性格，锐意进取、勇于探索的民族精神，这一切都凝聚成西域民族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开放性的心理素质。对待外来文化，显得积极主动、宽容大度，择其优而为我所用。尤其是古代农业文化对游牧文化的不断撞击，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冲击，一直在促进西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构。开放的民族性格，使得西域各个民族随时选择适于自己发展的文化因子，使其文化不断得以重构，自古以来西域辉煌的文化基业，正赖于此发展。
  在对开放一交流性论述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与此关联的另一个文化特征，这就是断续性。西域文化的断续性自有其成因。一般而论，由于游牧民族追逐水草，迁徙频繁，难以及时总结自然斗争、生产斗争经验，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之历史发展的多变性和政治统治的不稳定性也难免殃及文化。因此，从纵向看西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程度差异较大，呈现出跳跃性、断续性，难以形成深厚的稳定的文化传统。深入透视，西域文化的这种断续性则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缘由。以丝路文化为例。正面看，它促成西域文化的繁荣。负面看，它又带来了西域文化的某个缺憾。简明地说，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冲击过于频繁，致使西域文化和文化史存在着明显的断层，而缺乏应有的积淀。丝路的长期繁荣，使得西域文化的整合造成了困难。许多文化素材被一浪接一浪的文化交流大潮淹没，结果仅成为考古学的对象，而难以构成文化传统的养料。如前所述，在维吾尔文化史上各种宗教走马灯般轮番登台，频繁的信仰改宗，给维吾尔文化的整合与文化体系的确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使其文化史出现了不少断裂。
  近现代以来，西域文化基本属于远离高度文明中心的边缘区域的文化。这种“边缘文化”的属性也使西域文化呈现出断续性、落后性的特征。我们不妨再看看历史。自从蒙古人西征和马可·波罗东游之后，贯穿西域的丝绸之路再也没有发生文化交流的大事。随着欧洲各国纷纷改道海上寻求出路，热闹了十几个世纪的丝绸古道终于沉寂了下来，只留下骆驼商队的残骸和被风沙或民族大迁徙浪潮摧毁的故国废墟，供后人凭吊。从此，封闭成了西域文化变奏曲中不和谐的主调。西域文化的隔离机制日益强化，各民族文化得以积累和保存，民族特色愈加鲜明，致使个别地方至今仍存在相当封闭的文化风俗（如有些早已农耕定居的民族在某些地区仍有浓厚的游牧习性）。纵观西域文化发展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开放的文化景观。但丝路的长期繁荣又给古代的新疆文化整合和文化积淀带来了困难。随着古丝路的衰落和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西域日益走向封闭。这种西域文化史上的“二律背反”，引起了不少文化人的困惑和思索。如何跨越自然屏障，弘扬丝路文化传统，重振丝路雄风，开发和建设新疆，使之在未来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重放异彩，这是每个有志之士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隶属中华大文化的一体化特征如前所述，多元发生、多元并存是西域——新疆文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机制；开放、交流是其文化传统的主导品格。但总的来说，西域——新疆文化又是整个大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多元——一体化的文化格局。
  这种多元一体化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域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既有个性，互相区别，又存在着密切联系。从本质上说。西域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彼此孤立的。而且历时愈久，各种文化与西域文化整体的关系也愈加不可分。甚至某种文化实体，如塞人文化、乌孙文化、突厥游牧文化在历史上的消失，也只是形式上的消失，实质上它的各种因素已融入西域——新疆文化的整体之中。这说明西域——新疆文化的多元性是统一的多元性。二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西域——新疆文化又是整个中华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历时愈久，联系愈加密切，共同性大于差异性的倾向愈加明显。
  自汉唐以来，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各种交流始终不断。政治上的联姻，军事上的结盟，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交流等等这一切，构成了西域民族文化的主要篇章。回顾历史：汉代张骞奉旨出使西域，架起中外交流的“丝绸之路”；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由长安远嫁西域乌孙，谱写了友谊篇章；郑吉奉诏任西域第一都护，从此西域正式划入中国版图；东晋法显和唐玄奘经西域到印度求取佛法，撰写《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到中原翻译传播大乘经典，弘扬佛法；尉迟乙僧父子人物画技法传入中原，引起轰动；苏祗婆西域乐舞在长安献艺，丰富了中国古代音乐艺术宝库；清禁烟英雄林则徐遣戍新疆，为各族儿女屯垦戍边做好事；左宗棠率军进疆平叛退敌，使新疆回到祖国的怀抱..以上这些西域与中原交流的佳话，旨在说明，自古以来西域文化就与中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这种连绵不绝的双向交流，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和趋同的文化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在民族平等的祖国大家庭里，有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目标和方向，新疆文化在中华大文化格局中更有向心力、亲和力和凝聚力。中华文化的共性与中华各民族、各地域富有个性的文化并不相悖，是相辅相成的。中华文化也因其众多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蕴涵而显示出博大深厚的风采。
  第三节 西域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
  本书提及的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具体的是指位居丝绸之路中段，即古代西域（今中国新疆）境内维吾尔、哈萨克等现代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从横贯亚欧大陆的整个丝绸之路的更为科学的研究角度看，它只是局部、区域性的民族民间文学，但由于居于重要的东西方文化的枢纽地位，它的民族民间文学也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大有研究考察的必要。
  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①是一种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民间文学。其范围和对象主要是指今新疆境内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自古至今创作、承传的口头文学作品，主要包括神话、传说、故事、英雄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歌谣、谚语谜语等。这些来自各少数民族民间以口头说唱形式代代承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是丝路多民族口头创作和承传文学的总汇，是丝路现存文学的源头，是西域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母体。是自从有了作家文学以来与其并行的一种文学。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以其丰富齐全的艺术种类，独特迷人的思想艺术价值以及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整个丝路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这是其他任何文学都无法替代的。
  在西域自从有了民族活动以来便产生了口传的民间文学。这种文学除了与后世产生的民族作家文学具有共同的文学性质外，还具备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特质。现将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分述如下：
  民族性
  鲜明的民族性。这是丝路民族民间文学首先具备的基本特征。在西域，丝绸之路中段，自古以来聚居着众多的民族。他们演变为今天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回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满族、锡伯族等。这些民族以其各自独特的民族历史传统和生产生活方式给世代口传的民间文学赋予了特殊的表现内容。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民族正是从他们祖辈传下来的这些“口传历史”来了解和认同着自己的历史和今天。如，维吾尔族古老的传说《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哈萨克族魔法故事《骑黄骠马的坎德拜》、锡伯族的叙事长诗《迁徙歌》等，这些作品都以其鲜明的民族性记载着并向后人诉说着自己的历史和民族的著名英雄。在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中，富有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的习俗风情是展示其民族性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民族不同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道德观念、节庆仪式、服饰饮食的殊风异俗，是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具体表现，大多都在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如，塔吉克族在婚礼上“向火倒油”的习俗和在丧葬中点灯守灵的习俗，表现出拜火教的某些遗迹。这些，在其古老的神话《光明与黑暗》、《祖哈克与魔鬼》中有所记载；乌孜别克族祈求降雨的习俗在其流传甚广的民间歌谣《求雨歌》中有着生动形象的描述。如此等等的习俗描写，在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俯拾皆是，无不闪烁着民族的习俗文化的光辉。民族历史著名人物的塑造和民族性格的刻画，大约是丝路民族民间文学显示其民族性最重要最深刻的主题内容了。纵览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几乎每个民族都以不同文学形式歌颂着自己民族的著名人物和英雄人物。在柯尔克孜英雄史诗《玛纳斯》中，玛纳斯家族的八代英雄神勇过人，在血与火的厮杀征战中建功立业，赢得柯尔克孜民族的认同和尊敬；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热情歌颂了江格尔这位民族英雄带领6012名勇士，驰骋草原，征战南北，保卫了“宝木巴”这座蒙古族人民理想的天堂；此外，如维吾尔族传说《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的乌古斯王，《阿凡提的故事》中的机智人物阿凡提，哈萨克族史诗《阿勒帕梅斯》中的阿勒帕梅斯，叙事长诗《萨巴拉克》中的阿布赉汗，塔吉克族“鲁斯塔木神话”中的英雄鲁斯塔木，叙事长诗《不死的库尔恰克》中的库尔恰克，回族民间叙事诗《歌唱英雄白彦虎》中的白彦虎等，这些人物长期流传在丝路各民族生活中，家喻户晓，有口皆碑。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英雄人物所以能赢得各民族人民的尊敬和称颂，主要原因是他们身上显示出来的民族性格代表着本民族特殊的心理、气质和感情，体现着民族传统的精神和品格。如《玛纳斯》，史诗对玛纳斯家族八代英雄悲壮生命历程传奇般的描写，无不体现出柯尔克孜民族对英雄崇拜的全部民族感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弥漫着原始野性氛围的氏族部落生活的历史变迁中，玛纳斯和他的儿孙们以其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和热情奔放的生命力的亢奋，反抗异族压迫，求取民族生存，使得这部英雄史诗涌动着古代西域社会和柯尔克孜族民族历史血脉的热浪，在草原文化孕育的“英雄文化”的悲壮格调中应和着柯尔克孜民族崇尚勇武、渴慕英雄、以武力建功立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品格。丝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民族性，还表现在各民族语言的运用上。语言是民族形式第一要素和重要标志。作为语言艺术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其创作者往往是通过民族的口头语言这一工具去表现民族历史生活，刻画民族性格，去制约民族的审美形式。在西域十多个民族中，除回族等使用汉族语言外，其他民族都有本民族语言和文字。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在以口传为主要流传方式的民族民间文学中显得尤为重要。民族语言中的口语、词汇、语言表达方式、语体风格等，直接影响到民间文学作品的民族风格的浓淡和民族特色的隐显。如，被称为“语言智慧的花朵”的丝路民族谚语。由于语言的差异，使其各民族谚语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具有浓烈的民族性。以哈萨克民间谚语为例。由于它是用哈萨克语言创作的，它的种种特点就要受到哈萨克语自身特点和规律的制约。在哈萨克语言中有大量丰富的与牧业生活特点相关的词汇，在词义上具有简单概括的特点，且有转义、多义、引申义等词汇特性，在句中常存在语法成分相互颠倒的情况，以上这些哈萨克语言的特点和优势直接影响着谚语的创作和流传，形成了哈萨克谚语大多表现民族的游牧生活，形象、质朴、精练以及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民族特色。最后，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民族性还表现在各民族不同的流传方式和演唱形式上。以民歌为例。丝路少数民族民歌的民间传唱形式多种多样，各具魅力。如，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维吾尔族的“麦西莱甫”演唱会。回族的“漫花儿”，锡伯族的“舞春”，蒙古族的“那达慕”会上的“宴歌”、“酒歌”，达斡尔族的“大奥”歌舞等。这些民族在民歌演唱中虽具有又说又唱、载歌载舞的基本特征，但在各民族民歌手（维吾尔族的热瓦甫歌手和都塔尔歌手、哈萨克族的阿肯、柯尔克孜族的额尔奇、蒙古族的马头琴歌手、回族的花儿歌手、锡伯族的唱书人等）在民族乐器伴奏声中运用自己民族的音乐形式和舞蹈形式演唱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极富民族特色的文化气氛。正是这种鲜明独特的民族性，使各民族民歌以各自不同的形式顽强地存活着，自古一直延续至今。
  复杂性
  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西域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在发展中不断变异导致民间文学创作和流传过程中的复杂化，主要体现在民族战争和民族迁徙、民族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衍变上。如果翻开西域民族历史就会看到，氏族部落、民族间的战争连绵不断，这里包括反抗异族侵略求取民族生存的反侵略战争，也包括为使民族发展，争夺土地和财富，南征北战的掠夺、兼并战争。由于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的迫使以及某种政治历史社会的缘故，还有些民族历经艰辛，长途跋涉，进行了民族大迁徙。这种民族大征战、大迁徙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在面临民族劫难的生死存亡关头应运而生并在一定程度上殊异于过去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即是很好的例证。在西域历史上，血与火的征战始终伴随着柯尔克孜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诗《玛纳斯》中所蕴涵的深沉悲壮的民族感情，所迸射出来的英雄主义火花无一不寄寓在柯尔克孜民族大征战、大迁徙的历史土壤中。值得指出的是，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发展到“玛纳斯时代”，出现了较为复杂的状况：英雄观的衍变，由早期同自然搏斗的英雄神衍化为同异族斗争的民族英雄；柯族早期的英雄神话、英雄传说，混杂、积淀在英雄史诗中，并且从中可窥见柯尔克孜氏族部落中原始氏族歌谣、部落组歌以及颂扬部落首领英雄家谱史传性叙事诗的痕迹。经过世代演唱加工，《玛纳斯》在柯族英雄文化的长期浸泡中，较长时期的生成、衍变、整合，呈现出符合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生成发展规律的动态化的活的复杂形态。这里，《玛纳斯》作为典型例子较好地说明了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复杂化的状况。其他民族中不少民间文学作品也存在此种情况。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在产生和传承中呈现出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与丝路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西域各少数民族的童年时期，原始宗教占据统治地位，西域初民的早期民间文学呈现出单纯而神秘的多神崇拜的特色。随着人类社会相当长的历史衍变发展，原始多神宗教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更加神秘色彩的一神崇拜的现代宗教。这样，在西域历史不断变更的背景下，随着宗教观念的更迭衍变，迫使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呈现出一种动态化的复杂性。以维吾尔族为例。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有过多种宗教信仰的民族。其先民长期普遍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后来又先后断续信奉过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直到最后实现了伊斯兰教信仰的一元化。这种多种宗教的更迭使维吾尔族的神话、传说、史诗以及民间歌谣等民间文学作品中神祗和人物形象的涵义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同时在作品内容诸方面经常出现多种宗教遗迹相互交错存在的复杂状况。这种情况在蒙古卫拉特部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满族、乌孜别克族等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也常常出现。其次，丝路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长期的相互影响，也导致其民间文学的复杂化。自古以来，劳动、生息和繁衍在西域丝路的各民族政治上相互影响，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相互交流，不少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民族毗邻或杂居。这种民族间的社会、历史、文化的交往、联系、融合、甚至同化是其民间文学相互影响渗透的重要外部原因。就深层原因而言，丝路各民族，一方面在各自独立地向前发展，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心理素质和语言文字等，但另一方面，在习俗、宗教、情感以及语言等方面又呈现出渗透、相通的状况。如在丝路某些民族口头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中，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对同源共祖现象的艺术解释，印证着人类学研究中被称为“一元发生论”的观点。这在维吾尔族和其他一些民族的族源神话中关于“狼图腾”的情节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又如，某些生活习俗的相近和相通，出现了像哈萨克族婚礼歌中劝嫁歌、哭嫁歌、告别歌等。在其他民族婚礼习俗民歌中出现的情况；再如，民族情感和文化的相互交流，促使有些民间文学作品在多民族中普遍流传，家喻户晓。有关“阿凡提的故事”，据现有资料表明，已经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等民族中广泛流传。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不同宗教在不同民族中的传播，使得具有浓重宗教气息的某些民间文学作品在不同民族中产生着相似的神祗、宗教感情和宗教性的情节。在此还要指出的是，丝路民族民间文学除了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外，还受到汉民族的影响。众所周知，丝绸之路自开通之日起，汉族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以及军事行动等历史足迹就已遍布丝路沿途，汉族内地的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势必对丝路中段的西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如，达斡尔民间艺人将汉族中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水浒》等故事改编成韵文汇入自己民间文学中进行传唱；在锡伯族中，至今还“念说”着从中原传入的汉族故事《三国演义》、《水浒》等；在回族中流传的“历史花儿”的内容，其中不少融入了汉民族历史传说、故事中的人和事。以上诸方面说明，丝路民族间的相互影响是导致其民间文学复杂性的重要原因。最后，西域民族集体口头创作和流传过程中的变异以及后世文人的整理也导致了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复杂化。丝路民族民间文学，是各少数民族集体创作，靠口传心授、记忆保存和广泛流传。这无疑给民族民间文学带来很大的浮动性和变异性。在集体创作时，每个成员都可能对其雏形进行不断的丰富和加工改造。在流传过程中，因民间文学不能像作家文学具有固定书面语言而不断发生变异。一些有素养、经验丰富的民间艺人，如“阿肯”、“玛纳斯奇”、“说书人”等，他们在韵文作品的演唱或散文作品的讲述中，也很难做到一句不易，常常是在说唱传承作品的同时，根据不同的地区、环境、说唱时的情绪、对象等，对前代作品或简或详，或加或减，加以变动和改造。另外，同一作品因在不同民族、地区中流传，出现了具体情节、表达语言方式上的不尽相同，产生了大同小异的复杂现象。以上这种由于民族民间文学内部特征和外部民族的地区的差异，因而在民间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同一“母题”的作品，它的原型可能十分简单，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流传的不断变异状态下，由于不断吸收新成分，增删改动，使原作变得愈加完善和复杂。后世文人的整理工作也使得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呈现复杂状况，这在史诗《玛纳斯》和《江格尔》的普查、搜集、整理、出版、翻译等几代人长期工作中看得颇为清楚，因本书有专节阐述，在此就不赘述了。
  集体性和口头性
  丝路民族民间文学是一种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的特殊文学，其中凝聚着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和才能。从创作来看，在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无论是神话、传说、故事、史诗、叙事长诗、民歌、谚语谜语等作品，都不是一个作者所创作，作品既不标明作者，也不赋予某个人以著作权，它完全是集体才能和智慧的结晶。从传承来看，由于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属集体口头创作，所以传无定谱。在流传过程中，它总是通过转述者的口，根据客观实际生活的变化与需要和讲述者本人的思想感情与愿望，去不断加工改造，进行集体的修改和传播。它的传播权和修改权是属于集体的。如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它的创作和流传是在柯族部落全体成员中进行的。略有差异的是，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柯族文字的产生，这种创作和传播的集体性才开始由早期的单纯变得复杂起来，其中擅长于口头文学的个人创作和演唱因素在不断增强，以致出现了“玛纳斯奇”这样职业和半职业的民间说唱艺人。但不管怎样，“玛纳斯奇”的活动没有脱离柯尔克孜族群众。他们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体现了柯尔克孜族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遵循着柯尔克孜族的文学传统，使其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更趋于自觉，体现出《玛纳斯》永久的生命力。与集体性紧密关联的是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因为口头性是集体性的前提，二者相辅相成。浏览一下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无论是散文化的神话、传说、故事，还是韵文形式的史诗、叙事诗和民歌，在语言的运用上都展示出一种质朴生动的口语化的风格（如果在现场聆听的话这种感觉则更为强烈）。作品中，对事件的叙述，人物的塑造，场景的描述，融入了大量的民族日常生活口语和方言，绝无作家文学的那种雕章琢句、刻意求工之感。这种耳提面命、口传心授的作品，是以口头语言为创作工具，靠群体的口头创作、口头承传代代流传的。正因为如此，那些神秘诡谲的神话、机智幽默的故事、鸿篇巨制的史诗、悠扬动听的民歌，在长期没有文字的状况下，依靠明白晓畅、朗朗上口、易记易唱的民族语言才得以保存，得以流传至今。
  中国古代西域，著名的丝绸之路从此通过，使其具有枢纽和桥梁的重要地位。西域各民族在自己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西域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其中，民族民间文学已成为西域丝路文明不可缺少的精品。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思想艺术价值，是今天各民族文学的源头。从宏观上看，丝路民族民间文学是丝路各民族心目中的“哲学”、“历史”与“科学”。这些民族的先民们，以神圣的真实感为基础，将神话、传说、古歌等视为一种实体性的文化，以解释宇宙万物的来源，民族自身的来源，运用它所显示出的一种巫术的实践力量来福佑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这些民族又以史诗、故事、叙事诗等记录着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体现着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从微观上看，每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这些作品的丰厚的美学内涵，程度不同地显示着以一定的文化模式为背景的民族文学品格。草原文化、冰山文化、绿洲文化、洞穴文化、英雄文化、马文化、狼文化、鹰文化..多种文化分期地在西域这块神奇的历史土壤中孕育发展，相互冲撞、融合，为每部民间文学作品提供了最好的文化注脚。在这种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中，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无论是早期的鲜活的原始意象，还是积淀在以后历史文化土壤中成熟的艺术形象，都迸射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火花，构成一组组美的光环，照亮了民间文学的历史、传统之路。丝路民族民间文学，除了上述的文学价值外，还由于它所具有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宗教的、语言的、社会的等等多种价值。它的研究具有多边缘学科的性质，从而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的对象。
  丝路民族民间文学除了上述重要的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外，还对中国北方、中原民族的民间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西域古代乃至后世的民族作家文学发生了直接的影响，甚至还对西亚、中亚以及丝路沿途世界各国的文学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这里仅以对西域作家文学的影响为例，从中看出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众所周知，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西域作家文学相比，其民族民间文学是更加接近民族生活中自然形态的东西。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首先在其民间文学中得以生动形象的反映。可以这样说，在作家文学产生之前，民间文学已为它做好了各种准备。如语言的准备，民间歌谣、叙事诗、史诗的语言给了作家创作诗歌以典范；体裁的准备，神话、传说、故事、诗歌等，为作家的诗歌、小说甚至戏剧的创作提供了多样的表现形式；题材的准备，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各类丰富的题材，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创作材料。没有这样一些基础，作家文学就无从产生。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孕育了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拿维吾尔族来说，在历史上著名的喀喇汗王朝是其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产生了不少经典文学作品。如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阿合迈德·尤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门》等文学学术著作。这些作家文学的代表作品无不受到当时流传在世的民间文学的深刻影响。仅以《突厥语大辞典》为例，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在写作时，就从民间收集了突厥语民歌二百首，谚语二百多条，此外还将大量的民间故事、传说、神话等汇编入书，使《突厥语大辞典》成为最古老的一部百科全书。此外，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体裁样式和表现手法等也对其作家文学起到重要而直接的影响。我们追溯一下古代诗人的创作就可以看到，无论是14～15世纪的三大著名抒情诗人赛卡克、阿塔依和鲁提菲，还是后来的著名爱情诗人纳扎里，在他们的大量诗作中无处不见民间古歌、史诗、叙事诗以及大量的民间各类歌谣。在语言的口语化上，比喻、拟人、对比、反复等表现手法上，以及诗歌节奏、韵律的运用上，其学习和借鉴的痕迹都是很清晰的。尊重民间文学传统，从民间文学中不断吮取奶水，这大约是西域各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和发展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和规律。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犹如雄鹰的双翼，愿它们在丝路文学广阔的天地间展翅高飞。
  搜集、整理和出版丝路民族民间文学是使其得以保存的重要手段，是繁荣、发展、研究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保障。但这种民族的集体的口头文学，在其流传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不自觉的淘汰和筛选，目前仍存留在民间的作品与它的历史相比，已是沧海一粟。特别是文字产生之后，社会也步步向文明进化，这将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民族的口头文学越来越为民族的书面文学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历史面貌，为人文科学的研究提供资料；为批判地继承这宗丰富的文化遗产，给丝路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借鉴，搜集、整理、出版以及研究丝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就显得越发重要了。
  搜集和整理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应该具备严格的科学态度。我们应该提倡五六十年代大多数民间文学工作者赞同的“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加强研究”的方针。克服在搜集中任意改动，整理中大加改写的倾向，以尽量保存其原来的香气和色泽。这方面，新疆各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搜集和整理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的工作上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史诗《玛纳斯》在柯尔克孜民间流传了千百年，过去，很少有人记录、整理过，更谈不上出版。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新疆各族民间文学工作者有组织、有计划地走遍了地处新疆的柯尔克孜地区，走访了数位“玛纳斯奇”，认真地听唱、记录、翻译、整理，几经磨难，最终于80年代中期出版了《玛纳斯》柯尔克孜文本及后来的汉文版，并举行了隆重的《玛纳斯》学术研讨会。
  目前，国外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大多数研究机构利用叙事学、符号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民间文学进行整体性研究。另外，近年来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抓住民间文学口头性、表演性等特征，开始着重对作品文本的研究。这些情况无疑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的研究正处于起步不久的发展阶段（尽管不少的同仁做了大量的工作）。应当说，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民俗学、民族学及民族作家文学的附庸而出现的。不少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搜集资料，为有关学科服务（无疑，这也是需要的）。真正的对丝路民族民间文学本身理论的探索和对作品文本的有价值的研究，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另外，我们的研究方法还略嫌单一，应在发扬社会历史学分析的传统方法基础上，更多地融入美学、文化人类学、结构符号学以及传承学、信息学等多种方法，建立一个多学科、多层次、多维的系统研究网络。最后，在对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上，还存在某种不平衡现象。如，对史诗、故事等投入较多，其他种类还嫌不足；对有些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有许多人在研究，而对某些民族的民间文学则重视不够，有待在进一步发掘的基础上加强研究；对作品本身研究得多，而从宏观上研究不够，等等。总之，我们应当加强宏观研究，深入微观研究，更新丰富研究方法。我们期待着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在研究的领域、门类、方法、角度、深度等方面有个大的突破；期待理论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早日形成研究中心和理论集群；我们热烈期望具有丝路少数民族特色的西域民间文学理论学派早日出现。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兰新铁路西段在阿拉山口与苏联铁路接轨，出现了一条“现代丝绸之路”。它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边通过新疆的阿拉山口，再通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德国，最远到达荷兰鹿特丹港。这条“现代丝绸之路”，唤起了人们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留恋与思考。抓住历史机遇，重振丝路雄风。让我们不断弘扬丝路民族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民族团结的旗帜下，去建构更多更新更美的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