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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先后兴起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从时间来看相当于中国的汉魏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三个国家各自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需要考虑，与中国各代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高句丽国较之百济国、新罗国强大，离中国最近。在中国北朝各地分裂割据，战争连绵不断之时，高句丽趁机将乐浪、带方二郡、玄菟、辽东郡归属自己，它以战争的交往方式，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将高句丽的文化推向辽河流域。后来，它在北魏拓跋氏的强悍威慑下，处于战略防守的考虑，退迁到平壤。北魏拓跋氏仰慕中原文化，他在统治期间，令其部属说汉话，穿汉衣，食汉餐，使没有多少文化根基的游牧民族很快与拥有久远文化历史的农耕民族的文化交融到一起，使北魏统治在中原得到了一段时期的稳固。面对强大的北魏，高句丽退迁平壤，从此不再与中原发生夺地之争，而以和平友好的态度每年朝贡北魏王朝，北魏对此也报以丰厚的赏赐。和平友好的年代，两国的交往总伴随着美好的文化艺术交往。北朝时高句丽的乐舞正式传入中原，并成为隋唐时宫廷燕乐中一部重要的伎乐。
  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甚密切。它与高句丽不同之处在于，高句丽国出于政治、军事目的与北魏王朝保持着交往关系，而百济国更侧重于文化交往，它与中国南朝的刘宋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北史·百济传》载：“兼爱坟史，而秀异者颇解属文，能吏事，不知医药，蓍龟与相术，阴阳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无道士。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投壶、樗蒲、弄珠、握槊等杂技，尤尚弈棋。”说明百济文化与中原王朝已有不分你我的相同之处了。在乐舞艺术交流方面最典型的代表应属“伎乐”。“伎乐”随稻作文化传至朝鲜半岛，是一种戴假面具作舞的舞蹈，传入朝鲜半岛后，又与当地民族的审美意识相结合，形成为不同于中原风格的假面乐舞，此舞后来又经由归化人昧摩之传至日本。
  新罗国在朝鲜半岛的三国当中是最弱小的国家，它兴起之时经常受到高句丽、百济国的欺负，它虽然也与中原保持着文化往来的关系，但绝不忘记牢牢地固守着自己本土文化不变。它与高句丽、百济国的不同表现在于，高句丽和百济是不加消化全盘吞食中国文化，而新罗则是学习外来文化。借鉴参考外来文化，同时又十分固执地坚守本民族文化的传统，透露出不被外来文化所湮灭的坚韧的民族精神。新罗国最终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统一了朝鲜半岛。
  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朝两国在历史上曾一度掀起文化交流的高潮。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整个意识形态都处在转折之中，是继先秦时代之后的第二次社会变革时期。黄巾军起义的冲击，董卓之乱，东汉政权瓦解，社会进入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时期。在这一时期，汉代“独尊儒术”的儒学日渐衰败，人们不再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社会出现了“士人放达，女子放言”的自由谈论的现象，没有皇权压制的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宽松的局面，理性的思辨哲学与轻歌曼舞的文化艺术构成了魏晋时期的艺术氛围。人的自觉意识开始醒悟，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美学代表人物及著作。如对文学价值、作家个性、作品风格进行评论的曹丕的《典论·论文》；对音乐创作与欣赏进行深入探讨的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对民间乐舞高歌颂扬，并充分肯定的阮籍的《乐论》；以及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美学命题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不仅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影响了周边其他国家。在乐舞方面如《清商乐》，它是魏晋南北朝俗乐舞的总称。张衡在《西京赋》中对《清商乐》的舞蹈形象这样描述：“历掖庭，适欢馆，捐衰色，从嬿婉。促中堂之狭坐，羽觞行而无算。秘舞更奏，妙材骋伎，妖盎艳夫夏姬，美声畅于虞氏。始徐进而赢形，似不任乎罗绮。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从这一描述来看，南朝的《清商乐》充分体现了钟嵘在《诗品》中所提出的“缘情说”的美学思想。不仅如此，钟嵘提出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动荡性情，形诸舞咏”的美学思想体现在各种乐舞艺术表演之中，《清商乐》突出体现了这种最具中国特色的美学思想。《清商乐》是汉魏时期的典型乐舞，自“永嘉之乱”以后便分裂两体，一部分在凉州与龟兹乐相融合产生《西凉乐》，另一部分南迁，对南方民间乐舞产生影响。《魏书·乐志》说：“初高祖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四声，总谓《清商》。”《清商乐》成了汉魏以来的相和歌、相和大曲、清商三调、吴歌、西曲及杂舞等俗乐舞的总称。与中国南朝关系密切的百济国对此不能不接受其影响。中国的《清商乐》多以表演者单纯的艺术表演形式取媚于人，百济乐舞的表演形式也如此。“百济的宫廷乐舞，主要是以纯舞娱人，即以乐舞本身的美感娱人，这一特点的形成同样是百济与中国的关系所致”。
  中国北朝时期的乐舞呈现出与南朝截然不同的风格，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大师们基本生活在偏安一隅的江南，和平稳定的生活使文人雅士有功夫琢磨艺术创作，艺术的审美表现等命题。而北朝则不同，北朝相继由匈奴、羯、氐、鲜卑等游牧民族统治，它的文化呈现出与南朝完全相反的特色。北朝多是粗犷豪放的胡乐胡舞，南朝则是春意绵绵的轻歌曼舞。北朝的胡乐胡舞主要有《天竺乐》、《龟兹乐》、《悦般国鼓乐》、《安国乐》、《疏勒乐》、《高丽乐》、《高昌乐》、《康国乐》。《天竺乐》是舞者身穿“朝霞袈裟”的印度佛教乐舞，其他乐舞均为西域乐舞。关于西域乐舞的风格，唐人杜佑曾在《通典》中描述，与北朝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的高句丽不能不受之影响。在朝鲜黄海南道安岳郡柳雪里有一高句丽壁画墓，壁画上有一奏乐图，图上有乐队坐着，有仪仗队站立，演奏员们手持箫、鼓等乐器，好像是一种鼓吹乐阵势。在该墓的回廊图上还有鼓、檐钟、金钲组成的前部鼓吹，还有二重鼓、箫、角、铎的打击乐器组成的后部鼓吹，这均与汉代鼓吹乐相似。据此来看，高句丽受中国乐舞艺术的影响早在汉代就已开始。汉代的黄门鼓吹是西域传来的一种艺术，朝鲜半岛通过中原为中介接受了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乐舞艺术，可见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交流的线路之长。中国本土的乐器也传入高句丽，《三国史记·乐志》载：“初，（中国）晋人以土玄琴送高句丽，虽知其为乐器，而不知其声音及鼓（弹奏）之法，购国人能识其音而鼓之者厚赏。时，第二相（丞相）王山岳，存其本样，颇改易其法制而造之，兼制一百曲以奏之。于是，玄来舞，遂名玄鹤琴，后云玄琴。”高句丽不仅接受了中原乐器，以及经由中原而来的西域乐器，而且为讨好北魏皇帝，还以朝贡方式将本国的乐舞呈现给了中原王朝，如《高丽乐》。该舞由于表演者身穿漂亮的黄色裙襦，宽长的袖子，舞动起来像仙鹤似的，而颇受中原汉人的欢迎。到了隋唐时代，该舞仍盛行不衰，唐朝将此舞完全继承下来，成为唐燕乐中的一部乐舞。
  总而言之，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是一个与中国频繁交往的时代，它正值中国的汉魏时代。汉魏时代，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美学自觉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艺术均受美学思想的熏陶，均带有不同程度的浓重而深厚的美学内涵。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国、百济国在接受中国的儒学、佛学、道学等哲学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这一时期的受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指导的乐舞艺术，于无形中促进了朝鲜半岛乐舞艺术的发展，提高了乐舞艺术的思想性，这些可以在目前保留的韩国宫廷舞蹈中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