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箕子朝鲜时期的文化艺术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的东北部，与中国的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相衔接，和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并列，与渤海、黄海相邻。湿润温暖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充沛的水资源为东北亚古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良好条件，生息在东北亚各地区的人们很早便开始了人员的迁徙与交往。
  根据史籍记载，在东北亚文化圈中，朝鲜半岛人最先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旧石器时代中期，特别是晚期，东北的古人类体质显著增强，族体迅速扩大，生产力也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为他们冲出小天地，扩大活动的地域，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条件，因而，正是这个时代里，他们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迁徙和远征。他们从辽河流域走向黑龙江流域，并通过东北这条天然通道，络绎不绝地走向毗邻的朝鲜半岛，走向乌苏里江以东的日本海沿岸……成为那里最早的原始居民。”①得天独厚的便利交通，为人员迁徙提供了条件。半岛与中国很早就有了文化交往。新石器时代的墓葬文化也显示了半岛与中国两地的相同。“支石墓的大量存在证明了该历史时期生活在朝鲜半岛的居民与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居民之间普遍存在着习俗、意识形态、建筑技术方面的一致性，这无疑是由此前长时间内的相互交流”。这些说明生活在朝鲜半岛的居民早在原始社会阶段就与中国居民展开了艺术交流活动。到公元前21世纪中国有史以后，两地域之间有了更频繁的交往，关于箕子避难朝鲜，并建国立业的记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箕子为商、周交替时期的汉人，他最先率众东迁半岛，一些历史文献，如伏生的《尚书·大传》，朝鲜古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高丽朝李承休所作《帝王韵记》中都有记载。朝鲜史书《海东绎史》记载了箕子赴朝鲜半岛的事迹：“箕子率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皆从而往，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司制衣服悉随中国”。箕子为商末周初人，周武王建功立国后不久，周公旦以“制礼作乐”的政治手段将血缘宪法维系统治的关系确定下来。西周是中国乐舞发展史上形成的第一座高峰，其代表为“雅乐”。它不仅仅意味着对前代各朝乐舞的汇集，而是带有更深刻的政治、宪法、历史的根源。周朝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模式转换时代，它有两个显著的文化特征：一是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宪法文化特征，二是制礼作乐。中国系统的乐舞艺术肇始于西周，周以前的舞蹈一直处在自身的生命运动之中。自人猿叩别之后，人类逐渐摆脱原始的粗野状态，其社会组织结构方式，婚姻演进方式，经济生活方式，还没有跳出原始文化的框架，包括祭神、祭祖以及巫术在内的精神生活，还属于原始文化体系，而到了周代，才出现了崭新的文化风貌。乐舞艺术在周代形成了历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它表明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箕子亲身经历了商、周两代交替的变革时期，亲眼看到商王朝的败落，周王朝的兴盛，钦佩周武王治国办法，但生活在商朝的箕子不忍见商朝衰亡的惨景，遂率族众远离中原来到朝鲜半岛，并将周朝的礼乐体制纳入他建立的箕子朝鲜国的政治统治中。史书记载，箕子迁至朝鲜半岛时带去了中国的诗书礼乐，但不见中国乐舞传布的记载，这一点令人感到遗憾，但是，箕子东迁后，在半岛实行族外婚政策，是原始华夏族与朝鲜半岛的原住民血缘交融产生了新部族，也使中朝两国的文化得到了深入交流与发展。
  二、卫满朝鲜与中国文化艺术
  卫满朝鲜是继箕子朝鲜之后又一汉人东渡朝鲜后建立的国家。
  卫满原为秦末汉初时的燕国人。早在秦始皇兼并六国时期就已有大量的燕、齐汉人逃亡朝鲜半岛，当时朝鲜半岛的箕子朝鲜、马韩、韩等部族接纳了汉人。卫满是因汉初燕王卢绾叛乱，遭到刘邦镇压逃亡到半岛的汉人。他带着族众在辽东郡与箕氏朝鲜统治区的边缘地带落下脚跟，在那儿积蓄力量，网罗人才，不久便灭了箕氏朝鲜，建立了卫氏朝鲜。卫氏是一位能干的统治者，他在位期间将国土扩展数千里，在大量汉人的支持下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他的显赫功绩得到汉武帝的青睐，汉朝与之建立臣属关系，但卫满不肯臣属，发动战争表示抗拒，最后被汉武帝击败。汉武帝以强硬的政治手段在临屯、乐浪、玄菟、真番设立了郡县制，保障了中原与半岛之间商路畅通。自此，中朝两国之间贸易正式开始，中国的丝绸、铁具、漆器、铜器运往半岛，半岛的土特产也进入中原。随着商贸的交往，中国的汉字、汉儒思想、文化艺术传入了半岛。
  汉代是中国古代乐舞历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其代表为“俗乐”、“百戏”。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强大的国威与富足的生活，激发了人们对来自各方文化的追求。丝绸之路的凿通，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艺术交流，“四夷乐”、“胡乐”、“胡舞”风靡于世。汉武帝设立了乐府机构，广泛采集民间诗歌乐舞，使俗乐舞文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也涌现出许多高水平的歌舞伎人，这些构成了中国乐舞历史的第二座高峰。汉代乐舞的典型代表为“俗乐”，主要有“杂舞”、“角抵百戏”、“中外各民族乐舞”。汉代社会上上下下不同层次的人士均喜欢歌舞，从中原地区分离而去朝鲜半岛的移民，以及四郡设立后迁徙半岛的汉人，是不能不把汉代的文化、汉代的艺术带到朝鲜的。目前，韩国宫廷舞蹈中仍有“建鼓舞”，韩国国立国乐院博物馆里还陈列有“建鼓”、“敔”、“祝”、等乐器。建鼓是汉代著名乐器，汉画像砖上多有此种形象资料。击鼓舞称为“建鼓舞”，舞蹈时人们用木柱穿过鼓的中部，将鼓立起来，舞人在鼓的两旁，边击鼓边作舞，舞蹈动作有蹲步扬臂击鼓，单腿跪地击鼓，后侧腰击鼓等，有时为了增添舞蹈气氛，舞人在击鼓的同时，还兼击铃、钲、钟、鼙鼓等乐器。建鼓舞在汉代多为男子表演，动作急速而豪放，气氛紧张而热烈，目前在中国已失传，但在韩国舞蹈中仍有保留，并且还在上演，不同的是此舞由群体女子表演，激越昂扬，震人心扉的鼓声与史籍记录的汉代建鼓舞的表演情形差不多，再现了中国古代建鼓舞的美。“祝”、“敔”是中国古代著名雅乐乐器。《诗经周颂·有瞽》记载，“鞉馨祝圉”柷木中空也。祝假借为祝字。《尚书益稷》：“合上敔”。郑玄注：“祝状如漆桶而有椎。合乐之时投椎其中而撞之。”《旧唐书·音乐志》：“祝一方面各二尺余，傍开员孔，内手于中，击之以举‘乐’。”“敔”为中国古代打击乐器。《诗经·周颂》记：“鞉馨祝圉”，圉为假借字。许慎说文解字：“敔，乐器，椌揭也，形如木虎。”郑玄注：“敔，状如伏〓，背有刻，铻钽，以物櫟之，所以止乐。”“祝”和“敔”乐器在目前中国民乐器中已不再使用，但在韩国的宗教祭祀活动中仍是重要的演奏。汉武帝在半岛设立四郡，使半岛与中国艺术交流达到一个高潮，汉字的广泛传播，汉文的普及使用都促进了艺术交流高潮的形成。《古今注》记载的汉乐府诗《箜篌引》就是朝鲜半岛女子模仿汉诗所写的歌词。此外，汉代的民间宗教信仰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道家的五斗米思想，阴阳五行思想也传到朝鲜。随着中国的文字、物产、宗教、服饰大量传入朝鲜半岛的同时，中国的乐舞文化也传播并影响朝鲜的乐舞艺术。
  三、三国以前的原始乐舞
  这时期的乐舞基本上是土风乐舞，它包括三个种类：（1）狩猎民族的乐舞“熊舞”；（2）农耕民族的乐舞“农乐舞”；（3）“巫舞”。
  “熊舞”是朝鲜半岛北方民族的一种图腾舞蹈。许多学者认为熊是游牧民族的共同信仰。朝鲜半岛的民族由多方组成，既有中国迁徙去的农耕民族，也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更有不少从海岛迁徙去的海洋民族。人种结构的复杂也构成了文化的复杂，也就是说朝鲜半岛的原始乐舞既有游牧民族的乐舞文化成分，也有农耕民族和海洋民族的文化成分。我们从朝鲜半岛上生活的人的形体、相貌、肤色的不同，也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成分。如高鼻深目、皮肤黝黑、形体短粗的人种，显而易见的表明他们的祖先是分别从热带地区迁徙而来的，皮肤白皙、高鼻深目的人来自西北方，圆脸扁鼻、皮肤黝黑的人种来自南洋群岛。不同地区的人种迁徙到半岛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地区的文化。朝鲜半岛上最早的图腾舞蹈“熊舞”可以说是北方民族的代表性乐舞。熊是生活在北方地带的动物，在欧洲北部的早期社会里以及日本北海道阿依努族也多有信奉熊的图腾舞蹈，在中国东北部也有信奉熊的民族，如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熊是强悍力量的显示，原始民族面对自然束手无力，便假想借助熊的力量以获取超自然之力，他们将熊奉为氏族图腾，作为氏族的保护神。朝鲜半岛先民信奉熊，以及跳“熊舞”，其思想渊薮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思维定势是相同的。《三国遗书》记载：“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檀君王俭，立都阿斯达，经云无叶山，亦云白岳，左白州地，或云在开城东，今白岳宫是，开国号朝鲜。..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尝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遣灵艾一柱，蒜二十枚曰：尔辈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身。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檀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檀君王俭。”位于东北亚文化圈内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从远古文化模式上来看有极其相似的地方，神生的儿子是人世间的最高统帅，这种传说是统治者麻痹百姓的一种政治手段。在中国远古历史上，许多统治者把自己拥有的权利视为“君权神授”，后世的儒家学派为维护其统治，经常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来阐述君权神授的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道理。日本的天皇、中国的皇帝、朝鲜半岛的神生子等，其思想根源是相同的，均出于统治的需要。朝鲜半岛的早期社会“熊舞”，是维护氏族部落政治利益的原始歌舞，也是半岛早期歌舞的代表。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狩猎时期和向农业阶段过渡的时期，朝鲜半岛也沿着这一规律发展着，反映这一时期的乐舞便是“农乐舞”。这是一个贯穿朝鲜半岛漫长历史的民间乐舞，无论岁月沧桑怎样变化，在农耕文化圈内产生的“农乐舞”以其不衰的势头一直延续至今，在今天的舞台上仍有火爆、欢快、热烈的农乐舞的表演。朝鲜半岛的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农乐舞是农民对栽植水稻一直到庆祝丰收的劳动过程的直接模拟，它与祭神祗祀丰年的活动有关，是具有多种功能的原始民间乐舞，后来发展成为具有高难度技巧的表演性乐舞。
  像这种与农业有关的宗教祭祀乐舞还有“祭天”舞蹈。《后汉书·传》记载：“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舞天。”《后汉书·韩马传》记载：“常以五月田竞，祭鬼神。昼夜酒会，会群，歌舞，..踏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这种在播种前表演的乐舞和十月时收割完毕庆丰收举行的祭祀乐舞，都是围绕农业生产而展开的，它与远古先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维系先民团结、生存的大事，也是先民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内容。
  巫舞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舞一样，朝鲜半岛的先民们也有着自己一套巫术文化。巫术是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原始先民对自然现象充满恐怖、畏惧而产生的一种宗教祭祀行为。朝鲜半岛的先民也不例外，巫术活动极为盛行，人的生、病、死以及氏族部落内的一切大事均由巫师占卜算卦来验证。朝鲜半岛的巫师多由女子来担任，她用浑身上下的不同体态规律去作法，这种作法动态便成为巫舞。朝鲜半岛上许许多多流传下来的舞蹈最早都是从巫师作法舞蹈中分离出来的，这种从原始巫舞分离出来的传统带有了更多的表演成分，它如同中国的“楚舞”。屈原“九歌”中描述的楚舞均由年轻漂亮的巫来扮演，其舞蹈千姿百态、妙曼无穷，轻盈飘逸，富有色彩。它源于巫舞，但又与最原始的恐怖、神秘、癫狂、痴迷的巫师做法的巫舞不同。朝鲜半岛的巫舞也经历了这样的原始文化形态的演变。它最初由祭祀的宗教行为演变成为形式多样的优美舞蹈，现存“巫舞”又称“巫党舞蹈”，有东海、汉城、黄海道、济州各地方巫舞，再加扇子舞，铃舞，假面舞等。朝鲜半岛早期巫术舞蹈形态因资料匮乏无法全面了解，但我们可以从现在的民间习俗来了解。在《韩国民俗演戏》一书中这样介绍：每年正月十五举行，其意在于驱赶村落里的杂鬼，祈求年终太平，福盈门户。演戏队中有扮成七大夫、八大夫、猎手的人。七大夫与猎手在前，头戴大冠，口衔大烟杆，仿佛入场仪式，款款而行，其有肩扛猎枪、手提装有死野鸡布袋的猎手和其他戴假面的人。还有戴高帽鸣击着钲、鼓、小金、长鼓的人们，到略为富贵的诸家“踩地神”，常常是在此家院子里，社前仓房等处踩地跳舞，与中国现存的民间驱难仪式极为相似。驱傩是中国古代西周形成的宫廷宗教仪式乐舞，亦称之为“傩祭”，它源出于巫术活动，被远古先民认为具有驱鬼逐疫的功能。朝鲜半岛早期的巫舞与政治紧密结合，到后来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向表演性艺术发展，一是向民间民俗发展，与政治愈远，巫术内涵也愈少，观赏成分也愈多。
  总之，朝鲜半岛的早期乐舞基本由图腾舞、农业舞、巫舞三种形态构成，它既带有浓郁的本土文化特色，又不时闪现出外来文化影响的光泽。

①蒋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