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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飞鸟、奈良时期唐代乐舞
  日本飞鸟、奈良朝时期是全盘接受中国唐代文化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代表的外来乐舞有“伎乐”、“唐乐”、“散乐”。
  这一时期，日本前后派往中国的遣唐使达19次，每次至少200人，多时达五六百人，从政治、经济、法律到工艺、医学、艺术，各类人员配备得非常齐全，这是中日交往史上日本大规模地吸收中华文化时期，中华乐舞也随日本遣唐使大量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歌舞艺术的主体。
  唐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强盛、文明、开放的气势，使得唐帝国在文化发展与建设上具有一种容纳四方、吞吐八荒的恢弘气势。唐代歌舞艺术熔南北于一炉，集中外于一体，异彩纷呈，交相辉映，这对于偏于海隅一角的日本来说，其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可想而知。当时日本上层贵族崇尚唐风，衣、食、住、行均依唐为楷模，身着唐服以示华贵，能用汉语谈吐、汉字书写被视为知识渊博，以住唐式建筑为豪华奢侈，能欣赏唐朝乐舞则被认为情趣高雅。所以，唐代宫廷燕乐几乎大都搬到日本，在日本宫廷和上流社会广为流传。
  下面对传入日本的隋唐时期的伎乐、唐乐、散乐作一简单介绍：
  （一）伎乐
  是出自中国南方吴地（江苏一带）的歌舞，它糅进了汉魏时从西域传来的外来乐舞成分。许多学者认为它是由朝鲜半岛百济国音乐家味摩之归化日本时带去的乐舞。当时的朝鲜半岛与中国陆地相连，交通方便，使朝鲜半岛的先民能够很早就接触到中国文化。在中国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曾派遣使者和学者在中国学习文化。因此，它接受中国先进文化的程度已遥遥领先于日本。当昧摩之将中国的伎乐带到日本后，立即吸引了日本上层社会，日本政府对他也厚礼相待，让他在宫廷教习乐舞。董锡玖教授在其《重温中日乐舞艺术交流史》中这样写道：“味摩之传习的伎乐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西域、凉州、长安流行的乐舞，如师子治道、金刚、力士、婆罗门、昆仑、迦楼罗、醉胡年等；第二类：江南所流行的乐舞，吴公、吴女、大孤女、大孤儿等。可以看出以上的乐舞大多是中国南北朝时代流行的乐舞。”①味摩之在中日乐舞艺术交流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位，他是第一个把中国乐舞介绍给日本的百济乐舞文化人。
  在远古历史上，百济曾联盟日本抵抗高句丽，政治的联盟使百济与日本之间的艺术交流、人员往来比较频繁。据史籍记载，日本使臣曾两次赴百济，并从百济带回“伎乐调度”和“一躯佛像”。所谓“伎乐调度”就是指伎乐演出所需的道具，如面具、笛子、鼓、乐器等。由于伎乐同佛像一同从百济传来，一直被日本先民认为这是佛教乐舞，并带有一定的咒术内涵，它还具有中国南方吴地的风格。伎乐传入日本后，立即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日本音乐史学家伊亭孝这样说：圣德太子向天皇奏请：“为供养成三宝，必须要用蕃乐，并将演习蕃乐作为家业，免去课税。蕃乐在当时指的就是伎乐和三韩乐。伎乐源出于西藏，它是经由缅甸等国传入南中国的假面舞。”②这一段话说明了伎乐源自于中国南部的假面舞。而它最早经由缅甸、西藏均属佛教文化圈传至中国南部的，是一种佛教乐舞文化，日本也把伎乐当作供养三宝的佛教乐舞，放置在佛教寺院中。
  （二）雅乐
  是日本宫廷乐舞的统称，它包括唐乐、三韩乐、伎乐、散乐。雅乐传入日本的时间比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新罗、高句丽乐舞要晚得多，它大约在推古天皇二十年，圣德太子摄政时期传入的，也就是说，它是应日本建立律令制的政治需要而组建的雅乐体制。中国的唐乐——雅乐在奈良朝时代成为乐舞艺术的主导，当时遣唐使大量涌入带回日本的唐乐有小调48种③，具体包括如下这些乐舞：
  1.壹越调曲
  （1）皇帝破阵乐；（2）团乱旋；（3）春莺啭；（4）玉树后庭花；（5）壹弄乐；（6）贺殿；（7）迥杯乐；（8）北庭乐；（9）酒胡子；（10）承和乐；（11）武德乐。
  2.沙陀调乐曲
  （1）最凉州；（2）河鸟；（3）安乐盐；（4）壹德盐；（5）曹破；（6）弄枪。
  3.平调乐曲
  （1）皇獐；（2）三台盐；（3）万岁乐；（4）想夫怜；（5）甘州；（6）裹头乐；（7）庆云乐；（8）越殿乐；（9）夜半乐；（10）小娘子；（11）鸡德；（12）迥忽；（13）扶南；（14）五常乐。
  4.大食调
  （1）太平乐；（2）打球乐；（3）倾杯乐。
  5.乞食调曲
  （1）秦王破阵乐；（2）轮鼓浑脱。
  6.双调乐曲
  （1）柳花苑。
  7.黄钟调乐曲
  （1）喜春乐；（2）赤白桃李花；（3）散呤打球乐；（4）安节乐。
  8.水调乐曲
  （1）泛龙舟；（2）圣明乐。
  9.般涉调乐曲
  （1）苏合香；（2）轮台；（3）青海波；（4）千秋乐；（5）白柱。
  唐代这些乐舞传入日本以后，由于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有些保存下来，有些名称已有改变，有些已失传，有些已被综合到其他艺术，如戏剧中，有些只留其名，其舞姿态已无法知晓。所幸的是《信西古乐图》中还保留了一部分，而且，尤其珍贵的是《信西古乐图》为每种乐舞留下了图示，这为我们今天研究这些古代乐舞提供了可贵资料。这其中有皇帝破阵乐、秦王破阵乐、团乱旋、北庭乐、万岁乐、倾杯乐、夜半乐、皇獐、剑器浑脱等。而在散乐、胡乐、林邑乐中保存的舞蹈有：钵头、兰陵王、苏莫者、狮子等。
  下面简单介绍几种流传到日本的唐代的乐舞及其在日本演出情况：
  1.《皇帝破阵乐》
  这是一个武舞曲目，又名《武德太平乐》或《安乐太平乐》。据《大日本史礼乐志》十四载，这个舞是由文武帝时（公元697～707年）的“遣唐使”粟田真人道磨带到日本去的。这个乐舞“初序四十拍、舞生归朝、遣其八拍”。从古舞图上看，舞者六人，但《大日本史记》说“舞者四人”，并也有附图。此舞在唐为大食调，传入日本后则归入壹越调。据《大日本史记》记载，当时的表演形式为：“常装束，别胄、佩剑、至破四贴、拔剑而舞”。
  常装束也就是唐装束。从日本典籍《古事类苑》所附舞图来看，两舞人对立，裙佩剑，犹可见其舞容①。
  2.《团乱旋》
  这是个文舞，又称“软舞”。《大日本史礼乐志》十四载：“唐教坊乐软舞中，有《团乱旋》即是也”。
  据日本《乐家录》载，此舞又名《团兰传》或《后帝团乱旋》。《乐舞图解》说：“团乱之意，盖仿狮子狂舞状，后帝云者，盖则天武后。”
  这个舞也是由遣唐使粟田带回日本的。该舞一说为六人舞。但据《乐家录》和《体源抄》说，舞员四名，常装束、别胄、杂袍，左右袒。从《舞乐图》来看：“男舞者头戴团形高冠、身穿宽袖袍、后襟曳地、舞者双手曲肘于胸前，仪态安详。”②
  3.《春莺啭》
  此舞又名《梅苑春莺啭》，据《乐苑》记载为唐代虞世南和蔡亮作。
  唐人张祜《春莺啭》诗写道：“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傞傞软舞来。”
  由此可以推断此舞在唐代为软舞，且为女舞。《大日本史礼乐志》十四载：
  “《春莺啭》、《玉枝》……诸曲，皆女舞也”。是为印证。紫式部《源氏物语》第八章花宴，对此舞进行了描绘：“红日西倾之时，开始表演《春莺啭》歌舞舞态，无不十分美妙。”并还记载，唐高宗命白明达照莺声作此曲，文武天皇年间（697～707）传到日本③。这个舞由“遣唐使”尾张滨主带回日本。
  常任侠先生考证：“今日本有舞图，舞者四人，日本旧谱，则称舞女十人。该舞传到日本以后，变为一人舞，而且不限于女舞。“传仁明皇子成康亲王善为此舞，帝亲吹笛，亲王立舞，又谓其时伶人尾张宾主一百十五岁，擅为此舞。”④
  4.《苏合香》
  唐教坊软舞之一，唐德宗时（公元778～805年），由遣唐生和迩部岛带回日本。此舞在唐时，系六人舞，传入日本后略用四人，常装束、别胄、有甲、穿袍，日本仍传有舞图。
  据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一书记：“日本圆融天皇（公元970984年）游幸大井时，伶人常奏此曲……天永二年（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相扑节会上，常以十二人演奏此舞。”⑤
  5.《兰陵王》
  盛行于唐代的假面舞蹈，又叫《大面》、《代面》，起源于北齐，根据《兰陵王入阵曲》创制。内容是歌颂勇猛善战、胆识过人、容貌秀美的北齐高祖的孙子兰陵王，据《隋唐嘉话》载：高齐兰陵王长恭，白类美妇人，乃著假面以对敌，与周师战于金镛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乃为舞以效其指麾击剌之容，今人（大）面是。
  《兰陵王》在唐时很盛行，武则天五岁孙子都擅演此舞。此舞由“遣唐使”尾张宾主带到日本。日本演出此舞时，舞者戴龙形面具，一手执桴一手剑指，在小舞台演出。但有人认为《兰陵王》是印度戒日王所作歌剧（龙喜记）中的一个片断。还有人认为是林邑国僧人经由中国传到日本的印度《婆竭罗龙王》。中国学者认为内容和风格与兰陵王故事相似，是中国传去的。从《兰陵王》入场抬脚、骑马蹲裆后方步、弓箭步、剑指来看，与中国古典舞某些动作没有多大区别。欧阳予倩主编《唐代舞蹈》一书中说：“1956年中国京剧团赴日，曾向热田神宫的东仪先生学习了中国古代曾传去的舞蹈，舞蹈风格与中国古典舞蹈风格相似，如手的‘剑诀’，腿部的‘骑马蹲裆式’、‘跳形’的步伐，就是中国戏曲和武术中常用的舞姿和部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兰陵王舞在日本宫内厅乐部简称“陵王”，发音为“辽”，而不是“龙”。日本宫内厅副厅长东仪信太郎先生认为系中国传入。
  唐代是中国古代乐舞影响日本最盛的时期，传去的乐舞形式也最多，可以说唐代主要的一些乐舞都由日本遣唐使带到了日本，在日本的艺术土壤上生根发芽。
  （三）散乐
  散乐相当于中国汉、唐时期的百戏。演出的节目多是杂技、幻术等内容。日本最早的散乐演出是在奈良时代，它首先在大佛开光仪式上表演，是一个隆重的佛教仪式。在佛教仪式上演出散乐，是为了招徕、吸引观众，并借此宣传佛法。“散乐”形式多样，因而受到日本人的欢迎。历史上有关“散乐”的记载不多，但保留至今的《信西古乐图》中的“入马腹舞”给了我们一个形象的认识。这种与杂技、幻术结合的表演形式后来影响了日本的传统艺能——猿乐和田乐。
  二、中国乐舞传入日本
  （一）飞鸟时代乐舞文化
  日本的宫廷雅乐，可以说是儒教、律令制、佛教三者结合的产物，也是表现一种政治体制的礼乐。飞鸟时代，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刚刚建立，日本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开始与隋朝积极进行交往。
  中国的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对峙，建立了统一王朝，也稳定了东南亚的政治局势。隋朝强大的国势吸引着日渐衰微的日本国力的君主们，为巩固统治地位就要谋求新的政治体制，主张革新的苏我氏推古天皇，任命了新的摄政皇子，即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主张文化立国，把中国传去日本的佛教和儒教作为指导思想。佛教和儒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但被圣德太子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并付诸实践当中。圣德太子精通汉语，研究过《诗经》、《书经》、《孝经》、《论语》、《左传》、《礼记》、《管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史记》、《汉书》等。他还曾仔细钻研佛教，写下《三经义疏》（即对“法华经”、“维摩经”、“胜鬟经”三部经典加以注释的书）。他将中国儒教、佛教思想与日本国情相结合，对日本原有旧的体制进行了改革，又亲制《十七条宪法》规定：“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与公，赋敛百姓。”确定了中央集权的原则。在公元646年又发布革新诏令。他的革新内容主要有：“弘扬佛教，确立等级冠位，对隋通好，编修国史。”他的“大化革新”的思想基本采取了中国儒家礼教治国的方针，如他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的“以和为贵”以及“君则天小，臣则地小”等思想均可从孔子的《论语》和五经中找到。中日两国的艺术交流自他开始大规模进行。他曾派小野妹子拜见中国皇帝，还派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僧旻等留学生赴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历史、儒家经典，他们回日本后成为圣德太子进行“大化革新”的骨干。
  圣德太子推崇儒教、佛教思想，于是在古代日本便有了这两种思想体系的物化表现。佛教是日本飞鸟时代的主要文化内容，它是一种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合流的艺术。如推古天皇时期的飞鸟寺，它是日本第一座佛教寺院，并被认为是具有中国风格的寺院。飞鸟寺建立之后，日本各地又相继建造出四天王寺、法隆寺、中宫寺、橘寺、广隆寺、法起寺、妙安寺等寺院，这其中的法隆寺和四天王寺是圣德太子建造的。这些寺院无论从造寺造佛的风格来看，还是从佛像的造型来看，凹状的大圆柱形的栏杆、人形的托架，明显具有外来文化特征。坂本太郎说：“同高句丽古坟的壁画以及中国云冈、天龙山等处石窟中六朝时代的建筑风格有着直接的关系。”①寺院里的佛具、日用品等各种装饰物也显示了外来成分，“工艺品中随处可见的忍冬蔓草花纹图案，这不仅在云冈石窟等六朝遗物上也可以看到，其原型还可以在土耳其斯坦、犍陀罗、波斯萨珊王朝以及东罗马、希腊等处找到”。②在圣德太子统治期间，由于他极力倡导“与隋通好”的思想，使他统治的飞鸟时代文化带有浓重的外来文化色彩，在法隆寺上所表现的中国六朝时代的风格和键陀罗、波斯、东罗马、希腊风格的艺术装饰品，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文化艺术东渐的历史。
  飞鸟时代是佛教的文化艺术时代，这一时期的歌舞艺术也带有浓郁的佛教文化色彩，如“伎乐”。伎乐是一种戴假面具的歌舞艺术，它也是一种佛教艺术，据传是百济人昧摩之带到日本的，它原出自于中国的南方吴地，伎乐舞传到日本后成为各大寺院做法事时必进行的歌舞仪式活动。可以说，飞鸟时代的乐舞是佛教特色的乐舞。
  （二）奈良时代乐舞文化特色
  奈良时代是日本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的历史阶段，也可以说，奈良乐舞文化是对唐文化的全盘照搬。
  奈良时代开始实施的律令政治，仍以佛教文化为中心。公元701年制定的《大定律令制》表示日本古代国家形制的完成，它是经过几个世纪发展而成的。它完全模仿了中国汉、唐社会的政治体制，确立了天皇的最高地位，并宣扬王权神授无人能代替的统治思想，确立了行政机构，规定了不同身份等级。奈良时代的政治体制也继续采用了中国儒家政治思想来进行。它的政治思想体制虽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文化艺术却仍以佛教为中心。奈良时期的佛教艺术与飞鸟时期的佛教艺术的不同之处在于，飞鸟时代的佛教主要是中国北魏时的佛教，而奈良时代则主要是唐代的佛教，唐代佛教更加有中国文化特色，它杂糅了儒教、道教一些思想成分，其内涵更加充实。当时日本往中国派遣唐使多达19次，在遣唐使当中多为留学僧人，如曾跟玄奘学习过的日本元兴寺的道照僧人。中国的鉴真和尚也东渡日本，在唐招提寺设戒坛传布佛法，使唐的佛教文化在日本广泛普及。唐代的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变迁，渗入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日本接受的佛教是带有了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的唐代佛教。
  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后，逐渐取代了儒家礼教统治的地位，日渐深入人心。后来日本人把佛教与本国的神结合在一起，形成神佛一体的形象。东大寺是日本皇家寺院，也是国家宗教活动的中心。东大寺正仓院里已保存有许多舶来品，包括“金器、漆器、革制器、陶器、玻璃器和染织品，约有三百来件，多系从中国、西域、印度、波斯与东罗马直接、间接输入的物品。”①在佛教文化极为兴盛的奈良朝时代，大批的遣唐僧人将中国的文化艺术尽力采撷而来，对唐代宫廷燕乐的节目也是尽可能搬来之。唐代宫廷乐舞传入日本，在日本浓重的佛教氛围中，也都被罩上了佛教的光环，成为佛教寺院里的重要节目。因此，也可以将奈良朝时期的乐舞称之为佛教乐舞时代。

①【日】《舞蹈论丛》，54页，1985（2）。 ②【日】伊亭孝：《日本音乐史》，50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 ③【日】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 ①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186～187页。 ②王克芬著：《中国舞蹈史》隋唐部分。 ③【日】紫式部著：《源氏物语》，1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④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186～187页。 ⑤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城文化艺术》，118页。 ①【日】石母田正、松岛荣一：《日本史概说》，6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②【日】石母田正、松岛荣一：《日本史概说》，8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①【日】石母田正、松岛荣一：《日本史概说》，8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