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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文明史，是一部接受外来文化、消化外来文化、发展本土文化的文明史。在远古时代，它几乎依赖于中国的先进文化发生发展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国家会像中日两国关系维系的那样长久、那样深远。有史记载的中日两国关系可以追溯到汉魏时代。《魏志·倭人传》被公认为中国正史第一篇记叙日本列岛的传记，它如实记载了日本远古先民倭人的情况。如“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根据文献记载，我们得知日本早在弥生文化时代，便与中国建立了文化往来的关系。日本弥生文化时代相当于中国秦汉之际。弥生文化是与弥生陶器有关的一种原始文化。弥生时代的陶器有瓮形的和壶形的，比绳文时代陶器有所进步。绳文时代的陶器多为草绳样花纹的陶器，是日本最原始的陶器。在绳文文化时代，日本与中国尚未开始交往，自弥生时代起，日本先民开始接受中国汉文化的影响。
  汉人在日本沿海一带定居，使汉人的先进文明自然传入日本国土，未开化的倭国人对汉人的先进文明是极乐意接受的，毫无排他之意，他们用四面环海的、取之不尽的海产品与中国汉人进行交换买卖。此外，汉人还教会他们纺织技术、种稻、打制不同的铜制利器，还有各种装饰品和铁制工具等先进生产技术。汉人的先进文明开拓了倭人眼界，带动了日本社会文明的发展。
  由于中国商人的作用，使落后、不开化的倭人从一开始就十分迷恋、崇拜中国文化，并常常自诩为中国人的后裔，这些在史书《魏略》、《晋书》、《梁书》中都有记录。如《魏略》中有“其俗男子皆黥面而文，闻其旧语，自谓太伯之后”。《晋书·四夷传·倭人》中记：“男子无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谓太伯之后”。《梁书·诸夷传·倭书》：“倭者身示太伯之后，俗皆文身”。根据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日本人自称为太伯的后裔，而且有黥面文身的习俗。后汉司马迁《史记》中有“吴太伯世家”的记载，太伯是周王之子，因躲避季历来到荆蛮之地。后来他随同荆蛮习俗也断发文身，并建国称吴，自立为荆蛮之王，号称太伯。当时的荆蛮之地指的是中国南部吴越之地，断发文身是吴越之地的习俗。从以上《魏略》、《晋书》、《梁书》记载来看，倭人自称为吴越之地的后裔，将他们与中国南方人种联系起来，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原始人种有一部分来源于中国的吴地，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人们对中国文明的景仰，喜欢夸耀自己是来自文明社会的出身。
  在当时，北九州一带是远古东亚贸易交往的最终点，它一方面与朝鲜、中国建立各种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列岛内各商业网点建立联系，它是内外贸易交往的衔接点，也是贸易交往的集散地，更是中国、日本、韩国三国文化的交汇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