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特殊的人文、自然环境
  一个民族文化的发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它本身的生活圈以及它与世界其他地区文化圈发生联系的文化环境。文化环境与自然地理环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地理环境是自然的，文化环境是人为的。远古时代，文化环境依赖地理环境，尤其是偏海一隅的日本远古社会，其文化的发生与发展都与其特殊地理位置有关。
  日本位于亚洲最东部，处于中国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它四面环海，孤悬于浩瀚的太平洋之中，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以及冲绳诸岛、小笠原群岛等大小3900个岛屿组成。海岸线长，有许多天然良港，境内山多水急，可耕面积不多，受海洋和黑潮的影响，具有温和湿润的海洋性气候特征，民族单一，主要有大和族，北部有一少部分阿伊奴人。
  日本列岛呈南北狭长状，西北与西伯利亚接近，西面与中国隔海相望，自远古时代起，中国的先进文明便对日本列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南又与印度距离不远。
  西伯利亚文化最早通过阿伊奴人传入日本。西伯利亚文化是集埃及、土耳其、叶尼塞河地区的文化于一体的北方文化，在阿伊奴人的作用下，最先沉积在日本文化低层中。如日本的弓箭发明，就可以说是受了西伯利亚的文化影响。
  中国文化是对日本影响最大，也是最久远的一种文化，它在古代日本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中国文化是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与国内各族人民的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它推动了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日本通过贸易、海运、派遣留学生来吸收汉、唐文明的影响，把一个贫瘠、落后、愚昧的后进社会，变成一个富足发达的海上强国。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的文化不仅影响了中亚、西亚、希腊、罗马，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与印度距离不远的日本也直接、间接地接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佛教艺术的影响。当然，对日本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中国。
  由于日本所处的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使日本的历史文化从一开始便是接受外来的历史文化。
  二、弥生时期对外来文化的依赖
  日本的文明史，是一部接受外来文化、消化外来文化、发展本土文化的文明史。在远古时代，它几乎依赖于中国的先进文化发生发展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国家会像中日两国关系维系的那样长久、那样深远。有史记载的中日两国关系可以追溯到汉魏时代。《魏志·倭人传》被公认为中国正史第一篇记叙日本列岛的传记，它如实记载了日本远古先民倭人的情况。如“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根据文献记载，我们得知日本早在弥生文化时代，便与中国建立了文化往来的关系。日本弥生文化时代相当于中国秦汉之际。弥生文化是与弥生陶器有关的一种原始文化。弥生时代的陶器有瓮形的和壶形的，比绳文时代陶器有所进步。绳文时代的陶器多为草绳样花纹的陶器，是日本最原始的陶器。在绳文文化时代，日本与中国尚未开始交往，自弥生时代起，日本先民开始接受中国汉文化的影响。
  汉人在日本沿海一带定居，使汉人的先进文明自然传入日本国土，未开化的倭国人对汉人的先进文明是极乐意接受的，毫无排他之意，他们用四面环海的、取之不尽的海产品与中国汉人进行交换买卖。此外，汉人还教会他们纺织技术、种稻、打制不同的铜制利器，还有各种装饰品和铁制工具等先进生产技术。汉人的先进文明开拓了倭人眼界，带动了日本社会文明的发展。
  由于中国商人的作用，使落后、不开化的倭人从一开始就十分迷恋、崇拜中国文化，并常常自诩为中国人的后裔，这些在史书《魏略》、《晋书》、《梁书》中都有记录。如《魏略》中有“其俗男子皆黥面而文，闻其旧语，自谓太伯之后”。《晋书·四夷传·倭人》中记：“男子无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谓太伯之后”。《梁书·诸夷传·倭书》：“倭者身示太伯之后，俗皆文身”。根据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日本人自称为太伯的后裔，而且有黥面文身的习俗。后汉司马迁《史记》中有“吴太伯世家”的记载，太伯是周王之子，因躲避季历来到荆蛮之地。后来他随同荆蛮习俗也断发文身，并建国称吴，自立为荆蛮之王，号称太伯。当时的荆蛮之地指的是中国南部吴越之地，断发文身是吴越之地的习俗。从以上《魏略》、《晋书》、《梁书》记载来看，倭人自称为吴越之地的后裔，将他们与中国南方人种联系起来，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原始人种有一部分来源于中国的吴地，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人们对中国文明的景仰，喜欢夸耀自己是来自文明社会的出身。
  在当时，北九州一带是远古东亚贸易交往的最终点，它一方面与朝鲜、中国建立各种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列岛内各商业网点建立联系，它是内外贸易交往的衔接点，也是贸易交往的集散地，更是中国、日本、韩国三国文化的交汇之地。
  三、古坟时期经济文化交流
  日本列岛最原初的文化除了绳文文化、弥生文化外还有古坟文化。古坟文化是指前方后圆的古坟文化，它标志日本进入一个新的文化时期。古坟建造需要大批劳动力，而且，人死后陪葬品也很丰富，这说明日本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上，形成了专制制度。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文化蜂拥而至日本列岛。从日本古坟出土的许多陪葬品中，就有不少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物，如铜镜、金冠、金银耳环等。
  公元4世纪中叶，日本建立大和国。此时，中国的汉字、中国的阴阳说等陆续传入日本。从公元6世纪起，儒家经典、佛教文化也通过朝鲜半岛百济国传入日本。百济国在中日两国之间的艺术交流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中，百济国是继高句丽之后而起的新兴国家，它主要与中国南方的荆楚、吴越交往比较多。百济建国于公元372年以前。当时，朝鲜半岛的乐浪、带方二郡灭后，百济接受了被迫离走的汉人，这些汉人被百济国收留后，协助百济国与高句丽抗衡。朝鲜半岛的新罗国是继百济国之后建立的新国，势力范围弱小，土地狭小，人力资源有限，军备力量有限。它与百济受到高句丽的侵犯，为了抵御高句丽强大的军事力量，开始向海内外招兵买马，流散的汉人是他们的一部分力量，此外，还有一部分逃亡而来的各种不同阶层的流民，但是，这还不足以抵抗高句丽侵犯。在当时社会农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在国内组织兵力比较困难，于是便开始借用外部势力。百济国为此目的渡海到日本列岛来求援。《日本书纪》、《神功皇后记》记载了派遣麻宿祢赴卓淳国一事。公元364年，百济国的使节访问了卓淳国，这是百济使节为对抗高句丽来日本求援的历史记录。
  百济阿华王死后，腆支王继承王位，根据历史文献《三中史记》所载，百济从此内部发生纷争，开始走向衰微的道路。日本列岛的倭国也不再完全依赖百济国来接受中国的文化影响，而直接与中国进行了交往。当时的交往是以朝贡的形式和民间贸易的方式进行的。
  日本古坟时代，已与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江南一带建立了贸易关系，其贸易的中心地在大阪一带。大阪位于沿海交通要道上，也是当时日本倭国的青铜器与铁器制造的中心和倭国王的根据地。
  倭国王当时受到中国南朝政府的支持，在大阪一带势力比较强大，是海上交通的霸主。日本历史上有一些神话传说是围绕着倭国王而展开的。
  倭国王也是一位积极进取的贤明之王，在与中国的频繁交往中，他学习中国郡县制的统治体制，设县以代做贸易统辖区，并且，通过商贸和朝贡等形式来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除此之外，还通过归化人来接受先进文明。在当时的日本归化人很多，倭国王优待那些归化人，分封给他们土地，使他们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中国的江南人也有不少来日定居，他们被称作海洋民，他们成群结队来到日本之后，便按照各自的技能生存、发展。
  除了大阪湾以外，此时奈良的特殊地理环境日益显得重要。奈良是一个盆地，气候温暖湿润，生产产品很多。盆地东、西、南面可直接通向大海，自弥生时代起，这些地方成为人员迁徙、流动，稻米输出的重要出口。中国的江南移民、朝鲜半岛的逃亡人，均从这些出入口进入奈良盆地。
  公元6世纪，佛教传入日本。公元645年日本通过大化革新，建立了古代天皇制的国家组织，建立了统一国家。从圣德太子到奈良时代、平安时代，日本多次派遣隋使、遣唐使学习汉唐文化，一直到1543年，葡萄牙舰队进入日本后，日本文化才有了改观。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与外来文化交往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有：
  从海州——北海道。
  从海州——里日本，这是一条从渤海国到日本的线路。
  从朝鲜半岛——九州。
  从中国福建——九州，这是遣唐使所走的路线。
  从福建——冲绳——南九州。
  在古代日本人种的复杂性、文化的复合性可能与这5条交通线路有关，不同地区的人种与文化分别沿这5条交通线路涌入日本列岛，构成了日本文化的不同色彩。这些交通线路，也沟通了日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使它的社会依赖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得到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