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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饮宴行令成酒令，与弦歌、舞蹈结合成打令，打令有章程成令章。有关唐代酒令艺术形成的因素，简言之有三种：（1）.外来胡乐的冲击，导致唐代燕乐（宴乐）的盛行；（2）.市民阶层与秦楼楚馆歌伎伶工的大量需求，促进了酒令艺术的发展；（3）.新兴文学体裁曲子词的形成，充实了酒令的内容。
  （一）外来胡乐胡舞的冲击导致唐代燕乐的盛行
  综观史籍中有关乐舞的记载以及全唐诗中乐舞诗句和舞蹈历史书籍，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唐代的乐舞是在中外各民族乐舞基础之上形成的，是外来乐舞的升华。唐代胡乐胡舞的盛行，一方面说明唐人的思想解放，另一方面说明唐王朝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开明攻策。唐王朝统治者对边疆民族的态度与它以前的历代王朝不同，唐以前的统治者对外来民族一直带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对边疆民族的精神文化基本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只有到了唐代才有了改观。唐王朝统治者以包容一切的胸怀，兼容并蓄外来文化。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古帝王都是贵华夏而贱夷狄，唯有我是平等相待的。”在他领导下的唐王朝政治、经济上支援文明落后的国家与民族，在文化艺术上影响这些国家，促进了边远国家社会文明的发展。同时，他还对外来文化采取不拒绝的态度，并给予较高的社会地位，加强了中原与边疆各民族之间睦邻友好关系，弘扬了唐帝国的声威。
  唐代宫廷燕乐的形成充分表明了唐王朝统治者对外来艺术吸收的态度，从唐代宫廷燕乐的内外结构来看，基本上是由胡乐胡舞组成的，从《十部伎》、《坐部伎》、《健舞》、《软舞》的内部结构来看，大都是外来乐舞。这些外来乐舞是汉魏以来逐渐流入中原，逐渐形成的新型乐舞艺术，完全不同于南朝时的绮靡艳丽的清商乐。唐王朝对它之前的外来乐舞没有丝毫的摈弃，反而更加充实了外来乐舞的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
  唐代的宫廷燕乐实际就是宴乐，以宴请的方式来礼娱各国嘉宾，是中国的传统。中国古代乐舞除了祭神祭祖、求雨祀丰年之外，还有宴享的功能，如《墨子·非乐篇》载：“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式，下者万民弗利。”启是历史记载中第一个狂饮豪食、宴享歌舞的统治者，虽然墨子对他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但也反映出一个史实，那就是自启开始了宴享歌舞。到了夏朝末代帝桀时，宴享乐舞变得更加铺张。《路史·后记》载：“（桀）广优揉戏奇伟作乐歌，而操北里，大合桑林。骄溢妄行，于是群臣相持唱于庭靡靡之音。”西周的制礼作乐，使宴享乐舞有了崇高的地位，它以宫廷雅乐的面貌在大大小小不同等级的宴享酒会上出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等级名分的差别以及上下尊卑的关系，它对维护宗法统治的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自西周以后，宫廷宴享乐舞便被历代王朝传承下来，以文舞、武舞的雅乐身份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外交场合中。唐代的宫廷燕乐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不同的是它的宴乐内涵及外延皆带上了异国情调，处于宴享各国来宾礼节的需要和向各国使臣炫耀它所拥有的世界性文化的功利目的，借此唐代宫廷燕乐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唐代是丝绸之路繁荣、民族文化大融会的时代，在唐代首都长安、洛阳等地杂居着各国使臣、商人、文人、平民，这也是引起外来乐舞兴盛的条件之一。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说道，西域人入居中原首都长安的时代，以北魏时期为最多，到了唐代、西域人流寓长安又形成第二个高潮，他又根据各家考证，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李唐氏“出于蕃姓”①，出生异族的李唐家族必然对异族文化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也对异族人有一种特殊的关照，在当时的长安居住的异族人有于阗尉迟氏、疏勒裴氏、龟兹白氏、昭武九姓胡人、波斯诸国胡人，这些胡人来华不仅是做买卖、经商，他们中间还有不少是艺术大师，如唐代著名琵琶能手曹保、善才；善舞婆罗门的米嘉荣、米禾稼、米万槌；龟兹乐工苏祗婆等。唐开元、天宝之际，长安、洛阳到处弥漫西域胡风，元稹《法曲》记：“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就在胡骑、胡食、胡服盛行的社会背景下，胡乐胡舞在唐代燕乐中唱主角则定是历史的必然。
  （二）秦楼楚馆歌伎伶工的出现促进了酒令艺术的发展
  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上升到一定高度的社会。物产的丰富，海外贸易的发达，私人手工业作坊的大量出现，丝绸之路的通畅，寒士阶层的参政，礼教独尊的丧失，市民阶层的出现，使整个社会出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面貌。富裕的经济来源，使人们追求生活的奢侈与享乐。为满足市民生活的需要，社会出现了许多休闲享乐的去处，如寺院、戏场和秦楼楚馆、茶坊酒肆。人们还经常举办家宴。于是，国宴、家宴、戏场、秦楼楚馆里的宴席等等都与酒文化联系起来。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农耕文明又总是与酿酒事业连接在一起，酒与人们的精神生活紧密相连，不仅婚丧嫁娶、艺术礼仪等民俗活动离不开它，而且，还常常是人们庆功典礼或消愁解闷，或相聚团圆，消遣娱乐的最佳饮料。在唐代，世界性的大都会长安居住着来自各方的胡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这里有从陆、海丝路过来的商人，有不同阶层文人学士和大量的市井平民，他们常常相聚宴享，他们或是在宅邸、或是在秦楼歌馆、茶坊酒肆举办各种宴席。有宴必有酒，人们对酒的大量需求，使得中国的饮酒传统不断地升级与发扬，中、晚唐、五代达到高潮，于是酒令艺术也从中产生了。
  唐代的酒令艺术是伴随市民阶层、寒士阶层、胡商胡客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带有很大的自娱性和娱乐性质。唐人喜酒好歌舞，唐代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均喜饮酒，它成为唐人的调和剂，人们在各种场合几乎都要饮酒，比如说：宴请中外使臣时要喝酒，祭祖祭神时要喝酒，各种节令仪式要喝酒，迎送亲朋好友时要喝酒，而且，喝酒时，往往伴随着一些歌舞表演。我们可以从一些唐诗对此进行了解，如唐人崔颢《岐王席观伎》：“二月春来半，王家日正长。柳垂金屋暖，花发玉楼香。拂匣先临镜，调笙更炙簧。还将歌舞态，夜夜奉君王。”岐王，即李范，唐玄宗之弟，李范与唐玄宗一样，喜好歌舞，府中蓄养了许多乐工歌舞伎，又特别好客，经常不分贵贱邀请寒士阶层的文人学士到家里，这首诗反映了岐王府中宴乐的情况。再如李贺的《申胡子筚篥歌》：“颜热感君酒，含嚼芦中声。花娘篸绥妥，休睡芙蓉屏。谁截太平管，列点排星空。直贯开花风，天上驱云行。今夕岁华落，令人惜平生。心事如波涛，中坐时时惊，朔客骑白马，剑弝悬兰缨；俊健如生猱，肯拾蓬中萤”。这是诗人听申胡人吹筚篥有感的诗篇，诗的开头写申胡子吹筚篥，花娘睡起做伴舞，中间写筚篥之声的美妙，后面写诗人对此欣赏的感受。“筚篥”是西域乐器，在西域胡乐胡舞占主流的唐代社会里，不仅正式场合有西域乐胡舞的表演，在非正式场合如普通家宴中，胡乐胡舞也是人们饮酒娱乐的主要内容。比如刘言史的《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手中抛下葡萄盏，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石国位于今前苏联塔什干一带，蹲舞即蹲着跳舞，与乌克兰民族的舞蹈形态极为相似，头戴尖顶帽，身着窄袖衣，舞者抛下酒盏，转身腾跳舞蹈，再加上横笛，琵琶等西域乐器的伴奏，别有一番饮酒娱乐的气氛。再如，五代诗人崔梲的《四举酒》：“八表欢无事。三秋贺有成，照临同日远，渥泽并云行，河变千年色，山呼万岁声，愿修封岱礼。方以称文明。”崔梲所作诗为正月朝贺设宴，皇帝第四次举酒时所歌。任半塘考证：“据五代会要及唐馀录，此辞可能用龟兹乐”①。《乐府诗集引唐馀录》：天福五年十一月冬至，朝群臣，举觞，奏玄同：“三爵登歌，奏文同；四爵登歌作，又奏龟兹及霓裳法曲，以须食毕。于时众闻龟兹，法曲，雅郑杂糅，固已非之..”。四举酒是皇帝朝贺设宴的四次举酒仪式，皇帝设宴举酒时有：初举酒、举酒、再举酒之辞，四举酒是皇帝第四次举酒时所歌。五代诗人崔梲还作《群臣酒行歌））：“令节陈高会，群臣待筵，玉墀留爱景。金殿霭祥烟，振鹭涵天泽，灵禽下乐，圣朝无一事，何处让尧年。”任半塘考证，群臣行酒时，歌唱此曲，此曲可能合龟兹乐或霓裳法曲。
  以西域龟兹乐来给行酒配歌，这个酒令歌舞肯定会带有西北游牧民族豪放、欢快的特点。用龟兹乐来配行酒歌，更能抒发饮酒者的情怀。
  龟兹乐在唐代非常受欢迎。唐代宫廷燕乐中的坐部伎与立部伎除了《龙池乐》是中原雅乐体系，《庆善乐》是西凉乐体系之外，其余全是龟兹化的乐舞。龟兹乐最显著特征是擂鼓吹奏。《唐书·音乐志》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鼓舞曲有振奋人心的作用。群臣行酒歌借龟兹乐来唱行令歌，可以想见酒歌的气氛。
  酒宴上除了有专业歌舞艺人表演的西域歌舞之外，还有另一种表演，即自娱性的表演。自娱性的表演是唐代酒令艺术的萌生与发展。如唐人皇甫松的《抛球乐》：“红拨一声飘，轻毬坠越绡，坠越绡。带翻金孔雀，香满绣蜂腰。少少抛分数，花枝正索饶。金蹙花毬小，珍珠绣带垂，绣带垂。几回冲蜡烛，千度入春怀。上客终须醉，觥杯自乱排。”这是唐代酒宴中抛毬行令歌。胡震亨《唐音癸签·乐通》：“《抛球乐》，酒宴中抛毬为令，其所唱之辞也”。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中考定：“此曲属太簇商调，所抛之毬为香毬，“毬上蹙金花，垂绣带，抛传于全席之间，周转不休。..可能一面抛毬，一面传花，在复杂情况中，确定分数，完成觞政。其事虽非舞蹈，可以附见于此”。温庭筠《柳诗》：“香随静婉歌尘起，影伴娇饶舞袖垂”。说明酒宴行抛毬乐时有歌舞伴随。段成式《酉阳杂俎》续三：“引进伎数四，支环撩鬓，缥若神仙。其舞杯，闪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歌舞伎人也参与酒宴上抛毬令游戏，不同的是她们所进行的舞杯，闪毬之令与众不同，新颖而令人思索。能够参加文人酒令活动的歌舞伎人多为能歌善舞，思维敏捷，又能豪饮的人。由于她们的参与，推动了酒宴酒令的活动，使宴饮酒令更加歌舞化。
  在唐代，广大市民阶层，寒士阶层，商人游客的饮酒作乐的去处却是那些整日笙歌不断的茶坊酒肆，歌楼妓馆。如李贺写的《将进酒》：“瑠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烹龙疱凤玉脂泣，罗屏绣幕围香凤。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再如王绩《詠妓》：“妖姬饰靓妆，窥窕出蔺房。日照当轩影，风吹满路香。早时歌扇薄，今日舞衫长。不应令曲误，持此试周郎。”歌楼妓馆饮酒作乐之风的盛行，是与女乐分不开的，女乐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它早在夏商时代就已形成，《管子·轻重甲》载：“昔者祭之时，女乐三万人，晨澡于端门，乐开于三衢。”自夏朝启时代起，女乐就与当朝统治阶级的饮酒享乐联结在一起，殷纣王的“酒池肉林”之舞更是饮宴歌舞的肇始。后历经汉魏、隋唐，女乐成为诸侯、富豪，吏民的倚室深堂的家私。女乐通常分三个等级，即倡、舞姬、歌舞者。她们经常在各种宴饮场上为人表演，也是艺术家。隋唐以后，女乐活动的天地更大了，在豪门宅庭，教坊戏场，秦楼酒馆都可见到她们的倩影。中晚唐时期的歌舞伎人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知识人，这一特殊的知识阶层，推动了唐酒令艺术的发展。
  （三）曲子词的形成
  唐代曲子词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市民文学的需要，二是歌伎伶工的需要。
  唐代曲子词形成于中晚唐时代，经过“安史之乱”的中晚唐人没有因为战乱而失去对享乐生活的追求，社会的生产经济仍然处在上升阶段，富裕的生活使人们追求奢侈、闲适，喜欢豪饮侃谈、沉湎声色歌舞之中。李泽厚说：“这时，与高、玄之间即初唐时那种冲破传统的反叛氛围和开拓者们的高傲骨气大不一样，这些人数众多的书生进士带着他们所擅长的华美文词，聪敏应对，已日益沉浸在繁华都市的声色歌舞，舞弄异墨之中。这里已没有边塞军功的向往，而只有仆马词章的较量；这里已没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纵声怒吼，而只有至于贞元末，风流姿绮靡（杜牧）的华丽舒适”①。曲子辞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
  词，是一种文体，它是按照燕乐曲的乐句乐段和音节声调而填写的歌词，它使高雅的诗变成通俗的歌词，一种与音乐合拍的文学形式。主要受音乐支配，音乐和节奏能将诗行间的距离分开，最早它是两行分一段，两行之后或换韵，或换长短不同的诗行。每两行之后发生节奏变化，两行与两行之间形成一种跳跃。如李白的《秦月楼》：“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就是长短句词。长短句进一步发展为曲子，曲子则是市民艺术的代表。
  词由于朗朗上口，容易演唱，很受歌伎伶工的欢迎。唐代文人们也将注意力放在曲子词的创作中。据记载，当时的唐教坊中就录有许多曲子词，王重民将敦煌遗书中的曲子词提选出来，辑录成册，名为《敦煌曲子词》，共收录词有161首，它是一部歌伎伶工所用的词曲集。
  曲子词是应时代要求产生的文学体裁，它丰富了人们的酒宴内容，也极大地丰富了乐曲、歌词、舞蹈的内容。陈世修在《阳春集序》中说：“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说明词是为适应宫廷和豪门的歌舞宴享生活而发展起来的。
  由此而知，《敦煌曲子词》是在中外文化大交流的唐代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新艺术形式，曲子词大多来自社会流行的乐曲音调，而唐的音调大多来自胡夷之声，唐代的曲子词多是胡音胡调的歌曲。于是，我们得知，西域以及外来乐舞文化，到了唐中期以后已深深地积淀在唐人文化艺术生活的底层，它构成了唐代宴乐酒令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唐人的酒令艺术是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应市民阶层娱乐的需要，应歌伎伶工的需要，文人学士创作出大量的曲子词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