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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舞，自有史以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更是把乐舞与政治、人伦道德紧密地联系在一块，周朝制礼作乐成为千百年来历代不断沿袭的传统，从荀子的《乐论》到《吕氏春秋》、《淮南子》书中的论乐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都非常重视礼乐的政治作用。儒家学派把礼乐与政治、与人伦道德的密切关系，阐述得淋漓尽致。早在《乐记》中，荀子就明确阐述了音乐对礼乐维护宗法政治有巨大作用，“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然而，那些沿古丝绸之路传来的，深受儒家圣贤们抨击的胡乐胡舞，却猛烈冲击着中原正统音乐，无论儒家学派们怎样把属于蛮狄的胡舞胡乐说的能导致国破家亡，能造成礼崩乐坏如何严重，胡乐胡舞仍以它无法阻止的力量挺进中原，而且，有些君王还很乐意接受异国情调的胡乐胡舞。
  从历史上来看，胡乐胡舞大规模地入主中原，应从魏晋南北朝时算起。然而，从文献记载中我们得知胡乐舞早在汉时就已普遍流行。尤其是东汉灵帝，他成为历史上酷爱胡乐舞的历史名人。《后汉书·五行志》云：“灵帝好胡服、胡坐、胡床、胡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如文中所说，丝绸之路的凿通，胡乐胡舞的涌入，受到上下臣民的喜爱，当时胡乐舞中有名的是“摩诃兜勒” 和横吹与鼓吹乐曲。
  “摩诃兜勒”是张骞出使西域后，从西域带回长安的胡乐舞。崔豹《古今注》载：“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摩诃兜勒是胡乐胡舞，横吹是马上演奏的乐曲，横吹以鼓和角为主要乐器，鼓吹是一种用排箫和笳为主要乐器，在行进仪仗队中演奏。在汉代，鼓吹乐，横吹乐非常盛行，横吹演奏的乐曲由李延年根据西域乐曲改编而成，因此带有很大的西域成分，其乐器也多来自中亚以及印度，如琵琶、箜篌、筚篥、笳、笛、角等。外来乐器不仅丰富了汉代鼓吹乐和弹拨乐的内容，而且，还使汉代音乐的调式，舞蹈的形态造型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西域乐器琵琶原名是批把，对它的来源，刘熙《释名》说：“批把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像其鼓时，因以为名也。”这类乐器在印度、波斯、希腊都有。沈福伟先生考证：“古梵语中的‘拨弦’（Bharbhu）的音译与琵琶相近，古希腊语中Barbyton是类似琵琶弦乐器，在古波斯语中叫Barbot。”①
  琵琶最早传入可能在秦汉之前，它传来之后，影响了中原对乐器的创制，使外来乐器更加适应中原汉民族的审美理想。傅玄在《琵琶赋》序中说：杜挚（三国时人），以为赢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这是一种类似弹弦鼗鼓的乐器，体积较小，被命名为秦琵琶。到后来，经过不断改制，成为更适合表演奏乐的“汉琵琶”。傅玄在《琵琶赋》中说：“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像也；盘圆柄直，阴阳叙也；柱有十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易传乎外国也。”中国汉魏以前的琵琶基本接受了外来影响。《隋书·音乐志》载：“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据沈福伟先生研究，它们大约出在美索不达米亚。四弦琵琶自波斯传入，四弦的曲项琵琶在米兰板画中有，由龟兹媒介传入内地，又称龟兹琵琶。五弦琵琶由印度传来，因使用五弦得名、形体较小。乌孙公主带去的琵琶实是秦汉子，但已借用西域通用的琵琶一名。北朝时，曲项、五弦盛行于北方，梁简文帝时，曲项才传入南方。
  外国琵琶从不同渠道传来，影响了中国南北方的中原汉乐舞。在北方，多见刚健秀美的风格，如敦煌壁画上所反映的“反弹琵琶”的舞姿形象，新疆克孜尔壁画上的琵琶，伎乐人用拨子弹奏曲项琵琶、四弦琵琶等。在南方多见清丽柔婉的舞姿，如武氏祠、西城山汉墓中画像石上的弹琵琶的乐舞形象。
  笛，原称作〓，是横吹的笛，在鼓吹乐和横吹乐中占有重要地位。沈福伟先生认为，梨俱吠陀时代的印度人已开始用笛吹奏，印度的笛也许与羌人笛有联系①。羌笛原是西域、甘肃、四川一带少数民族羌族乐器，从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时起，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国人开始将印度笛与羌笛结合在一起，重新创制了这种中西结合的乐器。汉马融在《长笛赋》中说：“近世双笛从羌起。..京房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
  笳，又称吹鞭，得名于匈奴牧马人的马鞭，它最初“卷芦叶为笳，吹之以作乐”②，后又“以羊角为管，芦为头也”。（《乐府杂录》）笳是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所用的乐器，故又称胡笳，东汉末年蔡邕女蔡文姬在汉末大动乱中被匈奴虏获，成了匈奴左贤王之妻，她在匈奴十二年后，被曹操赎回时所作“胡笳十八拍”，这是一首将匈奴胡笳与中国汉民族传统乐器古琴很好的结合，并弹奏出来的乐曲，它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人类最神圣的情感——母子情。
  胡笳由西传入中原后，成为马上军乐的主要乐器，不仅如此，而且，还是佛教做佛事时演奏佛曲用的主要乐器。如东汉的《胡笳调》、《胡笳录》以及后来的《笳吹乐章》中，就有《婆罗门引》、《明光曲》、《法座引》等梵曲。其乐曲均为中亚或印度的乐曲。这种用匈奴的常见乐器胡笳吹奏出中亚及印度的佛曲的事，只有中原汉民族才能做到。
  箜篌，有两种，一种是“箜篌瑟”是横弹的，是中国传统乐器，另一种是“竖箜篌”，是印度梨俱吠陀时代的弦乐器，于，公元2世纪汉灵帝时传入。唐杜佑《通典》记：“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箜篌传入中国后非常盛行，克孜尔千佛洞、敦煌莫高窟、云冈、龙门石窟多见有伎乐天人演奏箜篌的形体造型。在公元4～5世纪的印度佛陀伽耶出土的石刻上，有弹箜篌图像，多系弓形竖琴，还有一种擘箜篌《通典》卷一四四载：“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这种擘箜篌源出自埃及，由亚述、波斯东传西域。德国维尔纳、施泰因在《人类文明编年纪事》、《音乐和舞蹈分册》中介绍，在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祭司时，带有共鸣箱的、名为“里拉”的琴（一种带五弦或七弦的竖琴），在古埃及乐器中已出现古竖琴、笛子和双管木笛。这种源自印度和埃及的古乐器传入中国后，逐渐融入中国的乐舞艺术中，成为中国传统民间乐器之一。
  胡角，是羌族人用动物的犄角制作的吹奏乐器，据《古今注》载，由张骞从西域带到中原，由于胡角吹奏出来的声音比较大，具有“发惊军之音”[《胡俨集》]，因此，成为马上军乐中的重要乐器。起始于西部羌族地区的胡笳和胡角，在横吹中占有重要地位。
  横吹乐、鼓吹乐有多种演出形式，有马上军乐、行进演奏、礼宾宴享，娱乐嬉戏等，这些演出形式呈现出与中原乐舞极大不同的独有特色。
  随着西域乐器的传入，西域乐舞、西域杂技也蜂拥而至，它们在中原大地上与汉民族传统审美观念相碰撞，相互交融，熔于一炉，使汉代乐舞呈现出中西乐舞相结合的特点，这些在中国汉画像砖上都有形象记录。如1978年新都东汉墓出土的鼓吹画像砖：画面内容“其一（114750）砖高36.0厘米、宽42.0厘米。图上一骆驼，身有羽饰，驼峰之间置鞍，其上置兽座，中心树建鼓。鼓上两侧下垂羽葆，鼓座两端兽头上翘，丝帛从兽头束至骆脖及臀部，呈八字形，既固定建鼓，又可作装饰。鼓两侧各有一人，头戴高冠、高鼻大眼，身着广袖紧身衣，一足蹋蹲于兽头上、一足跪于驼峰，正挥动双臂击鼓与舞蹈，长巾飞扬。骆驼负鼓徐徐前进，应是鼓吹之属。其二（114748）砖高36.0厘米、宽42.0厘米，图上3骑，皆裹带结尾，鞍附障泥。前、后两骑吏高鼻深目为胡人，正执竽而吹，中间骑吏双手执排箫。此图亦属鼓吹乐，与骆驼负鼓画像同时出土。”①
  再如，1933年耀县漆水河出土的夏侯董祭乐舞造像碑上有一组胡人乐舞图，该舞图上共有5人表演：“左侧乐人吹排箫和笙，中间为胡人舞者，..胡人均深目高鼻，蓄须，髻发、着胡服。中间舞者戴有面具。..有一胡人击鼓，一胡人弹竖箜篌。……反映了当时举行宗教法事时宗教乐队的组合情况。”①
  再如1972年于金坛唐王弓东吴墓中出土“金坛唐王堆塑罐”，罐上绘有许多种动物，还有佛像，此外，还有百戏图：“堆塑人物眉目清楚，神态各异，计人物系胡人形象，均头戴峨冠，凹眼浓眉，满面胡须，并蓄有上翘的八字胡。有作揖、掷倒、跳丸、吐舌小丑及二人持棒比武等。另有作乐者6人，一人打鼓，二人持杆，一人吹筚篥，一人弹曲项琵琶，一人作舞。”②
  从上述文物考古的材料来看，早先在鼓吹乐、横吹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乐器，如鼓、排箫、竖箜篌、曲项琵琶，在做佛事活动中，歌舞百戏、宫廷宴乐、殡葬礼仪中，也占有重要位置。这些从西域传来的乐器演奏的西域新声，使中原地区表演的乐舞带有浓厚的风格韵味，如汉代的《巴渝舞》、《箫舞》等舞蹈在西域鼓吹乐与中原华夏民族的传统乐器合作伴奏下，使舞蹈更增添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些乐舞给儒家礼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汉代社会注入了新鲜活泼之气，使汉代乐舞呈现出质拙、古朴、奔放、活跃、阳刚，动感十分强烈的气势。这些气势的形成，不能否认它接受了西域以及外来乐舞的影响。汉代乐舞不仅接受了从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中亚、西亚的乐舞影响，而且还把它自己拥有的灿烂夺目的乐舞艺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向域外远方。《汉书·西域传》：“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公主以妻焉，赐乘御服御物，为备官属宦百待御数百人，赠送甚盛。..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授，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
  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为中原文化传向西方打开了方便之门，中原乐舞随商人、边疆将士、移民、西北各游牧民族的流动迁徙生活逐渐传向西方。中国新疆地区有大量的文物如丝帛、纸张、汉简等对此可以印证。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第77窟中有伎乐天、吹排箫者，克孜尔第118窟有弹奏阮咸的女舞人，这阮咸排箫就是中原地区乐舞传向西域的见证。中西乐舞的交流，推动了中西各区域乐舞文明的发展，西方乐舞大量渗入汉代乐舞之后，经过曹魏时期“拍袒胡舞五推锻”的磨合，到了隋时中原与西域及外国乐舞融合为七部伎，到了唐代中西乐舞融为一体，绽开了中西乐舞交流最美、最艳丽的奇葩，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乐舞艺术的顶峰。

①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7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①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7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②马瑞临：《文献通考》。 ①《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176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①《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132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②对兴、箫梦龙：《金坛出土的青瓷》，载《文物》，19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