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楚乐舞文化是中国楚人创造的文体遗存，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哀郢》一诗中说楚国“远接商周祚最长”。商周之际，楚人开始建国，到被秦国灭亡，经历了八百余年。这期间，楚人在夏、商的征伐之下，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经历了文化的孕育和形成的过程。它的文化最初起始于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又有很多仰韶文化的成分，而仰韶半坡人种又源于蒙古人种。其图腾信仰为鱼，在大溪文化中出土一男尸，他口咬两条大鱼，身上还放着鱼。“一种原始文化里可能容纳着与主体部落异源的少数部落，反过来说，一个古代民族可能有少数部落散失在异源的原始文化里..处在两种大的原始文化之间的古代民族，未必就有一种独特的新石器晚期的原始文化”①。荆楚的先民祝融集团正是处在中间地带，忽而受这种原始文化影响，忽而受那种原始文化影响，而且分崩离析，“或在中国，或在蛮夷的古代弱小民族，再辨别他们隶属于哪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文化，谈何如易！他们甚至可能分别或者先后隶属于两种以上原始文化，那就更是迷不可辨了”②。据此而论，楚文化中含有黄河流域的文化，又含有长江流域的文化。它的文化早在商周以前就已产生，而且，是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另一种文化。楚王熊渠一再声明：“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溢。”楚国在从夏、商、周，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被认为是“蛮夷”“蛮狄”，也不无道理的。《史记》卷一《王帝本纪》说：“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史记集解》引刘熙的解释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周以前，中国主要指都城，到了春秋战国，中国一词包括“山东诸侯齐、魏之国”③。《史记》“楚世家”记：楚王“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周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这些都表明楚国最初是夏朝的一个与国，周朝的附庸。它的祖先出自中原的颛顼高阳氏部落。《史记·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是指一地名，《史记集解》曰：“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高辛指的是汉代安定郡的高平县（今宁夏固原县）高阳则可能是指陕西一带。”为了寻找有利的环境和躲避商朝的征伐，楚人不断地进行着集体的迁徙。从始居地的楚丘（今河南滑县东）经过了六次迁徙，到达今陕西大荔县的荆山，附属于周，后来又发展到今西安市东南的荆溪河谷，荆楚部族由其首领鬻熊率领，参加了周武王灭商的战役，因此受封为楚子，立国于楚水、楚山之间，这一带就在今陕西商县。
  楚人的首领鬻熊，被周文王封为子爵，是排在周代第四等的小封国，当时在陕西商县一带，商县靠近周都的镐京，与周同属戎夏集团。在这一段时期，楚也接受了许多周文化，又通过周接受西域文化影响。楚国早在殷商时就已与商王朝有密切来往，郭沫若说：“殷代文化为中国文化之渊源。中国北部本开发于殷人，南部长江流域之徐楚文化实亦殷人之嫡系。”①而且商与狄也有关系，《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传说：商人的始祖，是吞卵而生商的简狄。在屈原的楚辞《天问》中，屈原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奇诡瑰丽诗句，披露了商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如《天问》说：“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莘是指今宁夏固原县，在古代是游牧民族居住地。“莘之妇”乃指西北游牧民族妇人。殷的商汤与西北游牧民族关系非常密切。屈原在《天问》中提到成汤与有莘氏的婚姻：“成汤东巡，有莘爱极”，“吉妃是得”，“媵有莘之妇”。商汤巡视来到有莘国，他向有莘国臣讨伊尹，有莘君不给，于是，商汤请求有莘君女儿为妻，有莘君很高兴，把伊尹作为陪嫁奴隶，送给了汤，吉妃是带来幸运的配偶。
  商汤与周朝时期，与陕西宁夏杂居的许多游牧民族交往频繁，他们之间或者战争或者联姻，在这种交往中，文化交流就开始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影响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形成。楚国如《周易·賁六四》记：“賁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从这首民歌来看，这是西北游牧民族的婚配习俗，这种兴盛商周的游牧民族的习俗也影响了楚国，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从楚人的服饰来看：根据信阳楚墓出土的锦瑟图案来看，生活在楚山楚水之间的楚人狩猎人的服饰有三种：一种是上身穿贴身短衣，腰系围裙，下穿裤子，头戴尖锥形帽，作弯弓长弦射兽姿态。第二种是头戴高顶上平细腰帽，长衣曳地，弯弓张弦，第三种是头戴尖锥形帽，上穿灰色短衣，与另一人抬一野兽。②头戴尖锥形帽，身穿短上衣，这种典型的服饰，完全与波斯王大流士一世逐鹿中亚、西亚所见到的塞种人的服饰同样，可以推断地处西北边陲的楚人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或者说楚人中有一支是塞种人种，或者说是楚国人将所见游牧民族的形象姿态绘入织锦中，当然这都是推测，但有一点可以认为楚人的织锦上的狩猎服装与塞种人的服饰完全一样。芮传明研究：可能是西域塞种人发明了胡服，胡服的形制是为适应马上生活。塞种人发明了胡服以后，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为了作战需要，引入塞种人的骑马战术同时也引进了塞种人的服饰。再次从楚人的乐舞伎人的服饰来看，根据楚墓锦瑟图案上有十人组成的乐队，乐队成员均穿窄袖长袍，他们分别头戴尖锥形，平顶细腰形和西瓜皮形帽子，乐队有一人执桴击鼓，其他人有吹笙、有弹瑟、有击掌歌唱的。从表演形式及乐人服饰来看，也带有明显的西域游牧民族的风格。“击掌歌唱”更是西域游牧民族的表演形式。楚人的舞伎服饰也与西域有关，如长沙出土的漆卮图中的舞女，身穿长袍，腰系宽带，衣领斜交，袖子和下摆均有宽边，帽上有结缨和无缨两种，皆结带于领下，完全像今蒙古族人的服饰。根据楚墓出土的乐器如钟、鼓、瑟、竽、篪来看，可以断定这是一群西域姑娘在跳着舒缓轻曼的舞蹈。其根据除了服饰之外，还有乐器龠，龠是一种用竹子做成的横吹乐器，横吹乐器乃是从西域传来，在汉代形成横吹鼓乐，最早是军乐，后来演变成宫廷演奏艺术。《晋书·乐志》曾记载“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横吹从西域传来，以鼓和角为主要乐器，秦汉以后，乐人在马上演奏，称为军乐，但是横吹乐的最早传来可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前。楚国成为雄踞南方，在“问鼎周室，饮马黄河”，称霸中原的大国之前，一直是依附于夏、商、周的弱小民族部落，它的形成、发展始终与夏、商、周交织在一起，殷文化起自北方，周承殷文化发展于北方，北方各民族文化必然影响渗透到商、周文化之中，作为商周的附属民族楚人，也必然受之影响，那种用钟、鼓、龠等乐器伴奏的楚舞就带有很多的西域乐舞成分，也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地的西域乐舞。
  作为佐证，我们再来看长沙楚墓出土的女俑和武士服饰形象，女俑身穿长袍，宽领，右衽斜交，腰束锦带，额发齐平，头梳长发辫，以双鬟垂于脖颈之后，头戴环形箍帽。武士眉壮且浓，眼大颧高，胡须为人字形，尾端上翘，头戴圆箍形帽。从他们的长相、服饰、长发辫、八撇胡、胡须上翘、头戴帽的样态来看，与中原汉族人物形象完全不同，因此推知，楚人中主要成分乃为西域迁徙南方的民族，或者说，楚人的审美观念带有很大的西域游牧民族的成分。春秋战国期间，战争引起了乐人的迁徙与逃亡，乐人的逃亡迁徙，以及各国之间赠送乐人等都使各地乐舞得到了交流。如《史记·秦本记》载：秦缪公曾将二十六女乐给戎王，形成华夏族与戎族之间乐舞交流。《史记·货殖列传》记，山西与陕西之间在春秋时代曾是白狄所居地，到了战国时代成为中山国，有许多乐舞人迁到中原地区，靠乐舞谋生。
  中国周、商时代丝绸业已相当发达。《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任土作贡”，是说夏禹时期，各地以土特产上贡，在当时中国有许多地方都产丝出帛，向大禹进贡肯定以丝帛为主。《诗经》中有关蚕桑业的活动记载就更多了。如《鄘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魏风·十亩之间》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池池”等。说明了养蚕业与人们生活的紧密关系。《卫风·氓》的“民之蚩蚩，抱布贸丝”，说明当时丝绸生产状况。
  从出土文物中也可得知当时丝绸业的产生与发展。如1950年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发掘中，发现黏附在青铜器上的织造精美的丝织物，证明商代丝织业的高度发展。在甲骨文中，也有蚕桑、丝帛等字，还记载了用三头牛祭蚕神的活动，出土的西周〓鼎上，也有“匹马束丝”等铭文。精美的丝绸必然引来西域游牧民族的注目。西域与夏、商、周三代的关系除了战争之外，也不能排除贸易往来。
  根据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希腊人就知道产绢的赛里斯国。春秋时代，已有希腊人到过“绢国之都”，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其文集中提到过中国的蚕的名字。
  由此得知，春秋时代中国与西方已开始了丝绸贸易交往。那么，称霸中原喜欢奇饰的楚国人，必定随同丝绸贸易受到了西域文化的熏陶。

①②《楚文化觅踪》，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③《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①郭沫若：《殷契萃编·序》，东京，日本文求堂金属版，1937。 ②《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