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第一节 丝绸之路历史沿革
  丝绸之路是一条横亘于欧亚大陆的文化交通之路，也是世界文化展开的中轴之路，它像一张巨大的跨区域的交通网络，将世界不同地域的文明古国连接在一起，也可以说，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文明国家都曾与这条丝路发生过联系，如中国、埃及、希腊、罗马、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国家。东西方不同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都在这张网络中得到了传播、交流与融合。
  古丝绸之路分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路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以及希腊、罗马等国的交往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东亚、东南亚以及阿拉伯地区各国之间交往之路。因篇幅所限，本书侧重于陆路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
  丝绸之路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才正式开通，当时，也正是西方罗马帝国强盛之时。其实，在汉之前，丝绸之路就已出现，在两河流域滋润的荒原上诞生了人类最初的文明种子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黄河流域文明，这些文明点缀着蛮荒而美丽的地球表层。新石器生产工具改变了人类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完成了农业革命和新石器的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过渡。灌溉技术、冶金技术、犁的发明与使用以及农作物丰收导致人口增长，人口增加又使开辟新疆域的拓展行为成为可能。渐次出现了城市、国家、文字、社会、阶级、建筑、科学和艺术。从那时起，不同区域的易货贸易的交流便开始了。“到公元前3000年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已经普遍使用耕犁，而且该技术还被传入印度——到公元前1400年时，它又被传入遥远的中国。”①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着由多块小平原组成的苏美尔文明。苏美尔地理范围大致位于现在的伊拉克，这里发明的犁曾传到了埃及、印度和中国，说明人类文明之初，苏美尔曾经是物质文明传播的中心。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相继根植于得天独厚的大河流域。文明之初便开始了向四处的传播。人类文明由于不同的生态环境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如农业文化、畜牧业文化、海洋渔业文化、绿洲文化、草原文化等。不同文化造就了不同的人情、语言、食物、艺术以及世界观，由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不可预见的泛滥和外族的不断侵扰导致苏美尔人时刻感觉生命的不安全，以至世界观都带有恐惧和悲观的色彩。与此不同，产生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周边由于沙漠、瀑布和港湾的围护，而不易受到外族入侵，再加上尼罗河有规律的泛滥，使埃及人有安全感。泛滥带来的肥沃土地使埃及人对生活充满自信。米诺斯文明产生于克里特岛，这里的早期居民奔波于地中海面从事中转贸易而使克里特成为远古繁荣富强的岛屿。岛屿上生活的人们自信乐观、满足、男女平等。印度文明具有一贯相承的保守性和靠宗教治国的特征。决定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则来自浩瀚的印度河水的滋养。黄河文明生长在封闭的山脉、沙漠、高原、海洋和冰雪天地之中。使其文明几千年来独特于世界。封闭的世界却没有阻挡对外界的交流，中华文明一方面生生息息代代传承，一方面如长龙吸水般独纳世界，并为中国所用。
  四大文明地区因文明发展的需要而开始相互之间的物质交流，并且伴随着文化艺术的交流。远古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交流来自城市出现后不断膨胀的贵族阶层奢侈的生活需要。“人数不断增加的宫廷成员想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大批各种武器”“由于地势很低的平原地区几乎不生产各种矿物和优质木材，大部分手工原料都要靠从外面运来：比如铜来自于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来自于小亚细亚的托鲁斯山脉，木材来自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而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依靠出口制品作为交换。此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征服这些原料产地。从公元前30世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人们没有忽视这一办法。”①国家、军队、宫廷、墓葬、始礼等方方面面需要大量的物质原料并由此带来了交流。萨尔贡王曾利用军事手段发动侵略战争，控制了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各种金属木材的产地，就是靠军事力量进行的交流。公元前2000年冶铁技术发明促成闪米特人、印欧人、雅利安人、匈奴人的骑马游牧集团的迁徙，入侵迁徙造成古代四大文明区域之间的交流。有关中国与西方交往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文献是《穆天子传》。公元前1000年，周穆王朝拜西王母之地便在西北塞外的祁连山南麓一带。根据考古发掘证明，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2世纪就已经存在。中国殷商时的甲骨文上就已经出现了“蚕”“桑”“丝”等字样。中国考古学家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中发掘出了许多石器时代的文物，同时还有半个蚕茧。中国神话传说中黄帝的正宫娘娘嫘祖就是养蚕缫丝能手。《诗经》中也有许多关于丝绸的诗歌。在文字中，以“丝”字作偏旁的文字也不少，丝绸在当时社会不仅可以作为财富积累被储存，而且，它还充当一种贸易交往的货币。
  黄河流域的中原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织生活。以嫘祖为首，当时的妇女均以缫丝织布为生。到了殷商时代，养蚕缫丝成为社会主要的手工业，缫丝织布开始有了积累，有积累便有了价值。殷商正是中国发达的青铜器时代，在织机上，丝线被织成带有漂亮花纹的织品。到了西周，出现丝绸提花机，春秋战国时有了织彩锦的机器，在织锦机的加工下，丝线被织成光彩夺目的锦绣织品，这些耀眼的锦绣织品吸引着文明不发达的西北部游牧民族，西北部的游牧民族以精良的马匹与中原的丝绸进行等价交换。《管子·轻重》说，“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丝绸在当时成为化干戈为玉帛的重要政治手段。“在阿尔泰地区上卡童河、伯莱利河、乌尔苏耳河和乌拉干河流域发现的贵族巨墓中出土了一批中国制造的丝织物，系用捻股钮丝线织成的平纹织物，有小块的，也有整幅铺盖在皮肤上的，大致都属于公元前5世纪，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①。中国西北部有许多骑马执戈的游牧部落，如义渠、林胡、楼烦、匈奴等，他们与月氏人、塞种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原的丝绸织物成批向西北地区销售，之后，又通过西北地区销向更遥远的西方。
  公元前5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社会追求的时装衣料，其根据是，在希腊雕刻和陶器彩绘的人像上有细薄透明的丝绸文物。当时人们认为，这样细薄透明的衣料只有遥远的东方国家“塞里斯”国才能制造，西方世界的野蛮丝决不能制造出这种又薄又轻的丝织物来。②由此而知，丝绸之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延伸至遥远的西方文明世界——希腊。在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间，担当文化艺术传递者桥梁的便是中亚、西亚和中国西北地区。
  罗马帝国形成于公元前27年，大元帅屋大维得到元老院授予的“奥古斯都”尊称之后迅速将罗马共和国变成帝国。他以中央集权的政治方式治理国家，还指挥军队镇压强盗，保护帝国与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高卢、西班牙以及亚洲各地区之间的商品运输，促成了经济繁荣，缔造了帝国的黄金时代。同时，还在欧亚范围内传播城市文化。
  汉代，丝绸之路在汉武帝励精图治的开拓下，变得更加通畅，汉代的疆域已从黄河中下游向西拓展至西域，形成了包括西域地区在内的统一帝国。汉帝国在东北方设立了玄菟郡，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使这些地区成为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基地。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使丝绸之路顺利畅达，遥抵里海西北的奄蔡、条支（波斯湾西北岸）黎轩（大秦）等地。希腊——克里特岛的杂技艺术，埃及的传统舞蹈艺术，西域的胡乐胡舞，沿丝绸之路一并传入中原。
  唐帝国继承了汉朝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疆域扩张方面唐朝已远远超过汉朝。唐朝控制中亚地区和奥克苏斯河流图6萨满教巫师陶俑1979年河域各国、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成为与阿拉北省磁县大冢营东魏茹茹（柔然）公主墓伯帝国东西对峙的大帝国。疆域的辽阔使唐代出土丝绸之路更为拓宽。在当时，阿姆河以南的各国均属于唐朝的羁縻府州，中亚各国都与唐朝保持着宗藩朝贡的关系。
  唐代中期以后，丝绸之路由盛转衰，从东西交通的主导地位退居次要地位，其原因在于：一是唐末的“安史之乱”，吐蕃、回鹘的乘虚而入对河西走廊和阿尔泰山一带的控制；二是阿拉伯人对中亚的侵入；三是丝绸之路狭窄而漫长，又有众多游牧部落对丝绸之路贸易虎视眈眈，丝绸之路上不安全因素较多；四是恶劣的风沙气候；五是唐、宋以后出现的瓷器不适宜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颠簸；六是运输工具的有限性，使贸易周转时间既长且运输量又少。
  阿拉伯帝国兴盛于公元6世纪至10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后向东扩张，并逐渐征服了中东、中亚地区，阿拉伯文化将这一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政治文化中心巴格达的城外有一巨大的商业中心，它与两河流域与兴都库什山脉一带地区，以及波斯、中亚、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阿拉伯商人依托伊斯兰教文化在这些地区的广泛认同，与中国、中亚、印度、东南亚通商，还与非洲进行黄金、象牙、奴隶的贸易，同时传播了伊斯兰教文化。
  元帝国兴盛于公元10～15世纪，在此之前突厥人、回鹘人在蒙古高原先后崛起。游牧民族自古以来驰骋于沙漠、草原、绿洲、山区之间，部落之间的纠纷，恶化的生态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举家离开蒙古高原向阿尔泰山山脉和天山山脉迁徙，并进入中亚地区。终于在公元13世纪，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率领下征服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举世闻名的元帝国，给古丝绸之路注入商业与文化的活力。
  元帝国版图东起东亚，包括中国到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在这个范围内促使中国四大发明的广泛传播。此外，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发达是受惠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漫长海岸线和许多天然良港，所有陆路能到达的和不能到达的国家，从海路走都能到达。而且，海阔天空的海上丝绸之路不像陆路丝绸之路那样受到众多游牧民族的控制，它还可以避开恶劣的自然环境绕过一些封建割据的国家与地区，顺利到达运输目的地。
  其实，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出现航海活动。秦始皇时期，为寻找长生不老药，徐福曾率500童男童女渡海来到日本。西汉武帝时，海上丝绸之路已抵印度洋，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展开丝绸贸易以及瓷器、香料等贸易。东汉时期也即公元166年，罗马帝国国王安敦遣使从海路来到中国通好。
  到了公元8世纪，随着造船事业、航海技术的发达，海上丝绸之路出现空前繁荣景象。当时的海上交通之路已有了中国与波斯、中国与东非、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日本等许多航线。唐朝宰相、地理学家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记录了从广州起始，穿过马六甲海峡至印度南部，再沿海岸线至波斯湾，最后到达大食首都缚达（巴格达）的航程。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使许多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侨居中国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在中国福建省的福州、泉州有许多遗迹。唐代以前，沿丝绸之路到中国的商人以中亚、西亚人为主，主要侨居长安、洛阳；唐代以后，到中国的商人则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主，并侨居在沿海城市。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的先后兴盛发达，中国文明与中亚、西亚、欧洲、东亚、东南亚等地区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东方文明既影响了西方文明，同时也接受了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地区与国家的文化影响，从而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
  第二节 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交流概述
  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历史上来看，丝绸之路在古代一直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地区、各种宗教、各种文化艺术相连接。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文明的中轴之路，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使世界上各个最古老的文明得到相互交流，也使东西方文明互相传播，进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回顾历史，在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史上，曾有过许多不同民族的乐舞交流事例，也出现过许多宗教乐舞传播的盛况。东西方乐舞艺术从表面上看，它们的面目迥然不同，但从共时性看，他们之间又有着互相牵连的、必然的渊源关系。
  火的发明与使用，点燃了人类文明，在地球上的几条大河流域诞生了人类早期文明，它包括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文明、黄河文明。这些文明从人类社会一开始，便展开了交流活动。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是继古埃及、古巴比伦之后的又一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灿烂文明呈辐射型向世界扩散，辐射途径就是丝绸之路。根据考古挖掘证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夏代，中国的文明史就已开始，与此同时，在两河流域北部出现了亚述国家，地中海东岸出现了腓尼基，爱琴海出现了克里特岛的文明。在世界上这些最古老的文明国家里，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乐舞文明也达到了很高程度，如迄今7000年，中国出现了古笛；迄今6000年，苏美尔已有了带有共鸣箱的名为“里拉”的琴（一种作为祭祀乐器的五弦竖琴），也出现了皮鼓。埃及乐器中已出现古竖琴、笛子和双管木笛。合唱时，按节拍击掌，独唱已能表现抑扬顿挫的旋律。在中国，音乐已建立在五声音阶的八度音基础上，无半音。克里特岛出现祭祀舞蹈。①在中国的商代，已有了成型的宫廷乐舞。如夏王朝禹帝的乐舞《大夏》，商王朝商汤的乐舞《大〓》等。还有一些宗教祭祀乐舞，为舞蹈伴奏的乐器也已从石器乐器转换成精美的青铜乐器。希腊的克里特岛有着战争祭祀舞、女子花环舞，以及接受古埃及乐舞影响的杂技舞蹈。这些古老的乐舞文明伴随着古老的商业贸易往来，民族迁徙而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从而推动了欧亚大陆乐舞艺术的交流。自有史以来，世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区域，如希腊和罗马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中国文化圈这些不同的文化圈很早便开始了交流，它们不仅在圈内进行交流，而且还积极致力于圈外各种交流。季羡林先生说：“这样四个文化圈，又约略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西方文化体系，指的是从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一个是闪族、印度和中国的东方文化体系。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这两大文化体系表现出来的情况依然是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交光互影、独立发展。”①
  沟通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相互交流的途径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起始于中国的古都长安、洛阳，西达罗马，东抵日本，南至印度，贯穿欧亚两洲。丝绸贸易是文化交流的推动力，在丝绸之路上中国同西方的乐舞交流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先秦时期，中国同西方的乐舞交流尚处于间接性的接触性交流，交流范围小，规模不大。自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使节商旅，文人艺术家往来络绎不绝，乐舞艺术交流日益频繁。乐舞艺术交流的形式有三：（1）随中外使臣往来；（2）随皇家公主外嫁，如公元前110年至公元前105年汉武帝时，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猎骄靡，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翁归靡；（3）随佛教东传。汉代，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乐舞交流形成一个高潮，推动了汉代乐舞交流的发展，形成了汉代突出的乐舞特色，即“百戏”、“俗乐”，为中国传统乐舞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时代，政治上的分裂动荡状态，导致了东西南北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随着佛教日渐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人们的重要精神支柱，佛教乐舞迅速普及中国，“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佛教乐舞和传播佛教的重要工具，这些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石窟壁画上都留有生动的形象资料。
  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国富民强的时代，隋唐宫廷乐舞中的“十部伎”、“九部伎”、“坐部伎”、“立部伎”、“健舞”、“软舞”等乐舞包含大量的外来因素。隋唐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乐舞交流最为活跃的时代，它不仅以“长龙吸百川”的宽容心态容纳一切外来艺术，而且还无私大度地将消化、整理、变化的中西乐舞艺术传向东亚、东南亚各国，从而推动了这些地区乐舞的形成与发展。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宋代宫廷里的队舞继承了唐代宫廷燕乐舞的传统，当然也不排除它与外来乐舞艺术交流的因素，但相对汉、唐时代规模已变得相当小。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使中国与日本、朝鲜、阿拉伯、波斯、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如东亚之国日本、韩国。在韩国至今仍保留上演着经由中国学习的西域乐舞“柘枝舞”，日本基本上照搬了唐代宫廷“燕乐”的表演形式与内容，并用中国周朝时的宫廷乐舞“雅乐”名字命名之。阿拉伯的乐舞艺术形式也影响了中国乐舞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如源自于阿拉伯国家的“木卡姆”传至西域，成为今天新疆地区的著名传统乐舞“十二木卡姆”。因此，阿拉伯的木卡姆和中国新疆地区的十二木卡姆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总之，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外各族人民文化艺术的交流之路，丝绸之路的乐舞交流是世界上各种文明交流中的一个亮点。本书试图沿古丝绸之路的沧桑历史探索中西乐舞艺术交流的状况，在探索中西乐舞艺术交流历史的同时，还对丝绸之路沿线文明古国乐舞艺术的生成、发展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作一探索，以便对各个不同民族文化圈内的乐舞文化，以及圈与圈之间的文化交流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现实意义
  以往的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主要是穿插在各种文化交流研究的综述中，比较零散，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近年来中外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文化艺术交流的研究开始朝系统性、交叉性方向发展，在理论上和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性的研究方法，对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的研究具有启示，如日本的岸边成雄、田边尚雄的研究，法国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王治来的《中亚史纲》，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林梅村的《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季羡林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董锡玖主编的《敦煌舞蹈》，以及阴法鲁的论文《丝绸之路上中外舞乐交流》等，都为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外，还有众多的中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突出研究成果，也为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一、研究方法
  对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不能用静止的目光来进行，而应以运动的、发展的目光来看待它。丝绸之路上的乐舞艺术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其独特的乐舞形态特征，它反映了历史流变的过程。
  从丝绸之路上纷繁复杂、多重叠合的文化交流现象中，寻找梳理出东西方乐舞艺术的历史线索，实际上是书写一部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交流史。既然是史，就得以时间为经线展开乐舞交流的内容，也就是说，顺着时间流程叙述东西方乐舞艺术交流的概况。顺着时间流程叙述东西方乐舞艺术交流史，意味着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的交流是呈动态状向前发展、变化的。一个地区的乐舞传播到另一个地区总是要发生一些变化，在历史发展中，有些乐舞艺术消失了，如希腊克里特岛艺术，古巴比伦艺术。有的乐舞艺术虽然在本国消失了，但在其他地区仍有发展，如周代雅乐在韩国的留存，唐代燕乐在日本的留存。还有的乐舞艺术至今仍然保存，如长巾舞、剑舞等。任何一种乐舞艺术的发生、发展与消亡都与当时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社会环境有关，它们在各民族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中产生，与它们一起发展，一起消亡。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与乐舞艺术的密切联系，要求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交流史的研究人员，必须探讨历代王朝的兴衰史以及文化史。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交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其发展中必然呈现出它的外部形态和联系。另外，对不同民族的舞姿形态的研究不能用机械、静止的目光去看待，而应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提出较为合情合理的观点。
  由于丝绸之路沿线各文明古国乐舞艺术产生的时间、传播的方式、演变的形式不同，因此，进行横向比较时有一定的难度，如古埃及艺术对克里特岛的影响，希腊键陀罗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龟兹乐舞艺术之间的关系等。对此，本书按时间经线结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乐舞分章进行研究，亦即对历史上的某一阶段上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乐舞形态，以及不同乐舞形态的相互影响进行探讨。谈论乐舞艺术交流的共时性是叙述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交流史的困难之处，但它又是探讨的重点，不能顾此失彼。因此，按时间经线探讨乐舞交流的同时，又要涉及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乐舞艺术风格以及乐舞生成发展状况。本书将尽力避免平铺直叙地介绍不同地区乐舞艺术交流的方式，努力以探索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乐舞艺术交流的原因和动力为目的，把一个地区的乐舞传播到另一地区之后发生的变化以及为什么发生变化作为叙述的重点。研究乐舞艺术的流变，就要研究当时社会状况、人文自然环境以及不同民族的审美观念、思维方式和哲学、宗教等深层意识形态。因为，这些因素都能导致乐舞艺术的流变。总而言之，要把乐舞艺术交流史放置于处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大的文化系统中去探讨，只有运用这种方法，才能了解乐舞艺术交流的深层内涵，追究到乐舞艺术流变的根本原因。
  二、现实意义
  丝绸之路乐舞艺术是中华乐舞艺术乃至世界乐舞艺术的组成部分。每一乐舞艺术的形成与发展都不可孤立看待，它是各种文化交融的结晶。不同时代有新的乐舞品种和乐舞风格，而新的乐舞品种、新的乐舞风格均带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要想了解世界舞蹈文化的生成与相互之间的影响以及乐舞艺术的发展的东西线索，就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审视、探讨横贯欧、亚、非三大洲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交流的历史情况，从另一角度来填补世界文化交流的空白。
  有关丝绸之路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的讨论在学术界长期以来处在西方主导的关系之下，包括西方的马鞍、车轮、灌溉技术等发明和宗教乐舞、舞蹈艺术等精神文化。这种文化理解来自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科技、文化的扩张时代。到了21世纪，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全球化缩短了新一代人对不同文化接触的心理距离，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交流绝不仅囿于“西来之说”和文化之河从文化发达地区流向文化落后地区，任何文化均受制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等。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呈现着双向交流的轨迹。中国汉唐乐舞艺术深受中亚以及中东、欧洲等地区影响。与此同时，中亚、中东、欧洲的文化也极大地接受着中国乐舞艺术的渗透。因此，过去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导向是不全面的。以全球化视野从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入手探讨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对研究世界舞蹈史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研究丝绸之路乐舞艺术有助于今天的学子了解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欧洲等地区的乐舞艺术交流历史。包括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波斯、阿拉伯世界，以及俄罗斯、西班牙、朝鲜、日本等地区乐舞艺术，改变过去局限于欧美芭蕾舞和现代舞的研究状况。21世纪的人们面临着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全球化挑战，许多国内外学者已意识到这一点，保护与传承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开始。丝路乐舞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部分，研究丝绸之路乐舞艺术是保护与传承行动的第一步，同时有利于改变过去中国舞蹈界偏重于欧美芭蕾舞和现代舞研究状况。可以说，自古以来五彩缤纷的丝绸之路乐舞艺术横贯世界舞蹈艺术的中轴线。研究丝绸之路乐舞艺术对世界部分舞蹈的发生、发展和交融以及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