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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东方民族迁徙与《赵氏孤儿》
  东方民族戏剧文化在东亚、中亚、西亚及欧洲的传播，首先与亚洲东部民族的向西迁徙有关。早在远古时期，中国与印度河及两河流域文明就有过接触，后来与西方希腊、罗马、埃及等国家也有过一些联系。公元前8世纪，一部分世居亚洲北部的塞人迁至黑海西北，后与希腊人管辖的殖民城邦建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并使吉尔吉斯与罗斯草原成为“丝绸之路”最早的经济文化通道。
  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在名著《历史》中提到的“斯基泰人”，与较他早二百年的阿里麻斯比记述的不断向西迁徙的塞人部落，实际上是同一种族，原来世居在中国河西走廊一带。也正是这支东方民族与米太人结成联盟而消灭了两河流域的强盛的亚述帝国，并输送至西方大量的东方民族优秀文化。
  居住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大月氏”原来是一个相当强大的游牧民族与国家，后来被日益强悍的匈奴打败，并杀死月氏王，月氏部众的大部分被迫向西逃至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并赶走了当地的塞人，这部分西迁的月氏人即大月氏。汉建元二年（前139年）以后，大月氏又受伊塞克湖地区的乌孙人的攻击，而继续向西迁至妫水，即今阿姆河流域，并征服了当地的大夏人。后来又征服了印度河与恒河流域建立了强大的大月氏贵霜王国，以迦腻色伽王为首而竭力扶植希腊与印度文化的融合，从而产生了灿烂辉煌的犍陀罗与梵剧艺术。
  “匈奴”原为中国历史上北方的一个重要的游牧帝国。汉五凤四年（前54年），匈奴分裂为两大部分。呼韩邪单于归汉，郅支单于控制了整个漠北并杀死汉朝使者后西迁。时至东晋宁康二年（374年），欧洲历史上记载东方匈人击灭阿兰聊国，后由顿河一带继续向西进攻哥特人，促使欧洲民族大迁徙。公元395年罗马帝国被动摇而分裂为东西两部，422～426年匈人大举入侵东罗马、西罗马乞和。众多学者认为，入侵欧洲的“匈人”即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匈奴的后裔，匈人的西迁又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次了解东方民族文化的机会。
  唐代天宝十载（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军队在怛逻斯城，即今中亚的奥利阿塔北面进行了一场大战。中国军队由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先期攻破石国，大食方面闻讯，阿布·穆斯里姆特派济雅·布·萨利赫前来援石交恶，本与唐军联合的葛逻禄部众反叛而与大食勾结，双方夹击高仙芝部众，至使唐军大败，士兵死伤殆尽，幸存者约两万人均沦为俘虏。其中如唐代著名学者杜佑的后裔杜环在大食留居十余年，写有一部《经行纪》存于《通典》，文中谈及在大食国目睹许多来自中国的“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北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環、吕礼”，以及一些乐舞艺人与各种唐代工艺品。
  辽代末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于公元1124年称王，率部西迁至中亚的楚河流域，势力逐渐扩大，其疆域包括西域与中亚东部地区而形成幅员辽阔的西辽。他们积极传播东方传统文化，并大量启用汉族文人，创作过形形色色的汉文与突厥文文学作品而对中亚、西亚地区文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帝国之后，即开始踏上征服西方世界的征途。他亲率二十万大军进攻中亚，后越过高加索山，侵入顿河流域，接着相继征服了东欧的俄罗斯、马札儿（匈牙利）、孛烈儿（波兰），以及两河流域的巴格达，至使立国达五百余年之久的黑衣大食灭亡，遂相继建立了辽阔的钦察汗国与伊尔汗国。在元朝鼎盛期，东西方交通得以空前的发展，正是此时，中国的“四大发明”及文学艺术迅速流传西方诸国，寂寞数年的“丝绸之路”又繁兴起来，波斯、阿拉伯人亦将中亚、西亚的传统文化输入东方诸国。
  至宋元时期，中原地区虽然派遣王继业等人率官方僧团数百人西行赴印度，然而时过境迁，收效甚微。值得一提的只有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王延德西行出访西域高昌，以及1219～1224年耶律楚材随蒙古汗西征，邱处机1221年奉命抵兴都库什山谒见成吉思汗诸史实。
  当年王延德奉宋太宗之命抵达高昌回鹘汗国，在此地他受到很高规格的礼遇与款待。自返回中原开封后，他写成《西州使程记》或称《使高昌记》一书，记载此地：“乐多琵琶、箜篌……俗好骑射。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余二社，冬至亦然。以银或鍮石为筒，贮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泼为戏，谓之压阳气去病。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以及回鹘王令胡伎艺人“持磐者以节拜”并“四面作鼓乐”，“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上述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形象具体的宋代西域少数民族乐舞戏剧历史画面。
  契丹人耶律楚材，法号湛然居士，其家族“藏书万卷堂，丹青成画癖”。他自幼受其濡染与熏陶，后从师于僧宗高僧，钻研佛教经典数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至中亚花剌子模，耶律楚材奉命扈从。后留居西域达六年之久，返京著书立说，所写《西游录》，翔实地记录了金元时期中国与中亚诸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情况。
  元代邱处机，号长春子，公元1219年奉成吉思汗之敦请，携带弟子十八人，历时三年，行程万余里，抵达中亚兴都库什山蒙古汗行宫。返回后他与弟子李志常一起编撰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书中所记沿途山水风光、生活习俗、经济贸易、风土人情等可谓人们研究东西方戏剧文化交流重要的文化背景资料。
  正是通过上述中亚、西亚、东亚等地的民族迁徙、军事征战及经济、文化、宗教等形式的交往，才使得西方诸国、诸民族了解到东方华夏多民族孕育的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也正是通过中外交通各种渠道，才使得东方传统音乐、舞蹈、美术、文学与戏剧等文艺形式沿着丝绸之路西渐至欧洲各国，其中如古典戏曲的代表作《赵氏孤儿》的西传即为真实而生动的例证。
  蒙元时期的对外扩张与“四大汗国”的建立，以及华夏“古代四大发明”的输出，在客观上打通了东西方之间的交通与经济文化交往。在此阶段，欧洲宗教文化界对中国格外关注，相继派遣一批又一批神职人员来我国传经布道，以及学习与引荐东方文学艺术，此风气至明清王朝日渐盛隆，从而导致华夏大量物质与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其中如元代著名杂剧《赵氏孤儿》得以在西方诸国翻译、介绍、录入刊布、改编与演出。
  继唐代西方景教与元代也里可温教输入我国，明代时期，罗马教皇控制的天主教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长驱直入华夏神州。最早于1540年9月27日由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组织成立一个命名为耶稣会的传教团体得到教皇保罗三世的批准；后于1549年首先派遣圣方济各·沙勿略到东方传教，先抵印度与日本，继往中国广州上川岛故去，在此之后真正奠定中国耶稣会传教基业的是意大利神甫利玛窦。
  1582年利玛窦经印度与澳门入华，1596年任耶稣会在华首任会长，他于1601年抵达北京向明神宗进赠礼物、如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象仪、三棱镜等。在华期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其“引言”中感慨地写道：“呜呼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先生就功，命余口传，自以笔受焉。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易稿。”他又与徐光启、李之藻合译《同文指算》、《测量法义》、《西学奇迹》、《坤舆万国全图》等，竭力将西方科学文化介绍到华夏。
  利玛窦来华非常注重儒道学问的研习，以及文学艺术，特别是音乐文化的传播。在裴化行著《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一书中，即有在利玛窦的会所里“还陈列着许多别样的新奇物品，例如声调悠扬的新乐器”的记载，其中一样即为“铁丝弦，随所按音调如谱”的“天琴”。他还著有《西琴曲意》一书，共分为八章：即“吾顾在上”，“牧童游山”，“善计寿修”，“德之勇巧”，“悔老无德”，“胸中庸平”，“肩负双囊”，“定命四达”，利玛窦向万历帝进呈西琴之经过，在他所著《西琴曲意》小引中有利玛窦本人之叙述：
  万历二十八年，岁次庚子，窦具贽物，赴京师献上，间有西洋乐器雅琴一具，视中州异形，抚之有异音；皇上奇之，因乐师问曰：“其奏必有本国之曲，愿闻之。”窦对曰：“夫他曲，旅人罔知，唯习道语数曲，今译其大意，以大朝文字，敬陈于左。第译其意，而不能随韵者，方音异也。”①
  受利玛窦传教布道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成功经验的启示，欧洲传教士遂非常重视对华夏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古典名著的翻译与介绍。至清康熙二十七年（1698年），法国耶稣会神甫约瑟夫·普雷马雷来华（亦译名为马若瑟神父）传教，他兴趣盎然地翻译《诗经》、《书经》等中国古籍，还撰写过《春秋论》、《中国语札记》等。在《春秋论》“自序”中写道：“瑟于十三经，二十一史，先儒传集，百家杂书，无所不购，废食忘寝，诵读不辍，已十余年矣。”后来他又注意到《元曲选》中的一百种杂剧，尤为打动他内心的是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全名《冤报冤赵氏孤儿》，一作《赵氏孤儿大报仇》或《赵氏孤儿报冤记》。他满怀激动地将其翻译题名为《赵氏孤儿·中国悲剧》。
  《赵氏孤儿》其本事原出自《春秋》、《左传》、《国语》、《吕氏春秋》、《史记》等史书典籍，后为历代话本小说、戏曲曲艺所演绎。此桩反映春秋晋国赵盾祖孙三代与国君晋灵公、屠岸贾之间忠奸仇报的悲剧故事，最初文字记载见于《春秋》及其《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等传文。
  《春秋》载：“（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又载：“（成公八年）晋杀大夫赵同、赵括。”上述三传依此资料而铺陈详述。其中以《左传》记载较详：
  宣公二年（前607年），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钮麂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麂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
  上述因晋国正卿赵盾勤俭奉公、主持正义而深得民心之缘，晋灵公多次派遣刺客除灭赵盾，均出现戏剧性结局：鉏麂见恭谨守职之赵盾，不忍刺杀，遂头撞庭槐而自尽；卫士提弥明识破晋灵公诡计，劝酒赵盾，犯上击毙恶犬“獒”，遂被杀；于首阳山上，赵盾赐饭肉于饿汉灵辄，后投桃报李，被营救于乱兵杀戮之中。其因果报应为“乙丑（九月二十七日），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赵盾兄弟还朝弑君立公。这些史实后世均融入戏曲作品内，以烘托真实惨烈的历史背景。
  不过从《春秋·左传》中所见，赵氏灭族及“赵氏孤儿”——赵武之身世，与后世记载大相径庭。如（成公四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成公八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却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其文献言及赵盾之子赵朔之妻越武之母——赵庄姬因私通叔公赵婴，而遭晋景公诛灭赵族。后因赵氏曾为晋国立有大功，遂扶赵氏后代复朝“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史书中并非赵盾三代犯上抗旨而被斩草除根；文中亦未出现逆将大夫屠岸贾；赵武亦非遗腹孤儿，而这些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因其需要而演化于后世。特别是太史公《史记》和元杂剧、明传奇与地方民族戏曲之中。
  《史记》涉及赵氏孤儿的有《晋世家》、《韩世家》、《赵世家》等篇章。与《春秋·左传》相左之处诸如：于《史记·韩世家》中出现《赵氏孤儿》戏文中至关重要的与赵盾三代不共戴天的宿敌晋司寇屠岸贾，以及剧中关键人物如韩厥、程婴、公孙杵臼等救孤佑孤藏孤之史实：
  韩厥，晋景公之三年，晋司寇屠岸贾将作乱，诛灵公之贼赵盾。赵盾已死矣欲诛其子赵朔。韩厥止贾，贾不听。厥告赵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绝赵祀，死不恨矣。”韩厥许之。及贾诛赵氏，厥称疾不出。程婴、公孙杵臼之藏赵孤赵武也，厥知之。
  在《史记·赵世家》中，太史公顺乎民心将其故事深化改造，更加富有戏剧性。诸如屠岸贾擅自杀戮赵氏家族，赵朔妻怀有遗腹，幸生为男孩；屠岸贾闯入景公宫，搜孤索孤，夫人将婴儿藏匿于裤裆获免；义士公孙杵臼与程婴殉节冒死藏匿赵氏孤儿于深山，待赵武成人后血恨复仇，诛杀屠岸贾全族，为此特录要文如次：
  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赵朔妻成公姨，有遗腹，走公宫匿。……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绔中……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依上所述，从《春秋·左传》至《史记》，除了赵家三代之外，史学家又增添了其盟友与敌人，构置了尖锐的矛盾冲突，确立了春秋战乱时期灭赵、复赵之孤儿复仇，戏剧情节，从而终于出现了脍炙人口的“赵氏孤儿”戏曲故事雏形。对此汉代刘向在《新序·节土》中称誉：“程婴、公孙杵臼可谓信义厚士矣。”
  越隋唐，至宋代，因国君赵姓，顺理成章而附会春秋晋国赵武作宗祖，并倍加褒奖与尊崇救孤之义士，至南宋赵氏更是奉若神明。千呼万唤，此时出现了第一部震撼人心的南戏剧作《赵氏孤儿报冤记》，后收录于《永乐大典目录》卷三十七之首。随之又问世驰名中外的经典名著，即元纪君祥的五折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简称《赵氏孤儿》。
  明清时期，因为西方诸国，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来到东方的印度、日本与中国传播宗教教义。在长期的耳濡目染当中，引起了对华夏传统文化，其中亦包括古典戏曲文学作品的关注与热爱。在法国神甫马若瑟首次全文翻译大型元杂剧《赵氏孤儿》之前，已有人对中国一些小型乐舞戏剧片断发生浓厚的兴趣。如在1713年有一位叫夏尔·里维尔·海弗赖斯尼的法国学者撰写了一篇“某些中国歌曲的唱词”的文章发表在《优雅信使报》上。其中即收录了一出关于“红线”传说的戏曲唱词片断，他在后记中写道：“我还希望在一段时间之后再提供三种歌曲的唱词。其中第一首是鞑靼人的，另外两首是汉人的，同时还有一首是天主教主祈经的唱词。”①此时欧洲文坛另有诗云：“戏剧中的每个人物，都会产生由理解它的作者推出的主人翁，即使他是斯基泰人或中国人。”
  在17世纪，英国已对华夏传统文化发生兴趣，他们以本土戏剧形式间接地宣传中国的历史。如1676年由埃尔卡纳·塞特尔写作并推演了一出称之为《征服中国》的历史剧，随之又有罗伯特·霍华德以悲剧形式创作了一出《鞑靼人征服中国》的戏。1737年由威廉·切特伍德写成的剧名挺长的一出戏《中国皇帝的看不见的丑角，中国伟大的皇帝，稳定的夫妻关系和应受嘉奖的道德》，随后又有《中国的节日喜庆》与《官吏或鳏夫丑角演员》陆续上演。
  在法国，亦有一批通过道听途说故事而演绎出的戏剧故事问世，诸如有人于1723年为圣日尔曼的集市编写了一出描写中国公主身世的戏剧《丑角演员巴尔贝、宝塔和官吏》；1729年在圣—洛朗的集市上又有剧团上演—出《回来的中国人》的戏；1754～1778年在法国巴黎陆续上演《中国的公主》、《中国人》、《鞑靼人》、《在法国的文明的中国人》、《中国和土耳其的芭蕾》、《中国的妇人》、《中国的节日》等反映华夏民族的西方戏剧，从中可见此时欧洲诸国文坛对东方中国传奇文化的关注。因此时是东北地区满洲人征服与统治汉族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故西方人尤对异族的入侵题材甚感兴趣，故此将首传西渐的《赵氏孤儿》改编成蒙元或满清与华夏文明古国的争斗历史即为势在必行之举动。
  本来赵氏孤儿故事出自中国春秋之晋国，为汉民族政权的忠奸恩仇之争斗，可传至宋元时期，已影射到异族入侵的复杂的文化背景。再加上满清时期被西方神职人员断章取义介绍给欧洲，自然被误讹演化成各种传奇故事。
  不知当时是因为马若瑟神父认为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大段唱词有碍于戏剧表演的节奏发展，有悖于西方话剧的传统模式，还是因为文言文曲牌翻译难度太大，怕经自己之手糟蹋了文雅唱词之韵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译文竟然全部“省略了原剧的唱词和诗语，只译出剧中的空白部分，这自然很难表现原剧的艺术特点”①。正因为马若瑟的重大失误，使得此部最早传入欧洲诸国的元杂剧经典删节本被翻译改编与整理为各种演出本，遂成为南辕北辙、面目全非的异化版本《中国孤儿》。
  马若瑟之所以如此做，后来我们从他致法国一位长者傅尔蒙的一封信中，得知其偏狭观念与难言苦衷：
  中国人完全不像我们那样在喜剧和悲剧之间作出明确区别。我之所以把这台戏称为悲剧，完全是因为我觉得它相当悲惨。……中国人的悲剧和喜剧中都搀和了一些唱词，他们用粗体字印刷这些唱词，很容易与道白相区别，或者是始终都提醒注意下面的话要“唱”。他们在每段唱词的开始都标明应根据什么曲牌唱。例如（V.g）应根据“夜深沉”曲牌演唱。这些曲牌的数目相当有限，演出中经常出现中断唱段而插入一两句不唱的道白。有些戏剧中的唱词很难听懂，尤其是对欧洲人来说更为困难。因为其中充斥着我们根本不习惯的隐喻和矫揉造作的内容。……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一名演员正在兴致勃勃的交谈中间，突然却引亢高歌了起来。②
  尽管马若瑟带着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偏见肢解了中国戏曲名著《赵氏孤儿》，但他毕竟是欧洲文字的第一个翻译与介绍者。自1731年他将此剧译本寄给法国长者傅尔蒙，后来又辗转到迪·哈尔德神父之手，1735年全文刊布于《中华帝国全志》，后于1755年又被索勒尔·德斯弗洛特编印为单行本。在此基础上，于18世纪后半叶，欧洲先后出现了有关《赵氏孤儿》五个改编本，引起了西方世界读者与观众的极大兴趣。随之又有各种译本与改编本出版，并形成中西文艺交流史上不曾多见的推波助澜之大势，诸如：
  1.法文：迪·哈尔德编著法文原版《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收录马若瑟法译本《赵氏孤儿》，1735年法国巴黎出版。马若瑟翻译的法文单行本《赵氏孤儿：中国悲剧》，1755年由巴黎阿·帕京出版社出版。伏尔泰改编本《中国孤儿》，1755年在法国出版。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儒莲）翻译《赵氏孤儿》，1834年由巴黎穆塔迪埃出版社出版。李尤亚伟选择本《赵氏孤儿》，1937年由巴黎现代出版社出版。
  2.英文：约翰·瓦茨翻译马若瑟法文本转译的《赵氏孤儿》，1736～1741年由伦敦出版。英文版两卷本《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卷，收录有根据马若瑟法文本摘译的《赵氏孤儿》，1741年由爱德华·凯夫翻译。威廉·哈奇特根据马若瑟法文本转译的《中国孤儿：历史悲剧》，1741年由伦敦查尔斯·科贝特印刷所出版。德罗莫尔主教托马斯·帕西编译的《中国杂记》收有根据马若瑟法文本转译的《赵氏孤儿》，1762年由伦敦多兹莱出版社出版。艾伦根据ChangChiJuen的改编本翻译的《中国孤儿：五幕戏剧》，1973年由伦敦米特雷出版社出版。
  3.德文：迪·哈尔德编著德译本《中华帝国全志》，1748年出版，书中收有德译本《赵氏孤儿》。歌德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为《埃尔彭诺》，在德国于1783年出版。
  4.意大利文：皮埃特罗·安东尼奥·麦塔斯塔西奥，根据《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英雄》，1748年在意大利出版。
  5.俄罗斯文：迪·哈尔德编著《中华帝国全志》，俄译本于1774年出版，内收有《赵氏孤儿》俄译本。
  从上述不完全文献资料统计，于欧洲各国流传的各种文字的《赵氏孤儿》均来自法文原版《中华帝国全志》所收马若瑟神父的法译本。此译本副题是由入华传教士马若瑟神父翻译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由此法译本演绎出来的欧洲各种文字的改编者分别是英国威廉·哈奇特、阿瑟·莫夫、法国伏尔泰、意大利皮埃特罗·安东尼奥·麦塔斯塔西奥、德国歌德等文坛宿将。经他们手下而成的《赵氏孤儿》根据各自所需而变得五花八门，均在马若瑟神父断章取义、支离破碎的基础上任意发挥，或更改时间、地点，或臆造人物与故事。但是剧作总的原则不曾改变，即一切人物与故事都发生在东方华夏国度，其中心事件都是围绕着胡汉世宿恩仇与相互文化交汇而设置。依此方可证实当时欧洲人通过移民文化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之认知。
  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将、著名文学家伏尔泰从《中华帝国全志》上阅读到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时，自然而然欲将人物故事套用到剧作家与杂剧作品所处的宋元或蒙元时期。他当时在给黎塞留元帅大公的一篇献辞中写道：“这出中国戏是于14世纪在成吉思汗本人在世的那个王朝中写成的。这是大获全胜的鞑靼人丝毫未能改变战败民族的风俗习惯的一个新证据。”由于此种落后民族军事侵略反被先进民族文化所征服的历史进化论思想所支配，伏尔泰按自己的主观想象肆意改编《赵氏孤儿》，作为历史剧可认为是失败的，可从艺术剧角度来审视，则有一定的成功与可取之处。正如法国著名学者巴赞（Bazinaine）于《元代皇帝统治时代编写的中国戏曲选》一书中遗憾地评判：“伏尔泰只能通过马若瑟神父的译本来判断《赵氏孤儿》，其中删去了原文中的所有诗句，并忽略了翻译戏中最为动人和最为悲怆的戏谱。”
  为了博得充满艺术气质与爱情传奇色彩的法国观众的欢心，伏尔泰不惜历史的真实，撇开原剧作，而信手杜撰出蒙元时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对汉公主易达迷求爱遭报复的西式悲剧式故事，致使有些西方评论家贬损伏尔泰，因他所为致使“成吉思汗由爱情变成更加高雅的西方喜剧中的丑角人物”。
  伏尔泰的剧作《中国孤儿》为5折32场戏，出场的人物有成吉思汗、窝阔台、兀思蛮、易达迷、扎迷惕、阿赛利、额坦、阿赛科、皇太子等，这说明他对东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尤其对草原丝绸之路沿途所发生的各种历史故事的关心。
  自18世纪中叶起，除了《赵氏孤儿》之外，华夏诸多民族戏曲陆续西渐进入欧洲绅士淑女的文化视野之中，如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统计与记载：
  至我国戏曲之译为外国文字也，为时颇早。如《赵氏孤儿》，则法人特赫尔特DuHalde实译于1762年，至1834年，而裘利安Julian又重译之。又英人大维斯Davis之译《老生儿》在1817年，其译汉宫秋在1829年。又裘利安所译，尚有《灰阑记》、《连环计》、《看钱奴》，均在1830、1840年间。而拔残Bazin氏所译尤多，如《金钱记》、《鸳鸯被》、《赚蒯通》、《合汗衫》、《来生债》、《薛仁贵》、《铁拐李》、《秋胡戏妻》、《倩女离魂》、《黄粱梦》、《昊天塔》、《忍字记》、《窦娥冤》、《货郎旦》，皆其所译也。此种译书，皆据《元曲选》，而《元曲选》百种中，译成外国文者，已达三十种矣。①
  综上所述，正因为蒙元时期成吉思汗与子孙借助“草原丝绸之路”不断扩大华夏民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方才有机会将中华多民族的乐舞戏剧文化介绍出去。
  第二节 西方使者与西亚宗教文化的东渐
  自古迄今，西方与东方始终以各种方式相互交往，其中最为普遍的交往方式是通过战争形式来扩大疆域，致使国家与地区之间相互产生某种依存关系；再有则是传播宗教文化以及进行各种经济贸易来往。随之是富有礼节性的文化访问，使双方直接发生接触的则是带有各种使命的使者互访行为。
  西方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希腊联军东征，将军事势力扩大至中亚诸国与南亚、东南亚诸国，并对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与地区产生重大的历史性影响。亚历山大为了让东方诸国真正成为希腊帝国之附庸，在所征服之地域广建希腊化城池，并使“大量希腊人、马其顿人涌到东方。他的殖民政策使这些人在中亚各地定居下来。在希腊官员的统治下生活，且同本地民族通婚。他们在中亚修筑城镇，实行军事屯垦，实行马其顿的制度等，也带来了希腊的文化和习惯。特别是希腊的艺术对中亚各族有一定的影响”①。
  塞琉古斯王朝与亚历山大时期一脉相承，仍忠实地执行希腊人的殖民政策，相继在中亚地区建立了75座城池，有些城池直接建立在西域的石国、康国境内，即今中亚的塔什干与费尔干纳一带。为保持古希腊文化的纯洁性，塞琉古斯王朝在中亚新建的城镇之中，广建希腊式神庙，并迫使当地人供奉希腊诸神阿芙罗狄蒂、宙斯与阿波罗。
  古罗马是在吞并了叙拉古、他林敦、库米等“大希腊”移民城邦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强大帝国，在与塞琉古斯王朝的战争中，罗马侵占了小亚细亚与地中海、黑海地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执政期间在拜占庭建立新都后，马上开始与东方诸国及中国展开大规模的经济贸易。在汉代，中国与罗马的经济贸易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与民族，以及西域一带的商旅使节进行，后来随着罗马帝国疆域的扩大，东方诸国的丝绸与香料则直接落入罗马商人之手。东汉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前往洛阳朝贡，所带西方乐舞与大秦“幻人”。《后汉书》卷八六记载前来献演之艺伎，“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通大秦”。文中之“大秦”在中国史书上系指罗马，“海西”则指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亚历山大城。随后，罗马与中国交往日益密切，通过各种经济贸易，中国丝绸风行于罗马宫廷与上层社会。据记载，罗马统治者恺撒与埃及丽奥巴特拉女王都曾以穿中国丝袍为时尚。此时罗马帝国已建立霸权的地中海沿岸的著名手工业产品，诸如夜光璧、琉璃、海西布、火浣布等特产也相继传入中国与东方诸国。
  罗马帝国分为东、西罗马之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国都迁至拜占庭，定名为君士坦丁堡。拂菻即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专称。这座被马克思称誉为“联结西方的黄金桥梁”，与东方唐朝京都长安遥遥相望，当时为世界上最富有与繁荣昌盛的工商业城市。
  隋唐时期，罗马与中国以地中海畔的安提阿克城为联络中心而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总结华夏通往东罗马的传统陆路商道共有三条：“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另外还有三条海路相通，即其一是从叙里亚境内安谷城乘船直达地中海；其二是从安谷城北行至海北，复直西行海西，然后转君士坦丁堡；其三是乘船经印度洋取道波斯海湾至东罗马。唐贞观十七年（643年），拜占庭曾遣使沿上述陆路丝绸之路通唐献送朝廷“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获知答聘而“赐以绫绮”。
  中国与古罗马的陆路交通主要借助于东方突厥汗国，我们可从拜占庭史学家弥南《希腊史》中了解到，于公元6世纪中叶，驻留于西域的突厥可汗曾会见过拜占庭使节蔡马库斯一行，并赠送东罗马中国许多丝绸与珍宝。在此之后，实厥可汗曾派遣一位名叫马尼亚克的粟特人作为使团的首领，携带价值达万余的丝绸出使波斯与拜占庭。使团沿着“草原之路”于568年年初抵达君士坦丁堡，受到拜占庭帝国宫廷的热情接待，并举行了隆重的盟誓仪式，缔结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据弥南记载，在蔡马库斯出使突厥汗国以后的十余年间，仅留姓名的拜占庭使臣就有尤蒂丘斯、凡伦丁、赫洛迪亚斯、鲍洛斯等人，其中于576年随同凡伦丁出使突厥的拜占庭使团就多达106人。
  汉唐时期，西方大秦、拂菻等古罗马所属国家与我国交往甚密，如《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牛、瑇琩，始乃一通焉。”文中所记安敦王即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所派使者即为他身旁部将伽亚乌斯。《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自海西大秦的杂技幻人来华为永宁元年（120年），据书云：“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
  古罗马与我国发生接触还有以战争迁徙为方式。早于公元前54年，罗马大奴隶主、军事首领克拉苏率领七个军团约四万人进攻安息。第二年在叙利亚境内的卡莱与波斯人的一次大战中失败，其长子为第一军团首领，率残部六千余人突围，几经曲折，最后逃至郅支单于占领的西域康居国。后又辗转至中国河西走廊一带，当时被西汉元帝安置在骊靬城。
  受希腊、罗马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还有西域“昭武九姓国”，此为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史学界对今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两河流域九姓政权的总称。依《新唐书》称其九姓为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公元6世纪，以九姓为名的中亚诸国被西突厥所控制，后来唐朝又平定突厥，将其势力一直延伸至里海南岸与伊朗西部地区，唐王朝并以封王的形式来确定对昭武九姓及其他中亚诸国的宗主权。
  中国西部祁连山北昭武城（即今甘肃省临泽县境）其支庶分王各地九处，亦谓之“昭武九姓”。据考，其族属与中亚“昭武九姓”之康国（今中亚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一带）有直接关系。再有中亚“昭武九姓”之米国，原为大宛国（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与古希腊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古代西域人称希腊为yavan，“大宛”犹言汉译地名“大希腊”。自从张骞通西域访问此地后，于太初三年（前102年）大宛降于汉遣使献汗血马，唐天宝三载（744年）玄宗改其大宛国名为宁远，并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妻其王。
  与中国始终保持密切关系的中亚大夏（Bactria），音译为巴克特里亚，亦称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此国于公元前255年由希腊人狄奥多特斯控制并宣布独立。大夏国地处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地区，为吐火罗人世居之地，原属波斯帝国一行省，后隶属于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古斯王国。大夏境内产生的吐火罗语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属于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所用字母为婆罗谜字母，在古代西域甚为流行。它不仅运载了佛教乐舞文化，还将古希腊与印度文化融铸的吐火罗语戏剧《弥勒会见记》剧本介绍至东方，此可从季羡林先生撰《吐火罗语与尼雅语》一文所知：
  吐火罗语发现后，人们对中印文化交流和佛教传播的认识，起了根本的转变。原来佛教最初不是由印度直接传入中国，而是经过吐火罗民族或说吐火罗的人为媒介。①
  原来隶属于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古斯王国的安息（parthia）音译帕提亚，自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一直是罗马帝国与中国经济贸易的必经之地。公元97年，汉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使罗马抵安息时，当地政府与汉政权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此之前，汉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派副使赴安息等国，安息王曾派两万骑兵到边界迎接汉使，并将大鸟卵及东罗马善眩人赠送给汉朝。东汉章和元年（87年）安息派使者送来狮子与符拔兽，公元101年又给汉朝馈赠狮子与安息雀。
  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安息国太子安世高东行来到洛阳从事佛经翻译。安世高，名清，以字行。在国内因父死出家学习佛教，从而精通小乘经典，并习学禅经。他来到中原地区二十余年中，译出佛典九十五部，共一百一十五卷，其中如《安般守意》、《阴持人》等禅经，宣扬数息、止观的坐禅方法，对后世的中国佛教文化及禅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安息于公元2世纪末日趋衰落，公元224年波斯侯阿尔达希尔举兵独立，并建立了强大的萨珊王朝，定都于今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泰西封。在萨珊王朝（226～624年）期间，该国一直与我国的北魏、西魏、北周与隋唐保持友好关系与交往。波斯国王库萨和多次派使者访问隋朝，隋炀帝也曾派遣云骑尉李昱回访波斯。唐永徽年间，波斯王伊嗣俟派使者向唐朝馈送活耨蛇等类礼物，与此同时，还通过官方与民间各种渠道向中国输送大量萨珊波斯艺术品。萨珊王朝艺术品主要表现在绘画、雕刻、金银器和织锦图案方面。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发展，古代伊朗、叙利亚、耶路撒冷与吐火罗等地区的波斯画师东行来到西域地区，将浓郁的希腊、罗马式绘画风格融入佛教石窟、寺院与墓室壁画之中。例如中国古代龟兹“克孜尔千佛洞中的画师洞、海马洞、十六剑带洞、摩耶洞和库木吐拉骑士洞的壁画，均是6～8世纪的作品，都有浓厚的萨珊波斯绘画风格。而吐鲁番附近哈拉和卓故址的摩尼教寺院7～8世纪的壁画，人物都用白描线画，色调均以白色为主，也体现了萨珊绘画的艺术特色”①。另外还有两种萨珊波斯风格壁画图案，即穹庐天井的菱形鳞状壁画与工艺美术中的联珠纹鸟兽纹联珠对雁纹图案也流行于中国新疆、甘肃与陕西等地区。
  起源于中东亚述古国，后由波斯发展的萨珊波斯翼兽石雕沿丝绸之路亦传入印度与中国。此种雕塑艺术品一般出现在王公贵族陵墓前，希腊式石柱经波斯输入中国，加上中原地区传统石刻艺术亦成为六朝陵墓柱雕与墓表。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金银器皿工艺品，譬如北魏首都代城出土的海兽纹浮雕八曲银洗、鎏金高足铜杯和鎏金银碗。陕西西安城郊出土的高足金银杯、卑路斯银币、乐工八棱金杯、舞伎八棱金杯、狩猎纹高足银杯等金银器，都具有强烈的萨珊王朝工艺美术风格。至于精美的“波斯锦”更是风行于中国西北地区。波斯式织锦图案流行较广的有立鸟纹、骑士纹等，这些纹样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与甘肃河西走廊墓室陪葬品中均有发现。
  公元7世纪上半叶波斯国力衰落，阿拉伯诸国日益兴起。公元642年双方交战，波斯大败，伊嗣俟逃往波斯东部边疆，于651年在木鹿附近被害，萨珊王朝覆灭，其王子卑路斯逃至吐火罗。他后来在唐朝的扶持下于疾陵城（今伊朗锡斯坦扎博勒）重设波斯都督府，次年立卑路斯为波斯王。673年他被白衣大食驱赶避难于唐长安，被册封为右武卫将军，后奏请在长安醴泉坊建造波斯寺，即景教寺。卑路斯死后，唐高宗授左威卫将军，并派吏部侍郎裴行俭与肃州刺史王方翼为正副使，后将其子泥涅师师护送回波斯复国。波斯部众自此后曾十余次派遣使者到唐朝进贡，送来名贵的珍珠、琥珀等以示友好。
  历史上西方与东方诸国进行各种文化交流，更多地以宗教为其载体。据史书记载，东罗马拜占庭政府多次通过基督教与唐朝进行官方接触。《旧唐书》云：“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实际上这次遣使来华的并非拜占庭皇帝，而是教皇狄奥多罗斯。于719年1月，拂菻王遣吐火罗大首领来长安献狮子、羚羊各两只，同年又派景教教长大德僧向唐贡献，后又复来一次。唐朝以礼相待也派使者回访了拜占庭。《旧唐书》真实地记载了拜占庭国都，其城南有大门，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又云“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在三重城墙的第二门门楼中，有大金秤系金丸十二枚，能按时发声引唱报时。我国于公元7世纪朝廷所造敲鸣水钟即受拜占庭工艺影响而制成。
  罗马与波斯以景教、袄教、摩尼教等为载体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更是有史可查。向达先生在其名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将上述诸教统称为“西亚新宗教”，并指出，“西亚之火袄教、景教、摩尼教，亦于唐代，先后盛于长安。综此各方面而言，有唐之西京，亦可谓极光怪陆离之致矣”。随着东罗马与波斯所奉行的西亚诸教的东渐，西方发展成熟的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等亦随之长驱直入。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教派，亦称之为波斯经教、大秦教或弥尸诃教。此教的创立者是叙利亚人聂斯脱留斯，故名基督教之聂斯脱利派。聂斯脱留斯曾在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任大主教，后来被基督教会所排挤，其原因是基督教东派教会内部于公元5世纪由于对基督教持有不同观点，从而形成相互对立的亚历山大里亚与安提阿两派。于公元431年以弗所公会议上，得到罗马帝袒护和西派教会支持的亚历山大里亚派获胜，其结局将属于安提阿派主张的基督二性二位说判为异端，并把大主教聂斯脱留斯革职流放。在亚历山大里亚派大主教西利耳的猛烈攻击以及罗马皇帝与随从的残酷迫害下，聂斯脱留斯向东逃亡，沿途在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传布教义。追随他的信徒遂形成为聂斯脱利派。于489年前后在波斯由于受到国王的宽待与保护而获得较大的发展，并正式建立总教会，随之该教在中亚、西亚与东南亚广泛传播，并于唐代传入中国。
  在中国对于景教传入的确认是在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此年在陕西西安市西郊的周至附近挖掘到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总高约9尺、宽约3尺、厚约8寸。碑首是飞云和莲台烘托着的一个十字架。包围十字架的是一条名为“螭”的无角之龙，左右配有百合花图案。石碑的正面镌刻着近两千个字，下面和左右两侧用叙利亚文刻有70位景教僧人的名字与职称，碑文作者是景净，书写人是李秀岩。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载内容，即东罗马输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受到唐太宗以后六代皇帝优待长达150年间的历史发展过程。碑文分为两大部分，即先是序文简略地介绍了景教的基本信仰，以及景教如何传至唐代长安的历史事实。接着则是用韵文形式书写的颂赞词。此景教碑出土刊布后，即轰动了西方宗教学术界，其碑文被迅速译成各国文字而广泛传播于基督教世界。
  根据景教碑记所知，唐贞观九年（635年）罗马帝国大主教阿罗本携真经来到唐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京都西郊隆重接迎。另外还允许他在皇帝藏书楼译经传道，并资助在长安义宁坊建造“大秦寺”，亦称波斯胡寺，据阿罗本自称为波斯景教总主教易朔亚伯二世所派遣。
  除了义宁坊之外，在唐朝廷的支持下，波斯王卑路斯于677年在长安醴泉坊建造景教寺。景龙中（707～709年）改移至布政坊西南。唐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还令高力士设立神坛，特送去五幅先宗皇帝的画像，安置在景教寺内。并且召集过景教士罗含、普论等17个传教士一同去兴庆宫“修功德”。
  唐高宗时，除了长安城外，全国各地都在建造景教寺院，例如洛阳率先于修善坊建景教寺，朝廷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以维护他在中国景教大总管的宗教地位。据景教碑记载，此时景教大走红运“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当时景教寺院与信徒遍布全国各地，朝野上下人头攒动。景教僧侣纷纷至景教寺院受洗，听法题榜，设坛祭拜，并借此广泛译经与传播西方宗教文化。唐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诏禁止佛教流传，拆毁天下寺庙，勒令僧尼还俗，景教也受到严重打击，教士二千余人被逐，一时绝迹于中原，但是景教在契丹、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很流行。当时景教此后输入的西方天主教被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又因二教均属于基督教，其信徒均佩戴十字架，又被统称为“十字教”，作礼拜的教堂被称为“十字寺”。
  据考证，“也里可温”为蒙古语“有福缘的人”或“信奉上帝的人”之意。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代西方基督教在草原牧区非常盛行，人们出征办事都要请基督教预言者诵读赞美诗，然后施行法术。忽必烈于1289年专门设立“崇福司”专门“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文中“马儿哈昔”是“主耶稣”之意，“列班”为东方对神职人员的称呼。据意大利使者马可·波罗介绍，当时在北京、杭州、西安、甘肃、宁夏、镇江和泉州等地都建有基督教堂。1278年，忽必烈还委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的马薛里吉思为也里可温教的布教总管，据考，他原为中亚撒马尔罕的一位聂斯脱利派教徒。
  “袄教，”亦称火祆教、火教与拜火教等，该教因公元前6世纪为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大夏创建，故又称其为琐罗亚斯德教。袄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在古波斯语中被称作查拉图士特拉（zarathustra），出生于波斯西北部米底亚区拉格斯镇一个名叫斯比泰玛骑士的家庭，从事祭司职业。他三十岁时创建了琐罗亚斯德教，后得到大夏国王维斯塔巴的支持而得以长足发展。
  祆教于公元3～7世纪一直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在此期间大规模传入中亚与中国西域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地，南北朝时北魏、北齐、北周的皇帝都曾带头供奉祭祀。隋唐时期流播于中原与江南地区，后来因伊斯兰教的排挤而向印度西海岸与南亚次大陆发展延伸。
  据考，袄教之“祆”是“天”与“神”的缩写，故此中国北朝与西域诸地对祆教所信奉的神称之为“天神”或“胡天神”。据古籍《玉篇》解释：“袄，阿怜切，胡神也。”琐罗亚斯德教传至中国后，因此教既崇拜火，又崇拜日月星辰，故称其为拜火教、火袄教或祆教。称祭拜庙宇为祆祠，此称谓最早见于唐武德四年（621年）在西京即长安布政坊西南隅所立的祆祠，以后于中原与江南广建祆寺，以供袄教信徒礼拜。
  “摩尼教”亦称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牟尼教等，此教为波斯人摩尼于公元3世纪创立的古代宗教。摩尼于公元216年出生于南巴比伦安息王族家庭，其父帕蒂克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二十五岁时在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诺斯替教等教义基础上创立了摩尼教。该教教义的核心如许地山先生所述：“摩尼的思想出发点在他的二宗门和三际论。”①二宗：谓光明和黑暗，即善和恶；三际：谓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摩尼自称为上帝选派的最后一名“先知”。他生前四处布教，后在萨珊王朝沙波尔一世的保护与支持下，使摩尼教流行于亚、非、教唱经图欧许多国家与地区。
  摩尼教在摩尼生前与死后不久，已经西传至叙利亚、埃及、罗马、西班牙等地，其教义先后对希腊哲学和西欧基督教之鲍括米勒派、阿尔比派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同时亦东传至中亚西亚与南亚各地，大约在公元6～7世纪输入西域以及漠北回鹘国。宝应元年（762年）被定为国教，唐代始得在汉族地区传播。
  据史书记载，摩尼所出生的地方曾深受古希腊、罗马宗教文化之影响，他成人时受“推茵”天使启示而创立了东西方宗教文化交融之新宗教。后来他被瓦拉姆一世斥为异端而放逐至印度北部与中国西部地区，公元277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另据《纳丁的科学书录》记载，摩尼处死后，其教徒“被迫东迁，直至渡过巴尔克河，进入可汗的国土”。无疑在此时教徒们以摩尼教为媒介而将中亚乃至西方文化，其中亦包括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直接或间接地传至东方诸国。
  第三节 中原地区乐舞戏曲艺术的西传
  自远古至近世，历代中国王朝都颇为重视与毗邻四夷诸国加强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隋炀帝曾为炫耀皇威国势，进行过一次规模盛隆的西巡。于隋大业三年（607年）至河西“燕支山”下召见“西蕃胡二十七国”使节，观赏各地献演的乐舞杂戏，《隋书·音乐志》云：“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
  据汉唐历史文献记载，中原汉风乐器中有大量传至西域诸国与河西走廊一带，如《隋书·音乐志》所述：“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另如《旧唐书·音乐志》云：“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由此说明“西凉乐”实以中原旧乐为基础兼容其西域胡乐而形成。其乐器据《通典》载，除了西域诸乐器之外，还出现有钟、磬、弹筝、筝、笙、箫、横笛、卧箜篌、铜钹等汉风乐器。
  历史有据可寻，西域诸国、诸乐部曾融入许多与道教文化有关系的汉风乐器，例如《龟兹乐》乐器编制中有“笙”、“笛”、“箫”、“铜钹”等；《康国乐》中有“长笛”、“铜钹”等；《疏勒乐》中有“横笛”、“箫”等；《安国乐》中有“笛”、“箫”、“铜钹”、“歌箫”等；《天竺乐》中有“笛”、“铜钹”等。其中还有许多“鼓”类乐器，有些为西域本地所产，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则来自我国中原地区。
  另外通过姜伯勤先生的学术论文《敦煌壁画与粟特壁画的比较研究》所提供的图片与文字记录得知，在中亚撒马尔罕郊外阿弗拉西阿勃康国都城遗址壁画中也有一些汉风乐器，其画面绘有一只满载艺伎的船，一位中国古代仕女悠闲地弹奏着古筝，由此他得出结论“粟特地区在7世纪还流行着唐人伎乐”，并说“从粟特壁画中伎乐形象的分析，可以看见在粟特地区流行着粟特文化、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乌兹别克斯坦女学者普加琴科娃与列穆佩亦对此地汉风乐舞壁画兴趣浓厚，他们进行实地考察后描绘道：
  北墙上的画面：左边是水，右边是陆地。在粼粼的波光之上有两只小船，一只上坐着几个男子并载有物品，另一只上（已经远去）坐着几个中国女子。女乐师们弹奏着弦乐器以安慰悲伤的公主。可以猜想画中这位姑娘正被带往异乡。①
  河西走廊黑水城自古为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中枢，后来被确定为西夏故都，元朝时仍为蒙古王公的夏宫所在地。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中国朝觐忽必烈时，曾参观过这座神秘的古城，称其城为“伊齐纳”。此城位于当时的唐古忒省境内，现为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管辖。据文献记载，此城毁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1907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组织了以科兹洛夫为首的探险队两次来到黑水城盗宝，据冯沅君在《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一文中记载：“1907年至1908年，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考察蒙古、青海，发掘张掖，黑水故城获西夏文甚伙。古文湮沉，至是复显。此刘知远戏文残本四十二叶（页），即黑水故城所得古书之一也。”郑振铎在《刘知远诸宫调》一文中也写道：“古代的黑水城，便是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1907年到1908年间发掘过的一个古城。由于这次的发掘，使这个湮没已久的黑水古城的名字重复显赫地出现于人间。这次发掘的规模相当大，所获得的古物及西夏文的经卷、文书极多，其中也有若干汉文的书籍在那里。”②据山西师范大学戏剧研究所教授黄竹三考证，于黑水城所发掘的“姬氏刊历代美女图”（亦称《四美人图》）、《徐氏刻义勇武安王位》、“刘知远事戏文”（亦称《刘知远诸宫调》）均为古代山西临汾“平阳书坊”珍贵版刻：
  早在本世纪之初，即1907～1908年，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即在古西域黑水城（今甘肃省境内）发现金代平阳（今山西临汾）书坊所刻《刘知远诸宫调》，这是现存诸宫调刻本中最早的一部，是研究诸宫调形成发展，以及对戏曲影响的珍贵材料。①
  另外也是在黑水城发掘出土一部由西夏党项人骨勒茂才编著的胡汉文对照的古代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这对我们研究汉地道教与胡地佛教文化交流史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②。正是借助于此部辞书，方才得以解开西夏“天书”之谜，才陆续出现如《文海》、《音同》、《五音切韵》等重要的西夏文字典。通过此书我们亦可窥视古代西夏与中原地区乐舞、说唱与戏曲交流之真情实景。值得重视的是《番汉合时掌中珠》还出现有描绘宫廷乐舞与民间说唱戏弄的文章辞令。今存俄罗斯“俄京研究院亚洲博物馆”（亦称“东方研究所”）的西夏汉文本《杂字》亦为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故城所获珍贵文物。
  唐、宋、元代，华夏之“傀儡戏”与“影戏”不仅流行于河西走廊，还远播于西域与西亚地区。如在新疆吐鲁番古代高昌之“阿斯塔那”206号墓，即唐代左卫大将军、都管曹郎中张雄夫妇合葬墓，从中清理出大量彩色绢衣木俑以及木构戏台。据金维诺、李遇春在《张雄夫妇墓俑与初唐傀儡戏》一文中记载考古发掘之详情，尤以出土的唐代百戏乐舞绢衣彩绘木俑引人注目，据该文记载：“男绢衣木偶共出土7个，完整的两个。头戴乌纱帽，身着黄绢单衣、白裤，系黑带，穿乌皮靴，或歪嘴斜目，或翘唇瞪眼，具有明显的嘲弄表情。虽然面貌奇丑，但是似弄愚痴而引人发笑。”“17个绢衣彩绘女俑，不是一般的舞俑。这些女俑不但具有不同的装饰打扮，不同的俯仰转侧情态，而且还有女扮男装的。一个眉贴翠钿，面施圆靥的女性面孔，却戴着乌纱帽。帽前正中雕绘山形，山两侧云朵飞绕。另一个同样眉目清秀，‘樱桃小口’的少女也头戴介帻作男装，而脑后发髻隆起，露出女相。这类木偶不直接雕绘成男角，而要刻画成女扮男装，正是当时演出就有由女优扮演男身的缘故……其他15个女俑，也都是眉间画花钿，朱唇两边点星靥，发髻各不相同”的傀儡乐舞戏俑。其中有表演“弄参军”戏的；有“女优装扮生、旦角色演‘合生’”的；有“8人或16人的队舞”饰演“俳优之戏”的；还有“表演《泼胡王乞寒戏》”的。二位学者根据古代文物与文献资料对照核实后论断：
  这些绢衣木俑，男的“滑稽戏调”，女的“秾华窈窕”，无肃穆忧戚之情，有嘲弄欢欣之态，不似一般殉葬明器，却与唐代有关傀儡的记载，无论在装饰、制作，还是仪表、表情等方面，都可以相互印证……因此，无论从制作或形象，都证明这些绢衣木俑是表演歌舞戏弄的傀儡……这批初唐傀儡的出土，在戏剧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③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墓中与上述傀儡戏弄木俑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木构建筑模型残件，其中有雕梁、画柱、斗拱、回廊，经组合为一体竟然可形成供傀儡木俑表演的木构戏台模型。此种舞台建筑样式恰似唐宋时期道教祭祀活动中所供木偶戏表演之“祭盘”，由此亦可进一步证实中原乐舞戏剧艺术西渐对西域与中亚地区文化之影响。
  西亚之小亚细亚（今土耳其）自古迄今流行着中国“影戏”。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在历史上曾称为君士坦丁堡，为东罗马或拜占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曾与我国各朝代文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我们可从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中获悉：
  在中世纪中期，一名多少懂一点汉语的波斯普通商人是怎样把汉语中的一些措辞、谚语、谜语，当然还有中国乐曲从北京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在“中世纪”，中国文化从东向西缓慢地取代了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形成了我们文化的基础。①
  翻开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方知在人类历史进程西方诸国通过各种途径，曾不择手段地大量输入东方中国的乐舞戏曲作品。譬如借道中亚、西亚与南欧流徙于海外西班牙爱斯高里亚（Escorial）圣·劳伦佐（Sanlorenzo）图书馆的明代中国戏曲选刻藏本《风月锦囊》、《全家锦囊》（前编、续编），内含大量乐舞、杂曲、说唱与41出戏文、传奇、杂剧曲目。另有一位俄罗斯汉学家在丹麦皇家图书馆与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湮没已久的明代中国戏曲散曲选集《乐府玉树英》、《乐府万家新》、《大明天下春》，其中收编许多散曲、杂唱、诗词、俗语，以及100余出戏曲剧作片断。
  还有自明清时期，西方来华文人与传教士陆续将中国传统戏曲剧目与小说、曲艺作品翻译介绍，并推演于欧洲诸国之历史史实，其详情可参阅王丽娜编著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清代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普雷马雷将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翻译后介绍至巴黎。1762年，英国汉学家德罗莫夫主教托马斯·帕西将此剧又译为英文，并易名为《中国孤儿·历史悲剧》。在此之后，法国作家伏尔泰、德国诗人歌德也曾亲自动手改编过《赵氏孤儿》。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西方诸国珍藏的此剧译本多达17种。在历史上被翻译引荐至西方诸国的中国古典名剧还有如《西厢记》、《汉宫秋》、《窦娥冤》、《望江亭》、《秋胡戏妻》、《倩女离魂》、《救风尘》、《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另外还有中国传统的神仙道化剧如《铁拐李》、《岳阳楼》、《黄粱梦》、《灰阑记》、《误入桃园》等译本，从而雄辩地证实华夏传统文化与道教思想对世界的巨大辐射力。
  我们沿着联结亚、欧、非洲的“丝绸之路”一直向西走去，沿途不仅能俯拾丰富多彩的华夏物质珍品，而且还能随处可遇绚丽多姿的中原精神瑰宝，如在河西走廊逢年过节可以倾听到道教色彩颇浓的劝善惩恶的各类宣讲宝卷；可在敦煌莫高窟看到宣扬儒道孝义精神的《目连缘起》、《目连救母》经文与变文讲唱本，以及消灾灭祸的“儿郎伟”与“驱傩辞”；在新疆库尔勒巴州博物馆，笔者颇为惊奇地目睹到西域古楼兰国且末苏伯斯坎古遗址出土的古抄本：中原【曲子词】《大石调》与【董西厢】《仙吕调·赏花时》等戏文曲艺残片，这两件珍贵文物所标识的书写时间为元代初年。上述众多历史事实均说明具有强大兼容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确实已经西渐，并对西方诸国、诸地区、诸民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