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古希腊悲喜剧的发源地——“希腊”，在历史上是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西岸一些奴隶制城邦的总称。公元前12世纪至前8世纪的荷马时代，希腊氏族制度趋于解体。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以斯巴达为盟主结成伯罗奔尼撒同盟，即开始连年发动战争，在地中海与黑海沿岸兴建一系列殖民城市。于公元前5世纪，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希腊的奴隶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艺术获得高度发展，古希腊悲、喜剧也随之迅速进入成熟时期。然而历史车轮驶入公元前4世纪，希腊各城邦普遍经历危机，毗邻山区国家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率兵乘虚而入征服了希腊，其子亚历山大在位时（前336～前323年）大举侵略东方亚洲，旋而进入“希腊化”时代。
  对于希腊主权国家，马其顿国蛮族的入侵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灾难，古希腊悲喜剧为此而一蹶不振。可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远至波斯、印度与中国西域，则不自觉地将业已成熟的丰富多彩的希腊艺术带入了东方诸国，有力地促进了欧亚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在“希腊化”政策的影响下，古罗马统治者又将此种跨洲越国的艺术交流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亚历山大在东方诸国的主要继承人是塞琉古斯一世，在他的竭力推行下，印度西北部、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之“大夏”，以及西域“昭武九姓”所属国几乎全盘希腊化。
  亚历山大为了让东方诸国真正成为希腊帝国之附庸，在所征服之地域广建希腊化城池，并使“大量的希腊人、马其顿人涌到东方。他的殖民政策使这些人在中亚各地定居下来。在希腊官员的统治下生活，且同本地民族通婚。他们在中亚修筑城镇，实行军事屯垦，实行马其顿的制度等，也带来了希腊的文化和习俗。特别是希腊的艺术对中亚各族有一定的影响”②。
  塞琉古斯王朝时与亚历山大时期一脉相承，仍忠实地执行希腊人的殖民政策，相继在中亚地区建造了75座城池，其城大多建立在西域的石国、康国境内，即今中亚的塔什干与费尔干纳一带。为了保持古希腊文化的统治性，塞琉古斯王朝在中亚新建的城镇之中，广建希腊式神庙，并迫使当地人供奉希腊诸神。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东征亚洲诸国时，在遥远的西亚、中亚与西域诸国曾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希腊化”的“希腊—巴克特里亚”文化圈。亚历山大逝世后，由他的部属马其顿将军赛留弧控制，并在毗邻中国新疆的兴都库什山脉腹地阿依罕努姆修建完全希腊化的“尤克拉泰迪亚城”。一支法国考古队从1965年始在这里花费了15年时间，挖掘出一处规模极为恢弘壮观的都城王宫，其中仅一座宫院就有118个圆柱的希腊科林斯式柱廊环绕。坐落在奥克萨斯河岸的希腊式体育馆则受到汉密士与赫拉克西方神灵的护佑。宫殿前塑有多尊希腊神像，如“希腊自由女神‘大神母’乘坐在狮子拉的四轮车上，赶车人是另一位希腊传统女神像，一位带翅的胜利女神”。为此，从事考古发掘的保罗·伯纳德在《中亚希腊古城》一文中大为惊讶地写道：“当初，谁也没有料到在中亚这样偏远的角落存在这样一座强大的、富有的都城，没想到会发现希腊殖民者们一方面顽固地全面继承希腊文化。另一方面，又一心一意地接受着如建筑和宗教礼仪等东方的实践。”①
  在此文中，他还披露了两条对古希腊戏剧东渐历史铸成铁证的古希腊悲剧文献与剧场文物的珍奇资料。法国考古学家在阿依罕努姆古希腊文化废墟中，发现了几份古希腊纸草书写着“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论文的片断和一篇希腊文诗歌的片断”。由此证实了古希腊传记作家蒲鲁塔克随军之文字记载：“亚历山大对亚洲的远征后，东部区域的人民，至少是统治阶级，阅读荷马的诗篇，他们的孩子们读唱沙孚克理斯（即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和尤里披蒂（即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一个石雕的喷泉口是仿照希腊喜剧中的角色奴隶厨师所戴面具制作的，这起码说明在阿依罕努姆剧院演出的戏剧是属于希腊文库的作品。”②
  保罗·伯纳德在文中涉猎的“希腊式”的阿依罕努姆剧院的重要信息，更为古希腊、罗马戏剧的东渐史实涂抹下了浓重的一笔色彩：
  第二座建筑物是建在卫城土台下的剧院，其设计也基本上是希腊式的。剧院的35排座位呈半径为42米的半圆排列，可容纳6000人，比希腊文化时期古代中东仅有的另一座剧院，即巴比伦剧院还要大。这座希腊建筑还显露出少许的东方建筑风格，坡上建有三个宽敞的凉廊，这种奢华的雅座在希腊剧院中未见过。③
  无独有偶，在古代西域所管辖的中亚“昭武九姓”所在地区，近年所发掘的大量“希腊化”的工艺美术品，其中亦不乏古希腊悲喜剧艺术形象存世。如乌兹别克斯坦艺术史学家普加琴科娃与列穆佩在《中亚古代艺术》一书中图文并茂地向世人展示：“古希腊、罗马时代早期，在希腊—巴克特里亚和东方帕提亚的尼萨发现的细颈双耳瓶，证实了东方古希腊、罗马时代制品的传入。”另外绘制着《酒神的伴侣》的“以欧里庇得斯悲剧为题材的贵霜时期的碗，不仅表明其本身与古代剧作艺术和文学领域中古希腊文化遗产的内在联系，而且也像古希腊东方浮雕那样动人心目”①。还有她记载的另外三件绘有希腊“酒神”狄俄倪索斯形象的工艺品，其中一件即“费尔干纳地区库瓦出土的金属模具，上面绘有当地的‘狄奥尼斯—库维拉’酒神饮酒的场面”。另一件为“旁遮普北部出土的酒器和艾尔米达日美术博物馆典藏的酒器上也都铸有类似的场面，不过在酒神的对面坐着一位少女”。再有一件是在维尔赫涅—别列佐夫斯基新村出土的酒器，上面绘制着“戴山羊面具的人物图，为我们留下了某种当地神秘的中世纪末期的宗教戏剧或节庆的痕迹”②。
  曾经专程前去乌兹别克斯坦考察过上述古希腊戏剧文物的维吾尔族学者阿布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曾著文介绍：“美国学者魏茨曼将现今在七河地区一村子发现的当地工匠所制银盒的戏剧场景图解释为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场景。诸如：《阿尔刻斯提斯》、《阿罗珀》、《酒神的伴侣》、《希波吕托斯》、《伊翁》等悲剧。”通过科学鉴定他从库斯塔那依银盒刻纹图中确认与证明是“《酒神的伴侣》的一个场景中，酒神狄俄倪索斯受到巴克科斯妇女们的欢迎，一旁有将王位交给外孙彭透斯、自己完全脱离政务的忒拜国王卡德摩斯向盲人预言家忒瑞西阿斯走来的图像”。他还从一些刻纹古希腊戏剧图案的银盒上辨识“欧里庇得斯的《疯狂的赫利克勒斯》、《珀利阿斯》、《希波吕托斯》等悲剧的典型场景”，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欧里庇得斯的于公元前438年上演并获奖的著名悲剧《阿尔刻斯提斯》：“国王阿德墨托斯死期逼近时，他的忠贞妻子阿尔刻斯提斯甘愿为丈夫替死的情节，而在上述刻纹银盒上，正刻有阿尔刻斯提斯披着殉葬头巾，左手伸向丈夫胸前，右手紧捏上衣，脉脉含情，向丈夫告别的场景。”③
  根据上述历史事实与文物、文献发掘，再结合着古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记载“希腊化”时期，中亚居民已与希腊人一样盛行酒神节，“一面唱着狄俄倪索斯的赞歌”，一边豪饮葡萄酒，赏看古典戏剧，以及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所著《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3节记述：“帕提亚（安息）王国奥罗都二世的宫廷中，演出《酒神的伴侣》时，当地一个名叫亚桑的演员扮演疯子阿高厄的角色。”普鲁塔克在其著作还明确记载“当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带来了3000名戏剧演员”的有关文字，在遥远的史前时期的亚历山大东征过程中，确信无疑地曾将古希腊悲剧，特别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输入东方亚洲一些国家与地区。
  由此使人联想起20世纪初期中国有两位文化哲人的一些睿智论证，可遗憾的是国内一直对此未能予以应有的关注，以至于使古代欧亚戏剧交流史学研究举步维艰、进展迟缓。
  一位是著名学者许地山的论证：“波耳底在《支那事物》有几句话，很可以叫我们注意。他说‘中国剧的理想完全是希腊的，其面具、歌曲、音乐、科目、出头、动作，都是希腊的……中国剧的思想是外国的，只有情节和语言是中国的而已。’诚然，希腊思想自亚历山大以后，在唐汉之际也曾跟着骆驼队混进天山来。”①
  另一位是著名学者郑振铎的论证：“印度的戏曲至少受有希腊戏曲的多少感应。当亚历山大东征时，希腊文化是很流行于印度北部的，故其演剧的艺术很容易的便输入印度去。”②
  对于远古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山林小国马其顿蛮族的亚历山大武力东征亚洲诸国，竟然能带来先进典雅的文明大国希腊戏剧文化，对此历史事实许多国人学者持怀疑与否认态度，这完全是因为对亚历山大其人缺乏认识与了解所致。
  实际上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之子亚历山大不仅如恩格斯所高度评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杰出的天才将领。”其父王腓力二世被刺杀，他受命于危难之时方为弱冠之年。但是他雄才大略、运筹帷幄，率希腊联军“越赫勒斯滂人小亚细亚，败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于伊苏城（前333年）。南进叙利亚，攻占腓尼基，转入埃及（前332年）并在尼罗河三角洲建亚历山大城。公元前331年进兵‘两河流域’，在高加米拉与波斯军战获胜；次年波斯帝国及阿契美尼德王朝遂亡。入侵中亚细亚，遭土著居民反抗。公元前327年或前326年南下印度，抵希发西斯河（今印度比阿斯河）”，其结果“在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同时他又是勤奋好学、博才多识的诗人与文艺鉴赏家，在“少时就学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醉心于荷马史诗”③。
  据法国学者皮埃尔·布里昂所著《亚历山大大帝》一书中记述：出生在马其顿王国首都培拉的亚历山大于青少年时，其父母腓力二世与莫洛西亚国王之女奥林匹亚斯公主即用希腊优秀文化塑造他，使其全面增加文学艺术之修养：
  亚历山大的早期教育由其母的一位亲属莱奥尼达斯率一群教师负责，但因其教育方式粗暴，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于是腓力二世改聘亚里士多德。这时亚里士多德在小亚细亚为阿塔尔尼僭主赫尔米亚斯效力后，曾在莱斯沃斯岛的米蒂利尼开办了一所学园。亚里士多德在米耶萨给亚历山大及其小伙伴授课三年（前343～前340年）……正如U1.维尔肯曾经提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可能使亚历山大更为直接地接触到希腊文化，然而，不应忘记，历代马其顿王朝都有接纳希腊艺术家的传统”。亚历山大十分喜爱希腊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尤其爱读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出征小亚细亚时仍不忘随身携带研读。①
  我们所熟知的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被马克思称之为在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他不仅在自然科学，而且在社会科学方面，特别是文学艺术理论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他于公元前347年前后成书的《诗学》，以为古希腊悲剧下美学定义而著称。此书及有关戏剧理论是当时年轻的亚历山大的必学科目，正如《诗学·引言》译注者陈中梅介绍：“公元前343～前342年间，亚氏应菲利浦之邀，前往培拉当了年方13岁的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亚氏所授的课程包括诗（荷马史诗和悲剧等）、政治、伦理学和修辞学等。公元前340年，亚历山大受命主持政务，亚氏可能不久后返回老家斯塔吉拉。”②
  据《亚历山大大帝》一书引证，亚历山大在培拉城从学亚里士多德时，对古希腊悲剧有着痴迷的情感，他尤爱观赏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代表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以及欧里庇得斯的名剧《酒神的伴侣》，并饶有兴趣扮饰其中的主要角色与经常背诵剧中精彩的台词。“成年后的亚历山大曾说过，他最尊崇的是亚里士多德，他爱亚里士多德甚于爱自己的父亲。因为腓力二世仅仅生育了他，而导师却教给他怎样做高贵的人。”③为表示对他导师的无限崇敬之情，以及时刻能与导师取得联系，亚历山大在出征东方时还特地携带着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卡利西尼斯，请他随军指导乐舞戏剧排演，以及撰写《历史》一书。另外他还聘请奥内西克里特、亚里斯托布鲁、尼阿古斯特等希腊学者为远征军提供文化娱乐服务。
  亚历山大在东征途中，经常以酒神狄俄倪索斯自赏，并在沿途城市举办希腊式“酒神庆典”，在他率众翻越阿诺什峰抵达印度地区的达奈萨城时，听说此城曾为狄俄倪索斯神征服并命名时，即决定立刻举办规模宏大的“酒神庆典”，“尽管是在秋季，但士兵们兴趣盎然，他们在痛饮美酒的同时，在大街小巷与居民们狂欢，载歌载舞，还演出了希腊的悲剧和喜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亚历山大本人则扮演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他与“同龄的将军们，一起演出了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著名的悲剧作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这出戏剧亚历山大曾和伙伴们在导师亚里士多德的指导下排演过一遍又一遍”。④
  似乎生活在山野之国的亚历山大对东方诸国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不仅于公元前324年率先在波斯苏萨城“娶了两位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公主：大流士的女儿斯塔泰拉和欧卡斯的女儿帕莉萨蒂丝”（在此之前，于公元前327年曾与中亚粟特公主罗克珊举行过婚礼）。而且亚历山大还“说服80名大臣娶了伊朗贵族的女儿”，并且其豪华无比的“婚礼的庆祝仪式是在一个按阿契尼德王朝的宫内大殿的式样建造的巨大帐篷内举行的，按波斯习惯进行”①。令人颇感兴趣的是在“结婚不久，他就拟定了兴建壮观的神庙、华丽的行宫和精美的剧院的建筑计划，他还制订了阿拉伯半岛沿海地区和兴建从里海到波斯湾的大运河的庞大计划”并且“决定将巴比伦定为大帝国的首都”。②遗憾的是于公元前323年6月10日这，天，还未满33岁的对世界历史与文化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代枭雄”折断了翅膀，永远安息在他梦中的“希腊化”帝国中心巴比伦城。
  历史上的“希腊化”时期，又译成为“希腊主义时代”，在历史学中与欧亚文化交流史上一般通指公元前334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开始东侵到公元前30年罗马灭亡埃及之间的巨大历史时空之间。“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联军建立了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在亚历山大逝世后，他的主要部将塞琉古斯一世又巩固与建立了西起小亚细亚，东达伊朗高原与囊括中亚的大夏（巴克特里亚）、安息（帕提亚）与西域“昭武九姓”国在内的塞琉古斯王国。另外还有与此地区相毗邻的希腊式的托勒密与帕加马王国，后来逐步发展到西至意大利、法国与西班牙，南临非洲北部诸国，东至亚洲黑海与里海一带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样的希腊大殖民地。在这300多年期间，希腊文学艺术，特别是戏剧活动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仍可从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后期文学，亚历山大时期和罗马时期”一章中寻觅其几处史实印痕。
  在亚历山大死后，古希腊悲剧已衰落，而被喜剧与闹剧（笑剧）、拟剧、神秘剧等所替代，诸如“写过260或365出喜剧，现存的只有200多个片断”的希腊喜剧作家“安提芬尼斯（约前404～前330年）与米南德两人写的喜剧《迷信的人》”③当时颇为流行，安提芬尼斯据说在一系列喜剧竞赛中，连获13次胜利。继承他的衣钵的除米南德之外，还有阿勒克西斯、菲勒蒙与狄菲路斯等，他们都在争相炫耀其编剧技能，均写有二百左右部中、新喜剧。“在纯文学领域里，中喜剧和新喜剧很可能代表他们时代的最自然、最有创造性的作品。”继承中喜剧的传统的“新喜剧取材范围扩展到日常生活中一切的题材上。新喜剧中一个其显著的主题是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充满着惊险的爱情故事”，与亚历山大之前的古希腊“悲歌史诗矫揉造作的美大相径庭”。④
  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年代，处于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希腊化附庸国内，此时充满了酒色财气与饮宴娱乐气氛，不仅戏剧作家坠入声色犬马的游戏圈内，另外还动用大量资金制作“自动木偶剧场”以助嬉戏玩乐声势：
  在赫洛（Heor）现存作品中，有一段颇为引人入胜的记载，描述活动木偶机器的运用方法，这种机器只要在开始时做好布置，就会自动表演四场悲剧，其中还有船只失事和熊熊大火等场面。①
  通过中西编年历史比较发现，在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及“希腊化”时期，东方之中国正处于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的战国至刚刚恢复元气的西汉期间。此时与古希腊戏剧文化发生接触的西域诸国还大多游离于华夏版图之外。值得重视的仅有汉武帝派遣博望侯张骞于建元三年（前138年）与元狩四年（前119年）两次持节出使西域，先后浮光掠影式地抵达龟兹、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地，故无法与这一带希腊式戏剧文化进行真正的接触。后来只有到了古罗马时期，借助于印度佛教与波斯袄教、景教与摩尼教的东传，特别是希腊化犍陀罗佛教艺术大规模输入中国中原地区，方才使古希腊、罗马戏剧与中国以及东方诸国戏剧发生实质性的文化交流。

②王治来著：《中亚史纲》，65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①《新疆和中亚考古译文集》，74页，新疆博物馆编，1985。 ②《新疆和中亚考古译文集》，73页，新博物馆编，1985。 ③《新疆和中亚考古译文集》，71页，新疆博物馆编，1985。 ①《中亚古代艺术》，109页，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②《中亚古代艺术》，115、116页，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③《西域戏剧与戏剧的发生》，2～5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①《中国戏剧起源》，94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 ②《中国戏剧起源》，120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 ③《辞海·历史分册·世界史考古学》，74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①皮埃尔·布里昂著：《亚历山大大帝》，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②《诗学》，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③杜查理著：《亚历山大大帝》，318页，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 ④杜查理著：《亚历山大大帝》，731页，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 ①皮埃尔·布里昂著：《亚历山大大帝》，1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②杜查理著：《亚历山大大帝》，816页，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 ③吉尔伯特·默雷著：《古希腊文学史》，39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④吉尔伯特·默雷著：《古希腊文学史》，39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①吉尔伯特·默雷著：《古希腊文学史》，40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