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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西域诸国与印度和我国中原地区一样，均为杂技幻术与百戏的策源地。在历史上，借助于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契机，印度与西域之百戏东渐入主中原，极大地丰富了华夏民族的文学艺术宝库。
  早在汉魏时期，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日趋畅达与繁荣，沿“丝绸之路”一带的许多国家地区的文化使节与商贾络绎不绝地前来中原各地。北魏杨街之撰《洛阳伽蓝记》卷三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即为真实写照。在此股滚滚流动的文化东渐大潮中，自然会有一些身怀绝技的百戏艺伎，陆续将神奇怪诞的杂技幻术输入黄河流域。
  《旧唐书·艺文志》记载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中原地区流行的百戏节目中“大抵散乐、杂技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颜师古《汉书·张骞传注》称幻术为“眩”，并进一步解释“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剥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此在史书中有许多文化事例可得印证。
  “眩”为幻术，亦同于今日之魔术。“眩人”亦称化人或幻人，在古代西域与印度系指擅长表演魔术的艺伎。《列子·周穆王篇》中曾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千变万化，不可穷极。”张湛注释：“化人，幻人也。”
  来自西域与西方诸国的眩人技艺高超，非凡人所能企及。他们可自由出入水火，随意贯穿金石，能倾覆山川，移动城池；能悬空入地，变化多端，无穷无尽。再如前文所述，眩人偃师能出神入化地幻变出能歌善舞的傀儡戏角色，或“歌合律”，或“舞应节”，令周穆王惊诧不已。从而刺激大量西方“奇术”东渐献演，从而拉开了丝绸之路杂技幻术戏剧交流之帷幕。
  无独有偶，在印度《生经》卷三《佛说国王五人经》亦记载与《列子·汤问篇》“偃师戏”相类似的傀儡戏故事。经文曰：“时第二工巧者，转行至他国，应时国王喜诸技术，即以材木作机关人，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辞言：‘我子生若干年，国中恭敬，多所馈遗。’国王闻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阁而观。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进止，胜于生人。”然而木制倡优对国王大不恭敬，王怒不可遏“则拔一肩榍，机关解落，碎散在地。王乃惊愕：‘吾身云何瞋于材木！’此人工巧，天下无双，作此机关，三百六十节，胜于生人”。
  另有文学记载，由印度与西域来华者还有较之上述“偃师戏”与“傀儡戏”技艺更为高超的眩人及幻术。譬如《艺文类聚》中即有一段令人拍案叫绝的幻术表演：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时，先以舌吐示宾客。然后刀截，血流复地。乃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头半舌犹在。既而还，取含续之，坐有顷，坐人见舌则如故，不知其实断否。其续断，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对剪。中断之。已而取两端合视，绢布还连续，无异故体。时人多疑以为幻，阴乃试之，真断绢也。
  将舌刀截，剪断绢布，然后续接如故，真可谓以假乱真之奇术。伴随佛教东传，曾由印度输入我国之大批幻术，其中流传甚广的如“钵内生莲”、“火中金莲”等，此据天竺高僧佛图澄所传，然而中原更多外来幻术则由西域艺伎携入。
  如上所述，天竺眩人除截舌断绢之外，还会吞吐火焰。其原理恰似东晋人干宝《搜神记》中所言：“其吐火，先有药在器中，取火一片，与黍糖含之，再三吹呼，已而张口，火满口中，因就热取而炊，则火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热了尽，乃拨灰中，举而出之，故向物也。”此套吐火绝技自从输入我国后，逐渐为古典杂技与戏曲表演所吸收，而编排出许多精彩纷呈的剧目特技。
  追溯历史，古代印度既是佛教文化的诞生之地，又是为宗教文化服务的幻术技艺的发源地。自印度幻术借道西域输入中原后，曾与我国原始宗教巫术与道教法术混为一体，致使“百戏杂陈”，杂技魔术、种类繁杂斑驳。文学大师鲁迅在《小说史略》中对幻术与巫术混杂现象曾予以客观的论述：“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
  佛教推尊杂技幻术，因为该教鼓吹“佛法无边”、“精神不灭”之教义所至。据《佛本行集》所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本身就多才多艺。他会武术，会角力，懂得兽音，还能施‘咒术’（即是玩魔术）。据说释迦牟尼16岁时，向亲善觉王的女儿耶输陀罗公主求婚，在比武中拉开了硬弓——千人弓，还把七匹马并排一起，从第一匹上跳起腾空越过当中五匹马，落在第七匹马背上。”①由此可见佛祖与杂技幻术之微妙关系。
  另据《晋书·鸠摩罗什传》记载，祖籍在天竺的西域龟兹译经大师鸠摩罗什曾用幻术折服了众佛僧：“什乃聚针盈钵，引诸神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
  众佛僧擅长“幻化之术”，以此来迷惑善男信女的事实在史书文牍中不胜枚举。例如，天竺佛僧佛图澄初入中原，后赵君主石勒百般刁难，然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施展法术，以神通之举，在盛放清水的钵内生长出荷叶莲花，从而获得君主信任。再如天竺佛僧康僧会初来东吴时，竟然在国君孙权面前，无中生有幻变出一粒光彩夺目的“舍利子”，从而得以弘扬佛教、广修佛塔的权力。
  《酉阳杂俎》前集卷五记载，唐代丞相魏公张延赏在四川巡察时亲眼目睹：“有梵僧难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又据《法苑珠林》云：“唐贞观二十年（646年）西国有五婆罗门来到京师，善能音乐、祝术、杂戏、截舌抽肠、走绳续断。又至显庆（656～606年）己未，王玄策等数有使人向往五印度。西国天王，为汉使设乐，或有腾空走索，履屐绳行，男女相避，歌戏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伎刀、枪等，掷空手接，绳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缚解伏依旧，不劳人功。如是幻戏，种种难述。”②古代西域居于丝绸之路交通的中枢地区，故天竺幻术多由此辗转而入中原。对此《旧唐书·音乐志》亦云：
  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安帝时，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刳剔肠胃，自是历代有之……睿宗时，婆罗门献乐，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极锯刀锋，倒植于地，低目就刃，以历脸中，又植于背下，吹筚篥者立其腹上，终曲而亦无伤。又伏伸其手，两人蹑之，旋身绕手，百转无已。
  另据《北史》载：魏武帝“太平真君九年（448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或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须臾，血止，养疮一月复常，又无痕瘢。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①。此幻人实为通法术的医道高师，他来自西域乌孙国西北的悦般国，所持“草药”据学者常任侠考证为印度人敬神用的“信其有神秘力量的Haoma草”。
  唐代王玄策撰《西国行传》云：“王使显庆四年（659年）至婆栗阁国，王为汉使人设五女戏，其五女传弄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绳技，腾虚绳上，著履而掷，手弄三伎刀、矟、盾、枪等，种种关伎，杂诸幻术，截舌抽肠等，不可兴述。”文中所述“婆栗阁国”亦在古代西域境内。“五女戏”则融杂技、幻术与武术、乐舞为一体，可视为西域百戏或歌舞戏的一个变种。
  论及西域杂技幻术与中原角抵戏融会贯通而形成蔚为大观之华夏戏剧而昭著于天下，理当兴盛于南北朝时期，尤因北朝统治者多胡戎之主，地接西域，故百戏规模日趋盛隆。
  北魏与北齐，诸朝均热衷于盛演鱼龙、辟邪、鹿马、仙车、吞刀、吐火、剥枣、剥驴、种瓜、拔井之戏，如洛阳“长秋寺，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②。周祖谟释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云“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贡吞刀嚼火，秘幻奇伎”，可对“吞刀吐火”作佐证此为西域奇戏。再则他诠释“腾骧者，言马之驰骋也。此指马戏而言”。“彩幢上索”即为“树之攀缘以为戏”，此与上索走绳“皆异国之游戏伎艺也”。
  《洛阳伽蓝记》卷一亦载：“景乐寺，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与乐舞结伴者还有“奇禽怪兽，舞忭殿廷。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之”。“羽林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丈。”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与西域的杂技幻术确实丰富了我国民间传统角抵戏与乐舞百戏。
  时值隋代，西域百戏在朝廷的扶植下得以空前的发展。隋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西巡燕支山，特召见“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厨，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并检阅了西域诸国的乐舞百戏，“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③。时隔两年后，即大业五年六月，“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④。
  《隋书·音乐志》记载，隋炀帝为扬皇威，穷奢极欲，放纵声色。于建朝以后，几乎每年都要兴师动众，令“诸夷大献方物”，“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技，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物，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巨亿万……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对隋代实施陈设大规模百戏之历史原因，常任侠作出下面的评述：
  盖中国久经分裂，民生凋敝，国势不张。至隋统一区宇，经济军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强敌慑伏，远人来朝。振七代之衰，雪百王之耻，华夏之声威复震，国内之富庶日臻，人文蒸蒸，上层艺术，突飞猛进。百戏杂技之盛，综合历代所传，与西域远人所献，工巧过于已往。①
  依上所述，方可辨析，西汉时期流行于中原朝野的角抵戏如《曼延之戏》、《东海黄公》、《总会仙倡》等大多为华夏民族传统节目。自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之后，因为东西方诸国各民族文化的大交流，我国百戏则染上了浓重的异域色彩，诸如吞刀、吐火、剥枣、剥驴、种瓜、拔井、屠人、栽花等外地幻术的输入，使中原百戏增添了许多新的艺术品种。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佛教为了形象地宣传其教义，积极兼容并蓄东西方传统乐舞、杂技与幻术，并允许艺伎与僧侣当众表演，且将寺院开辟为乐舞与戏剧演出场所，这样则无形地提供了丝绸之路戏剧文化交流的艺术空间，为后世的宗教与世俗戏曲形成与发展拓宽了道路。

①傅起凤、傅腾龙著：《中国杂技》，55页，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②〔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九四《十恶篇》。 ①《北史》，卷九七《西域》“悦般国”条。 ②〔北魏〕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校释》，52、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③《隋书·裴矩传》卷六七。 ④《隋书·炀帝纪上》卷三。 ①常任侠著：《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23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