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就提及过横跨亚、欧、非洲大陆的“草原之路”。经现代专家学者考证，认为此路起自亚速海的塔纳伊斯，经过里海、咸海、巴尔喀什湖北部地区，到达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广大地区，然后再从蒙古高原通往我国中原地区。如前文所述，居住在黑海地区的斯基泰人与亚洲北方的塞人就是借助于此条草原“丝绸之路”经常去希腊、罗马各商埠做生意。
  实际上“草原之路”并非一条固定不变的交通道路，而它宛若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分布于连结东西方诸地的草原上。两汉期间，张骞通西域后所形成的草原“丝绸之路”，曾受到中国与世界史地研究专家的普遍认可：
  发自蒙古高原上的鄂尔浑河流域，往西越过杭爱山脉，经哈腊湖与哈腊乌斯湖南岸继续往西，抵达额尔齐斯河的上游地区，穿过额尔齐斯河上游各支流的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山脉与成吉思山脉的北侧，便进入了吉尔吉斯草原的东端，经过伊施姆河上游和努腊河地区，稍折向西南，便经萨雷苏河上的杰兹卡兹附近而达锡尔河中、下游的北岸。由此往西，经咸海北岸，过恩巴河，便达里海北岸，继续向西越过乌拉尔河下游和伏尔加河下游，西越顿河后，便抵达亚速海北岸地区。又西越第聂伯河后，折向西北，可通维斯杜拉河下游地区，向西则达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等地区，那里就是罗马帝国的漫长的北界了。①
  根据近年欧亚地区的考古发掘证明，在草原“丝绸之路”及其延长线上均发现了中国的丝绸制品，另外还有大量被称之为“斯基泰丝”的独特的金制或青铜制动物纹饰片。有的学者认为，金、铜、青铜、栉目纹陶器文化可能是经“草原之路”向东传播的。同样借助于广阔无垠的游牧人居住的草原地域，东西方各民族的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戏剧等古代表演艺术亦在此交汇与发展。在草原“丝绸之路”上，波斯对东西方诸国文化的沟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波斯人非常羡慕有悠久历史的印度传统文学，尤其是在此土壤孕育的各种传奇故事。据考，对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产生直接影响的波斯名著《赫左尔·艾夫萨乃》中就有许多故事片断来源于印度名著《五卷书》。其中流传甚广的辛巴德的故事即导源于印度故事集《卡里莱和笛木乃》。伊本·奈丁在《目录》一书中曾对神话、夜谈和传说之类的印度书籍做过一系列统计，对波斯文学艺术产生一定影响的有：《卡里莱和笛木乃》、《大小辛德巴德》、《亚伯的智慧》、《亚当降世说》、《印度男人和妇女的歌舞》、《印度逻辑学纲要》、《杀人成性的印度国王》、《沙纳格的计谋》、《拜依德巴的格言》等。
  相比之下，波斯文学艺术受希腊文化影响要更大些。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兼并波斯与中亚诸国是希腊罗马文化广为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维持希腊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他们在波斯与欧亚许多国家与地区广建城池。当时，伊朗高原，以及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均被古希腊文化所征服，以至传说，当克拉苏的死讯传到安息（即帕提亚，亚洲西部古国，公元前249年～公元226年）国王奥罗迪兹耳边时，他正在阅读欧里庇得斯的悲剧”②。另据有关文献载：“波斯萨珊王朝的国王艾尔达希尔·巴比克（226～241年）非常推崇学术，鼓励翻译与著述，他曾多次派人去希腊罗马搜罗各种书籍，其中不仅有基督教的文学著作，而且还有学术泰斗亚里士多德、格林和柏拉图的译著……传到了波斯后，希腊文化的种子逐渐开花结果。”③
  依照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吴于廑的学术观点，以波斯为中心的“中亚”，即“中亚细亚东起天山山麓，西达里海，北抵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和东南部，南至兴都库什山”。他们认为波斯帝国所在的中心地“伊朗和中亚细亚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摇篮之一”④，更为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心枢纽。
  史学家王治来在《中亚史纲》一书中对中亚的界定更为具体，他认为“中亚”应以“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作为中心，附带地涉及其周围地区”。论及中亚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位置时他说：“这个地区在历史上同中国、伊朗、印度、西亚、希腊、罗马、西欧，以及欧亚草原的各民族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海路开通以前，中亚是东西交通和商路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文化接触之地和传播的渠道，有的称之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丝绸之路’也因其曾经起到了加强中西各国人民友谊的作用，至今为各国人民所称道。”①
  根据大量的考古发现，中亚的阿姆河上游地区确为原始人类活动与社会文化的发祥地，这里拥有闻名世界的阿凡纳羡沃、安德罗诺沃、卡拉苏克等原始青铜及彩陶文化，并发现有大量动物图腾崇拜艺术品，它既反映了中亚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也同样折射了他们高度的艺术创造力。
  在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所发现的一套动物印烙及雕刻，在诸如带扣、刀柄、短剑、牌子、镜、坠饰等艺术铜器之上，拥有源自西亚地区的狮子与本地的熊等野兽立像，有疾驰的奔鹿，枝丫繁多的鹿角构成的复杂的透雕，还有蜷身欲跳的雪豹、老虎等猫科猛兽形象，以及各种牲畜、猛禽与狮身鹰头像雕刻。
  1937年于乌尔苏河畔图雅赫塔村发掘的迈埃米尔文化遗址，出土了一面铜镜透雕，上面不但有中亚猛兽的形象，还出现了中国龙的图案，再有出土的鞍褥面是一块施有刺绣的中国平纹绸缎，其刺绣图案是色调优美的凤凰孔雀缠枝纹。由此证实，我国与中亚地区诸国在历史上就曾有广泛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学术界持有近似的观点，雅利安人的故乡在中亚草原与山地，早在公元前2000年中期安德罗诺沃文化形成时期，雅利安人向四处迁徙，一支迁入印度，一支迁至古代西域塔里木盆地与河西走廊；另一支则迁到古波斯境内，故称之为伊朗雅利安人，其结果将代表中亚草原动物艺术典型的斯基泰文化输入上述地区。
  “斯基泰人”在希罗多德之《历史》一书中有所考证，“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基泰人都称为萨迦人的”。而在我国的《史记》、《汉书》中则将斯基泰人称之为塞人或塞种，实际上这是北方部族不同名称的异译。一般来说，主要活动于黑海北岸及波斯境内的人种称之为斯基泰人或萨迦人，仍分布于中亚细亚东北部及锡尔河流域的则称之为塞人或塞种。
  无论是斯基泰人、萨迦人、萨尔马提人，以及塞人所创造的草原文化，均形象地反映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游牧部落的生活特征，其原始文化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即“马上文化”。其具体表现形式如骑马术、马勒、缠辔、踏镫、马裤、带钩与各种马具装饰等。上述中亚民族所创造的动物雕像墓葬品中，有时还能发现由各种动物与人物组成的连续性的一组雕刻，或反映狩猎、征战与庆典，极富绘画性与戏剧艺术性。
  1947年在中亚地区扎赫马塔巴德的季瓦什季恰堡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极富特色的“彩色壁画、木制圆柱和雕刻品装饰起来的拜火教庙宇遗址”。经苏联学者加富罗夫考证：“粟特拜火教的特点是它保留了当地古代祭祀的部分（包括祭祀祖先和天体——太阳与月亮），在这里发现的木雕造型艺术，特别是用木头雕刻的人像（高度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女舞蹈者雕像），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①这说明中亚草原乐舞经宗教文化的洗礼后逐渐在向戏剧艺术形式过渡。
  在中亚“草原丝绸之路”上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文化中介作用的，还有古代西域境内的“昭武九姓”诸国。公元6世纪，以九姓为名的中亚诸国被西突厥所控制，后来唐朝铲除了突厥势力，迅速地将疆界一直延伸至里海南岸与伊朗西部地区，唐王朝即以封王形式确定了对“昭武九姓”与西域诸国的宗主权，同时使几经中断的草原“丝绸之路”得以畅通。
  究其中亚史地沿革，“昭武九姓”始称来自我国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的昭武城（即今甘肃临泽县境内），其支庶分王各地九处，亦谓之“昭武九姓”。据考，其族属与中亚“昭武九姓”之康国（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有直接关系。再有中亚“昭武九姓”之米国，原为大宛国（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与古希腊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古代西域人称希腊为Yavan，大宛犹言汉译地名“大希腊”。自从张骞通使西域访问此地后，于汉太初三年（前102年）大宛降于汉遣使献汗血马，唐天宝三载（744年）玄宗改其大宛国名为宁远，并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远嫁其国王。
  与我国始终保持密切关系的中亚大夏（Bactria），音译为巴克特里亚，亦称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此国于公元前255年由希腊人狄奥多特斯控制并宣布独立。大夏国地处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地区，为吐火罗人世居之地，原属波斯帝国一行省，后隶属于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西王国。大夏境内产生的吐火罗语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属于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所用字母为婆罗谜字母，在古代西域甚为流行，它不仅运载了佛教乐舞文化，还将古希腊与印度文化熔铸成吐火罗语戏剧形式，譬如《弥勒会见记》介绍至东方，此可从季羡林《吐火罗语与尼雅语》一文中获取信息：
  吐火罗语发现后，人们对中印文化交流和佛教传播的认识，起了根本的转变。原来佛教最初不是由印度直接传入中国，而是经过吐火罗民族或说吐火罗的人为媒介。因为早期的佛教经典上的名词和印度的地名等，都不是由梵文译来，而是由焉耆语或龟兹语译来。②
  原来隶属于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西王国的安息（Parthia）音译帕提亚，自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一直是罗马帝国与我国经济贸易文化的必经之地。公元97年，汉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使罗马抵安息时，当地政府与汉政权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此之前，汉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派副使赴安息等国，安息王曾派两万骑兵到边界迎接汉使，并将大鸟卵及东罗马善眩人赠送汉朝。东汉章和元年（87年）安息派使者送来狮子与符拔兽，101年又给汉朝馈赠狮子与安息雀。
  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安息国太子安世高东行来到洛阳从事佛经翻译。安世高，在国内因父死出家学习佛教，从而精通小乘经典，并习学禅经。他来到中原地区20余年中，译出佛典95部，共115卷，其中如《安般守意》、《阴持人》等禅经，宣扬数息、止观的坐禅方法，对后世的中国佛教文化及禅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安息于公元2世纪末衰落。公元224年，波斯侯阿尔达希尔举兵独立，建立了强大的萨珊王朝，定都于今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泰西封。在萨珊王朝（226～650年）期间，该国一直与我国的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各朝廷保持友好关系。波斯国王库萨和多次派遣使者访问隋朝，隋炀帝也曾派遣云骑尉李昱回访波斯。唐永徽年间（650～655年）波斯王伊嗣俟派使者向唐朝馈赠活耨蛇等礼物，与此同时，还通过官方与民间的各种渠道向我国输送大量萨珊波斯艺术品。
  萨珊王朝艺术品主要表现在绘画、雕刻、金银器和织锦图案方面。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古代伊朗、叙利亚、耶路撒冷与吐火罗等地区的波斯画师东行来到西域地区，将浓郁的希腊、罗马式绘画风格融入佛教石窟、寺院与墓室壁画之中。例如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中的画师洞、海马洞、十六剑带洞、摩耶洞和库木吐拉骑士洞的壁画，均是6至8世纪的作品，都有浓厚的萨珊波斯绘画风格。而吐鲁番附近哈拉和卓故址的摩尼教寺院7至8世纪的壁画，人物都用白描线画，色调均以白色为主，也体现了萨珊绘画的艺术特色”①。另外还有两种萨珊波斯风格壁画图案，即穹窿天井的菱形鳞状壁画，工艺美术中的联珠纹鸟兽纹联珠对雁纹图案也流行于我国新疆、甘肃与陕西等地区。
  起源于亚述、后由波斯发展的萨珊波斯翼兽石雕，曾沿“丝绸之路”亦传入印度与我国。此种雕塑艺术品一般出现在王公贵族陵墓前，希腊式石柱经波斯输入中国，加上中原地区传统石刻艺术亦成为六朝陵墓柱雕与墓表。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金银器皿工艺品，譬如北魏国首都代城出土的海兽纹浮雕八曲银洗、鎏金高足铜杯和鎏金银碗。陕西西安城郊出土的高足金、银杯，卑路斯银币，乐工八棱金杯，舞伎八棱金杯，狩猎纹高足银杯等金银器，都具有浓厚的萨珊王朝工艺美术风格，至于精美的“波斯锦”更是风行于我国西北地区。波斯式织锦图案流行较广的有立鸟纹、骑士纹等，这些纹样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与甘肃河西走廊墓室陪葬品中均有发现。
  公元7世纪上半叶，波斯国力日益衰落，阿拉伯诸国兴起，公元642年双方交战，波斯大败，伊嗣俟王逃往波斯东部边疆，于651年在木鹿附近被害，萨珊王朝覆灭，其王子卑路斯逃至中亚吐火罗地区。他后来在唐朝的扶持下于疾陵城（今伊朗锡斯坦扎博勒）重设波斯都督府，次年立卑路斯为波斯王。673年他被白衣大食赶出来避难于唐长安，被册封为右武卫将军，后奏请在长安醴泉坊建造波斯寺，即景教寺。卑路斯死后，唐高宗授左威卫将军，并派吏部侍郎裴行俭与肃州刺史王方翼为正副使，并将其子泥涅师师护送回波斯复国。波斯部众自此后曾十余次派遣使者到唐朝献乐进贡，送来名贵的珍珠、琥珀等以示友好。
  历史上西方与我国进行各种文化交流，更多地以宗教为其载体。据史书记载东罗马拜占庭政府多次通过基督教与唐朝进行官方接触。《旧唐书·西戎传》载：“贞观十七年（642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实际这次遣使来华的并非拜占庭皇帝，而是教皇狄奥多罗斯。公元719年1月，拂菻王遣吐火罗大首领来长安献狮子、羚羊各二只。同年又派景教教长大德僧向唐贡献，后又复来一次，唐朝以礼相待也派使者回访了拜占庭。《旧唐书》卷一九八真实地记载了拜占庭国都，“东临大海，城东面有大门，其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又云：“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在三重城墙的第二门门楼中，有大金秤系金丸12枚，另有能按时“发声引唱”报时之钟表，我国于公元7世纪所造的敲鸣水钟，即通过中亚草原“丝绸之路”为中介，受西方工艺影响而制成。

①《中外关系300题》，9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②艾哈迈德·爱敏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二册），2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③引自《大英百科全书》布罗克尔曼撰“图书馆”条目。 ④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①王治来著：《中亚史纲》，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①〔苏联〕加富罗夫著：《中亚塔吉克史》，1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②《丝绸之路文献叙录》，444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①《中外关系300题》，1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