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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文学史与戏曲史上人们原来对西域戏剧的了解，仅限于诸如《拨头》、《兰陵王》、《西凉伎》、《上云乐》、《合生》、《苏莫遮》、《柘枝队》等歌舞小戏，以及印度佛教色彩浓烈的佛曲、大曲如《霓裳羽衣》、《春莺啭》、《伊州》、《凉州》、《婆罗门赚》、《倾杯乐》等，毕竟这些融音乐、舞蹈、杂技、诗歌、美术为一体的中外古代乐舞是奠定中国传统戏剧表演艺术的基石。正如著名史学家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叙言”中所论述：“元曲出于诸宫调，诸宫调导源于大曲。……诚能求唐代大曲中曲小曲之音节于西域，而得其解，则宋元戏曲演变之痕迹为之大白。其贡献于中国乐舞戏曲史者岂非甚大！”③
  对于西域戏剧的介绍，人们不能仅满足于《文学遗产》1986年第5期所发表的姚宝瑄撰文《试析古代西域的五种戏剧》，此文中仅浅述了《拨头》、《兰陵王》、《苏莫遮》等西域歌舞小戏；亦不能停留在王国维《唐宋大曲考》、《宋元戏曲考》与任半塘《唐戏弄》、《唐声诗》对唐宋大曲、乐舞与宋词、元曲的钩沉与考证，而应该将学术理论的触角进一步延伸到形象具体、规模宏大的西域戏剧文物写本中去。诸如德中两国考古学术界所发掘的《舍利弗传》等三种梵剧残本与吐火罗A本与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已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可能性，无疑会极大地拓展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的视野。
  上述西域戏剧文物写本的问世，首先给中国文学史与戏曲史增添了诸如梵剧、吐火罗剧与回鹘剧等新的古典戏剧品种。据季羡林等编写的《大唐西域记校注》“阿耆尼国”章注释写道：“用古代龟兹语、焉耆高昌语写成的文学作品中，值得一提的为剧本，其中著名的有《Maitreyasamitinataka》（关于弥勒的剧本残卷），其他还有《Nandacaritanataka》（关于佛教弟子难陀生平的剧本）等。”①应该说西域还有以其他地方性语言命名的，可能历史上还有龟兹剧、焉耆剧、和阗与高昌剧等剧种。
  “梵剧”所用“梵语”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又称印度—雅利安）语支的一种古代语言。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印度古典梵语或梵文曾通行于西域阿耆尼（今新疆焉耆）、屈支（今新疆库车）诸国，《大唐西域记》卷二亦云：“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即指梵语为47个字母。其注释道：“有文献可考的印度最早的文字为佉卢字（Kharosthi）和婆罗谜字（Brahmi）两种。……通行于印度西北的犍陀罗（Gandhara）和我国新疆境内和田等地。……继婆罗谜字母之后，公元4至5世纪，印度北方流行笈多体（Gupta），6世纪出现了所谓悉昙字（Siddhamatrkaā我国保留的梵文碑铭以及日本所藏古代梵本多用这种字体），玄奘访问印度时，这种字母仍然流行。”②而上述古代印度语文均在我国西域诸国广泛流行过。
  在我国历史上，佛教信徒翻译佛经，首先要学梵文、梵语，去钻研熟悉古印度佉卢字、婆罗谜字与悉昙字，“唐代出现了一批有关梵语的书籍，比如智广撰《悉昙字记》，义净撰《梵语千字文》，全真集《唐梵文字》，礼言集《梵语杂名》，僧但多蘖多、波罗瞿那弥拾沙集《唐梵两语双对集》等。这些书的撰写目的是为了翻译佛经”③但后来又用于对印度古典文学与梵剧、佛曲的翻译。笔者曾对此梵文语音演变过程，做过一些考证，在梵语47个字母基础上，我国“沙门守温创制了三十六个字母，定慧译《释昙章》（即古琴曲《普安咒》）作为学习梵文字母的教材。梵文当时不仅促进了汉语反切字母与等韵的产生，同时也化出了‘梵字谱’传入我国……印度‘梵字谱’的传入，使龟兹逐步完善了筚篥管色谱。后东渐中原，产生了燕乐半字谱，并分为两个系统，一是‘手法谱’（即琵琶谱）系统，再一则是‘音位谱’（即筚篥谱）。‘手法谱’系统至五代后被朝野废弃，只有敦煌莫高窟藏留唐人乐谱供后人研读，而从龟兹传入中原地区的‘音位谱’系统则获得长足发展，而演变成世代相袭的工尺谱……印度梵乐不仅影响过唐宋大型歌舞乐曲，也为以后出现的转踏、鼓子词、唱赚和诸宫调等说唱艺术注入新鲜血液。特别是宫调音乐理论的出现及运用，逐步确定了戏曲音乐中‘曲牌联套’这一结构的体制，乃至促进了‘联曲体’和‘板腔体’戏曲音乐的繁荣”①。
  如前所述，“吐火罗”国据《隋书》、《北史》与《唐书》所指为地处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今阿富汗北部）的中亚细亚古国“巴克特里亚”或“大夏”。而吐火罗语为古代流行在我国西域的一种古典语言，对此，季羡林认为“吐火罗语的发现有重大意义。对中印文化关系来讲，它弥补了一些过去没有解释的环节。最早的一些汉译佛教名词不是直接从梵文、巴利文译过来的，而是通过吐火罗语作媒介。对中国文学史来讲，它保留了一些剧本，比如长达27幕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比用汉文写成的剧本早六七百年”②。
  “回鹘”原称“韦纥”或“回纥”，为亚洲北方鄂尔浑河、色楞格河流域的古族，历史上曾臣服唐朝，于贞元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开成五年（840年）为黠戛斯所破。部众分三支西迁，其中一支迁至新疆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古回鹘人曾用牵利文（通称“粟特文”）19至23个字母，后创制出回鹘文，自唐至明代（8～15世纪）主要流行于新疆吐鲁番、哈密、甘肃河西与中亚楚河流域。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哈密本）上题记自述此文是“圣月菩萨从印度文制成古代焉耆文，智护法师又从焉耆文译为回鹘文”，即可理解为回鹘文本译自吐火罗A文本，吐火罗A文本则译自印度文或佉卢、婆罗谜文，其源头是清楚确凿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理当源自印度，然而传入中国西域后已经逐渐华化。
  耿世民在《新疆古代语文的发现和研究》一文中，认为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会见记》的剧本性质。首先《会见记》每幕前都用红墨标写演出场地；其次谈到回鹘文本《会见记》是从焉耆人圣月大师用古焉耆语创作的同名剧本翻译的；最后，回鹘文本《会见记》的对话式文体也说明这是用来演出的”③。
  据许地山在《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一文中记载，包括九幕梵剧《舍利弗传》与《弥勒会见记》在内的“梵剧体例的形成当与大乘佛教的发展同时，且有直接的关系。大乘起于希拉思想最盛的犍陀罗及其附近诸国，梵剧也是在那里产生出来的。在吐鲁番所得的马鸣剧本当是‘赞佛乘’中的文字。赞佛是大乘教义中要点之一，以戏剧表演如来应化事迹或佛弟子本行，自是其中主要的事务”④。许地山还为此段特增设一条重要的注释：“自马鸣的《舍利弗》等剧发现后，印度戏剧史家便移他们的眼光到大乘发展的时代。且承认马鸣的作品很合那特耶论（NatyaCāstra）所载古典的梵剧的格式。故马鸣当为梵剧家中的第一人。”①
  从中我们可明确地查寻到回鹘剧、吐火罗剧与梵剧的体例形式完全一致，都是大乘佛教的文化产物，都是“‘赞佛乘’中的文字”其表现内容均以“戏剧表演如来应化事迹或佛弟子本行”为宗旨。不论是梵剧中的，目犍连和舍利弗，还是吐火罗剧与回鹘剧中的弥勒，均在描写他们大彻大悟、皈依佛教的过程，从而借以弘扬释迦牟尼的法力无边，并由此获悉此种宗教戏剧新形式的诞生，无疑当举“梵剧家”马鸣为始作俑者。
  西域佛教戏剧之梵剧、吐火罗剧与回鹘剧的出现，对我国文学史与戏曲史已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波，如此可将中国多民族的戏剧历史大大地提前几百年甚至近千年，从而使华夏戏剧得以与印度梵剧衔接乃至同步发展。
  以逆向学术研究类推与比较，此方法在我国文学与戏曲史学界已为公认。中国戏剧或戏曲的成型期在宋元时期，即公元960年赵匡胤（宋太祖）代后周称帝，建国号北宋起，一直到1368年朱元璋（明太祖）称帝，结束元朝统治，建国号明之间，凡408年。论其成熟期一般定在公元12或13世纪，其重要的标志是诞生了南戏与宋元杂剧。在此之前的长达近千年的历史中，人们只认为在中国版图上仅存在诸如百戏、戏弄与歌舞戏等一些小型乐舞戏样式，且不知在此期间于中国西域地区已在盛演诸如《舍利弗传》与《弥勒会见记》等长达9幕乃至27幕的成熟的大型佛教戏剧。
  论及《舍利弗传》的成书时间，可根据剧作者马鸣在世时间推断，如前文所述应该在公元1～2世纪。该剧传至我国西域地区，则以印度佛教东传为依据。据《魏书·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东汉《四十二章经·序》记载：昔汉孝明皇帝“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教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上为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1世纪中期）感梦遣使求法之记载。根据西域考古遗存与出土文书考证，以及吴焯《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一文所述的“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为公元2世纪上半叶……佛教传入西域虽然时间较晚，但一旦流传，其速度之快、来势之猛、发展之快，均非内地可比，后来居上，遂出现内地向西域取经，以及西域向内地传法的事实”②，何况印度梵剧与佛教戏剧的发源地贵霜王朝都城犍陀罗与中国西域仅有喀喇昆仑山一山之隔。
  许地山认为梵剧《舍利弗传》即“《舍利补特罗婆罗加兰拿》这曲什么时候入中国虽不可知，但总不能后于《佛所行赞》（北凉昙无谶译）许久”①。据《佛教文化辞典》介绍：“昙无谶（385～433年），北凉时入华中天竺（今印度）僧人。翻译家……十岁即聪颖出群，诵经日得万余言。初学小乘，览《五明》诸论，后专习大乘。二十岁时，已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以事得罪国王，乃携《大涅槃经》并《菩萨戒经》、《菩萨戒本》奔龟兹（今新疆库车）。以当地多信小乘，再奔北凉，受河西王沮渠蒙逊礼遇，留驻译经。玄始十年（421年）译出《大涅槃经》初、中分。又在沙门慧嵩、道朗等支持下，译出多部经典。”②其中即有马鸣菩萨的长篇叙事诗《佛所行赞》，或许他当时也译有马鸣的九幕梵剧《舍利弗传》等有关剧作。
  根据国内外著名学者认真而严肃的学术考证，成书于1～2世纪，传入我国3～4世纪的九幕梵剧《舍利弗传》，成书于6至8世纪的吐火罗A文《弥勒会见记》译本，与抄写于8至9世纪，或具体在“公元767羊年”的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的问世确实价值连城。这些珍贵的古代西域戏剧文学遗产已经在改写中国传统戏剧与戏曲的历史，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与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中正在揭开颇为重要的一页。

③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①〔唐〕玄奘、辨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唐〕玄奘、辨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183、1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季羡林撰写“梵语”、“吐火罗语”条，7，6页，北京，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1988。 ①黎蔷：《印度梵剧与中国戏曲关系之研究》，载上海戏剧学院学报《戏剧艺术》，1986（3）。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季羡林撰写“梵语”、“吐火罗语”条，390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③耿世民：《新疆古代语文的发现和研究》，载《新疆大学学报》，1979（3）。 ④许地山著：《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见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下册，1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①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见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下册，17页，上海， 商务印书馆，1927。 ②《新疆艺术》编辑部编：《丝绸之路造型艺术》，306页，乌鲁木齐，新疆 人民出版社，1985。 ①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见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下册，2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②任道斌主编：《佛教文化辞典》，6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