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弥勒会见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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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 图书
唯一号: 320920020210000050
颗粒名称: 第二节 《弥勒会见记》的发现
分类号: J809.2
页数: 4
页码: 207-211
摘要: 据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所撰写的“弥勒会见记”条目中认为,西域文物写本《弥勒会见记》是“印度古代剧本。原文已佚。现存两种本子均发现于中国新疆古城废墟:一为吐火罗文A(焉耆文)本,一为回鹘文本”①。季羡林先生所述吐火罗文A(焉耆文)本《弥勒会见记》系指德人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率领的第三次王家普鲁士吐鲁番考察队于1906年5月“前往库尔勒、焉耆之间的舒木楚克遗址,发现一批写本和泥塑”中所获的一件西域戏剧文物。但也不排除勒柯克与巴尔图斯组织的德国第四次中亚探险所为。李经纬则将其定名为《弥勒三弥底经》,认为是“一部关于弥勒一生重要事件的故事集”②。
关键词: 弥勒会见记 戏剧史 文化史

内容

据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所撰写的“弥勒会见记”条目中认为,西域文物写本《弥勒会见记》是“印度古代剧本。原文已佚。现存两种本子均发现于中国新疆古城废墟:一为吐火罗文A(焉耆文)本,一为回鹘文本”①。
  季羡林先生所述吐火罗文A(焉耆文)本《弥勒会见记》系指德人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率领的第三次王家普鲁士吐鲁番考察队于1906年5月“前往库尔勒、焉耆之间的舒木楚克遗址,发现一批写本和泥塑”中所获的一件西域戏剧文物。对此次考察活动我们可从杨富学撰《德藏西域梵文写本:整理与研究回顾》一文获得印证:收获丰硕的德人第三次探险队“离开克孜尔后,他们又发掘了库尔勒与焉耆之间的硕尔楚克遗址,又获得了不少古文书”。但也不排除勒柯克与巴尔图斯组织的德国第四次中亚探险所为。此文亦载,1914年2月,他们“调查了克孜尔、库木图拉、森木塞姆等石窟和苏巴什故城,接着又西行探察了图木舒克遗址。这次考察又获取了不少梵文典籍和壁画”②。德人所掠吐火罗文A(焉耆文)本《弥勒会见记》无疑珍藏于上述“古文书”或“梵文典籍”之中。此笔珍贵文物被掠至国外之后的整理研究情况,笔者于《中国最早佛教戏曲〈弥勒会见记〉考论》一文有所涉猎,认为其开山者为“德国学者缪莱,他在1907年发表题为《对确定中亚一种不知名语言的贡献》的论文中刊布了吐火罗语A本《弥勒会见记》有关片断,1916年他又与泽格合作发表了一篇《〈弥勒会见记〉与‘吐火罗语’》的论文”①。另外法国学者皮诺尔亦负责整理了一批西域吐火罗文写本,他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法藏龟兹文佛典和世俗文书的论文,如《一件龟兹语佛教戏剧残卷》”②。在国内,对吐火罗文A(焉耆文)本《弥勒会见记》研究最全面与权威的是季羡林先生,但他主要依据的不是德国人窃走的那一部分,而是在我国焉耆另一座佛教遗址出土的写本。
  据《中国戏曲志·新疆卷》记载:“1975年3月,新疆考古工作者又在焉耆城南约30公里处的锡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发现了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共44张,每张两面书写,计88页。每页八行,只有一页是七行。有火烧过的痕迹,多数是烧掉左端的三分之一左右。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先后两次发现的文本都是用工整的婆罗谜中亚斜体字母书写。”③文中还说明:于1987年2月20日,“季羡林将新疆博物馆藏本的一部分译成汉文,约1500字”。从这部分不很完整的译本看,该文本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有故事发生地点,据季羡林译注指出“原文中有曲牌名”。
  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也同样遭遇到吐火罗A本同样的不幸命运:一部分流散在海外,另一部分(或不同版本)存留在国内。据阿尔伯特·冯·勒柯克在《吐鲁番旅游探险》一书中写道:他率领的德国人“第二次中亚考察队”于1904年11月抵达吐鲁番时,在“位于哈拉和卓地的黑暗的Sangim谷”,“在维吾尔语是胜金口”处,他们发现“一座庙宇,同时在左边的山洞上,有很多印度的塔,有些是立于河的岸沿。这些塔的里面包含火葬余烬,人造的花,还愿的供物——纸上的圣像——和很多写本。……在一个大庙里和尚住的小屋中发现物很多,可以装满几麻袋。它们几乎都是用突厥文和回鹘文写的,它们的内容,大半是宗教的,描写佛教救主Maitrey和信徒及不信宗教者的集合的剧本的残篇。在各章的Colophon(书籍末尾之题署)上面,指明这是从吐火罗文译成为突厥语的,著者的名字也还有”④。
  在英国学者彼得·霍普科克著的《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地下宝藏》一书中也较详细地记载了此次发掘过程:“他们在喀喇和卓(哈拉和卓)连续工作已经将近四个月了。虽然还只是二月末,可是在吐鲁番洼地已经变得越来越热了。他们感到在这块地方所能得到的东西,差不多已挖掘殆尽,因此决定向北迁移,到耸峙在阴森的森其姆峡谷上的印度塔那里去。……这两个人不久就在不同的印度塔内挖掘出两所都藏着手写文稿的图书室。一处是巴塔思发现的,另一处则是范莱考克发现的,后者在记录中说,手稿之多足以填‘几麻包’。”①
  从上述文献中可知“范莱考克”(即勒柯克)是在抵吐鲁番翌年(1905年)2月,在森其姆峡谷(即胜金口)发掘到由“吐火罗文译成为突厥语”的“描写佛教救主”的“剧本的残篇”,即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
  海外专家学者对此西域戏剧文物写本的全面整理研究与介绍,当首推德国著名突厥语女学者葛玛丽(我国译本多署名为温特·冯·加班),她于1957年影印刊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转移至美因茨(Mainz)收藏的回鹘文残本《弥勒会见记》共113张。并发表了研究论著《弥勒会见记——一部佛教毗婆沙论经典的古突厥文本》。1961年她又将保存在柏林科学院的另一部分共114张影印刊布,并附有一册说明书。另外于1961~1973年期间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著与论文,如《高昌回鹘王国:850~1250年》、《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回鹘文印本》、《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等。葛玛丽在上述论著中认为“《弥勒会见记》可以说是回鹘戏剧艺术的雏型”,并指出,现为人们所知的回鹘文本有六种,其中两种为“胜金本”,两种为“木头沟本”另外两种出土地点尚未查明。
  1958年法国,学者哈米顿在《通报》第46卷发表了根据葛玛丽刊布的《弥勒会见记》影印本所写的书评。1970年土耳其学者色那西·特肯在《德国东方学研究通讯》第16期上,发表了一篇专门讨论《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的文章《弥勒会见记:一部佛教毗婆沙论经典的回鹘文译本》,可供我们学术研究时作参考。在新疆哈密地区发现的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总计有293张,586页。每张长47.5厘米,宽21.7厘米。纸为黄褐色,纸质厚硬。文字用黑墨从左至右竖写而成。原件现存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写本前四章与序文由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阿不都克尤木·霍加合作翻译整理,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为《中国戏曲志·新疆卷》全文收录。
  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哈密本)是“1959年4月,哈密县天山公社脱米尔提大队巴什托拉的维吾尔族牧民牙合亚·热衣木在脱米尔提附近的山坡放牧时得到。发现时,抄本包在毡子内,藏在石堆(按:有文介绍是佛塔废墟)之中”②。经著名突厥语学专家耿世民整理研究指出:“我国哈密本《会见记》写本显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德国考古队以前在吐鲁番地区所得的本子……此本共由1幕序文和25幕正文构成。”①
  笔者在所见到的对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哈密本)的评介与研究文章,还有冯家昇于《文物》第七、八期合刊上所撰《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他认为此写本:“大概是由《贤愚经》卷一二《波婆离品》演绎而成的一种变文。”李经纬则将其定名为《弥勒三弥底经》,认为是“一部关于弥勒一生重要事件的故事集”②。另外则是季羡林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撰写的辞条,他确认“《弥勒会见记》共27幕,讲述弥勒成佛的故事。全剧韵文散文结合,形式上与印度古代叙事文学如《五卷书》之类没有区别。但是书名叫nataka(梵文,意为‘剧本’)”。在《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一文中他将吐火罗A本与回鹘文本做过一番学术比较后确认:其文本名称《MaitreyasamitiNataka》,中间词组“Nataka”直接来自梵文,释意为“戏剧”。“既然自称是剧本,又用‘幕’这个字,那么它不是剧本又是什么呢?”

附注

①季羡林撰:《弥勒会见记》辞条,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270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②杨富学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153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① 黎蔷:《中国最早佛教戏曲〈弥勒会见记〉考证》,见中国戏曲学会、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 《中华戏曲》第23辑,12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② 荣新江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8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③ 《中国戏曲志 ·新疆卷》,534、535页,北京,中国 ISBN中心,1995。 ④ 魏长洪等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212页,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①彼得·霍普科克著:《中国土耳其斯坦地下宝藏》(亦译为《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20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②《中国戏曲志·新疆卷》,535页,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5。 ①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本)研究》,载《文史》,第12辑。 ②李经纬:《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初探》,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2)。

知识出处

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

《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西域戏剧的发生;唐宋大曲与柘枝队戏;五台山与西域佛教戏曲;敦煌俗讲乐舞与佛教戏曲等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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