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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经典文学之所以能从死板教条的教义中解脱出来，逐渐为广大信徒与听众所接受，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它成功地与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学艺术，其中亦包括音乐舞蹈、杂技、戏剧形式相融合，使之艰涩难懂的佛经说教世俗化与形象化。
  无论是古代印度，还是西域与中原地区的佛僧，每天除了出外乞食化缘，就是各自进行坐禅修行，而修行的方法主要包括学习教理与修习禅定两项。由此而延伸出礼拜供养与读诵经典等行动仪轨。
  每日僧众的共同宗教活动主要是“朝暮课诵”，即早晚一起到大殿或法堂诵读经文并礼拜佛祖。逢佛教传统节日时则要兴师动众，举行各种名目的佛事法会。
  佛僧在寺院以及法会上诵咏佛经被称为“呗赞”，指读经之声或大梵天王所发出的五种清净之音，亦被称为“梵音”。《法华经序品》曰：“梵音微妙，令人乐闻。”《法华经文句》曰：“佛报得清净音声最妙，号为梵音。”《华严经》曰：“演出清净微妙梵音。”据《长阿含》卷五《阇尼沙经》载，大梵天有五种清净梵声：“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其音遍周远闻。具此五者，乃名梵音。”
  呗赞又称“梵响”，系指佛教信徒以短偈形式赞唱佛陀、菩萨之颂歌。“呗”亦称婆陟、呗匿、婆师，意为歌咏佛经，有文载为“止断止息”，“设赞于管弦”。另外相对于韵文诗体“呗赞”的还有“转读”，此为用于佛经长行散文部分的唱诵。
  《高僧传》卷一三曰：“歌赞则号为梵呗。昔诸天赞呗，皆以韵人弦绾。”此即《楞严经》卷六所云“梵呗咏歌”之意。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之“梵呗”条曰：“音韵屈曲升降，能契于曲，为讽咏之声，是梵土之法曲，故名梵呗。”《法华经·方便品》偈曰：“若使人作乐，击鼓吹角贝。箫笛琴箜篌，琵琶铙铜钹，如是众妙音。”依上所述，佛教法事之“梵呗”兼容声乐与器乐之表演，为具有丰富音乐曲调与演唱的宗教表演艺术形式。
  古代印度之梵呗输入我国后一般被称为“呗赞”。梵呗原本统称歌咏十二部经，不管长行、偈颂均谓之“呗”，辗转至我国宗教界，将歌咏长行称之为“转读”，呗赞仅指歌咏赞偈，以及佛经译作中赞叹三宝之声调，故此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称之为“呗唱”。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一三曾云：“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钟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设赞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道世亦云：“西方之有呗，犹东国之有赞。赞音从文以结音，呗者短偈以流颂，比其事义名异实同，是故经言：以微妙音声歌赞于佛德，斯之谓也。”①
  中国的呗赞形成于六朝时期。魏嘉平年间（249～253年），有天竺僧昙柯迦罗来到中原洛阳传授佛教戒律。在此之前，维袛难与竺将炎结伴于吴黄武三年（224年）携梵文经本数卷抵武昌。在此期间曹植赏游鱼山，闻空中有一种梵响，清扬婉哀。经仔细察访，此乃梵僧歌咏之声调，后摹其音，撰文制乐，形成梵呗凡六契，后世称为《鱼山梵》。
  南北朝时有高僧慧睿游历南天竺，归返后，应朝廷之约而著《十四音训叙》，条分缕析经中梵汉音义。后又有西天竺僧真谛，纂集梵文词语，撰成《翻外国语》七卷。6世纪初，洛阳融觉寺僧昙无最亦撰成《大乘义章》一部。此二书曾在印度梵呗华化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魏晋期间，支谦依据《无量寿经》与《中本起经》制成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亦依《双卷泥洹》制成泥洹梵呗一契。另有晋人帛尸梨蜜多罗与支昙龠又造六言梵呗存世。此均以创作歌咏经中故事之赞颂声调通用于佛教音乐，据有关文献记载：
  东晋时期在结合音乐和文学的梵呗方面，道安倡始在上经、上讲、布萨等法事中都唱梵呗，并弘传帛尸梨蜜多罗所授的高声梵呗，帛法桥作三契经，支昙龠裁制新声，造六言梵呗，梵响清美都著名。②
  在古代中国，呗赞主要用于三个方面：讲经仪式；六时行道；道场忏法。讲经唱法会的梵呗穿插于讲经前后。六时行道与道场忏法其仪式尤重视歌咏呗赞。据考，唐代之前流行的主要呗赞有《如来呗》，亦称《如来梵》；《云何呗》亦称《云何梵》；《行香呗》亦称《行香梵》等。普通将梵呗分为三节，即初呗、中呗、后呗，其唱念形式多为六句赞与八句赞，最为流行的八句赞，亦称为大赞《三宝赞》，即赞佛宝、法宝、僧宝，以及《佛陀赞》等。此赞依谱唱念，伴以梵乐，磬钟撞铃，声咏偈颂，显得分外庄严肃穆。
  “呗赞”的咏唱并不仅限于讲经、行道，在一般斋会与佛教节庆日中也经常举行。唐大历年间宋州刺史徐向等即在该州设“八关斋会”，几千余僧侣与世俗官民聚集于开元寺参加盛大斋会，当时“法筵等供，仄塞于郊；赞呗香花，喧阗于昼夜”①。
  讲经分为僧讲与俗讲，前者对象为出家人，后者则一般为世俗男女。《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记》云：“言讲者，唐土两讲，一、俗讲，即年三月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故言俗讲。二、僧讲，安居月传法讲是上来西寺比中所司。”“俗讲”开讲，一般都是奉敕举行。圆仁撰《入唐求法巡礼记》载：“乃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九月一日敕西街诸寺开俗讲。五月奉敕开俗讲，两街各五座。”可知当时各寺俗讲规模之大，规格之高。
  随着社会的变迁，唐代俗讲的场地也逐步增多起来，其宣传功能也日渐演化。为满足广大僧众的需要，长安城设其“讲场”于形形色色的佛门寺院，后来逐渐成为“变场”或“戏场”。北宋钱易撰《南部新书戊》云：“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在荐福、永寿。”寺院开辟戏场，除了“设乐招会”开“俗讲”之外，还将民间乐舞戏曲艺术吸收进去并当众表演，以招徕香客与聚敛财物，如此自然有力地刺激了佛教音乐、文学与世俗歌舞戏的有机融合与发展。

①《阿毗昙心序》，载《出三藏记集》卷十。①《法苑珠林》卷三六《呗赞篇》。 ①《法苑珠林》卷三六《呗赞篇》。 ②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28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 ①颜真卿撰：《八关斋会报德记》，载《金石萃编》卷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