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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随着古代印度社会的发展而逐步走向成熟。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自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传承其教说的原始佛教起，先后经历了公元前4世纪中叶形成的18部或20部的部派佛教；公元1世纪左右的开始包括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的大乘佛教，以及7世纪以后由大乘部分派别同婆罗门教混合而形成的密教。
  佛教的形成、发展与广泛传播，使其经文典籍由口头传诵进化到书写成文，在长时间内逐渐形成各宗各派学说，进而建构为规模宏大、种类繁多的“经、律、论”三藏。
  “三藏”相传为释迦牟尼如是说而于后世结集的大型佛典，按文字区分有梵、巴利、汉、藏文等多种。“经”为佛弟子所记佛陀的言论与事迹；“律”是佛教团体的纪律；“论”是佛教徒的宗教哲学著作。因为受印度古典传统文学的影响，佛经颇具文学色彩，其中相当篇幅采用各种诗体，极适合于僧侣咏诵念唱。
  印度保留下来的古典佛经基本上是巴利语文献，其经文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即四个“尼迦耶”以及“小部”，亦可称为“小尼迦耶”。此部分共有15部书，因基于印度民间文艺形式，内含众多抒情诗歌，故文学性较强。
  巴利语佛经中“小部”之《法句经》与《经集》是佛教徒经常诵读的经文汇编。《经集》第五编是一篇包括16部分的长诗，共有72篇诗体经文，文字朗朗上口，优美生动。新疆出土的《法句经》梵语本，原为上座部佛教徒尊崇的诗体经文，巴利语《法句经》作者题为鸠摩逻多，该经共有523节，每节均为“颂”体诗。
  汉文佛经一般分为大乘经、小乘经两大类。汉文佛经翻译始于东汉，盛行于南北朝与隋唐，开始由从印度、中亚与西域地区东迁的胡僧与汉僧合作进行，当时外来的著名翻译家有西域龟兹的鸠摩罗什与印度的真谛等。其过程先由他们将梵文、巴利语文佛经介绍到我国，再由他们组织汉僧将其译为汉文经典。后来诸多西行求法的名僧学成回国后，全面主持浩繁的译经工程，其代表人物如玄奘与义净，他们与上述两人合称为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
  流传至我国的印度佛教经典除了汉文与藏文之外，还有西夏文、满文、蒙古文等《大藏经》，南北朝时称之为“一切经”。汉文《大藏经》以唐开元年间智升所编《开元释教录》最具权威性。共收录佛典1076部、5048卷，将大乘经分为般若部、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涅槃部五大部分，以及其他诸经。小乘经则指“阿含经”及单品，其编目方法与篇章设置精密完善，后来成为编印《大藏经》的准绳。
  通过专家学者研究与比较，《大藏经》中许多印度原始佛教经典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据孙昌武先生考证，佛典中文学性较强的有四大部分，即“佛传文学”、“赞佛文学”、“譬喻和譬喻经”、“因缘经”①。
  上述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均为人们研究佛教戏剧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从支谦翻译的《般泥洹经》可窥视佛陀生涯最后几个月的经历。竺法护所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真实地再现了众多佛弟子皈依佛法的经过。
  如《杂宝藏经》中的难陀贪恋美妻，《摩登迦经》中阿难迷惑恋情，后来均为佛陀教化，“离欲”而归顺天界。
  “佛传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梵剧作家马鸣的《佛本行赞》，亦称《佛所行赞》。据唐代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载，此经颇为流行，“五天南海，无不讽诵”。《佛本行赞》是一部记颂释迦牟尼佛祖生平事迹的长篇叙事诗，由北凉印度僧人昙无谶译为汉文，后又由南朝时期宋代宝云译为《佛本行赞传》7卷，另外唐代还流传有藏文译本。
  《佛本行赞》汉译本分为5卷28品（章），长约9000行。篇幅宏大，辞藻华美，清辩若流，极富文采：
  从格律上看，这首诗的译文用了五言体，但与中国五言古诗又不同。基本不押韵，但注意到声调的和谐流畅；句式上不限于五字成句，也有十字、十五字连贯而成的；句内的节奏不只采取2、3或2、2、1的传统格式，而变化以多种节奏。①
  “赞佛文学”中文学价值最高的是“本生经”，梵文称其为“阇陀伽经”。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一五曰：“何等名为阇陀伽经？如佛世尊本为菩萨修诸苦行，所谓比丘当知，我于过去作鹿、作罴、作獐、作兔、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是等行菩萨道时所可受身，是名阇陀伽。”“本生”即为佛陀前世或为人、或为动物时修行轮回的故事，此种文学体裁对后世宗教戏剧文化影响颇大。
  “佛本生经”的体裁多种多样，有格言、诗歌、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大多是佛教信仰者从古印度民间文学基础上改造、加工、附会而成，还有的取材于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及《五卷书》。中译文佛典如三国吴人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吴人支谦译《菩萨本缘经》，西晋人竺法护译《生经》，宋人绍德、慧洵译《菩萨本生鬘论》，元魏人慧觉等译《贤愚经》等均出自古印度巴利语文《佛本生经》。
  “佛本生故事”大都非常曲折，其中既有人物、事件，又有表演，极富戏剧性，故许多故事被后世改编为戏剧艺术作品，譬如《须大拿太子本生》、《修凡鹿王本生》与《国王断案本生》，后者出自《贤愚经》卷一一《檀腻〓品》，元代戏曲家李行道（李潜夫）即据此故事编创出颇具影响的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
  “譬喻与譬喻经文学”建立在本生经基础上，在印度被称为“阿波陀那”，即专指表现“英雄所为故事”一类佛教经典。譬喻经除上述《贤愚经》之外，还有晋人法炬、法立所译《法句譬喻经》，姚秦人竺佛念译《出曜经》，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元魏人时吉迦夜、昙曜译《杂宝藏经》，以及南齐人求那毗地译《百句譬喻经》。
  《百句譬喻经》在古代印度与中国相当有名，此佛经为古印度僧人伽斯那著，简称为《百喻经》，共四卷，采用寓言譬喻的形式、用98个事例形象生动地阐明佛教的基本教义。《百喻经》与《五卷书》随着佛教的流传而西渐至波斯、阿拉伯，以及中亚、西亚诸国，曾有力地促进了东方诸国文学艺术的发展。
  根据《成唯识论述记》所载，古代部派佛教中均设有专职的譬喻师，“时五天竺有王大论师，喻如日出，明导世间。名曰出者，以似于日，亦名譬喻师。或为此师造《喻鬟论》，集诸奇事，名譬喻师”①。文中所述《喻鬟论》实属法句譬喻经类之《大庄严论经》，为20世纪在新疆发现的一部梵文残卷，作者落款为能说善辩的譬喻大师鸠摩逻多。
  《因缘经》系指那些讲述因缘业报故事的佛教经典。在汉译佛典中大量的因缘故事主要保存在律部，另外还散见在吴人支谦译《撰集百缘经》以及《杂宝藏记》、《杂阿含经》与《贤愚经》中，例如“《贤愚经》卷一一第五十二经《无恼指鬟品》，联结了几个因缘故事。其中写到杀千人取指为装饰头发的鬘的太子，食幼儿肉的国王，淫乱无度、强占新婚少女的太子，都反映了当时印度社会的现实。其叙述也相当生动而富戏剧性”②。据考证，此因缘戏剧故事其实主题和情节与阿拉伯文学故事《天方夜谭》，以及圣经《马可福音》有关章节相类似，从而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宗教文化交汇贯通之历史事实。
  “佛教经典文学”对我国戏剧文化之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字的诗化与故事的情节化上，佛僧太虚在《佛教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一文中认为其影响还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文学文体的变化上：“佛教之经典翻译到我国，或是五七言之新诗体，或是长行。长行之中，亦有说理、述事、问答、乃至譬喻等，与中国之文学方面，亦有极大之裨助。至于唐朝以后之文体，多能近于写实顺畅以洗六朝之纤尘，未尝不是受佛教之熏陶也。……梁启超谓：我国之《孔雀东南飞》之长诗，即受此经影响，或可尽信。”③
  他另外还论述到佛教对中国戏剧文化之影响：“戏剧，中国之戏剧，多是演前人之故事，或惩恶、或劝善。而佛教之戏剧亦然，如《目连救母》、《归元镜》等，亦是演佛教之故事，移风易俗，使人回恶向善，皆大有功于教化也。”
  佛经典籍中之诗化韵文，分别称之为“祇夜”与“伽陀”。“祇夜”亦称重颂、应颂；“伽陀”亦称讽颂、孤起。在汉译中又统称为偈颂，用诗歌礼佛是古代印度的文学传统。《高僧传》卷二中鸠摩罗什曾对僧睿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东晋人慧远在谈及《阿毗昙心论》时更对偈颂之音乐性备加推崇，他论述道：
  其颂声也，拟象天乐，若云龠自发，仪形群品，触物有寄。若乃一吟一咏，状鸟步兽行也；一弄一引，类乎物情也。情与类迁，则声随九变而成歌；气与数合，则音协律吕则俱作。拊之金石，则百兽率舞；奏之管弦，则人神同感。①
  略加深究，梵文“偈颂”如同中国律诗一样，文法体制甚为严密，音节格律甚为考究，自随佛教输入中原地区以后，对其传统诗歌、文学与戏剧韵文产生很大影响。孙昌武在《唐代文学与佛教》一书中考证，认为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诗风的通俗化。”“二是诗意的说理化。”“三是诗歌表现手法的丰富。”例如：“偈颂在句法、修辞以及格律上也给诗歌发展以影响。”另外对中国传统戏曲韵文更是产生深远的影响。

①孙昌武著：《佛教与中国文学》，10～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①孙昌武著：《唐代文学与佛教》，228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②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③张曼涛主编：《佛教与中国文化》，33～35页，上海，上海书店，1987。 ①《阿毗昙心序》，载《出三藏记集》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