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大唐西域记》是记述唐代著名佛学家、旅行家玄奘西行求法的重要历史文献。此书今存12卷，另加序和赞，约十万三千余字，其书规模宏大，卷帙浩繁，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完成。书中“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动静无常，取舍不同，事难穷验，非可臆说。随所游至，略书梗概，举其闻见，记诸慕化”。其历史与学术价值甚大，此正如玄奘上表所述：
  所闻所履百有二十八国。窃以章彦之所践藉，空陈广袤；夸父之所凌厉，无述土风；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今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匪敢雕华。谨具编裁，称为《大唐西域记》，凡一十二卷，缮写如别。①
  《大唐西域记》一书全面介绍了古代西域与印度138个国家的宗教、社会、文化、民族、建筑与乐舞戏剧情况，详述了玄奘所旅行国家与地区的各种社会文化活动。据现存版本之卷首有“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总持沙门辩机撰”字样，以及《大唐内典录》玄奘“初在弘福翻译，公给资什，沙门灵闰等证义，沙门行友等缀文，沙门辩机等执笔，及慈恩创置，又移于彼参译”之记载。从中可知玄奘的高足辩机与部分弟子也参与了此部史书籍典的编译修订工作。
  翻阅《大唐西域记》方知此书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与学术价值，它既是研究西域诸国，也同时是研究中亚、西亚与南亚广大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文字、语言的珍贵文献，并且为我们探研丝绸之路乐舞戏剧文化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史地背景资料。
  在我国西域境内，玄奘路经阿耆尼国、屈支国、跋禄迦国、素叶水城、竭盘陀国、乌铩国、怯沙国、斫句迦国、瞿萨旦那国、尼壤城、那达那缚波故国等。按其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路线，玄奘自唐贞观元年（627年）九月出玉门关，九死一生、匹马孤征，过五烽、度莫贺延碛，掠西域伊吾（今新疆哈密），抵高昌（今吐鲁番），为麴文泰国王所迎，并挽留其讲经说法。翌年（628年），玄奘西行至阿耆尼国（今焉耆）、屈支国（又称龟兹，今库车）、跋禄迦国（今阿克苏），然后翻凌山（今木苏尔岭的天山隘口），而过热海（今伊塞克湖），再西北行500余里，至素叶城（即碎叶，唐安西四镇之一），遇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受其护卫而入中亚与南亚次大陆诸国。
  17年后，玄奘由沙漠“丝绸之路”南线入境回国，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先是路过帕米尔高原上的竭盘陀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再是乌铩国（在今英吉沙与莎车之间），佉沙国（今喀什之疏勒），斫句迦国（今叶城），然后经瞿萨旦那国（亦称于阗，即今和田）与尼壤城（今民丰），以及罗布泊地区的那达那缚波故国（即古楼兰），从此向东出西域、入阳关、遂进河西四郡。
  在上述西域诸国中，于隋唐时期曾有许多乐舞、百戏艺术品种传入了中原地区，后融入华夏乐舞戏剧与古典戏曲形式之中。诸如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与于阗乐等，特别是屈支国因有《龟兹乐》而在《大唐西域记》中被誉称“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中，季羡林等学者对此八个字特地做过详注：
  新疆库车地区的音乐、歌舞自古以来就有盛名。这一方面可从库车附近千佛洞壁画和出土骨灰盒上画的乐队歌舞场面清楚看到，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汉文史籍中得到证明。历史上库车音乐曾给内地汉族音乐以很大影响。据《晋书·吕光传》，公元384年（晋太元九年）吕光伐龟兹，曾把龟兹的乐人带到凉州。这是库车音乐正式传入内地的见诸正史的最初记载。①
  根据史书所知，吕光此次是奉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之命西征，攻掠古代龟兹等国，当时用两万多峰骆驼将西域各国的珍宝文物和大批龟兹乐舞艺人携来东归，同时还邀请了后来成为我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的龟兹高僧鸠摩罗什一起至凉州。在此次攻掠后，有人将其《龟兹乐》与中原表演艺术融会贯通而形成新的乐舞品种——《西凉乐》。《龟兹乐》再东传至北朝诸国遂形成了“西国龟兹”、“齐朝龟兹”与“土龟兹”三部伎乐，由此可见古代西域乐舞在中原地区的生命力与重要影响。
  《隋书·音乐志》上还记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后还同时获取“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旧唐书》卷二九云：“龟兹乐，舞者四人，红抹额、绯袄、白袴帑、乌皮靴，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横笛一，箫一，筚篥一，毛员鼓一，都昙鼓一、答腊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鸡娄鼓一，铜钹一，贝一。毛员鼓今亡。”《新唐书·西域传》为此称龟兹国人民“俗善歌乐”，从龟兹乐部所知玄奘述此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称誉并不为过。
  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及出自“佉沙国”的《疏勒乐》为公元436年北魏时期所得。据《隋书》卷一五记载：“疏勒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还有西域《高昌乐》，据《隋书·音乐志》所述：“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北周武帝时，其国乐则“杂以高昌之旧”。《唐六典》卷一四所列《高昌乐》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横笛、箫、筚篥、腰鼓、鸡娄鼓、铜角”。《旧唐书·音乐志》则记载该国乐舞伎之装饰与表演形式“高昌乐，舞二人，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红抹额”，似与西域生旦小歌舞戏《合生》相吻合。《大唐西域记》之“瞿萨旦那国”文字记载，证实新疆和田人民自古“俗知礼义，人性温恭，好学典艺，博达技能。众庶富乐，编户安业。国尚乐音，人好歌舞”。故在此基础上创制的“于阗乐”也同样被输入中原，并对我国古典乐舞与戏曲发生过深远的影响。
  《大唐西域记》中还记录了玄奘在中亚地区所途经的诸如“飒秣建国”与“喝捍国”，唐代分别称为康国与安国，在此地域产生的《康国乐》与《安国乐》亦曾东传入我国长安，被隋唐纳入宫廷乐伎之中，如《隋书》卷一五记载当时的《康国乐》“歌曲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溪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乐器有笛、正鼓、加鼓、铜钹等四种为一部。工七人”，而《安国乐》在《隋书》亦载“安国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祇》，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双筚篥、正鼓、和鼓、铜钹等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据我国有关史料记载，诸如风靡朝野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苏莫遮》等即来自“康国”、“安国”等中亚“昭武九姓”诸国。
  《大唐西域记》虽然主要是记载了玄奘西行求法，巡访佛国，弘扬佛教之事迹。但他身为杰出的旅行家，也顺便记述了一些沿途各国与地区的民俗风情与乐舞杂戏等文艺娱乐活动，亦为“丝绸之路”艺术与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
  玄奘自旅行至西域境内之“迦毕试国”，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附近的“曷逻怙罗僧伽蓝”。他在此处石塔边“静夜中时闻音乐之声”，可视之为当地盛行乐舞之文化折射。在古印度的“滥波国”，他果然印证了此地“国俗丰乐，人尚歌咏”的文艺娱乐风俗。在古希腊与印度文化遇合处之“犍陀罗国”古都的“咀叉始罗”一座无忧王所建古塔边，他又“于夜分后”听到“泣对清风，长啸悲吟，箜篌鼓和”。与其同时“王在高楼，闻其雅唱，辞甚怨悲，怪而问曰：‘箜篌歌声，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来此乎？’即问内厩：‘谁为歌啸？’遂将盲人而来对旨。”原来弹奏箜篌“长啸悲吟”的盲人果然是国王的爱子。王子为此特祈求神灵，后以圣水“持目洗眼，眼遂复明”。行吟歌乐在此圣举过程中显然产生了作用。当玄奘来到今位于印度北方邦法鲁迦巴德的“劫比他国”一座佛教大寺院，果真看到了数万僧俗随乐诵经的激越场面，同时还目睹“如来起善法堂，从诸天众，履中阶而下；大梵王执白拂，履银阶而右侍；天帝释持宝盖，蹈水精阶而左侍”。众人聆听“天众凌虚，散花赞德”，而暗自窃喜阅尽佛界散花乐舞之恢弘场景。
  形象生动展示天竺佛教与世俗乐舞杂戏表演艺术之情景，则相对集中于恒河畔的“羯若鞠阁国”，即我国史书上经常称谓“葛那及”或“曲女城”的印度名城古都，特别体现在于此地“玄奘会见戒日王”的两次国事庆典活动之中。
  如前所述，戒日王既是一位公元7世纪上半叶北印度有政绩的贤明国王，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佛教诗人与梵剧作家。正如季羡林先生所主持的《大唐西域记今译》一书所考证：戒日王“积极支持和保护佛教，和玄奘是好朋友，又第一次派遣使人直接出使中国，热情接待回聘的中国使者。他还爱好文学，写出梵文的诗和剧本”①。戒日王一生笃信佛教，所编撰的梵剧《龙喜记》传至我国吐蕃衍化为藏戏《云乘王子》。他于恒河沿岸“建立数千窣堵波，各高百余尺。于五印度城邑、乡聚、达巷、交衢，建立精庐、储饮食、止医药，施诸羁贫，周给不殆。圣迹之所，并建伽蓝。五岁一设无遮大会，倾竭府库，惠施群有”。此种佛教聚会，亦称布施与说法，以及文艺娱乐盛会，每逢五年要召集一次。参加者除了佛教信徒外，不论老少贵贱，外道男女，皆可参加与布施，乃至观赏乐舞杂戏，以普天同庆共乐。
  在《大唐西域记》卷五“曲女城法会”一节中详细记载了玄奘亲眼目睹戒日王与民同乐的佛教乐舞祭祀场面：
  时戒日王将还曲女城设法会也，从数十万众，在殑伽河南岸；拘摩罗王从数万之众，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陆并进。二王导引，四兵严卫，或泛舟，或乘象，击鼓鸣螺，拊弦奏管……宫属伽蓝，夹道为阁，穷诸莹饰，乐人不移，雅声递奏。王于行宫出一金像，虚中隐起，高余三尺，载以大象，张以宝幔。戒日王为帝释之服，执宝盖以左侍；拘摩罗王作梵王之仪，执白拂而右侍。各五百多象军，被铠周卫。佛像前后各百大象，乐人以乘，鼓奏音乐。
  值得重视的是，戒日王在“无遮大会”期间曾与玄奘热烈讨论关于《秦王破阵乐》来源与表演形式的一段对话，非常有戏剧史料价值：
  戒日王劳苦已曰：“自何国来？将何所欲？”对曰：“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
  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
  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王曰：“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氓庶荷其亭育，成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
  对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
  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圣主。”
  上述印度国王与唐高僧讨论的《秦王破阵乐》，据文献记载，是唐初盛行的以歌颂唐太宗李世民武功的大型宫廷乐舞。《旧唐书·音乐志》记述：“《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制歌辞。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后更名为《七德之舞》。在我国文化使者面前，戒日王能主动询问此大型乐舞各方面的情况，可见对唐朝军事、经济、文化与艺术之了解与景仰。
  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与“加雅”之间的“摩竭陀国”，据考证是古天竺十六大国之一，玄奘在这里有幸领略到印度民间婚礼以音乐歌舞助兴之情景：
  书生遂留，往来树侧，景夕之后，异光烛野，管弦清雅，帷帐陈列。俄见老翁策仗来慰，复有一妪携引少女，并宾从盈路，玄服奏乐。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乐燕，经七日焉。……诸友人同往林中，咸见花树是一大第，僮仆役使，驱驰往来，而彼老翁从容接对，陈馔奏乐，宾主礼备。
  在此神奇的国度，玄奘所见所闻更多的还是佛教神话传说及有关乐舞戏剧艺术的呈现，如他在“辊罗择迦伽蓝”听说“昔者如来降神止此，坐斯磐石，人灭尽定，时经宿焉。诸天灵圣，供养如来，鼓天乐，雨天花”。其中为读者所描绘的全然是美丽的飞天乐伎形象。接着他于“摩诃菩提僧伽蓝”附近时逢“雨安居”仪式，过后有幸目睹众僧侣俗人以乐供佛之极富诗情画意乐舞的场面：“菩提树南十余里，圣迹相邻，难以备举。每岁比丘解安居，四方法俗，百千万众，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乐，遍游林中，礼拜供养。”
  王舍城西北的“那烂陀寺”在古代印度历史悠久，知名度相当高。据唐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那烂陀寺，乃是古王室利铄羯罗昳底为北天芯芻曷罗社槃所造。此寺初基才余方堵，其后代国王苗裔相承，造制宏壮。”据《宋高僧传》卷三所记，此时“那烂陀寺，周围四十八里，九寺一门，是九天王所造”，实为此寺院极盛期。我国高僧如玄奘、玄照、义净、慧轮、智弘、无行、道希、道生、大乘灯等均在那烂陀寺留学深造过。《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称：“此寺内僧众有三千五百人。”《续高僧传》卷四亦载：“常住僧众四千余人，外客道俗通及正邪乃出万数。”
  玄奘有幸在今印度巴特那县境内巴罗贡村的“那烂陀寺”留学长住，并感念此地朝野臣民乐舞礼佛之虔诚心态：
  每岁元日，盛兴供养。邻境国王、大臣、豪族，赍妙香花，持宝幡盖，金石递奏，丝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会。
  入王舍城。时帝释天王变为摩那婆，首冠螺髻，左手执金瓶，右手持宝杖，足蹈空虚，离地四指，在大众中前导佛路。时摩竭陁随国频毗娑罗王与其国内诸婆罗门、长者、居士百千万众，前后导从，出王舍城奉迎圣众。
  另外，玄奘还游历到印度河支流奇纳布河与萨特累季河间的木尔坦处的“茂罗三部卢国”，他见到此地一座外道寺庙，也同样虔诚地崇尚乐舞供养：“有日天天祠，庄严甚丽。其日天像铸以黄金，饰以奇宝。灵鉴幽通，神功潜被，女乐递奏，明炬继日，香花供养，初无废绝。五印度国诸王豪族，莫不于此舍施珍宝，建立福舍，以饮食医药给济贫病。诸国之人来此求愿，常有千数。”
  由此可见，古代印度不仅是宗教文化之国，也是乐舞礼仪之邦。不论是宫廷还是民间，不论是佛教还是外道，都诚信乐舞杂戏对礼佛、节庆、官贺、民乐之作用。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独具匠心地特将印天竺划入广义的西域范畴之中，故此我们对隋唐乐伎中专设的《天竺乐》进行一番探研就显得更有价值与必要。
  据《隋书·音乐志》云：“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旧唐书》卷二九亦云：“天竺乐”，其“乐用铜鼓、羯鼓、毛员鼓、都昙鼓、筚篥、横笛、凤首箜篌、琵琶、铜钹、贝。毛员鼓、都昙鼓今亡”。这些都是隋唐时期输入的异域乐器与音乐歌舞，尚未传入的印度本土天竺之音乐舞蹈与戏剧种类与数量一定会更多。佛学大师玄奘因为不是艺术家，在《大唐西域记》中难免所涉猎此类资料语焉不详。但仅通过上述的文字推论，古代印度在乐舞戏方面已远远胜过周围邻国，并在音乐歌舞，特别是为之伴奏的乐器方面给中亚、东南亚与西域诸国带来旷日持久的影响，对此可参见香港学者张世彬的《中国音乐史论述稿》具体考述：
  凤首箜篌和铜鼓是天竺伎特有的乐器，而其他各种也都是古代印度佛教音乐时代的乐器，可知其整套由印度传来。而五弦琵琶、羯鼓、筚篥，则是龟兹伎的重要乐器。唐初利用龟兹伎来增补天竺伎，所以加入羯鼓和筚篥。此点足以反映《龟兹乐》与《天竺乐》相近似，即是说《龟兹乐》源出印度。①
  综上所述，自西汉时期博望侯张骞通使西域，东汉初年印度佛教经西域输入中原后，借助于宗教强有力的文化载体，也同时将印度与西域僧侣和世俗阶层所流行的乐舞戏剧文化带到了我国。东晋高僧法显在《佛国记》与唐朝佛学大师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佛教乐舞戏剧方面的吉光片羽记载，即为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大正大藏经》卷五〇，254页。 ①〔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①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今译》，15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①张世彬著：《中国音乐史论迷稿》，131页，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