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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同抵御控制了西域三十六国的匈奴，特派遣张骞一行出使西域。他们自长安出发，经河西与西域，先后抵达大宛、康居、大月氏等地，获得了许多有关西域各国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为了联合乌孙抗击匈奴，又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与乌孙国，随后派副使数人前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以进一步扩大我国对西方世界的理性认识。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这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事件。对此，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骘藏在《张骞西征考》中高度评价：“张骞之凿空即彼之西域远征，在中国史上实为破天荒之快事”，是“发现新大陆之大事件”。历史学家王钟翰亦论述：
  张骞通西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开了中亚交通的道路，使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先进文化传入西域，并远达欧洲。西域各族的文化也对中原发生了影响，葡萄、胡瓜、胡葱、苜蓿等许多新品种传入内地。因而通西域不仅促进了西域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①
  张骞因凿通西域功绩显赫而被汉朝廷加封为“博望侯”，自此之后，西域诸国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原地区得以全面交流与发展。在印度佛教乐舞与戏剧文化传播方面，首功当属张骞由西域携至中原腹地的“胡角横吹”与《摩诃兜勒》。据《晋书·乐志》记载：
  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
  据国内外一些学者考证：“摩诃”是梵文Maha的汉字音译，其意为“大”，“兜勒”据中西交通史学家张星烺解释为“吐火罗（Tuhara）之译音”。如此，“摩诃兜勒”即可理解为“大兜勒”或“大吐火罗”。又据《旧唐书·西域传》“大夏即吐火罗”的文字记载，进而又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摩诃兜勒＝吐火罗＝大夏”，“摩诃兜勒”即可视为古代吐火罗地区流行的乐舞大曲。
  日本学者桑原骘原《张骞西征考》认为：“摩诃兜勒是一种以地名为乐名的大吐火罗乐或大夏乐”。民族音乐学家王耀华考证：“《摩诃兜勒》作为一种乐曲（或歌曲），与佛教有关。”他发现“摩诃兜勒”在江南乐曲中已演变为“兜勒声”，其“唱词的后一部分‘结咒偈语’中却反复唱着‘摩诃萨’，另外于南曲《南海观音赞》中亦融有‘蕃俗之曲’与‘兜离之音’”①。
  关于“兜勒”一词，我们还可借助于《后汉书·西域传》有关章节进一步认识：
  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复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九年，班超遣椽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以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和帝永元九年即公元97年，东汉朝廷认为“兜勒”为“远国”，所临近“西海”为“地中海”。据考，其“兜勒”国疑为波斯西北部的“大不里士”，如果此说有据，《摩诃兜勒》大曲有可能与印度佛国无缘。
  然而西域史学家钱伯泉则认为《摩诃兜勒》并非中亚、西亚传统大曲，而应视为“佛曲”。据他考证：“摩诃”与“兜勒”均为梵文，与“兜勒”音同的梵文有“多罗”，意为“铁树”，“大概此曲是赞颂迦楼罗王者栖居的大铁树的，是佛曲中的一曲”，即《婆罗树佛曲》。另外与“兜勒”音同的还有“陀罗尼”，意为“总持”。“《摩诃兜勒》或为《摩诃陀罗尼》的省译，意为《大陀罗尼佛》，是赞扬高位菩萨陀罗尼的一支佛曲。”再有“陀罗陀”与“兜勒”音同，“《摩诃兜勒》为《摩诃陀历》的异译，是赞颂佛教圣地的佛曲”。故此钱氏所得结论：“《摩诃兜勒》必为佛曲，源于印度。”①
  亦有专家学者以《晋书》所记魏晋南北朝之事，疑所载《摩诃兜勒》非西汉张骞所传，乃南北朝时期借道西域而传入中原。还有说此曲名为古回鹘语“大曲”之意。
  因为《摩诃兜勒》乐曲的出现，势必涉及到印度佛教文化输入西域的时间，也同样由此而引发西域佛教戏剧的形成与成熟期诸问题。据《魏书·释老志》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此说透露了汉使节张骞的副使抵达古印度后已闻知佛教的信息。《后汉书·西域传》亦云：“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亦持西汉已知佛教之理论。
  据藏文《于阗国授记》记载，克什米尔毗卢折那阿罗汉到西域于阗传播小乘佛教，是在于阗建国（前250年左右）约165年以后登位的尉迟胜统治的第五年，即相当于公元前80年。据《史记》与《汉书》记载，于阗国王自称是毗沙门天的后代，并以“瞿萨旦那”为国号，而毗沙门天原是印度婆罗门教中的北方保护神，佛教将其吸收为护法神“四大天王”之一，名曰“多闻天”，亦说明西汉初年西域于阗国已流行佛教。
  至于西域诸国大力弘扬佛教文化当在贵霜王朝迦腻色伽王时期。对此日本学者羽溪了谛在《西域之佛教》一书中指出：“纪元前第一世纪中顷，迦湿弥罗国之汉毗卢折那来此国（按指于阗）传布佛法之事，当为可靠……故谓公元前佛教已传入于阗，固不足怪。”
  唐代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记》“迦毕试国”则记载：“闻诸先志曰：昔犍陀罗国迦腻色伽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由此文可知西域佛教文化的繁盛期在贵霜王朝迦腻色伽王时期。依此推论，大约在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印度古典梵剧随佛教文化已东渐至西域诸国与河西一带。

①王钟翰主编：《中国古代史概要》上册，83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编印，1983。 ①王耀华：《福建南曲中的（兜勒声）》，载《人民音乐》，1984（11）。 ①钱伯泉：《最早内传的西域乐曲》，载《新疆艺术》，1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