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印度与中国两国唇齿相依、山水相连，自古迄今宗教与世俗文化交流绵延不绝。在古代印度，佛教信徒们为了大力宣传佛教教义，经常借用民间文学的形式创作与改编一些通俗易懂、妇孺皆知的佛经故事。自输入我国后对汉藏语系文学艺术，特别是民间说唱与戏曲艺术产生重大的影响，尤其是《贤愚因缘经》对我国宋元杂剧与藏文说唱与戏剧文学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贤愚因缘经》简称为《贤愚经》，原书十三卷，共六十九品，最初为北魏时凉州僧人慧觉等转译。“贤”指贤人、贤圣；“愚”指愚人、凡愚。“因缘”为梵语“尼陀那”（Nidana）的意译，即因果报应的教理。《五分律》云：“诸法由缘生，佛陀说法因缘。”《俱舍论》云：“因缘合，诸法即生。”《维摩诘经·佛国品》云：“前后相生，因之，理相助，缘也。”《贤愚经》依上所述，可理解为“关于贤圣与凡愚的各种因果报应的佛经故事”。
  佛教因缘故事与佛本生故事是佛经故事的两大支柱，因缘故事其目的是以各种不同的主题思想与人物故事向佛教徒形象地灌输佛教思想，其故事重点是渲染佛教徒对佛因施供养、布施而得到的各种善报，以及佛度化众生时的各种神通。因其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明白如话，故深受中印两国僧众之欢迎。
  《贤愚经》自传入我国被译为汉文六十九品后，亦相继出现其他各民族文字译本，其中当数藏文译本时间早，数量大。根据布顿大师著《佛教史大宝藏论》所知，藏文《贤愚经》分别从印度梵文与汉文本中译出，现存刻本诸多，如那塘版、卓尼版、德格版、北京版与拉萨版。据藏学家王尧撷取汉文金陵刻经处刻本与藏文拉卜楞寺刻本比较，我国藏文《贤愚经》共五十一品，较慧觉等译汉文本仅缺译十八品。20世纪初，中外考古学家与藏学学者在敦煌藏经洞遗书中发现一批《贤愚经》汉藏文写本。据记载，汉文《贤愚经》共13个卷号，即北图馆藏写本冬32、称95、潜87、师82、人11、文53、S.3693以及P.2105、2316、3312；日大谷馆藏0737、日中村不折0821号等。
  据王尧调查记录，敦煌本藏文《贤愚经》为：“S.T.217号，《贤愚经》第二十三。
  S.T.218号，《贤愚经》第二十四。P.T.943号，《贤愚经》第三十八至四十九。”①上述十四个卷号或十四品分别来自威利布散《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斯坦因搜集敦煌藏文写卷目录》与拉鲁《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所藏伯希和搜集敦煌藏文写卷目录》。据匈牙利学者台也耶克曾在《东方学报》上撰文对藏文《贤愚经》进行研究核实亦认定P.T.943号所载十二品，惜缺载S.T.217.218号二品。日本高桥盛孝撰《藏汉文本贤愚经》与《藏汉对译贤愚经》亦对我国现存的汉藏文《贤愚经》进行了相互对勘与比较。
  据考，《贤愚经》其中含有许多可变通为戏剧演出的生动故事。如《大鸟品》中即出现民间盛演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那罗戏”之文字记载：“其长者子，闻他国王作那罗戏，便乘斯鸟，往至彼间。来下观看，鸟住树上，偶见王女，情便染爱，其时遣信，誊说情状。”
  20世纪初期，德国考古队相继在新疆焉耆、舒尔楚克、吐鲁番胜金口，我国考古学者亦在焉耆锡克沁、哈密脱米尔的佛教遗址发掘到吐火罗文与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eya.samitiNataka》），突厥学学者耿世民认为此文本抄写于公元8至9世纪，是“我国各民族（包括汉族）现存最早的剧本”①。
  然而此佛教剧本来自哪部佛教经典，一直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争论课题。史学家冯家昇开始翻阅汉文《大藏经》一无所获，后来请教佛学家周叔迦，从藏文佛教经卷找到出处，即来自《贤愚经》卷十二《波婆离品》。我们亦可从布顿大师著《佛教史大宝藏论》中查寻出“《贤愚因缘经》，计十三卷，系从梵本及汉文本译出”；“《弥勒授记经》，计一百颂，伯哲（吉祥积）译”②之重要文字。
  据我国考古学家与藏学学者考证，藏文《贤愚经》主要译者是管·法成，为公元8～9世纪之间著名敦煌吐蕃翻译家与佛教学者。陈寅恪认为法成其人为吐蕃沙门，生于唐文宗时期，译经于河西沙州、甘州一带，曾与当时唐代玄奘齐名，亦考其“唐代吐蕃翻译经大德法成译义净中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为藏文”③并推崇其“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姜亮夫先生在《莫高窟年表》中亦称誉“吐蕃大德法成，甚出经论于沙州，亦一代高僧”。
  藏学学者王森对包括《贤愚经》在内的藏文佛经对古代吐蕃社会文化之影响做过一番重要的探析，他认为吐蕃古代盛行的“祈愿法会”，亦称“传召大法会”或“祈愿大法会”之宗教活动框架，实际上是根据《贤愚经》第一品次“梵天请法六事，调伏外道六师”的因缘故事所兴，其主导作用，即宣传戒律、兴复旧寺、举行法会、宣传佛教，并指出于1399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在慈氏像前，依《贤愚因缘经》所传释迦牟尼大神变故事，自正月初一至十五日举行供养祈愿法会十五日……后来在1409年正月在拉萨大昭寺前举行的大祈愿会，也是根据《贤愚因缘经》里这个故事举行了半个月。这两次法会规模大小悬殊，而会的内容性质是一致的”①。
  刘芝斯在《西藏佛教艺术》一文中认为：《贤愚经》在历史上对古代西藏歌舞戏剧表演与造型艺术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以《贤愚因缘经》各种故事传说为题材创作的佛画、唐卡与壁画在西藏各地不胜枚举。王尧则撰文指出，《贤愚经》对西藏吐蕃佛教戏剧与藏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对藏戏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肇始于13世纪之间的藏戏，其保留的传统剧目中直接取材于《贤愚经》者有三：一、《敬巴钦保》，实为《贤愚经》‘大施抒海缘品’的改编。二、《絮贝旺秋》，实为《贤愚经》‘羼提波罗因缘品’的改编。三、《岱巴登巴》，实为《贤愚经》‘善事太子人海缘品’的改编。”②另外根据有关文献与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藏文《贤愚经》中诸品如“摩诃萨埵以身施虎缘品”、“沙弥守戒自杀缘品”、“月光王兴施缘品”、“善求恶求缘品”、“檀腻〓缘品”、“檀弥离缘品”、“佛始起慈心缘品”、“须达起精舍品”等均有着强烈的戏剧性，其文学片断不同程度地为藏戏与汉文佛教戏曲所借用。其中如“檀腻〓品第四十六”藏文拉卜楞寺刻本编号为39，曾对藏文说唱故事《金城公主的传说》与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影响颇大，并且有关“国王断案”情节与人物与基督教《圣经》与伊斯兰教《古兰经》故事相类似，此可谓中印两国，乃至丝绸之路宗教文化交流史中较为典型。《贤愚经》卷一一“檀腻〓品”四十六叙述一位印度国王阿婆罗提目法生性聪慧，为人正直，替一位婆罗门檀腻〓主持公道，解决了一系列生活难题后，又当众审理了一桩棘手的“二妇争子案”，从而得到庶民百姓爱戴之戏剧艺术故事。经文曰：“时檀腻〓身事都了，欣踊无量。故在王前，见二母人，共诤一儿，诣王相言。时王明黠，以智权计。语二母言：‘今唯一儿，二母召之。听汝二人，各挽一手，谁能得者，即是其儿。’其非母者，于儿无慈，尽力顿牵，不恐伤损。所生母者，于儿慈深，随从爱护，不忍曳挽。王鉴真伪，语出力者：‘实非汝子，强谋他儿。今于王前，道汝真实！’即向王首：‘我审虚妄，枉名他儿。大王聪圣，幸恕虚过。’儿还其母，各尔放去。”无独有偶，在公元8世纪，曾任西藏芒域地方官的吐蕃佛教领袖巴·赛囊自从印度大菩提寺与那烂陀寺朝礼回来后，编撰了一部有关弘扬佛教的文学名著《巴协》，其中收有一个与《贤愚经》“檀腻〓品”之“国王断案”故事如出一辙的《金城公主的传说》，其主要故事情节如下：“唐朝的金城公主嫁给吐蕃的赞普王赤松德赞为妃子。后来生了一个王子，不料被赞普的另一个妃子纳囊氏喜登夺去，说是她生的。赤松德赞和众臣属为了判明到底谁是王子的生母，便将刚生下来的王子放在平坝的一端，让两位妃子：金城公主和喜登从平坝的另一端跑去抱。谁先抱得王子，就把王子判归给谁。金城公主先跑到，把王子抱起来时，喜登也赶到了。她不顾王子死活，拼命来抢夺。金城公主心疼王子，怕拉扯伤了，只得松手让喜登抢去。王臣众人见此情景，得知金城公主是王子的生身母。”①
  我们根据汉文版《贤愚经》卷一一“檀腻〓品”与德格藏文版《贤愚经》三十九品“檀腻〓品”与上述由中央民族学院油印本藏文《巴协》中所载《金城公主的传说》相比较，印度梵文、中国汉文、藏文《檀腻〓品》与藏文《金城公主的传说》中均有“二妇争子”的故事情节，只是人物的身份与称谓略有改变，如国王改为“赞普”，平民小儿改为王子，普通二母改为公主与妃子。其戏剧性结局有所发展，赞普在“二妇争子”明朗化后，仍惧怕纳囊氏家族之权势，而违心让喜登妃子将王子领走，后在其子满周岁时举行“迈步庆宴”，为加强汉藏友好关系，赤松德赞王子方才认定金城公主为亲生母亲。
  据我国有些藏学学者考证：《金城公主的传说》表演形式近乎于佛教戏曲与藏族曲艺说唱，即演唱前先吹海螺，集合听众，演唱时挂起一幅“喇嘛玛尼”唐卡（卷轴画），边唱边用木棍或枝条指点画上人物、场面，关犍处还饰角色表演与诉说其中故事情节。此种藏族传统的“喇嘛玛尼”说唱艺术显然在历史上受过敦煌佛教变文、变相与俗讲文演唱形式的影响。据记载，与《金城公主的传说》相得益彰的敦煌唐写本《明妃传变文》，亦为僧人当众依照卷轴画内容演唱王昭君出塞故事，随后此种曲艺形式演绎为《汉宫秋》、《和戎记》和《青冢记》等古典戏曲剧目。
  在“喇嘛玛尼”说唱形式的影响下，西藏藏戏亦采用曲艺与戏曲结合的方式加强艺术感染力，较为典型的如藏戏剧目《苏吉尼玛》，描述一位隐士收养了一位鹿女苏吉尼玛。有一次，在深山老林中有一位国王猎鹿时与她邂逅而相爱，并迎娶回宫。然而宫内妖妃日安波嫫顿生妒忌，勾结舞女亚玛更迪暗施诡计诬其为妖女，且流放沸血海，后被山兽精怪所救，以说唱喇嘛玛尼揭露奸邪，终于感化国王，终与苏吉尼玛和好如初。
  在古代敦煌佛教僧人中以变文、变相与俗讲文形式表演的《贤愚经》故事，较为著名的还有《王子摩诃萨埵》、《大意抒海》、《牢度叉斗圣》、《檀弥离》、《檀腻〓品》与《善事太子入海品》等。藏戏代表作《底得格德》的戏剧故事情节与人物完全脱胎于《贤愚经》“善事太子入海品”，均讲述王子二兄弟一齐奉命下海采宝，小王子用针刺瞎哥哥双目，夺宝回宫邀赏，事发后，父王决意杀死小王子，而大王子摒弃前嫌，劝阻父亲，并使弟弟悔罪。至于《檀腻〓品》更是我国汉藏曲艺与戏剧艺术频频改编与表演的珍奇文本，并为专家学者引出一个中印两国戏剧文化交流同生共振的重大学术课题。
  关于以“二妇争子”为母题的故事与传说，有趣的是在国内外都有相类似的记载，除了上述的印度佛经、敦煌变文、藏文说唱，还有出自我国古代话本、基督教《圣经》与伊斯兰教《古兰经》。例如东汉应劭著《风俗通义》中所载黄霸丞相智断“二妇争子”案曰：
  颍川有富室兄弟同居，两妇皆怀孕数月。长妇胎伤，因闭匿之。产期至，同到乳舍。弟妇生男，夜因盗取之。争讼三年，州县不能决。丞相黄霸出坐殿前，命卒抢儿去，两妇各十余步，叱妇曰：“自往取之。”长妇抢持甚急，儿大啼叫。弟妇恐伤害之，因乃放与，而心甚自凄怆。长妇甚喜。霸曰：“此弟妇子也。”责问大妇，乃服。
  《旧约全书》中《列王记》所载以色列所罗门王智断“二妇争夺男婴”故事与《古兰经》所记“素莱曼大圣者的智慧逸闻”故事与中印所传故事如出一辙。此本事据戏剧理论家颜长珂校评《灰阑记》所云：“这类故事，国外也有流传。最著名的是圣经中以色列王所罗门（？～前937年）判决的这桩案件：两个妓女为争夺一个男孩，吵得难解难分。所罗门吩咐将孩子劈成两半，分给她们每人一半。孩子的母亲情愿不要，而另一妇人则无动于衷。是非也就清楚了。事见《旧约全书·列王纪》。《古兰经》关于‘素莱曼大圣的聪敏和智慧’的叙述中，也有同样的故事。这里的素莱曼就是圣经中的所罗门。”①
  究其年代远近，导源于《圣经》、《佛经》与东汉话本的中外“二妇争子”故事，亦经汉文、藏文与《古兰经》翻译加工后流传到元代，它的基本情节，演变成李潜夫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杂剧，其影响于近代与现代。在欧洲又有沃尔亨、克拉崩、布莱希特改编的《高加索灰阑记》等三种戏剧，其影响竟及于千年之后②。
  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为元戏曲作家李潜夫所编撰，他为绛州（今山西新绛）女真人，又名李行甫，所作此杂剧内容为：大家闺秀张海棠，家业凋零而被迫落沉为娼。后来张海棠从良嫁给马员外为妾，生一男孩。然而马员外之妻与赵令史通奸，两个人勾结暗地毒死马员外，反诬陷为张海棠所害，并独占其全部家财。随之，马妻与赵令史买通邻里与贪官，根据伪证而判处张海棠死罪，并强夺其子。铁面无私的包拯力排众议坚持复勘，他命手下人用石灰在大堂前地面画出一个灰阑，让男孩站在其中，令二位妇人拉扯以决真假母亲。张海棠怕拉伤孩子，几次有意松手，而马妻为达目的不遗余力生拉硬拽，终将孩子扯到自己一边。清正廉洁、明察秋毫的包拯由此决断张海棠为孩子亲生母亲，并审明马妻与赵令史通奸、杀人、夺子之劣行，当场正法。
  如上所述，《贤愚经》“二妇争子”型戏剧故事从印度、我国西域、西藏输入中原地区或全国各地独立形成，后来又通过丝绸之路戏剧文化交流传入国外。据载，1832年英国伦敦出版过朱利安翻译的法文本《灰阑记》，1866年德国莱比锡魏格尔书局出版过克莱因的《灰阑记》德译本，另外还有巴雷特·克拉克、詹姆斯·拉弗的英译本，沃尔海姆·达·丰塞萨、克拉邦德的德译本。
  据王丽娜撰文介绍：“早在19世纪，《灰阑记》就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流行。20世纪初期，德国著名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1898～1956年）将《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中包公断案故事进行了改编，题为《高加索灰阑记》……1948年在美国诺斯菲尔德用英语首次上演。德文剧本1949年在柏林出版，1955年修改后在德国上演。此改编本被转译成多种文本广为流行。”①《贤愚经》中“二妇争子”型戏剧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在欧、亚洲各国用各种语言文字广泛推演，究其原因，一则此类以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戏剧故事主题，本来就在东西方各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二则可知自古迄今国内外优秀文化始终通过各种渠道在积极进行交流与融通。
  追溯印度与我国佛教戏剧文化交流的历史，其国际通道有陆路、海路、还有一条高原“丝绸之路”，即史学界所称之的“唐蕃古道”，在这条重要的佛教文化传播之路上，不仅输送了经、律、论佛教“三藏”宝典，以及各种佛本生以及精彩绝伦的佛经因缘故事，还融会接纳着一些印度梵剧与曲艺演唱艺术形式。例如印度古代帝王戒日王编撰的五幕梵剧《龙喜记》输入西藏后即被改编成吐蕃戏《云乘王子》。
  据布顿大师《佛教史大宝藏论》一书中辑录，此吐蕃戏全名为《诸龙喜曲云乘菩萨本生史剧》，为嘎尾拉（欢喜天）著，多杰绛称（金刚幢）译。另外还有真扎峨弥（月宫）著，扎巴绛称（名称幢）译的《一切世间所悦舞曲顶宝童子史剧》，佚名藏传表演艺术《役使续中号叫游戏品》与那若巴著《金刚歌二种》与《金刚歌舞》等。
  在西藏地区广为流传与演出的八大传统藏戏如《苏吉尼玛》、《卓娃桑姆》、《朗萨唯蚌》、《诺桑法王》、《白马文巴》、《顿月顿珠》、《赤美滚丹》与《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亦不同程度地受其印度佛教本生与因缘故事，以及古典曲艺说唱歌舞艺术与梵剧文化影响。再如安多甘南藏戏《贡保多吉听法》与在内蒙古地区演绎而成的《米拉因·查玛》，以及北京雍和宫藏历节日时的跳布扎与驱魔世俗戏剧均不同程度受印度佛教文化浸染。
  金元时期，我国中原与西南地区流行着一种被称之为“五花爨弄”的院本杂戏，其中包孕着许多与佛教礼俗与教义密切相关的短剧、杂剧与传奇等，例如《月明法曲》、《郓王法曲》、《烧香法曲》、《送香法曲》、《窗下僧》、《喷水胡僧》、《四僧梁州》、《浴佛》、《打青提》、《唐三藏》等，其中有些剧目故事情节即来自汉藏文《贤愚因缘经》佛教故事。在此基础上亦出现僧、儒、道“三教合一”内容的诸如《普天乐打三教》、《满皇州打三教》、《门子打三教爨》、《三教闹著棋》、《领三教》、《三教化》、《三教安公子》、《集贤宾打三教》、《双三教》等流变剧目。
  院本佛教杂剧《月明法曲》所叙述的是月明和尚与柳翠姑娘的故事，后世有许多依此改编的剧目，如明代徐渭所编杂剧《四声猿》中的《玉禅师翠乡一梦》，吴士科的《红莲案》，宋元杂剧《洪和尚错下书》与《简贴薄媚》等。
  《浴佛》，亦称为《灌佛》，印度佛界因施以“四大海之水”灌于国王头顶表示祝福，以及藏传佛教密宗高僧即位，设坛举行灌顶仪式，传至中国后得以沿袭。并搬至戏曲舞台，此剧艺术再现了四月八日佛诞日，佛寺僧众奏梵乐、诵赞呗、焚香浴佛之礼乐情景。《打青提》之“青提”为佛弟子目连之母的姓名，此故事原型来自印度，后于元明时期中原与江南地区盛演不衰的《行孝道目连救母》杂剧与地方戏曲有密切的关系。
  金院本《唐三藏》最初来自唐代慧立编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及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此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唐三藏》杂剧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唐代高僧玄奘在佛门弟子猴行者与沙僧的协助下西天取经之事。受此杂剧的启发，后世出现了吴昌龄的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以及一系列有关佛教戏曲。
  元代佛教戏曲的一个重要倾向是印度佛教因缘故事与神话题材的汉化与世俗化，例如尚仲贤的元杂剧《柳毅传书》、李好古的《张生煮海》均通过唐代李朝威的传奇《柳毅传》间接地取材于印度佛教神话故事《龙王与龙女》，此故事始出康僧会所译《旧杂譬喻经》。
  《柳毅传书》叙述秀才柳毅落第回乡路过泾河岸，遇到一位牧羊女，原来她是落难他乡的龙女三娘。经询问身世后两人同病相怜，柳毅即给龙王传书，拯救出龙女并与她喜结良缘。《张生煮海》则描写了书生张羽寄居于东海石佛寺，夜间弹琴散心，惊动了龙女琼莲，两人相会产生爱慕之心。后来经仙姑毛女传授法宝、煮沸海水，制服了龙王。有情人张生与龙女终成为恩爱夫妇。这两部杂剧经中印两国文化艺人加工后充满了瑰丽的浪漫主义色彩，与西藏类似题材藏戏《诺桑法王》交相辉映，可谓中印佛教戏剧文化交流的艺术奇葩。
  在印度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影响下，我国传统戏曲舞台上还出现过许多以佛祖、观世音菩萨与佛门弟子为角色的佛教戏曲，即如明代无名氏撰《佛诞因缘》、《释迦佛双林坐化》，明代罗懋登撰《香山记》与清代张大复撰《海潮音》杂剧，以及清代蓉鸥漫叟撰《鹫峰寺唐素君皈禅》、明末清初嵇永仁撰《痴和尚街头笑布袋》与民国时期顾随撰《垂老禅再出家》等戏曲作品，均为中印佛教文化戏剧化的产物。
  根据宋代普明禅师《观世音菩萨本行经》为蓝本改编的《香山记》、《海潮音》杂剧系以戏曲表演形式敷演观世音菩萨修道因缘故事。剧中描述妙庄王之女妙善，自幼立志出家学道后，在清秀庵削发为尼。她先后历经各种苦难熬煎，最终在香山紫竹林修炼为观世音菩萨，并为众人讲解《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而使其父王幡然悔悟、阖家成佛。剧作为弘扬佛教教义，甚至以观世音现身说法，将大段经文当众照本宣科，可谓佛经教化之翻版。
  佛教戏曲中描写佛僧与信徒世俗生活场面的更是俯拾皆是，例如元代李寿卿的《度柳翠》，明代冯惟敏的《僧尼共犯》、张凤翼的《祝发记》、屠隆的《昙花记》，僧人智达的《归元镜》，明末清初孟称舜的《伽蓝救》、阮大铖的《牟尼合》与无名氏的《渔儿佛》等剧目。
  《度柳翠》亦称《临歧柳》，与上述金院本《月明法曲》一脉相承，全名为《月明和尚度柳翠》或《月明三度临歧柳》，故事情节为观音净瓶中的柳枝转世为杭州妓女柳翠，后被月明罗汉引度复归佛道。剧中烟花女柳翠以孝道感念三宝，接引回头，亦佛亦儒亦道，可谓丝绸之路传统宗教艺术之合璧。
  《僧尼共犯》描写和尚明进与尼姑惠朗私会而被公差捉拿送官，然而官府却令僧尼二人还俗而结为夫妻的故事。《祝发记》叙述南北朝兵乱，徐孝克卖妻养母，并受达摩引渡而断发出家，后在佛僧帮助下合家团圆的故事。《昙花记》写唐王木清泰受仙佛指点，弃家遍游天堂地狱，于昙花盛开之时，被佛引渡至西方乐土，其妻亦在家中修炼而得以超度之故事。
  明代佛僧智达编撰传奇《归元镜》，全名为《净土传灯归元镜三祖实录》，剧中以中国佛教净土宗传说与教义为线索，描写佛僧慧远、智觉、株宏三人的传奇身世与衣钵相传的经历。《渔儿佛》相传亦为佛界人士编撰，此剧全名《金渔翁正果渔儿佛》。据《盛明杂剧》题：“古越湛然禅师原本，寓山居士重编。”据考文中“居士”实为明末著名剧作家与文艺理论家祁彪佳。该剧描写了渔夫金婴之妻钟氏信佛，劝金念佛，勿杀生，观世音先度化了钟氏，又使金婴经历地狱轮回后，亦幡然皈依佛道。
  《牟尼合》亦名《牟尼珠》，全名《马郎侠牟尼合》，据《古本戏曲丛刊》文本所题为“百子山樵撰”。此剧描述笃信佛教的梁武帝之孙萧思远娶妻生子时，因祖传的一对牟尼珠放光，遂取儿名为佛珠。后因战乱，夫妇俩以衣物裹牟尼珠将儿藏于白衣庵，然被盐商令狐颇拾去为子取名佛赐。其子长大后以牟尼珠为媒，终于找到生身父母，并与盐商女喜结良缘。此故事假托佛法敷演为戏，以倾诉佛徒喜怒哀乐。
  另外还有大量以佛寺圣地为背景，或以佛传故事为线索的戏曲作品流传后世。例如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清代洪昇的《长生殿》，传统戏曲剧目《甘露寺》、《金山寺》、《法门寺》、《红莲寺》等均为读者所熟知。上述戏曲剧目在严格意义上虽然不能完全划入佛教戏曲范畴，但融入大量佛教文化与思想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如根据唐代诗人元稹传奇《莺莺传》与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改编而成的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自始至终以河东蒲州佛庙普救寺为表演场所，并且全剧贯穿着浓重的佛教轮回与因果报应的因缘主题。
  另据明代陈六龙《雷峰传》传奇改编的《白蛇传》，据清代张大复《醉菩提》改编的《济公活佛》，以及根据《维摩诘所说经》改编的《天女散花》等剧目，均可称之为佛教文化色彩颇浓的新编戏曲剧目。《白蛇传》中特地安排青儿去雷峰塔探视白娘子，并夜行金山寺刺杀法海。许仙在佛法感召下看破红尘，而皈依佛祖。《济公活佛》中所塑造的净慈氏剃度出家后，济公借助“颠狂”嬉笑怒骂、贬斥社会邪恶势力，以菩萨心肠扶危济贫。《天女散花》则描述释迦佛命飞天神女离众香国，遍历大千世界，奏乐散花等美妙场景，以寄托人们对佛界与未来的美好憧憬。
  在清代乾隆年间的宫廷戏曲舞台上，还盛演着一台佛教连台本大戏《升平宝筏》，此戏由金院本《唐三藏》与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元末明初《西游传奇》，以及明代吴承恩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改编扩充而成。可以连演数天数月的连台本戏曲《升平宝筏》生动地描述了唐高僧玄奘率弟子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历经九十九道难关终于抵达西天佛国取回佛教真经之动人故事。
  因为唐僧西天取经的真实性与同类题材戏曲的神奇性，在历史上敷衍加工演的“西游”题材的戏剧作品如汗牛充栋，仅清宫廷连台本戏《升平宝筏》中就有数种派生剧目如《金沙洞》、《三教寺》、《莲花宝筏》、《水帘洞》、《芭蕉扇》、《石狮岭》、《流沙河》等20余种。于地方戏曲剧种内如《火焰山》、《闹天宫》等“西游”类猴戏更是屡见不鲜。
  关于《西游记》中猴戏之神猴原型考源出自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其因缘故事可见西域康居国沙门康僧会译《六度集经》第四十六“猴王”。神猴生动的戏剧形象不仅出现于汉文戏曲中，亦活跃于传统藏文戏剧中。如源自藏译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的著名藏戏《若玛纳》，亦称《若玛纳王》，描写一妖魔将其女婴丢于河中，后被一对老夫妇救起抚养，长大后成为王子若玛纳之妃。妖魔获悉，派妖猴攻打王宫，而王子则命令猴王率众神猴出去迎战，终一举歼灭妖魔。由此可见，从印度猴王至西藏神猴，再衍化为中国美猴王，实为活生生的佛教典型戏曲人物的流变与成型历史。
  回顾中印两国佛教文化史，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然而佛教戏曲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却仍留存于现世，并给我们留下一笔弥足珍贵、异常丰厚的精神文化财富。特别是佛教经典《贤愚因缘经》梵文、藏文、汉文本更能给我们追寻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一条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

①王尧：《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其译者》，敦煌·吐鲁番学会1988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①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载《文史》，第12辑。 ②布顿大师著：《佛教史大宝藏论》，214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③《金明馆丛稿二编》，190页。 ①王森：《宗喀巴年谱》，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2）。 ②刘芝斯著：《西藏佛教艺术》，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编印。 ①《东方比较文学论文集》，199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①《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6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②依《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灰阑记》条编写，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①王丽娜编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510页，北京，学林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