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在唐蕃文化交流史中，汉使王玄策、慧超、刘元鼎等入藏会盟可谓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其作用不仅促进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谊，还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吐蕃王朝与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佛教及戏剧文化交流。
  王玄策在历史文献中首次出现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当时他的官职阶衔仅为前融州黄水县令，自王玄策作为大唐使印度正使李义表的副使而屡立功勋后，获朝廷信赖又接连三次以正使名义出使印度。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五月，唐太宗为表彰他的功德，特授“以玄策为朝散大夫”。
  据《唐文续拾》卷十记载：“和籴副使，左监门长史王玄策至唐高宗龙朔年中（661～663年），王玄策官晋左骁卫长史。”西藏现存《大唐天竺使出铭》亦有以他为名的“大□□左骁卫长史”之文字记载。
  王玄策负唐命四次出使印度、迦毕试、尼泊尔诸国均借道入藏，其中第二次出使途中，他还“到吐蕃借精锐兵1200人，又到泥婆罗国率领7000多骑兵，重回中天竺国城（曲女城），连战三天，斩杀敌军3000多人，阿罗那顺离城遁走，被蒋师仁生俘，共计俘获男女1.2万人，牛马3万多头。648年王玄策将阿罗那顺押送长安，又随带中印度方土那罗延娑婆寐，献长生延年之药”。“第三次出使在657年，奉命送佛袈娑到印度。这次出使仍取道吐蕃、泥婆罗。657年到婆栗阁国受到国王盛宴和女戏（杂技）的招待。”①沈福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记载的王玄策使天竺的两大重要事件，笔者有幸在梵文文献《龙喜记》附文汉译本与佛教典籍《法苑珠林·日月篇》记载中得以印证：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佛灭后1192年——帝遣王玄策赍金丹册，率三十骑往印度，尔时哈罗沙王卒，地方纷乱，由于哈罗沙王无太子，大臣名阿祖那者继位，恼害内政，并击中国使者，夺取财物，杀其随从。王玄策仅余少数随从，夜间逃出，奔于西藏所属泥婆罗国，求松赞援助。于是西藏赞普派遣西藏甲兵一千二百，泥婆罗国骑兵七千，讨伐印度。
  王使显庆四年是婆罗阇国，王为汉使人设五女戏，其五女传弄五戏，其五女传弄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绳技，腾虚绳上，著履而掷，手弄三伎刀、盾、枪等，种种斗伎，杂诸幻术、截舌抽肠等不可兴述……唐贞观二十年，西国有五婆罗门来到京师，善能音乐、祝术、杂戏、截舌、抽肠、走绳续继。又至显庆以来，王元策等，数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国天王，为汉使设乐，或有腾空走索、履屐绳行，男女相避，歌戏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伎刀、矟、枪等，掷空手接，绳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缚解伏依归，不劳人功，如是幻戏，种种难述。
  王玄策出使印度事迹亦载于《中天竺行记》与《西国志》，他所历南亚诸国如“泥婆罗”即尼泊尔国；“天竺”为古印度。从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所查“婆栗阇”为“弗栗恃国”，系紧邻吐蕃之南的尼泊尔丘陵地带，为古代印度历史上十六大国之一。为王玄策及唐使献演的“女戏”及其“音乐、祝术、杂技”、“幻戏”等实为西方杂技、幻术，输入东方诸国后渐成为“百戏”、“散乐”或“歌舞戏”，亦为中国古典戏曲与藏戏的一支艺术源流。
  唐代僧人慧超原为新罗人（即今朝鲜半岛之韩国），他亦作为汉使节游历过西域、吐蕃与天竺。据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前言”所考，慧超“可能出生于唐武则天圣历三年（700年），也有人认为生于长安四年（704年）”。有文述录慧超出使所涉地区与事迹：
  行程是先在东天竺诸国巡礼，然后再巡礼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及北天竺诸国，最后辗转经中亚各地，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十一月上旬行抵安西。慧超回归汉地之后，曾在长安大荐福寺继续在金刚智门下受业。①
  原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P.3532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列举有“吐蕃国”专章云：
  已东吐蕃国。纯住冰山雪川谷之间，以氈帐而居。无有城墩屋舍。处所与突厥相似……国王百姓等，惣不识仫法。无有寺舍，国人悉皆穿地作坑而卧。无有床席，人民极黑，白者全希，言音与诸国不同。
  张毅先生为此笺释，慧超所记此地“可能只是当时吐蕃西部情况……吐蕃语言即古藏语，属汉藏语系，与印度雅利安语系或达罗维荼语系却完全不同”②。张毅所言有相对合理成分，根据《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慧超在抵达吐蕃境前后还游历了大勃律国与小勃律国诸国。由此所插入的是吐蕃西部始兴原始苯教的古格王朝（在今西藏阿里地区）境域，历史上所用属印欧语系之“象雄”文字，故与“突厥相似，”其“言音与诸国不同”。正因为如此，吐蕃西部古语才更接近印度雅利安语，而与东部汉藏语系有所差异。由古格本土所发源的吐蕃原始说唱形式“喇嘛玛尼”，以及后来所演变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在形式与内容上更接近于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
  当然吐蕃说唱艺术也同样有机地融入了汉地所传入的佛教讲唱文学，据《册府元龟》卷九八记载：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初，“吐蕃遣使求法门之善讲，至是遣僧良秀、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此为汉僧良秀、文素至吐蕃，以苯教说唱艺术为底本，创造性地综合佛教讲唱文学而形成的，以画幡辅助表演的变文与变相结合的曲艺形式。敦煌石窟藏文遗书《五部遗教·国王篇》中亦有原始“喇嘛玛尼”演唱之文字记载，如“国王下令大家把歌唱，模仿三十三天神曲调”。所唱内容富有代表性的有“唱了十三欢喜曲”，“唱了光慑鬼神歌”，“唱了鹏翔虚空曲”，“唱了马鸣菩萨曲”等，结尾时还叙述道“别人唱的说不尽，一人一歌唱不完”，如此篇幅宏大、绵延不绝、循图说唱的古代宗教曲艺形式，在中国只有在吐蕃这种特定的史地环境中才能诞生。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吐蕃赞普热巴金为进一步巩固唐蕃友好关系，特遣使至唐长安请和，穆宗届时命大理卿使大夫刘元鼎为会盟使，于长庆二年四月抵达吐蕃王朝，于五月六日在北川举行“拉萨甥舅会盟”，亦称“长庆会盟”典礼。此次极为重要的唐蕃会盟事件遂被史书与碑文记载而留存于世。
  《旧唐书·吐蕃列传》记载，长庆元年九月，“吐蕃遣使请盟，上许之，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充西蕃盟会使”。刘元鼎即于长庆元年十月十日与吐蕃论讷罗会盟于长安之城西，随后遣刘元鼎与论讷罗入吐蕃，亦与吐蕃宰相以下盟。接着于翌年“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帐，以五月六日会盟讫”。同年八月，刘元鼎返抵长安写有一篇《使吐蕃经见记略》，后载录于《全唐文》卷七一六。
  《新唐书·吐蕃列传》还生动地记载了唐蕃会盟时，在夏日行宫中所举行的盛大的乐舞宴会，在“（赞普夏牙），甲士持门，巫祝鸟冠虎带，击鼓……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技皆中国人”。在公众场合，吐蕃献演原始苯教与佛教色彩交织之鼓舞与杂戏，给汉使则敬奏汉唐与西域乐舞融会的百戏散曲，以此来表达吐蕃臣民结盟求善，内联外和，祈求美好未来的心愿。
  至今在西藏拉萨大昭寺公主柳下仍矗立着忠实记录此重要历史事件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所立的唐蕃会盟碑，藏语称其为“祖拉康多仁”，即“大昭寺前之碑”。此碑为藏汉对照文，正面左半为藏文，右半为汉文，两体文义相同，均为盟约。右面是吐蕃会盟官员名单位次，共17人；左面为唐廷会盟官员位次，共18人。背面为藏文盟辞，经著名藏学家王尧翻译为汉文：
  大蕃圣神赞普可黎可足与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和叶社稷如一统，立大和盟约，兹述舅甥二主结约始末及此盟约节目，勒石以铭……初，唐以李氏得国，当其创立大唐之二十三年，王统方一传，圣神赞普弃室弄赞与唐主太宗文武圣皇帝和叶社稷如一，于贞观之岁，迎娶文成公主至赞普牙帐。此后，圣神赞普弃隶缩赞与唐主三郎开元圣文神武皇帝重协社稷如一，更续姻好。景龙之岁，复迎娶金城公主降嫁赞普之衙，成此舅甥之喜矣。……圣神赞普可黎可足陛下所知者聪明睿哲，如天神化现；所为者，悉合诸天，恩施内外，威震四方，基业宏固，号令遍行，乃与唐主文武孝德皇帝舅甥和叶社稷如一统，情谊绵长，结此千秋万世福乐大和盟约……①
  根据上述部分藏文盟辞所载，再对照《旧唐书·吐蕃列传》“唐蕃长安会盟”汉文盟辞，伏案阅读其辞文，仿佛穿过历史的隧道又回到当年唐蕃联姻结盟的岁月之中。在吐蕃王朝九代二百余年之中，汉藏朝野一直处在亲善友好的舅甥关系之中，并以宽宏大度、兼收并蓄的态度在本土宗教文化基础上共同接纳印度佛教戏剧文化之精华，从而使得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底蕴更加丰富而厚重。

①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142、1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①[唐]慧超撰、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②[唐]慧超撰、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①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4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