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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西藏史籍传统概念，吐蕃王朝应从公元7世纪算起，据《中外历史大系手册》之“吐蕃年表”所显示：自公元“7世纪前赞普有名单无年代共31人”。后于公元629～650年终于诞生了藏王松赞干布，即弃宗异赞，从而进入青藏高原第一个统一政权——“吐蕃王朝”，并逐渐步入兴盛时期。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当时的吐蕃疆域“东与松、茂、雋接，南及波罗门，西取（西域）四镇，北抵突厥”。在松赞干布执政时，先后降服了苏毗、羊同等部，而后定都逻些（今西藏拉萨），建官制，立军制，定法律，创文字。从而形成了以赞普为中心的集权的奴隶主贵族统治，于公元8世纪后半叶的墀松德赞时期使吐蕃达到鼎盛状态。
  翻阅吐蕃历史，无论是在史前，还是吐蕃当朝，虽然有印度佛教文化渗入，但在主体化还是以藏族的原始宗教苯教文化为基础。其传统音乐、舞蹈、文学与戏剧等均深受苯教文化之影响。
  据东嘎·洛桑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论述，从聂赤赞普至拉脱脱日年赞普27代之间所产生的神话故事与历史传说（藏语称“仲”），还有猜谜巫术（藏语称“德乌”）与原始宗教苯教形成了三位一体关系，并且在“此期间吐蕃之社稷，由‘仲’、‘德乌’和苯教三者护持”。关于苯教的具体分类可参阅才让太《试论苯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吐蕃王朝时期“青、康、藏高原普遍存在着各种原始巫教即‘苯’、天苯、魔苯、赞苯等”。而苯教所信奉的诸神有东西南北中五界神、地方神、守舍神、赞神、念神、龙神等。据《西藏王统记》所载，苯教之巫师“苯波”能“上祀天神，下镇鬼怪，中兴人宅”，能指善恶路，决是非疑，能得有福通，为生者除障，死者安葬，幼者驱鬼，上观天象，下降地魔，可谓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西藏作为中国一块不可分割的领土，在历史上，特别是隋唐五代时期与中原汉政权来往甚为密切，尤其是唐蕃之间的联姻婚嫁关系，更是将汉族与藏族的文化交流推向了全盛阶段。这正如《辞海·民族分册》所述：吐蕃王朝“计传位9代，历时200余年。生产以农牧业为主，有冶炼、毛织等手工业，接受大量汉族工艺技术。原信苯教，后崇尚佛教。文献有大量碑铭、文书，及汉梵医术、历算、佛经等藏文译本。赞普松赞干布、弃隶缩赞先后与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联姻，唐蕃通使频繁，经济文化联系甚为密切”。
  关于唐王朝与吐蕃国之间的联姻形式及相互君臣舅甥关系的历史，可以参阅学者刘志群的《吐蕃王朝时期的文艺》一文所述：
  自公元643年开始，至842年吐蕃王朝崩溃止，在此200年间，唐蕃之间的使臣往还就有将近200次。其中吐蕃使臣往唐朝125次，唐朝使节入吐蕃66次。来往使臣的人数多者五十余人至百余人，少者也有十余人。使臣多长期居留对方，有的达十余年乃至数十年之久。有的则在对方安家立业、传宗接代、化为一体。遣使的内容包括通好、联姻、结盟、朝贺、报捷、取经、请僧、赠礼、致敬、吊祭、报丧、求匠、赐封，等等。再加上两族民众之间长期密切交往，汉族各方面的先进生产技术，以及天文、历算、医药、文史典籍等陆续传入吐蕃。①
  于初唐时期，唐朝遣使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联姻，可谓唐蕃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大事。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于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八月初，“上遣使者冯德遐抚慰吐蕃，吐蕃闻突厥，吐谷浑皆尚公主，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上未之许”，此为吐蕃求婚联姻之动议。《旧唐书·吐蕃列传》亦载，赞普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代。”唐朝即刻满足吐蕃王的要求，于贞观十五年，“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远嫁。对此，《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记载更详，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丙辰，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于翌年，即贞观十五年（641年），“丁丑，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慕中国衣服、仪卫之美，为公主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服纨绮以见公主”。
  汉文文献中所述“为公主别筑城郭宫室”，系指松赞干布特为文成公主修筑于西藏拉萨红山之巅的三座堡式宫楼“布达拉宫”，以及后来由文成公主亲自主持所修筑的吐蕃式殿宇“大昭寺”与汉式庙宇“小昭寺”。
  据《西藏王统记》记载，当年“文成公主入藏时，唐王曾以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等作为文成公主的陪嫁运送入藏”。从此可知，印度佛教造像与经典最初是由汉地输入吐蕃的。另据王尧编著的《吐蕃金石录》考释：
  文成公主或系道宗之女。吐蕃人以文成公主入藏故事图之于壁，咏之以歌，饰以戏剧，伴以舞蹈，极尽讴歌赞叹，可证藏汉人民之间情谊深厚。②
  至今我们在西藏大昭寺殿中还能目睹一幅大型古代壁画《文成公主入藏欢庆图》，画面所反映的是当年拉萨万人空巷，吐蕃臣民载歌载舞，热烈欢迎唐使节与文成公主入藏的恢弘场面。在壁画中心位置非常显著地绘有一位艺伎戴着白山羊皮面具正在戏耍两头野牦牛，旁边两位乐人敲鼓击钹伴奏的吐蕃乐舞艺术形象。
  另外在“大昭寺”还能窥视反映当年文成公主主持修筑此寺的乐舞庆典壁画，《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中有一段《大昭寺庆典乐舞图》详细记载：
  乐舞图部分以歌舞、乐队为主，其次是头戴面具、手持鞭环的艺人，戏耍大型动物狮、牛的场面，这两部分占据整幅画面的中部。左、右侧则为赛马、抱石、摔跤等民间竞技比赛与旁观的人群。歌舞场面中绘有一人弹扎木聂（六弦琴），前面正中七人伴仙女舞，乐队七人分别以碰铃、鼓、横笛、长鼓、胡琴、唢呐、云锣伴奏，右侧一人着长袍双脚踏地、亦作舞态。扮仙女者有四人徒手而舞，上身半裸，下着长裤、短裙，肩披长飘带，吸一腿，舞姿生动活泼。这幅乐舞图中既有藏族乐器，也有汉族乐器，反映出汉藏乐舞文化交融的悠久历史。①
  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不仅从汉地带去“释迦佛像”与佛教经典，还输入大批儒、道书籍与一些唐朝文化习俗，此可参阅《旧唐书·吐蕃列传》所载：“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有识文人典其表疏。”关于唐蕃文化交流历史，还可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传记》第十节记载的噶尔家族被敌剿灭，莽布支携妻郭曲逃遁投唐的一段吐蕃民歌为参照：“妻子虽越过山岭，孩子仍遗留在后，老祖母龙钟不能站立，母妹招手来送行，属庐氏系终身伴侣。我的属官长上是唐王三郎，逃亡者的故乡是大唐。”据藏文献《红史》解释，此首古歌中所反复吟唱的“唐王三郎”，即吐蕃人对唐玄宗李隆基的昵称。
  在唐蕃文化交流史中，金城公主与赤松德赞的联姻婚嫁，是一桩更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此事缘起可参阅《旧唐书·吐蕃列传》：
  赞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薰然来献文物，为其孙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金城公主，朕之少女，岂不钟念。但为人父母，志息元黎，若允乃诚祈，更敦和好，则边士守晏，兵役服息，遂割慈亲，为国大计，筑兹外馆，聿膺嘉礼，降彼吐蕃赞普，即以今月进发，朕亲自送于郊外。
  论其辈分与亲戚关系，雍王守礼之女是唐中宗之侄孙女，亦为皇室贵戚，之所以“朕亲自送于郊外”，证实唐王朝对联络吐蕃关系之高度重视。对此重大联姻举措，《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二〇九记载更为详尽：
  景龙元年（707年），夏，四月，辛巳，以上所养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赞普……景龙三年（709年），十一月，乙亥，吐蕃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咄等千余人迎金城公主……景云元年（710年），春，正月，丙寅，上命纪处讷送金城公主适吐蕃，处讷辞；又命赵彦昭，彦昭亦辞。丁丑，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还宫，公主至吐蕃，赞普为之别筑城以居之。
  另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篇六十一记载：“乃至狗年（庚戌，公元710年）派员整治赞蒙公主来蕃之物事……以尚赞咄热拉金为迎婚使，赞蒙金城公主至逻些之鹿苑……外甥是先皇帝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岂敢失礼。”
  通过上述唐蕃汉藏文献，可清晰地梳理出以下历史事实：鉴于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成功联姻，为进一步发展吐蕃与大唐的友好关系，赤松德赞祖母特委托大臣悉薰然赴唐请婚，唐中宗允侄孙女金城公主赴藏和亲，特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行。吐蕃赞普则遣大臣尚赞咄热拉金①率千余人前来迎驾金城公主于逻些（拉萨），并以外甥名义自居，遂与唐王朝“和同为一家”，以使吐蕃人民“普皆安乐”。
  吐蕃赞普弃宗异赞（松赞干布）在位（629～650年）与弃乞立赞（赤松德赞）在位（754～797年）期间大力弘扬印度佛教，客观上为吐蕃原始苯教注入了新的文化活力。据《西藏王统记》记载，松赞干布曾在颁发十善法典的庆祝会上“令戴面具，歌舞跳跃，或饰犀牛，或狮，或虎，鼓舞曼舞，依次献伎。奏大天鼓，弹奏琵琶，还击铙钹，管弦诸乐，如意美妙。十六少女，装饰巧丽，持诸鲜花，酣歌曼舞，尽情欢娱”。
  赤松德赞在迎娶了唐朝金城公主之后，开始笃信佛教文化，他特地邀请克什米尔密宗大师莲花生，并建筑“桑耶寺”，举办苯教与佛教仪轨融为一体的宗教法会，规范与推演藏戏之先声的“羌姆”，后世一直传为唐蕃古道中外乐舞戏剧文化交流之佳话。
  笔者在参加敦煌学国际学术会议与中国佛学讨论会期间，曾多次聆听过藏族学者介绍吐蕃文献《金城公主的传说》，故有意查寻其渊源与出处，后来饶有兴趣地发现了历史上因唐蕃联姻而引出的以吐蕃为中介的一段中印文化交流史实，故在《西藏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藏文〈贤愚经〉与佛教戏曲流变考》，并对此予以论证：
  在公元8世纪曾任西藏芒域地方官的吐蕃佛教领袖巴·赛囊，自从印度大菩提寺与那烂陀寺朝礼回来后，编撰了一部有关弘扬佛教的文学名著《巴协》，其中收有一个与《贤愚经》“檀腻〓品”之“国王断案”故事如出一辙的“金城公主的传说”……我们根据汉文版《贤愚经》卷十一“檀腻〓品”与德格藏文版《贤愚经》卷三九品“檀腻〓品”，与上述由中央民族学院油印本藏文《巴协》中所载“金城公主的传说”相比较，印度梵文、中国汉、藏文《檀腻〓品》与藏文《金城公主的传说》中均有“二妇争子”的故事情节。①
  让人更加感兴趣的是古代希伯夹《旧约全书》之《列王记》所载：以色列所罗门王智断“二妇争夺男婴”故事；伊斯兰教《古兰经》所记：“素莱曼大圣者的智慧逸事”人物故事情节，以及印度佛经《贤愚经》之“檀腻〓品”戏剧故事，与元杂剧作家李潜夫所编撰《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之本事几乎同源共祖。如此可证实在历史上出自赤松德赞时期的吐蕃文《贤愚经》与藏文《巴协》之“金城公主的传说”，曾在高原丝绸之路戏剧文化交流中架起了一座令人瞩目的友谊桥梁。
  “莲花生”亦称“乌金大师”、“贝马迥乃”，为公元8世纪印度乌仗那僧人，属印度“因陀罗部派”系的密教传承者，他擅长法会咒术，经唐代入藏天竺僧人寂护大师推荐，应吐蕃赞普赤松德赞邀请入藏传法。他曾用密乘咒法同苯教巫师做斗争，并与寂护共建桑耶寺，剃度僧人出家，弘扬佛教，为吐蕃宗教界所敬重，后被藏传佛教宁玛派尊为祖师。
  在吐蕃与印度的乐舞戏剧文化交流中，莲花生还有一个流传甚广、功彪千古的重要历史贡献：即在密乘咒法的基础上以桑耶寺为基地而创造性推出的一种弘法乐舞——“羌姆”，后世渐演变为藏戏。
  据吐蕃文献《巴协》记载：“8世纪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建筑桑耶寺时，莲花生大师为调伏恶鬼于轨仪中率先应用一种舞蹈”，此种乐舞即“羌姆”。其表演形式如《莲花生传》所述：“译经师在桑鸢寺慈氏州译经完成后，由长老持经绕孜务殿三周，排成行列，戴上假面，击鼓跳舞，为所译经典开光。”《巴协》亦载：“藏王赤松德赞在修建桑耶寺后举行开光大典时，艺人争先献艺。在举行第二次开光大典时，一个叫鄂帕纳的艺人和他的助手表演了骆驼舞。他们骑在驼背上走进广场，跳上跳下地表演着。另外一些艺人表演刀剑舞、神舞，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国王命画匠将艺人表演的情节画在走廊上。”至今人们去西藏桑耶寺，还能观赏到此幅吐蕃王主持开光仪式时艺人演奏笛子、陶鼓和六弦琴，以及跳羌姆舞蹈的壁画。根据《西藏王统记》中文字描述，吐蕃王臣僧众当时在桑耶寺竣工典礼上纵情歌唱的场面更是令人感动：
  藏王赤松德赞唱《国王欢乐曲》，王子牟尼赞普唱《人间光明曲》，王子牟迪赞普唱《雄狮骄相曲》，王妃们唱《蓝湖旋流曲》和《柔枝嫩叶曲》，亲老师菩提萨埵唱《洁白的智慧真言曲》，莲花生大师唱《威震鬼神曲》，智者比如扎那唱《元音婉转曲》，努彭朗卡宁波唱《大鹏盘旋曲》。
  莲花生所传密乘咒法虽然在教义上与苯教迥异，然而在祭祀礼仪上却借助于苯教文化赢得民心。黄颢译本《贤者喜宴》记载：“诸苯教，均伴以鼓钹之声，据说他们都具有乘泥鹿行空，骑鼓而飞等众多变幻。”《莲花生传》亦载，佛事活动如祈神仪式中巫师的装扮规定要“狐狸皮帽头上戴，半截破鼓手中拿。木制鹿头带双角，纸糊牦牛面捏羊”，俨然是吐蕃“苯波”之形象。再参照历史上所传“多吉嘎羌姆”要戴人头骨花鬘，击鼓跳跃之怖畏金刚舞，还有民间流传的牛神、鹿神和其他护法神舞等表演形式，均能窥视到羌姆与原始苯教祭仪之间的密切联系。
  据藏学家刘志群、彭措顿丹在《藏戏发展史综述》一文中所考证：“羌姆是在原始苯教巫师苯波祭祀自然神的仪式基础上，吸收民间土风舞演变而来的新的宗教仪式舞蹈”，并且发现“羌姆开始是寺院内部秘密进行，后来逐渐从寺院传入民间，成为僧人和俗人群众都喜爱的一种具有一定娱乐性的宗教舞蹈”，即指寺院外的俗人跳神的“米那羌姆”。二位学者还依据《五部遗教·鬼神篇》追溯到藏戏之源头，理应是吐蕃苯教祭仪与莲花生所传佛教护法乐舞：
  在《五部遗教·鬼神篇》中，记有印度密宗大师莲花生在寂护之后收伏这些苯教神祇成为佛教护法神的经过。在反映莲花生前生故事的《白玛文巴》中，白玛文巴降伏黑白蝎子精和九头罗刹女王的情节，即源于这段历史……在传统藏戏《诺桑法王》等剧中，就常见苯教和佛教祭仪中代用的拟兽面具舞蹈……在众多的传统藏戏剧目中，所反映的护法神和祭仪几乎都来源于苯教。剧中作为反面人物的巫师、咒师或外道神主，有的还是剧中的主要反面角色，这实际反映了佛教传入后，佛教与苯教斗争的事实。①
  笔者在综合考察吐蕃原始苯教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遇合过程中，亦发现莲花生大师所采取的明智态度与成功举措，曾有机会在《藏戏溯源》一文中陈述其观点：“莲花生之所以能在西藏立住脚，并得以在异土邻国发展其印度佛教，其重要的一点是他接受了先驱的经验，积极吸收当地原始苯教的合理文化成分，同时在中印音乐、舞蹈与戏剧艺术兼容上也采取了同样明智的态度。”所采取的态度，即“莲花生在与苯教斗争中采取新策略，使佛教西藏或吐蕃化，把一些苯教中的自然神宣布为佛教的神灵，把苯教的许多巫术吸收到密宗中来，从而为以后佛教在西藏的发展铺平了道路”②。
  莲花生在吐蕃传教弘法的成功经验同样昭示着青藏高原上的统治者，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应采取谨慎的“为我所用”的兼收并蓄方针。在翻检吐蕃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历史时，人们不难发现吐蕃很早就与喜马拉雅山南部毗邻的尼泊尔、锡金、印度等国家有过许多友好往来。史书即有自长安经青海入吐蕃，再从尼泊尔至中印度的“吐蕃泥婆罗道”之称谓，亦可视为由“唐蕃古道”延伸之“印蕃古道”。而且还有过与境外国家与地区和亲联姻之历史，如吐蕃赞普中就有于公元639年迎娶尼泊尔赤贞，亦称白利蒂公主为后的藏文史书记载；更有吐蕃赞普邀请印度诸国佛教大师与语言文字学者入藏传播与完善吐蕃文化之举措。
  据有关藏文资料记载：正式创立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降生在雅隆的降巴木宫，父亲是朗日伦赞，母亲是萨格姆，他在征服青藏高原众部落建立大一统吐蕃王朝时，很重视与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邻国的友好往来。松赞干布于25岁时，曾派遣吞弥·桑布扎等去印度留学，使之返回吐蕃创制藏文。此重大文化事件可参阅《藏族简史》记载：“松赞干布任命大臣屯弥等学习西域和天竺诸国文字，屯弥等人携带重金和奴隶，经西域赴天竺，仿照天竺及于阗诸国文字，创制了沿用至今的藏文。”另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藏文”条目更能确切了解到藏文之历史演变过程：
  藏文创始于7世纪前后，由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组成……字体分为“有头字”和“无头字”两大类。前者主要用于印刷，后者主要用于书写。手写体又分为“粗通”、“粗仁”、“珠杂”等多种形式。最流行的草书叫“秋，”形体与印刷体相差甚大。藏文读音常因地域不同而不完全一样，但正字法各地是统一的。这套正字法大体反映了藏文创制时代的藏语语音面貌。历史上藏文曾有过几次变革。影响较大的一次是9世纪初一批佛经译师们在当政者的支持下从事的文字厘定工作。现行藏文就是这次改革后规范定型的。历史上用藏文书写和编译的书籍十分丰富，对于藏族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从上述文字介绍我们可清晰地看到，虽然藏语隶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似乎与汉语言颇为相近，可是具体到藏文已非象形文字，而为“拼音文字”。而且在草创时因借鉴于“西域和天竺诸国文字”，“仿照天竺及于阗诸国文字”而创制。再则由于经中印“佛经译师”所“从事的文字厘定工作”，使之“规范定型”。从而导致因外族语言文字的窜入而使得藏文“形体与印刷体相差甚大。藏文读音常因地域不同而不完全一样”。此种二律相背、字音分离，不甚协调的语言文化现象只有从藏文本身发生与演变的历史现状中才能寻觅其答案。
  藏学家常霞青著《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一书之“象雄文字和语言”一章时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文中依据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一个未经探索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与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著《藏语的借语》研究所得成果感悟到：“目前藏语中的（34个波斯语）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象雄的玛尔文（即通常简称之“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另外他还根据南喀诺布写的《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所记：“在西藏的很多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这抄本是用称做‘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所谓‘玛尔体’字，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藏文的楷书和草书有较大区别，其原因草书来源于象雄文，楷书则源于梵文。”再结合常霞青自己的比较研究，得出如此结论：青藏高原古老的“象雄文同古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着极为相近的“亲缘关系”，由此可识别此文字应属于“印欧语系”。并确认“西藏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西藏土著文化同印欧文化融合的结晶（当然也是藏地土著文化同汉地，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①
  回顾历史，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不仅从古印度请来孤萨热、婆罗门香迦热与斯罗曼殊三位密宗大师入藏翻译佛典，还派遣大臣吞米·桑布扎参照梵文字体创制藏文字母，这可谓印蕃文化交流的延续。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古藏文所借鉴的梵文与象雄文均属印欧语系，并转借印欧语系梵文字母来标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的读音。在此文化大前提下，再审视汉藏人种、民族与文化同源，然而语言文字与艺术风格却迥异就不足为奇了。
  至赞普赤松德赞中年时期，他一改年轻时对印度佛教大不恭敬之观念，开始大力弘扬佛法与教义。先是邀请印度大乘佛教显宗大师寂护来吐蕃传教，后来又委托他请来密宗大师莲花生，企图通过念咒、幻术等具有强烈色彩与原始气息的境外宗教来降服笃信苯教的藏族臣民。
  在赤松德赞、莲花生与寂护的共同主持下，他们依照古代印度波罗王朝高波罗王在摩竭陀所建的欧丹达菩黎寺为蓝本，在今西藏山南扎囊县境内创建了著名的桑耶寺，这是吐蕃苯教与印度佛教文化有机融合的青藏高原历史悠久的藏传佛教寺庙。在此地举行的僧人剃度尤令人注目，所举办的规模盛隆的桑耶兴佛盟誓会，以及开光大典更是名垂千古。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由索南坚赞编著的《西藏王统记》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桑耶寺开光仪式：“众多的年轻少女，梳妆打扮，手舞牛尾，击鼓跳舞，纵情歌唱，欢跳野牛、狮和虎舞，戏耍龙舞和雪白幼狮舞。”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的拔卧·祖拉程哇活佛编撰的《智者喜宴》在描述桑耶寺落成大典时写道：吐蕃人民举行了“为时一年之久的歌舞游宴……所有男女少年装饰打扮，手执牦牛尾、击鼓歌唱舞蹈，他们学牦牛叫声、狮子吼声和老虎啸声”。他们均“戴着面具”，并共同发出“犹如天空降雨一样”的呼声，其声势浩大，场面极为壮观。
  西藏五世达赖喇嘛撰写的《西藏王臣记》记载更为详细而具体，他说，在桑耶寺的奠基仪式上，莲花生大师令被降伏的八部鬼神发誓护法，授意以印度大乘佛教密宗之仪轨“制定诸神所喜的祭祀物品，又说出了镇伏凶神的歌词，并在虚空中作金刚舞”。他所说的护法“金刚舞”即在苯教拟兽面具乐舞与鼓舞基础上所形成的，并广为流传的藏传佛教“羌姆”乐舞，后传至蒙古佛教地区遂被称之为“布扎”。
  关于莲花生入藏弘法建寺之事，如今在山南扎囊县桑耶寺大殿仍有完整的《桑耶寺兴佛证盟碑》可考。此碑为公元779年桑耶寺落成时所立。其碑汉文译文如下：
  逻些及札玛之诸神殿建立三宝所依处，奉行缘觉之教法。此事，无论何时，均不离不弃所供养之资具，均不得减少，不得匮乏。今迩后，每一代子孙，均需按照赞普父子所作盟誓，发愿。其咒誓书词不得弃置，不得变更。祈请一切诸天、神祇、非人，来作盟证。赞普父子与小邦王子，诸论臣工，与盟申誓。此诏敕盟书之详细节目文字正本，存之于别室。
  据《巴协》一书记载：“桑耶寺建成后，于后墙树立一碑，上镌莲花，勒诏敕誓文要义，并以石狮镇之。”《王统世系明鉴》亦载：“（桑耶寺）以外，更围以大甬道，建立大日如来护持恶趣坛城，坛城之后立有一碑。”其碑文反映了吐蕃王室为了与苯教势力所代表的大贵族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大力支持佛教及其有关仪轨之历史事实。
  另外在桑耶寺还存有一只青铜铸造的“桑耶寺钟”，上面镌有铭文，其译文为：“王妃甲茂赞母子二人，为供养十方三宝之故，铸造此钟，以此福德之力，祈愿天神赞普赤松德赞父子、眷属，具六十种妙音，证天上之菩提！”据《贤者喜宴》记载：“赤松德赞第三妃名甲茂赞，自己独力修建一殿，殿上献奉铜钟一口。”此妃全名为没庐氏·甲茂赞，当汉僧摩诃衍到吐蕃王廷传布禅宗佛教时，没庐氏悉心向佛，后皈依佛教，并出家更名为菩提主。她在青铜钟铭文所铸并迷恋的“六十种妙音”，据《不思议秘密大乘经》释义：为供养如来佛之多种梵音，其中包含许多与佛教乐舞有联系的音名如：音声好、生喜乐、龙音、雷音、乾闼婆、迦陵频迦音、梵音、帝释音、鼓音、诸音圆满等，在人们面前所展示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中功德圆满、歌舞升平的喜庆画面。
  赤松德赞在位期间，仿效先王松赞干布，除了派遣手下大臣前往印度学佛求法之外，还迎请印度密宗大师无垢友和法称，以及克什米尔僧侣阿难陀等抵吐蕃传教与译文。另外还邀请为世人称道的“噶、交、香”三大家，即噶瓦贝孜、交绕路易江参、香益希德入藏，请他们系统地翻译印度佛教“经、律、论”三藏与世俗文艺作品。其中与佛教乐舞、文学与戏剧文化密切相关的有《甘珠尔》、《丹珠尔》、《罗摩衍那》、《贤愚经》、《诗镜》，以及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长诗，戒日王的梵剧《龙喜记》等。
  据刘志群与彭措顿丹二人研究考述：“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印度的许多古典文学艺术作品也被译述传入西藏，如马鸣所作的《佛所行赞》，由萨旺桑布和罗杰布翻译，后被改编为昌都戏剧目。又如戒日王的《龙喜记》，13世纪中叶由藏族大译师匈顿·多吉坚参和印度译师罗克什弥迦罗译成藏文，这部梵剧亦被改编成藏戏剧目。匈顿·多吉坚参还翻译了《菩萨本生如意藤》、《诗镜》、《百赞》、《声经》等……管·法成译师从汉、梵两种文本译成《贤愚经》。”①值得关注的是于佛经文献集大成之作《甘珠尔》“诸经部”与《丹珠尔》“本生部”、“修身部”、“大小五明处”中珍藏着数量甚众的印度民间寓言、神话、传说、故事、诗歌与戏剧片断，自从翻译成藏文，传播至青藏高原后，自然而然对吐蕃传统戏剧文化的建构产生重大影响。

①刘志群：《吐蕃王朝时期的文艺》，载《西藏艺术研究》，1998（3）。 ②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4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①《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147、148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①《文馆记》载：遣大首领瑟瑟告身赞咄、金告身尚钦藏。 ①黎蔷：《藏文〈贤愚经〉与佛教戏曲流变考》，载《西藏研究》，1997（2）。 ①刘志群、彭措顿丹：《藏戏发展史综述》（上），载《西藏艺术研究》1991（3）。 ②黎蔷：《藏戏溯源》，载《西藏研究》，1996（2）。 ①常霞青著：《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49、58、6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①刘志群、彭措顿丹：《藏戏发展史综迷》（上），载《西藏艺术研究》，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