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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处于“丝绸之路”中枢地带，为汉唐时期中西交通要道上的一处大都会。南来北往的宗教与民俗文化、艺术均荟萃于此地，然后辐射性地由此向外扩展。譬如西方诸国的佛教、袄教、景教、摩尼教等，以及中原地区的道教、儒教与亚洲北方的萨满教等宗教文化均通过“丝绸之路”而与敦煌本土的传统文学艺术融为一体，并发扬光大。
  佛教是最早输入敦煌的外来宗教之一，在卷帙浩繁的敦煌遗书中，亦以佛教经典数量最多。敦煌佛经从内容上说，佛教各宗的经、律、论三藏俱全；从写经题记来看，时间最早的为西凉建初六年（410年）或东晋元熙六年（424年），其作如比丘禧佑所写《戒论》；最迟的为宋初至道元年（995年）之敦煌图灵寺僧道猷写的《往西天取经牒》，以及同期稍前的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所书的《大智度论》。依此可知，敦煌写经始于东晋，盛于隋唐，终止于宋初，前后约历时七个世纪，凡600多年。
  敦煌写经随着公元1900年莫高窟16窟甬道北壁17窟“藏经洞”的发现而问世。其中主要包容自魏晋到宋初上下七八百年间的敦煌佛教写经遗书，最早的卷子纪年是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256年），最晚的卷子纪年是宋咸平五年（1002年）。著名敦煌学家周丕显在《敦煌遗书概述》一文中将其分为四大类：古代宗教、儒家典籍、史学古地志与古典文学，并且指出六万余件敦煌卷子的问世，填补了中国中古时期文化研究资料的许多空白。
  “藏经洞”中出土的主要是佛经，仅目前北京、巴黎和伦敦三地所藏敦煌遗书中，佛经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故在此种意义上讲，“敦煌遗书”亦可称之为“佛教遗书”。当然其中亦存留为数不多的其他宗教写经，例如东传的景教、摩尼教与西渐的道教经卷，以及一些古藏文与西域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经卷，对上述经卷写本的解析与释读将对丝绸之路戏剧文化探研大有裨益。
  敦煌佛教的输入主要借助于东西方诸国佛教僧侣的交流与传播。自汉迄唐，仅见于文字记载，并留下姓名而入主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传经布道的佛僧，其中印度68人、安息5人、月氏7人、康居5人、龟兹3人、于阗4人，西域与其他国家的6人，著名佛教大师有安息王子安世高、中亚佛僧康僧会、龟兹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等，另外还有印度的佛僧真谛、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等，至于由中原借道敦煌前去西域与印度求法的历代僧人更是不胜枚举。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原籍在敦煌一带的大月氏僧人在传播佛教文化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印度贵霜王朝的大月氏“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公元前2世纪中叶西迁至中亚乃至印度河流域。至20世纪初，敦煌西北处的玉门关出土一批汉简内有“月支人支诚”，于敦煌汉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的一批佉卢文中亦屡见“月支国”字样。“月支”即“月氏”，据古文字学家林梅村考证：“汉末三国初，贵霜大月氏人在敦煌一带活动极为频繁……灵帝年间，贵霜大月氏人向东方大规模迁徙……大月氏人在中亚休养生息了300多年，回到敦煌。”①返回故里的大月氏佛教僧侣包括名垂青史的支娄迦谶、支曜、支谦与竺法护等。
  地处恒河与印度河流域的贵霜王国，在历史上曾大力吸收古代希腊、波斯与印度传统文化，从而逐步走向强盛、且雄踞中央亚细亚。后来备受毗邻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于公元1世纪成为一个佛教大国。贵霜王朝时期，此地形成了佛教部派一切有部，逐渐形成了远近驰名的大乘佛教，并由龙树创立其大乘佛教之观学派，以及马鸣创造的梵文佛教戏剧，后通过大月氏僧侣东传其佛教与戏剧文化，“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②即为确凿的历史见证。
  据南朝慧皎撰《高僧传》卷一记载，支娄迦谶即为贵霜王朝月支人，他于“汉灵帝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178～189年），传译梵文”。另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大乘教经典由他传授为始。据《出三藏记集》统计，支娄迦谶一生共译经14部，27卷，所涉猎的多为“般若”、“宝积”、“华严”等大乘经典类，其中经他手所传的“般若”类经奠定了中国后世大乘经类的思想文化基础。
  竺法护，音译竺昙摩罗刹，《高僧传》卷一载：“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进居敦煌。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及晋惠（290～306年）西奔，关中扰乱，百姓流移，护与门徒避地东下，至渑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竺法护年轻时博览《六经》，涉猎百家，遍游西域，“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①。在他返回敦煌与中原时译经甚多，其中如《弥勒成佛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法华经》、《无量寿经》等，对后人探索佛教戏剧根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师承竺法护的佛教僧侣竺法乘，亦曾“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②。
  相比较之下，印度高僧佛图澄与敦煌宗教文化关系更为密切。《晋书·佛图澄》云：“佛图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高僧传》卷九亦云，他自幼出家云游，“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并在敦煌长年居住，以至后人误认为他为敦煌人氏，“道人佛图澄，不知何许人，出于敦煌”③。来自印度乌苌国的佛图澄在此专事翻译小乘说一切有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敦煌佛教文化宝库。另外据文献记载，他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佛教僧侣，史称：佛图澄“妙解深经，傍通世论”。不仅精通“五明”，即声明（语言文学）、因明（逻辑）、内明（教义）、医方明（医学）、工巧明（工艺），而且还擅长幻术、杂技与音乐等艺术技能。
  为了使印度佛教在敦煌扎根并得以弘扬，各国僧侣曾在此大力开凿石窟与造像绘图。据唐武曌圣历元年（698年），遣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于佛龛碑记载：“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僧，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此为敦煌石窟开凿之始，历经千余年而陆续开凿，终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
  敦煌石窟包括隶属于古代沙州境内的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和水峡口小千佛洞。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莫高窟保存有自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代所开凿的佛窟达492个。为使印度佛教更能为中国信徒所接受，其佛经内容在此衍化为绚丽多彩的绘画与雕塑艺术形式。据不完全统计，莫高窟现存壁画总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彩塑达2400余身。壁画分为佛经故事与佛像两大类，其中有描绘释迦牟尼本生故事，宣传“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变、弥勒经变、华严经变、楞伽经变、思益梵天所问经变、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金光明经变等经变题材，另外还有各种单纯的佛像绘画，如说法图、菩萨、罗汉、天龙八部，以及千手千眼观音、地藏菩萨等生动形象。
  在极为丰富多彩的石窟壁画中，除了佛教与其他宗教画内容外，还有大量世俗生活绘画。古代画师根据佛僧俗众的需求，而绘制出许多资助修造石窟的供养人像与耕作、狩猎、捕鱼等各种生产场景，以及婚丧、礼仪、音乐、舞蹈、杂技、戏弄、旅行、医卜、屠宰等各种生活场面。加之“藏经洞”中问世的大批古代遗书写本，形象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僧众自公元5世纪到14世纪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实情，从中亦可查寻出佛教戏剧文化的孕育、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敦煌除了出土大量印度佛教经典外，还问世了大批从波斯输入的景教、袄教与摩尼教写经文本。关于景教，自中国西安郊区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时隔约300年后又在敦煌问世七种唐代景教文献，如《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与《志玄安乐经》。
  敦煌景教之《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据台湾著名史学家方豪考证，实为当今我国基督教会普遍使用的《荣归主颂》的叙利亚文版的唐代译本，亦即“天主教弥撒中所诵《荣福经》（Gtoriainexcelsis）而杂以《谢恩经》（TeDeumlaudamus）也”①。其经顾名思义，“三”即指赞文、尊经、按语三部分；“威蒙度”为叙利亚文imuda（浸礼）之音译，即为景教信徒受洗时所诵唱的“圣三经”。由此而演变出的《荣归主颂》所含44行七言诗句，至今此圣歌仍流行于中国基督教与天主教文化祭祀仪式之中。
  敦煌景教文献之《尊经》于经书“礼赞”中列举了22位圣徒人名与事迹，以及由叙利亚文翻译的35部经书。该文前面有一段与佛教音乐有关联的附录：“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五百三十部，并贝叶梵音。”依此可知唐代流行景教经文数量之多，并指出该教与佛教混杂的音乐唱赞在宗教礼仪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另考如《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与《志玄安乐经》亦为颂赞上帝为主题，其中许多篇章似与《旧约·圣经·诗篇》同出一辙。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落款为：“开元五年（717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徒张驹，传写于沙州大秦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末尾署：“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定，传写教读。”说明敦煌在历史上确实建有大秦景教寺院。另外于敦煌景教文献中多次出现“迷诗诃”，亦作“弥失诃”，谓“迭屑人（即基督教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今译为“默西亚”或“弥赛亚”，当与西亚犹太教《圣经》之“角色换演”之“救世主”完全一致。事实上，景教之“赞美诗”输入中国境内仍供其“耶稣显圣容日”时吟诵演出所使用。
  如前文所述，我们可从敦煌《沙州图经》、《安城祆咏》等遗书文献，以及从唐代张鷟《朝野佥载》中亦可洞悉古代袄教祭祀乐舞之实情，文中所述之念咒施实巫术，以及乐舞酬神之表演，可谓西方宗教戏剧与东方祭祀仪式之高度融合。
  然而与戏剧表演艺术形式更为接近的是祆教节庆时期的赛神活动。据敦煌遗书S.1366号的一份结账单上可知，此地古代袄祠香火甚旺。“十五日，支打窟人工悉胡饼二十枚用。十七日，准备城东祆赛神用神食五十七分，油一升，面麦一升，灌肠九升；南城上偏次赛神，用神食十九分，灌肠三升，灯油一升”①。S.2474号账单又添一笔：“城东袄，灯油一升。”刘铭恕在《敦煌遗书杂记四篇》中认为：“除证明此袄庙受重视外，更可看出关于祆神的所谓祀典祭仪：一、赛神时间，规定为每年某月十七日；二、祭神用灌肠面麦，每神一份或二份；三、神前点灯……”另外他又引用了P.2569一份文书：“（光启三年？）四月十四日，夏季赛祆，用酒四瓮。四月十四日夏塞（赛）袄用。右奉处分。”②其中还有一条重要信息，则是赛袄祭神时需大量用酒，这段记载显然与西方宗教节日酒神祭祀活动不谋而合。
  敦煌莫高窟中出土的还有三部摩尼教残经，其中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唐玄宗时期在华的摩尼教传教师奉诏撰写的解释性文书。《摩尼教残经》据林悟殊考证，并非公元694年波斯人拂多诞所持《二宗经》，它与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沙卜拉干》亦不尽相同。此经系解释摩尼教义的一篇专题论文：“应是第五钵迦摩帝夜部译云《证明过去教经》……说明了摩尼教在东渐时，为了适应东方浓厚的佛教气氛而逐步佛教化”。林悟殊指出：此经相传为摩尼的原著，为“世界摩尼教学者多年求之不得的重要文献”③。
  敦煌摩尼教经典《下部赞》据林悟殊在《摩尼教及其东渐》一书中介绍：“是中国摩尼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时用的赞美诗，在现存的各种文字的摩尼教赞美诗中，数它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④《下部赞》中有许多难以意译的古波斯文与帕提亚文音译，其中《叹明界文》一诗与吐鲁番文献帕提亚文摩尼教赞美诗《胡威达曼》极为相似，为唐代后期回鹘摩尼教徒所输入之赞美诗汉译本。
  唐代摩尼寺为了大批新教徒参加宗教仪式之需求，而陆续将摩尼教赞美诗译为汉文，以供合诵吟唱，至今人们从其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此宗教与音乐艺术之关系，诸如：“道路平正，音声梵响，周回弥覆”，“梵音呗响，词美殊佳”，“吉时吉日，翻斯赞呗”，“幡花宝盖，前后围绕，众圣歌扬”。其经典中还规定了习乐与唱诗仪礼，“如有乐习学者，先诵诸文……尊者即诵《阿拂利偈》”，所诵疑为摩尼教仪式曲调。《下部赞》之《叹五明文第二叠》中记载“戒行威仪恒坚固，持斋礼拜及赞诵。身口意业恒清净，歌呗法王无闲歇”，则具体地记录了摩尼教神职人员唱诗礼拜之过程。
  《下部赞》据有关专家考证，此为古代摩尼教之诗歌合集，它搜集整理了摩尼教对诸神、日常行祭、斋戒、忏悔、悼念亡人等所使用的赞歌。全书分为“赞夷数文”、“叹无常文”、“普启赞文”、“称赞你智王”、“叹诸护法明使文”、“叹无上明尊偈文”、“叹五明文”等，各章中不时嵌镶着“次偈宜从依梵”的佛教音译或波斯赞文或“忏悔愿文”。另据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东南处发现有古突厥文《摩尼教忏悔文》，想必与上述摩尼教文献有必然的传承关系。
  从上述景教、摩尼教的经文诗句中不难搜检出一些道教与佛教的常用名词，这说明西方诸国传入的宗教思想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扎根，必须要有一个经历华化与世俗化的过程。从敦煌出土的道教《老子道德经》中即能反映中原地区传统宗教与异教抗争中的坚韧性。譬如在此基础上由道士王符编撰的《老子化胡经》称老聃入天竺化为释迦佛祖，更能体现扬道抑佛之历史现象。从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变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中亦可窥视到在历史上西域与敦煌佛教与景教、袄教、摩尼教等“三夷”宗教相处共事之情景。“门徒弟子，言皈依佛者，皈依何佛？且不是摩尼佛，又不是波斯佛，亦不是火祆佛，仍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目如西天有九十六种外道，此间则有波斯、摩尼、火祆。”①此经文发轫授讲在西域李圣天时期的于阗国，佛教包容其“波斯、摩尼、火袄”，并冠以圣名，后来又东传至敦煌一带，可推想当时的敦煌宗教文化与受其影响的佛教乐舞戏之复杂与丰富性。

①林梅村：《贵霜大月氏流寓中国考》，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学术讨论会。 ②《三国·魏志·东夷传》。 ①慧皎撰：《高僧传》，33、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②《高僧传·晋·敦煌竺法乘传》。 ③《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澄别传》。 ①方豪著：《中西交通史》，41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①阴法鲁：《敦煌石窟中的音乐资料》，载《文史知识》，1988（8）。 ②《敦煌学论集》，52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③林悟殊著：《摩尼教及其东渐》，2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④林悟殊著：《摩尼教及其东渐》，2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①王重民等编：《敦煌文集》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