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五台山”居于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①，位于山西省忻州地区五台县境东北处，系太行山之余脉，历有“华北屋脊”之誉。因其境内拥有东西南北中台及五座山峰，故名“五台山”。据有关史书记载，早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印度高僧到我国中原地区传教，看到五台山形状与释迦牟尼佛修行的灵鹫山相似，特奏请汉帝在山上修造大孚灵鹫寺，即今显通寺，为佛教初入五台山之标志。
  据明代镇澄撰《清凉山志》卷五记载：“后魏孝文帝再建大孚灵鹫寺，环匝鹫峰，置十二院。岁时香火遣官修敬。”《五台新志》亦载：“五台之名，北齐始见于史，北齐以前则称清凉山。”故五台山又称“清凉山”，根据有关文字得知五台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广建佛教寺院与戏场了。
  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五台山”条介绍了一些与本文佛教乐舞与戏曲关系重大的文化背景资料：
  “清凉山，”北魏时即建有佛寺。北齐时山区扩建寺院二百余所。隋文帝下诏五顶各立一寺，并遣使在山顶设斋立碑。唐代有师子（今斯里兰卡）、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南天竺（今印度南部）、日本等国僧人曾来巡礼朝拜。至唐开元（713～741年）以后，寺院已臻极盛，中有大寺十二所（一说十所）。敦煌莫高窟第六十一窟中现存《五台山图》是五代时山区寺院情况的历史写照。①
  据我国历史文献记载，印度佛教早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由西域输入。《高僧传·佛图澄传》云：“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袁宏《后汉纪》卷十“永平十三年”亦载：“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
  汉帝遣使西域与天竺所迎请的佛僧为何许人也？据《法苑珠林》卷一三记载：“初使者蔡愔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赉优填王画释迦倚像。帝重之，如梦所见也。”另据《高僧传》补充，同时还请来天竺僧人竺法兰，他们二位来到中原洛阳后创建了著名的白马寺。对此，任道斌主编的《佛教文化辞典》记载得更为具体：
  “竺法兰，”东汉入华古印度僧人。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应邀与迦叶摩腾来华，以白马驮佛经、佛像至洛阳（今属河南），受到礼遇。汉政府为之修建白马寺。他遂在寺中译佛经、讲佛法，成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最早使者之一。据传与迦叶摩腾合译有《四十二章经》。②
  据传说，印度僧人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来华后，曾依照《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导引，即由洛阳北行寻觅到佛祖所指“大震那”国的“清凉山”。此经云：“佛告金刚密迹王言，我灭度后，于此南瞻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中有山名五顶，文殊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大震那”或“震旦”系指古代中国，“山名五顶”与“文殊童子”亦可在《华严经》中知悉其意：
  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
  “文殊童子”亦称“文殊师利菩萨”，简称“文殊菩萨”，为释迦牟尼佛的左胁侍，专司“智慧”，与司“理德”的右胁侍普贤并称。世人所见常为顶结五髻，手持宝剑，坐骑狮子的塑像或绘画形象。
  《清凉山志》亦载：“大显通寺，古名大孚灵鹫寺。汉明帝时，腾兰西至，见此山，乃文殊住处，兼有佛舍利，奏帝建寺。滕以山形若天竺灵鹫，寺依山名。帝以始信佛化，乃加大孚二字。”
  “天竺灵鹫”，即古印度王舍城处灵鹫山，今位于印度比哈尔邦底赖雅，亦称“耆阁崛山”，因山上多鹫鸟，或峰如鹫鸟之首而命名。相传此地为释迦牟尼说法处，亦称为佛教史上第一次结集处。五台山显通寺以此来命名，并被誉为“佛刹开山之祖”，无论是在中国佛教史，还是佛教音乐史中都起着重要的率先垂范作用。
  佛祖释迦牟尼在未出家之前，即为悉达太子时就很注重音乐歌舞的娱乐功能。据隋僧阁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记载：“悉达太子城有歌、舞、弄珠、缘竿、腾身、跳刀、幻化、戏场、漫话、谑戏种种杂艺。”待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仍不忘以形象的乐舞戏艺术来诠释佛理。如《妙法莲花经》卷一记载：“天神中有歌神紧捺洛（紧那罗），有乐神乾闼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三九中亦有乐人取佛行“奏入管弦，”“辑为歌曲，”“欲为舞曲”的文字记载。此种以乐舞礼神和娱佛的艺术传统后来随佛教东传自然输入我国。
  南朝梁慧皎撰《高僧传·经师篇》载：“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见佛之仪，以歌赞为贵。”自佛教音乐入华，三国僧人发现“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故而出现陈思王曹植化佛曲“渔山制梵”之传说，促使中国佛界“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
  东晋时期，江南“净土宗”始祖慧远在梵呗基础上确立了唱导制度，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楫而弘扬佛法，广传教义之途径，他“孜孜为道，志在弘法，是继道安之后又一位影响久远的大师。居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弟子从学甚众，名播远近”。①
  至南朝齐梁时，佛教在江南一带甚为兴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即为当时的宗教艺术写照。据宗教文化学者田青考证，笃信佛教“素精乐律”的梁武帝萧衍在印度佛教音乐的传播与华化方面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他所亲定的含有大量佛教内容的梁朝雅乐，在隋代，曾被视为“华夏正声”，并“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制定隋乐，给中国后世的清商乐和宫廷音乐以深远的影响。他还创设“无遮大会”、“盂兰盆会”、“梁皇宝忏”等佛教典仪，为佛教音乐提供了新的形式范例和演出场合。梁武帝佛曲的清乐化，是佛教音乐开始与中国传统音乐融合的标志。②
  魏晋南北朝时，北方黄河流域大同、洛阳一带，在当时统治者的支持下佛教文化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例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皇始三年（398年），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即帝位，在位时崇尚佛教，下令建寺院，造佛像，以佛教为国教，先是在大同开凿云冈石窟，并在五台山广建佛庙；北魏继位者孝文帝拓拔宏于太和十七年（493年）旋而又迁都并在洛阳开凿龙门石窟。
  北魏时期杨街之撰《洛阳伽蓝记》中存有许多有关佛教音乐杂戏的记载，如卷三“景明寺”条云：“入宣阳门，向闾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
  无独有偶，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收有一篇编号为P.3931《印度普化大师游五台山启文》，其中亦有一段与《洛阳伽蓝记》颇为相似的五台山佛教乐舞见闻描述：
  旦登途至法华寺，斋差而别，奔趋佛光寺，音乐喧天，幡花覆地，礼弥勒之大像，游涅槃之巨蓝。梵香解脱师前，圣贤虔礼于楼上，宿于常位。发骑来晨，斋于圣寿寺中，宿在福圣寺内。礼佛之次，忽有祥云之中化菩萨三尊，举众皆礼敬。次至文殊尼寺，兼游香谷梵宫，宿在清凉，登峻层道，谒清峰道者，开万菩萨堂，游玩侵宵。
  依照上述两段文字为底本，再结合东晋僧人法显《佛国记》中西域“于阗国”章记载：“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欲观行像……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悬缯幡盖。像立车中，二菩萨侍，作诸天侍从，皆金银雕萤，悬于虚空。像去门百步，王脱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华香，翼从出城迎像，头面礼足，散华烧香。像入城时，门楼上夫人、采女遥散众华，纷纷而下。如是庄严供具，车车各异。”从中可知中原地区洛阳与五台山佛寺
  中庆典礼乐均源自西域或天竺佛教之行像法乐。
  据《佛教圣地五台山》一书介绍：“五台山寺庙音乐，又称为佛教音乐，也叫法乐”①。
  又因为五台山佛国林立各种宗派，如华严宗、净土宗、禅宗、法相宗等，以及藏传佛教各宗派，从而应运而生不同流派的寺庙音乐或法乐。对于五台山佛教音乐在国内宗教音乐的地位，王昆吾曾著文给予高度的评价：“五台山是中西文化交通的枢纽、佛教之名山。到唐代，因中国佛教音乐系统进入确立时期，也因中国佛教出现教派林立、竞相争逐的局面，五台山的佛教音乐臻于极度繁荣。……五台山是唐代佛教的中心，百国来仪，万众钦仰。西域各佛教宗派都曾在此山建寺立教。梵响、灵迹、奇花，也为它庄严了佛教国土。佛教音乐是五台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台山佛教凭借地利，得风气之先，也在音乐上影响了有唐一代。”①
  参照《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古代中国借助横亘亚、欧、非洲的“丝绸之路”，远“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其书卷四亦载：“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耕耘绩纺，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五台山佛教及其西域输入法乐的形成、繁荣，可谓丝绸之路宗教音乐文化交流的辉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