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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虽然唐宋大曲与乐舞因为无音像记录手段而失传殆尽，然而庆幸的是有大量摹其容、拟其声的诗词歌赋与史籍文献存世，另外则是由此演绎的杂剧传奇与地方戏曲“孕育新的面貌出现”。其中尤以民间流传的包括《柘枝》在内的队戏更能证实与母本相互之间的承传关系。
  对于唐宋大曲与杂剧之间的嫡传关系，王国维在《唐宋大曲考》中早有真知灼见，他认为：“大曲与杂剧二者之渐相接近，于此可见（按：主要指史浩《剑器舞》）。又一曲之中演二故事，《东京梦华录》所谓‘杂剧入场，一场两段’也。唯大曲一定之动作，终不足以表戏剧自由之动作；唯极简单之剧，始能以大曲演之。”另外他从《武林旧事》、《南村辍耕录》中所查知“宋之大曲杂剧，用于春秋圣节三大晏”。历史文献“所载之宋金杂剧院本，其为大曲者，十得二三焉。又知此种杂剧与曾布之《水调歌头》，董颖之《薄媚》，不甚相远也”。
  大曲与杂剧间杂敷演之历史实际可追溯于唐代，据陈旸《乐书》卷一九〇云：“燕时，皇帝四举爵，乐工道词以述德美，词毕，再拜，乃合奏大曲。五举爵，琵琶工升殿独奏大曲，曲上，引小儿舞伎，间以杂剧。”
  唐代崔令钦《教坊记》亦云：“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择尤者为首尾。既引队，众所属目，故须能者。”上述“引小儿舞伎”与“引队”均指与“杂剧二者之渐相接近”的大曲或队舞之表演艺术形式。
  《杜阳杂编》卷下云：宣宗创修安国寺，时逢“降诞日，于宫中结彩为寺，赐升朝官以下锦袍。李可及尝教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可知当时队舞规模与阵容之庞大。
  王灼《碧鸡漫志》卷五云：“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危髻金冠，璎珞被体，号‘菩萨蛮队’，遂制此曲。当时倡优李可及作‘菩萨蛮队舞’，文士亦往往声其词。”以至于影响“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假温飞卿新撰密进之”，从而可见传统队舞涉及面之广。
  在民间，“队舞”或“舞队”发展势头更加迅猛，南宋时期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条曰：“山灯凡数千百种——其上伶官奏乐，称念口号、致词。其下为大露台，百艺群工、竞呈奇伎……既而取旨，宣唤市井舞队及市食盘架……至节后，渐有大队如《四国朝》、《傀儡》、《杵歌》之类，日趋于盛，其多至数千百队。”所表演的民间乐舞戏曲在他所编撰的“舞队”条目中就多达60余种。
  关于宋代朝野所流行的以《柘枝队》为代表的“队舞”的具体形态，我们还可从《宋史·乐志》中得以大致了解：
  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队，二曰剑器队，三曰婆罗门队，四曰醉胡腾队，五曰诨臣万岁乐队，六曰儿童感圣乐队，七曰玉兔浑脱队，八曰异域朝天队，九曰儿童解红队，十曰射雕回鹘队。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萨蛮队，二曰感化乐队，三曰抛球乐队，四曰佳人剪牡丹队，五曰拂霓裳队，六曰采莲队，七曰凤迎乐队，八曰菩萨献香队，九曰彩云仙队，十曰打球乐队。
  从上述史书中的“队舞”，如“柘枝”、“婆罗门”、“醉胡腾”、“浑脱”、“异域”、“射雕回鹘”、“菩萨蛮”、“拂霓裳”、“菩萨献香”等称谓中所辨析，这些宋代乐舞表演艺术形式显然继承了唐宋大曲之衣钵，并与中亚、西域胡人宗教与世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另外我们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之“宋之乐曲”章节中还能获悉“队舞”与“传踏”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说：“传踏之制，以歌者为一队，且歌且舞，以侑宾客。宋时有与此相似，或同实异名者，是为队舞。”他又论及“传踏”或“转踏”之表演过程：前有“勾队词”，后有“放队词”，词调唱腔循环反复，亦为“缠达”，“缠达之音与传踏同，其为一物无疑”。在此基础上方可发展为若干宫调与曲牌短套相联的“诸宫调。，”]
  20世纪初人们有幸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既具备“队舞”或“队戏”性质，又兼备“转踏”及“缠达”特征的佛教歌舞戏或“队戏”——S.2440卷《太子成道经》。任半塘在《唐戏弄》中认为此写本“俨然已接近剧本，由多人登场（队仗）与下场（回銮驾却），吟词白语，其接近于剧本也”。李正宇因其“队戏”性质而命名为“晚唐敦煌本《释迦因缘剧本》”。该写本包括“求子”、“得子”、“相面”、“别妻”、“游四门”、“观四相”、“妻临险”、“度妻子”等八场戏，所拥有《大王吟》、《夫人吟》、《吟生》、《相吟别》、《妇吟别》、《老相吟》、《死吟》、《临险吟》、《修行吟》等十余首吟诵曲牌。
  值得重视的是该写本中出现了许多与“队戏”有关系的“歌舞”、“奏乐”、“熊踏”等唱词，诸如《夫人吟》“拨棹乘船过大池，尽情歌舞乐神祇。歌舞不缘别余事，伏愿大王乞一个儿”，《吟生》“圣主摩耶往后园，嫔妃彩女奏乐喧”《老相吟》“眼暗都缘不辨色，耳聋高语不闻声”。标注在唱词夹行中的“青一队，黄一队，熊踏”等字样，据李正宇考证，此语来自唐代刘瑕《驾幸温泉赋》：“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踏胸兮豹拿背。朱一团兮绣一团，玉佩珂兮金镂鞍。”以及唐代郑綮评述此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此剧亦属倡优俳谐之体，故时人引《驾幸温泉赋》之语而戏书之。”再对照写本开篇《队仗白说》中“白月才沉形，红日初生；仪仗横行，天下宴静”之科白致词，方可辨析其“内容系净饭王仪仗人员入场时高声朗诵之词。……宋时队舞亦诵‘致语’、‘口号’，诵‘致语’、‘口号’者为‘竹竿子’，或名‘杖子头’……表明此卷已突破向来之叙述体而完全进入戏剧代言体了”
  ①。
  佛教歌舞戏或“队舞”、“队戏”之持“杖子头”率众踏歌行舞之表演形态，亦可参见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苏巴什古寺出土的“唐代舍利盒乐舞图”，对此笔者曾有专文介绍：
  在其盒身周围绘制着21人组成的《苏莫遮》乐舞长卷，其中有披肩方巾的英俊武士，盔冠长须的威武将军，头戴竖耳兔首、勾鼻鹰头、毛茸猴面、兜形尖帽等各种面具头饰的西域胡人男女老少。他们或持具、或徒手，左顾右盼，首尾相衔，祭神拜佛，踏歌行舞。伴舞者弹奏竖箜篌，吹奏排箫与铜角，击鼗鼓与鸡娄鼓，轻歌曼舞，其唐代西域乐舞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②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源自中亚两河流域的胡风“队舞”或“队戏”《苏莫遮》，原名亦称“乞寒胡戏”或“泼胡王乞寒戏”。据考，《苏莫遮》属唐宋时期输入内地的“浑脱队舞”之一种，此风靡一时的西域队舞或队戏队伍即在一位头戴胡帽、身披长袍、饰璎珞、脚蹬皮靴、手持“舞旄”或“杖子头”的领队指挥下巡行歌舞表演。
  除在中亚两河流域所产生并东渐至中原地区的上述《柘枝队舞》与《苏莫遮》“队戏”之外，还有石国的《胡腾舞》与康国的《胡旋舞》等亦输入中原。于20世纪中叶，在河南安阳县北魏范粹墓中出土一只黄釉陶瓶，上面绘有胡乐琵琶、箜篌伴奏下的一位高鼻深目，穿胡服的中亚男子在跳《胡旋舞》之图像。另一个为山西寿阳县北齐墓中出土之胡人男舞俑正在挥臂顿足在跳《胡腾舞》。陕西西安市唐代苏思勖墓壁画中也有一位深目高鼻、满脸胡须的胡伎在跳《胡腾舞》。依唐代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跳身跳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从中即可知此乐舞与“柘枝舞”出于一个地区。另外于1999年7月在山西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问世的隋代虞弘墓石椁显现一系列精彩绝伦的“波斯乐舞图”，亦雄辩地证明中亚“昭武九姓”诸国乐舞与歌舞戏曾传入中原地区，并影响与促进了这一带的队舞与队戏的演化。
  据《东京梦华录》卷九载“天宁节”的宫廷宴乐：“参军色执竹竿拂子，念致语口号，诸杂剧色打和，再作语，勾合大曲舞。”还有“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勾小儿队舞……小儿班首入致语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杂戏毕，参军色作语，放小儿队”的记载。可知宋代杂剧、参军戏此时已与队舞、队戏逐渐混合为一体。
  如今我们所能窥见“执竹竿子”的唐宋至金元的队舞、队戏之文物图像，还有河南温县宋墓杂剧砖雕中的执竹竿子形象，山西浮山县宋墓杂剧壁画中所绘的“竹竿子，”河南邓县执竿率众横吹行舞的画像砖，以及山西高平市西李门村二仙庙露台的宋金杂剧“竹竿子”线刻图。据景李虎在《宋金杂剧表演形式的新发现》一文中介绍：
  杂剧表演线刻图刻在光滑的石灰石上，为阴线刻，长125厘米，高43厘米，刀法细腻流畅，人物形态逼真。图中共刻有10个人物，前五位为男性，后五位为女性，其中除第一人和最后一人外，其余八人双双并排而立，成两纵队。图中人物全部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步伐一致，是边行进边表演。第一人为男性，高26厘米，头戴展脚幞头，身着圆领宽袖长袍，脚穿薄底靴，双手于胸前擎一竹竿子。竹竿子长21.5厘米，上端有一圆球状物，上插许多劈成细条的竹蔑子，呈纷散状，这是宋代指挥乐舞戏剧表演的典型的参军色（亦称“竹竿子”）形象。①
  值得重视的是在同一庙宇与同一露台，亦出现一组戴胡帽、穿胡服，恣情歌舞表演的胡人乐舞形象，亦为线刻图，与上述队戏图遥相呼应，其形态似与丝绸之路中段胡风乐舞与柘枝队舞必然有紧密联系。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黄竹三先生编著的《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记载：“竹竿子”亦称“竹竿拂子”，是由“演出主持者持之，用来指挥节目的上场和下场——或称做‘勾队’、‘放队’。这种勾串节目的形式原用于宫廷宴会。‘勾队’和‘放队’，主要是通过摇动竹竿子勾放舞队，也包括提调杂剧演员上场、下场”②。对此亦可从南宋时期吴自牧《梦粱录》卷三得以印证：“歌舞并同前。教乐所伶人，以龙笛腰鼓发诨子。参军色执竹竿拂子，奏俳语口号……参军色再致语，勾合大曲舞。”
  我们在翻阅宋代队舞与队戏文献资料时，所发现的《柘枝》乐舞，除了上述《鄮峰真隐漫录》所载《柘枝队舞》之外，还有南宋宰相史浩记载的《小儿队舞》中的《柘枝舞》，以及《王义山》四卷所载“宋代的队舞”《柘枝舞》，此写本除在“乐语”部有两段“致语”外，亦接连有21段“唱”与“舞”，其中有“唱柘枝令”、“花心唱”、“四角唱”与“众唱”，所谓“繁弦脆管莫相催，齐唱柘枝来”。另有“遣队”、“勾队”、“勾问队心”舞段，所谓“年年摘取献天阶，齐舞柘枝来”。另外还有各种曲牌的吟诗唱词，可见此种队舞或队戏已相当成熟。①在写《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一书“跋”中，董锡玖惊喜地发现宋代所盛行的《柘枝队舞》与山西晋东南近年陆续问世的金元杂剧与队戏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最近在山西发现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说明宋代宫廷士大夫间饮宴乐舞形式，不但传到元代的宫廷，同时流传和保存在民间，延续了上千年。《礼节传簿》记录了唐教坊俗乐二十八调和两宋四十大曲、曲破、宋词曲等，簿中的“正队戏”，“哑队戏”，实际包括了戏曲和歌舞，这是研究宫廷士大夫队舞的新发现，说明宋代宫廷舞并未消失，而是在民间迎神赛社中保存着。②
  董锡玖在文中所例举的珍贵写本《礼节传簿》根据寒声先生等人撰文所载，为1985年10月发现于“山西省潞城县崇道乡南舍村”，由该村曹占鳌、曹占标珍藏的“明万历二年手抄本，”全名《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其中“保留了大曲‘曲破’与宋词曲、金元俗曲曲名47个，叙事曲破、叙事歌舞队戏名115个，‘正队戏’名24个，‘哑队戏’角色排场单25个，‘院本’名目8个，‘杂剧’名目26个，综上述全部音乐、歌舞、队舞、队戏、院本、杂剧等名目达245个之多”③。其中所述“队戏”据文中诠释：“唱的戏总称‘队戏’，又名‘乐剧’，包括队戏（又可分为正队戏，供盏队戏，哑队戏三种），院本、杂剧、清戏等。”除了《礼节传簿》之外，令人感到振奋的还有1989年在山西长治市长子县东大关村发现的古抄本《唐乐星图》，以及上党地区流行的《迎神赛社祭祀文范及供盏曲目》，其中又有更多唐宋大曲、队舞嬗变而成的队戏问世，这一切均为我们更深入而广泛地研究唐宋柘枝队舞与队戏流变提供了大量佐证。
  据刘永济辑录《宋代歌舞剧曲录要》总论考述：“宋代的歌舞剧曲是继承着唐代的大曲而发展的。”而“宋代歌舞剧曲约可分成下列七类：一、大曲；二、舞曲及曲破；三、法曲；四、鼓子词；五、转踏；六、诸宫调；七、赚词”。他将《柘枝舞》列入“舞曲及曲破”之中，并指出其同时兼有“转踏”与“诸宫调”性质。谓之与同类《剑器舞》一样“更与后世爱情悲剧相近，故毛奇龄《西河词话》视为戏剧之祖……已具戏剧的雏形”。言及晋东南地区所产生的“诸宫调”在“舞曲”和“转踏”向“剧曲”演变过渡中所发挥的作用时进一步阐述：
  诸宫调为合诸宫调的曲调以成一体，用以歌唱故事。亦徒歌的剧曲也。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熙、丰、元祜间……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云：“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说唱者，有说有唱，如今传《唐三藏取经诗话》有诗有话之类是也。由唱诗变而唱词，就成了说唱诸宫调。这种说唱体也就是后世戏剧有道白有唱词的远源。①
  其文所述与山西古代遗存队戏的信息互有因果，诸如首创“诸宫调”者为晋东南“泽州孔三传”，他将此种“徒歌的剧曲”加工“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以及队舞表演，再经加添“道白”与“唱词”后即成为“后世戏剧”之“远源”。其中“有诗有话”的《唐三藏取经诗话》经逐步演绎成为“杂剧”与“队戏”。
  据《礼节传簿》所收录节目即有队戏诸如：“正队《唐僧西天取经》舞”（队戏）与“《唐僧西天取经》—单舞”队舞，从其“角色单”中可知扮演此队戏的角色有观音菩萨、文殊菩萨、阿难、伽叶、十八罗汉、四大天王、十大高僧、唐僧、释迦佛、西番大使等，多达140多个。在此抄本中还出现了不少或佛教、或胡化色彩的队戏剧目，如《太安寺设宴》、《杨宗保取僧代卷》、《佛殿奇风》、《目连救母》、《鬼子母揭钵》、《悉达太子游四门》、《炽〓光佛降九曜》、《文殊菩萨降狮子》、《青提刘氏游东汉古墓说唱俑地狱》等。再从《迎神赛社祭祀文范及供盏曲目》“榜文”所列曲目中得知亦有《伊州》、《梁州》、《石州》、《胡渭州》、《菩萨》、《蛮牌队子》、《醉胡林》、《倾杯乐》、《剑器令》、《悉达太子游四门》、《观音锁水母》、《柘榴花》、《三虚禅师解闻虎》、《出像》、《八声甘州》、《夜游梁州》等，以及所用胡乐器如琵琶、羌笛与胡琴等，这一切均能证实唐宋乐舞、队舞、队戏在历史上与西域中亚诸国有过频繁的艺术交流关系。再如上述曲牌中之《石州》与《柘榴花》在唐宋大曲中很可能是“石国”之《石州》与《柘枝》之音变，从而亦能透露出我国中原与柘支、赭时国或石国《柘枝》乐舞之间的联系。
  综上所述，在我国唐宋乐舞与戏曲史中，曾频繁出现于文献典籍中的柘枝舞、柘枝队舞、柘枝队戏实为中亚两河流域“昭武九姓”国之“石国”的乐舞或歌舞戏，在长期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乐舞戏艺术的交融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为富有中国戏曲特征的音乐、舞蹈、杂剧与队戏。弥足珍贵的是，山西晋东南近年陆续问世的一些有关古抄本，更加确凿地证实了此段鲜为人知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丝绸之路乐舞戏剧文化的交流历史。

①李正宇：《晚唐敦煌本（迦因缘剧本〉探》，载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1991年编《艺术论文初集》，4、5 ②《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130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①景李虎：《宋金杂剧表演形式的新发现》，载《中华戏曲》第11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②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51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①金千秋编：《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37～47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②金千秋编：《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135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③寒声、栗守田、原双喜、常之坦：《迎神赛，礼节，社传簿四十曲宫调初探》，载《中华戏曲》，第3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①刘永济录：《宋代歌舞剧曲录要》，29页，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