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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西域生息繁衍着众多聪明智慧的民族，他们既创造与发展了西域本土文化，并借助“丝绸之路”将其传播至毗邻许多国家与地区，与其同时又将外来民族的优秀文化吸收进来，有机地融化在传统文化积淀层中，从而形成古代东西方各民族优秀戏剧文化的融合体。
  继周穆王西巡昆仑之后，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关系日益密切。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得到熟悉西戎民族的由余襄助，而向西北开疆拓土，发展贸易关系，并以缯帛、金属器物换取游牧部落的牲畜、皮毛和玉石等方物。战国时期，秦朝将西戎八国吞并，西域得以归属于华夏民族之政权。对此，中外文化史学家沈福伟写道：
  在古代，这里是极其辽阔而并无国界的草原谷地。塞人部落通过他们的游牧方式，在中国和遥远的希腊城邦之间充满了最最古老的丝绸贸易商。他们驰骋的吉尔吉斯草原和罗斯草原成了丝绸之路最早通过的地方。①
  上述“塞人”系指居住在巴尔喀什湖与伊犁河流域的“伊塞顿人”。伊塞顿人的东面居住着阿里麻斯比人和希帕波里人，这些塞人于公元前7世纪起向西方远征，曾引起中亚各草原民族波浪式的迁徙。据史书记载，此后不久便促使斯基泰人与巴比伦、米太人缔结成联盟，而消灭了强大的亚述帝国。西域塞人的向西迁徙也自然而然传播了东方诸国丰富多彩的原始乐舞戏剧文化。
  早在原始社会与史前先秦时期，古代中原地区流行着一些专供原始歌舞与戏剧艺术伴奏的乐器，它们均从自然界的“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物质材料发展而成，自周代历朝乐器即依此原始形态为其根据，而逐步完善了传统的“八音”乐器体系。
  根据古代音乐文献考证，“八音”之“金”之属乐器有钟、錞、铙、镈、铎、铃等；“石”之属主要是磬；“土”之属有埙、缶等；“革”之属，包括鼓、鼙等，另外还有搏拊；“丝”之属有琴、瑟、筝、筑等；“木”之属有祝、敔等；“匏”之属，有笙、竽等；“竹”之属有管、籥、箫、篪，另外还有笛等。同样，受其影响在西域中亦有许多古乐器与中原“八音”相类似。
  《说文》记载，古代西域羌人盛行“角”，此为一种用天然兽角制成的古老吹奏乐器。“笳”，后人称之为“胡笳”，亦出自西域狄、羌、塞人之手。古代西域有多种乐器形制，其中不乏为植物叶茎、动物骨管、兽角所制者。汉代马融《长笛赋》云：“近世双笛从羌起。”于新疆博物馆所藏由巴楚古城出土的骨制三孔笛即可得以印证。
  《礼记·明堂位》记载：“土鼓……伊耆氏之乐也。”《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亦云：“帝尧立，乃命质为乐……乃以麋〓冒缶而鼓之。”据考古发现，河西走。廊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二十多个彩陶埙，其形体呈鱼形，鱼嘴处为吹孔，埙体上有三个按音孔，据测试，此种陶埙为父系氏族社会晚期所制。由此可知中国西部地区有许多原始吹奏乐器由泥土烧铸而成。
  《竹书纪年》记载：“使鼓人拊鼙鼓，击钟磬，凤凰鼓翼而舞。”《穆天子传》卷六亦载，鼓乐器在中原西域礼仪乐舞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古代先民用“鼓钟以葬，龙旗以□，鸟以建鼓，兽以建钟，龙以建旗……击鼓以行丧”。
  除此以外，我国古代乐人用以奏乐之乐器还有琴、瑟、竽、籥、〓、筦等。著名学者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一书中考证，籥乃编管乐器，具体为编排两三支苇管的吹奏乐器，故有“苇筲籥”之说。《尔雅》称籥是排箫与笙的前身。郑玄谓之“籥如篷，三孔”，可与西域古羌笛划为一类。
  自古迄今，昆仑山一带盛产玉石，西域先民狩猎、征战归来，常装扮为百兽歌舞，并因地制宜采用玉石制为乐器为其伴奏。《尔雅》云：“磬形似犁馆，以玉石为之。”八音“石”之属之“磬”，其前身脱胎于犁、斧之类石器，后来选用西域玉石制作而组成“编磬”。另外西域还有采用玉石凿刻玉笛之传统。《晋书·律历志》载：“舜时，西王母献昭华之琯，以玉为之。”文中之“玉琯”即为西域玉制吹奏乐器，亦可谓为“玉笛”。
  通过西域流行的古乐器形制，方可知史前社会之西域乐舞戏剧形式何等丰富多彩、异彩纷呈。在古代，此地先民喜闻乐见的是音乐、舞蹈与诗歌三位一体的表演形式，这正如汉代司马迁著《史记·乐书》所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西域先民天才地将三者结合，创造了极富戏剧性的巫术宗教礼仪，以及艺人操作的傀儡歌舞戏剧“偃师戏”，可谓原始乐舞诗剧的自然与文化结晶体。
  据《列子·汤问》卷五记述，在周代时期西域地区流行着一种原始傀儡歌舞戏，名曰“偃师戏”。文曰：“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山弇。反还，未及中国，遂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他惊叹不已在西域竟然能观赏到如此绝妙的原始戏剧，“巧夫顉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穆王与盛姬观后为之大惊，令偃师拆其身，原来栩栩如生的演员实为木料、皮革所装置，并以各种色彩绘制的傀儡，故此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无独有偶，印度佛经《生经》卷三《佛说国王五人经》亦有“机关为木人”，“歌舞现伎乐”之“傀儡戏”表演描述。这说明于史前社会，西域地区就与印度佛国有着密切的文化艺术交往。
  西域自古就是原始占卜、幻术盛行之地。《释藏》中所指“苫婆罗”，意译为“巧幻术”。据《通报》所述：“苫婆罗的地理位置就在新疆的塔里木河流域。”《文献通考》云：“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皆出西域，始于善幻人至中国。”有些学者认为上述“偃师戏”实为西域之国化人所表演的幻术节目，周穆王当时正因为观赏到如此不可思议的西域幻术杂戏，才更使他“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忌远游”。此据西域史学家罗绍文考证，西域幻术或杂戏原本来自波斯袄教与摩尼教魔术：
  祆教或火祆教就是西语的波斯magi古教，正因为此教以幻术闻名，所以magi在西语的解释中就是“古波斯僧、袄教僧、魔术家、弄幻术者”。西域中作为魔术的、奇术的、幻术的、不可思议的、有奇异魔力的、魔术、幻术、妖术、变戏法的mai。就是由magi而来。①
  依上所述，古代西域戏剧的形成，除了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环境，为东西方“丝绸之路”的中枢地区，另外则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与原始文化积淀。诸如西域先民创造的具有强大生命感召力的音乐、舞蹈、诗歌、神话传说、器乐曲等，另外还有充满东方宗教神秘色彩的巫术与幻术。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艺术成分，才逐渐融会贯通为丰富多彩、美不胜收的西域乐舞戏剧文化。
  在历史上，西域曾与西方诸国，如埃及、波斯、希腊、罗马、巴比伦、拜占庭等地发生过许多文化艺术交流活动。1654年德国耶稣会牧师基尔旭著《埃及之谜》一书曾认为“中国文字有同于埃及象形字之处”。1761年伦敦皇家学会的尼特姆在“意大利都灵博物院见一埃及依西斯（Isis）神像，上刻埃及字，由梵蒂冈一中国职员在康熙字典中觅得相同者十二字”②。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国王亚历山大率领希腊等国雇佣军远征东方，他相继用武力征服了波斯帝国，以及印度的西北地区，将势力范围扩大至西域，即中国新疆边境地区。对此，中亚史学家王治来认为：
  亚历山大东征，使大量的希腊人、马其顿人涌到东方。他的殖民政策使这些人在中亚各地定居下来，在希腊官员的统治下生活，且同本地民族通婚。他们在中亚修筑城镇，实行军事屯垦，实施马其顿的制度等，也带来了希腊的文化和习惯。特别是希腊的艺术对中亚各族有一定的影响。③
  亚历山大在所征服的亚、欧、非洲土地上大力推行“希腊——马其顿”殖民文化，大设希腊属国，广建希腊城池，譬如在大月氏西迁之地大夏地区建立了“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以及在毗邻中国的锡尔河流域建立亚历山大·厄什哈特城，其结果自然将希腊、罗马业已成熟的西方戏剧文化输入东方诸国，其中亦包括西域地区。
  公元前550年，波斯贵族居鲁士建立了阿赫曼美德王朝，于大流士统治期间，波斯帝国的领土东起印度西北与粟特地区，西至埃及、黑海领域，其帝国共分20个州，特别是东北边疆已与西域葱岭，以及塞人游牧区接壤，由此强有力地促进了中西乐舞与戏剧文化交流。
  据公元10世纪波斯文豪菲尔多西的《帝王记》亦称《王书》所载：“波斯哲姆锡特曾娶马秦国王马韩之女为妻。”经有人考证“哲姆锡特”即《穆天子传》所述的“周嬖臣长季绰”。《王书》中还记载了史前波斯王盖各巴特之子夏胡胥曾逃往东方，娶都拉亚尼亚国王“阿弗拉夏勃其女弗伶及斯”为妻，“并以中国及和阗二地为妆奁，王女与婿居于和阗东北之公城，按都拉亚尼亚为古代西人对中国及蒙古等地之统称”①。
  根据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泼的论证，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西方世界与东方中国已有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活动。于史前史中，西方诸国将中国称为“赛里斯”，此为古希腊语，由汉语“蚕”字转化而成，系指“蚕丝产地”或“贩卖丝绢的人”的意思。
  另外在印度学者侨胝厘耶著《治国安邦术》一书中有“Cinapatta”词组，即“支那条”意思为“中国的成捆的丝带”。此词句同样也出现在波斯与印度的古代史诗之中。，侨胝厘耶曾任过印度月护大王（前320～前315年）的侍臣，这说明那时我国丝绸已在南亚次大陆驻足。再有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发现的史前文书中也出现过“支那条”的字样，由此证明中国古代丝绸借助西域输入西方的历史。
  在西方人的文章著述中，最早关于中国“丝绸”及戏剧片段的记载为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剧作《吕西斯特剌忒》，其中提到一种用“Amorgis”的绢丝制成的长上衣，名曰“Amorgiam”，随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一书中也说到：丝织品是由一种有角的“大蛆”所产的茧织成的，文中“大蛆”即指中国的“蚕”。
  追溯历史，中国是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并于公元6世纪后将织造的丝帛大批量地向西方倾销。《尚书·酒浩》云：“肇牵车车，远服贾。”系指春秋后期出没在西北边塞的游牧民族，如义渠、林胡、楼烦、匈奴、月氏、塞人等沿袭用马匹、驼队驾车，将东方美丽的丝织物运往西方诸国。
  据当代考古文物发现，于中亚与西域境内的阿尔泰地区的卡塞河、伯莱利河、乌尔苏耳河与乌拉干河流域的贵族石顶巨墓中，曾出土过一批古代中国制造的丝织物品，均系用捻股细丝线织成的平纹织物，其墓葬期大致为公元前5世纪左右。
  于“丝绸之路”西段的古希腊出土文物之中，西方专家学者在大批雕刻物与陶器彩绘人像上发现细薄透明的丝织衣物图像。据美国学者里希特考证：古希腊雕像如“巴特侬神庙的‘命运女神’（前438～前431年），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Karyatid）像等公元前5世纪雕刻家的杰作，他们都身穿透明的长袍（Chiton），衣褶雅丽，质料柔软，都系丝织衣料”①。
  另据明斯撰《斯基泰人和希腊人》一文介绍：“特别是克里米亚半岛库尔奥巴（Kuloba）出土公元前3世纪希腊制作的象牙板上的绘画‘波利斯的裁判’，将希腊女神身上穿着的纤细衣料表现得十分完美，透明的丝质罗纱将女神乳房、脐眼完全显露出来。这就可以断定，这种衣料只有中国才能制造，绝非野蚕丝织成。”②而上述出自东方中国制造的丝绸也同样被借用于古希腊与罗马悲剧与喜剧戏剧人物服饰之中。
  曾游牧生活于中亚、西域草原的斯基泰人，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3世纪时是充当东西方丝绸绢帛的最大的中介商与贩运者。另据有关考古发现报告，除了丝织品，他们还向南俄罗斯与欧洲诸国输入“中国器物有兽形壶把、兽形金饰物、金银高脚杯、青铜矛头与斧钺”③。
  同样，亦通过西域传统文化作载体，西方器物也源源不绝传入中国与东方诸国。众所周知，“马具”、“冷兵器”与“野兽纹饰”为古代欧亚草原诸民族的三种主要经济文化产物，中国史书记载，曾于春秋战国时期借助“丝绸之路”而输入黄河流域。
  “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也逐渐被中国北方动物纹造型艺术所吸收。据考，“螺旋形野兽纹（兽背作连续的旋纹）是斯基泰动物纹中最优秀的制作，出土于准格尔旗西沟畔，战国晚期墓中的螺旋纹鹰头狮身兽完全仿照斯基泰格式。这种半鹰半狮状幻想动物纹源出于西亚两河流域”④，而此种中亚野兽动物纹饰对后世的东方诸国乐舞戏剧之头饰、面具文化确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追溯历史，不仅中国丝织品经西域传入西方，另外还有诸如织丝“提花机”、铸铁、造纸、印刷术也西渐欧洲各国。据古罗马普林尼与印度迦湿弥罗国纳拉哈里的著作中，还提及古梵文称谓“脂那甲”（Cina-ja），意为“中国生”的优质钢铁输入西方诸国的历史事实，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上述许多物品西渐要借道于“罽宾、身毒与西域诸国地区”。
  与西域毗邻的罽宾与身毒均为古代印度辖地，历史上与东方诸国文化交往甚为频繁，尤其是罽宾在喀布尔河下游与克什米尔地区，是西域、中亚、西亚、印度次大陆连接西方诸国的必经之地。这个古老的国度因与希腊辖属的巴克特里亚帝国接壤而深受西方文化之影响，从而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有机地吸收东西方造型艺术精华，从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犍陀罗艺术”。
  自公元前4世纪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在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土上建立了跨越洲际的强大帝国之后，曾陆续将极为丰富厚重的古希腊文化带到此地。随后于公元前3世纪的身毒，即印度孔雀王朝，其国王阿育王遣使来此地域传经布道。公元1世纪大月氏入主迦湿弥罗与秣菟罗诸地，进而建立了版图宏大的贵霜王朝。
  贵霜王朝到了迦腻色伽王时发展到全面鼎盛阶段。据印度史学家辛哈·班纳吉著《印度通史》中考证：“迦腻色伽是个伟大的征服者；军事上的成就使他成为一个广大帝国的统治者……迦腻色伽帝国包括了阿富汗、大夏、喀什噶尔、和阗和莎车。”他不仅在军事上征服了南至阿格拉，北至西域部分地区的广大区域，另外还在宗教文化上标新立异，广纳人才，当时在“他的宫廷里有著名的佛教教师白史婆和婆索密多罗，伟大的佛教诗人和哲学家马鸣，著名的哲学家龙树和研究祭祀明论的不朽权威阇罗迦”。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龙树与马鸣，署名为“金眼子马鸣”创作的九幕梵剧《舍利弗传》曾盛演于西域地区，后来有幸出土于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
  因为古代西域居于中亚腹地，在历史上是世界文明古国如埃及、希腊、巴比伦、波斯、印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汇之处。故此，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发现甚为丰富，其中亦包括与西域乐舞戏剧有着密切关系的佛教洞窟壁画、古代墓葬出土文物与各种文字语言的古代写本。据著名语言学家耿世民统计，外国考古队于20世纪初在新疆发现的古代民族文字与语言写本不计其数：
  语言方面，至少有10种以上（如汉语、梵语、古代和田塞语、嚈哒语、古代库车语、古代焉耆—高昌语、粟特语、古代叙利亚语、回鹘语、中古波斯语、安息语、波斯语、阿拉伯语、蒙古语、西夏语、藏语等）……文字方面，用许多种文字（如汉文、婆罗米文、佉卢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西夏文、巴思巴文等）写成。①
  在古代写本材料方面，有木简、桦树皮、贝叶、皮革、纸和绢等。文字写本形式方面有所谓的梵箧式、卷子式和书册式。其内容大部分为宗教文卷、私人书信、文书等，也有许多文学作品，如颂诗、史诗、小说和剧本等，当然大多是以佛教内容为背景的戏剧、文学残卷。亦可见一些与西域原始乐舞戏剧，以及与中亚、西亚诸国戏剧文化有联系的有关文献资料与形象实物，这对我们研讨与甄别西域及其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的发生、形成与发展大有裨益。

①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①罗绍文：《西域幻术东传及其影响》，载《新疆艺术》1988（5）。 ②方豪著：《中西交通史》，3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③王治来著：《中亚史纲》，65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①方豪著：《中亚交通史》，4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①里希特：《希腊的丝绸》，载《美国考古学报》，1929，27～33页。 ②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③约斯：《古代草原帝国与欧洲和远东的关系》，载《亚洲艺术评论》，第9卷，1935（1）。 ④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2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①耿世民著：《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9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①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