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追溯我国与西方诸国的戏剧文化历史，最能引起国人骄傲与自豪的是汉唐时期各民族文学相互交融的盛隆景象，尤其值得人们关注的是此时各种样式诗词歌赋与乐舞戏创作的大繁荣。究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空前活跃的个中原因，不能不归结于在此时期“丝绸之路”的开拓，还有汉胡诗文戏剧大融合带来的原动力。
  “丝绸之路”这个为当今世界格外关注的中西交通与经济文化交流的象征物，在古代历史上曾以“玉石之路”、“陶瓷之路”、“茶马之路”、“香料之路”等称谓而流传于世。近现代时期，经欧洲自然和人文学者所学术规范，后由世界各国学人所充实，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可，如今已为全球东西方诸国与各民族所接纳使用。
  根据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论述，所谓的“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即“自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的西域道路”①。在此段经典论证中，言及“丝绸之路”诞生在我国西汉武帝元朔二年至元鼎六年，此期间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历史事件，即是汉元狩四年（前119年）起汉中人氏张骞连续三次接旨出使西域，并由此为契机而正式开通重要的陆路丝绸之路。溯此条国际大通道的发生地于周秦汉唐首都长安，一直延伸至“河中”，在国内指黄河上游地区，随之为河西走廊。于国外越过“西域”、“印度”、“波斯”，即通向中亚、西亚的“两河流域”（分别是中亚腹地的阿姆河、锡尔河；中东地区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然后再逼近“”沿岸的拜占庭、雅典、埃及、罗马地中海’等地。
  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名著《丝绸之路史研究》中高度评价：“自东亚经叙利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丝绸之路，因为是连接三个大陆的道路，所以其领域异常辽阔而复杂，有无数的民族与这条道路发生了关系。”论其学术价值，他认为：“首先，丝绸之路作为贯通亚非大陆的动脉，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第二，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第三，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梁”①。
  鉴于“丝绸之路”研究学术价值和意义无可限量，自20世纪中期至今有许多国家与地区都在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全面调查、论证和研究。
  汉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似乎怎样评价都不为过。撇开自然科学贡献不谈，仅谈及上述印度佛法的东渐，以及胡地的文学艺术的输入，此位先驱者着实功不可没。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张骞西征考》中赞誉：“张骞之凿空即彼之西域远征，在中国史上实为破天荒之快事。”王仲翰更是对此高度评价：
  张骞通西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开了中亚交通的道路，使汉代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先进文化传入西域，并远达欧洲。西域各族的文化也对中原发生了影响。葡萄、胡瓜、胡葱、苜蓿等许多新品种传入内地。因为通西域不仅促进了西域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②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无疑此“身毒国”之“浮屠之教”即为对我国后世宗教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古代印度佛教。与外域佛教文学艺术有重要联系的是张骞从西域回中原古都长安时，还令人瞻目地带回胡地流行的“胡角横吹”和“摩诃兜勒”成套乐舞诗词。自输入我国以后，遂对汉唐五代的音乐歌舞、诗词歌赋与宋元杂剧、明清传奇等文艺形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横亘亚非欧洲的丝绸之路借助神奇广袤的自然地理与丰厚的文化历史得以延伸。在“丝绸之路”中段之西域这块广阔的内陆大地上，曾经纵横驰骋过羌、塞、氐、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吐蕃、回鹘、黠戛斯、蒙古等众多民族，并在历史上频繁地与大夏、奄蔡、安息、条支、乌弋山离、罽宾、身毒、大秦、波斯、拜占庭、希腊、罗马，以及阿拉伯诸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古代西域文化，亦包孕着集东西方文学艺术之大成的西域与丝绸之路戏剧艺术，其文化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西域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在此地区所培育的形式多样、色彩缤纷的复合性地域文化亦可称之为“西域文化区”。这是一种针对此地原生文化形态划定的地理空间，一般指具有相似文化特征和生存方式的文化区域，在此文化区所生活的种族群落有着共同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特质。
  地域文化或文化区一般是按特有的生态环境、经济结构、文化历史与宗教信仰所划分的，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与环境中产生出不同特质的地域文化。西域因为居于亚洲至欧洲国际通道之“丝绸之路”的中段，故此文化区浸染了浓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色彩。
  因为西域所拥有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文景观，而在东西方各国戏剧文化交流中产生特殊的社会联络、促进与催化作用，故西域戏剧实为丝绸之路戏剧文化交流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环节。
  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一文中根据其山川河流与地形，将汉时西域三十六国划分为五大组成部分，即：塔里木盆地组；昆仑山谷组；葱岭山谷组；天山山谷组；葱岭以西组。
  上述西域分组，前四组基本在现在我国新疆境内，最后一组诸国则在域外：“罽宾”国在今喀布尔河下游及克什米尔一带；“乌弋山离”国在今阿富汗西部一带；“安息”在今伊朗北境；“大月氏”在今巴克特里亚地区；“康居”在今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大宛”在今费尔干纳盆地；“〓哒”在今阿富汗北部。
  与西域诸国发生直接关系的“罽宾”，唐代称“箇失密”，或称“迦湿弥罗”，此为印度佛教文化之大乘教派的策源地，也同样是印度古典梵语戏剧的发祥地。“乌弋山离”与“大月氏”则是希腊、罗马戏剧文化的中转地，它们在历史上均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自汉代以后，运载东西方戏剧文化的陆路“丝绸之路”已发展为四条：一条通过河西走廊，或经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经屈支、疏勒，西越葱岭，然后经大宛和康居西行；一条经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经瞿萨呾那和莎车以西，翻越兴都库什山，然后经阿姆河上、中游西行；这两条道路均汇合于木鹿城（即今马里），而抵达地中海东岸，然后辗转亚、非、欧洲各地。另外两条则是所谓的草原“丝绸之路”与高原“丝绸之路”或称“唐蕃古道”。
  历史上，正是借助于上述四条国际通道，而使得东西方诸国与中国西域及中原等地的传统音乐、舞蹈、美术、文学、杂技、戏剧等文化艺术相互渗透与交融。因为特殊地理与自然环境所致，业已成熟的印度佛教文化与戏剧对我国西域地区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以促使集文学艺术之大成的西域戏剧形成、发展，崛起于东方世界。
  在古代西域境内，担负运载东西方戏剧文化的“丝绸之路”还可细分为四条：一条通过河西走廊或经过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经屈支（即今库车）、疏勒（即今喀什），西越葱岭，更经大宛与康居西行。另一条为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经瞿萨呾那（即今和田）与莎车以西，越大雪山（即今兴都库什山），更经阿姆河上游、中游西行；这两条道路均汇于木鹿城（即今中亚马里），而抵达地中海东岸，然后辗转希腊、罗马各地；一条是从敦煌向北至新疆境内的伊吾（即哈密南），越天山通蒲类（即巴里坤），到车师后国（即吉木萨尔），西出特克斯河至乌孙（即伊犁），这条道路俗称为草原“丝绸之路”；另一条则经吐蕃（即西藏），经尼波罗（即尼泊尔），通往天竺（即印度）而西行，被称之为“唐蕃古道”或高原“丝绸之路”。
  另外，自古迄今在西域境内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民间通行的中国通向西方文化交流之路，即自新疆于阗、皮山向西南通往罽宾，即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然后通过开伯尔隘口抵达乌弋山离国，古称之为罽宾的“乌弋山离道”。西域文化正是通过上述各条国际通道，而将中国、印度、波斯、巴比伦，乃至希腊、罗马、埃及等文明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使东西方乐舞戏剧文化得以畅通交流。
  西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区一样，首先依赖于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特别是从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中获得最直接的启发与刺激，从而逐渐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原始美术、音乐、舞蹈、文学等形式，然后综合形成极富艺术表现力的戏剧文化。
  在原始社会，华夏与西域先民睿智地从自然景观中寻觅艺术灵感与撷取创作素材。大自然中充满生机的音响与节奏，江河湖海的喧嚣，风雨雷电的怒吼，飞禽走兽的狂舞，家畜的鼓噪嘶鸣，鸟类的委婉啼啭，昆虫的动听吟诵等，交织为生动的艺术时空与多维文化的立体画面。
  有人认为，人类音乐、语言与戏剧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界的模仿，人们常以百灵、夜莺、鹦鹉、画眉等鸟类歌手美名自誉，并以惟妙惟肖地模拟大自然与飞禽走兽的声响为乐事。古人经常采撷山林、溪谷的美妙声音而创制艺术歌曲。《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云：“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刘向撰《说苑》卷十九云：“黄帝诏伶伦作为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昆仑之阴，取竹于嶰谷；以生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九寸，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昆仑之下，听凤之鸣，以别十二律。”此记载为华夏古乐根据昆仑山鸟类的鸣叫声而规定乐律标准之历史事实。
  原始社会中，华夏先民受其千姿百态的生物界之启发，就地取材，用木、石、竹、葫芦、兽骨、牛角等材料制成诱捕飞禽走兽之拟声工具，继而又以此为原始形制而演变为可供演奏的乐器，更有人以摹拟的手法再现自然界动植物的形态动作，从而幻化为各种原始乐舞戏剧，以此来宣泄自己丰富的思想情感。
  远古时期，华夏先民在原始乐舞戏剧艺术中，经常让表演者装扮为六足四翼的神怪，如《山海经·西山经》载：“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将其装扮成大自然中鸟兽类更是司空见惯之举，例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云：“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苓笙，展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
  在古代华夏，西域和东方诸国一样，其先民使音乐、舞蹈与诗歌三者相辅相成、互为统一，从而创造出震撼人心的充满综合艺术美的原始戏剧。华夏先民们在狩猎归来与喜庆活动之际，常常聚集在荒原篝火边，情绪激动地敲击着木棒、石片、皮革，或者拍手击腿，围绕着原始图腾物，恣意纵情地扭动着身躯，口中念念有词地狂呼高喊，虔诚地、迷狂地扮饰着与大自然的对应物，借助原始乐舞戏剧来宣泄火一般的热情。
  中国古籍中有许多记载原始歌舞戏的文字，例如《尚书·皋陶谟》载：“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祝〓，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此文献中所述“鸟兽跄跄”、“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等均为古代先民从大自然获得灵感而载歌载舞之形象描绘。
  另外还有原始先民手持道具，“顿足踏地”、“连臂歌舞”的集体歌舞形式。例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毛诗·序》云：古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说明原始乐舞戏剧艺术为人们情感需要而设置。西方文化人类学家柯斯认为原始歌舞即为最初形态的原始戏剧，在古代先民生活与心目中具备如下功能：
  音乐、跳舞和戏剧三者之间一直存在，并且发展着密切的联系。在许多部族中间，传布着叙述从播种到收获整个农业过程的歌唱。这样的歌唱由器乐伴随着，同时，跳舞是这一过程的戏剧描写。①
  “丝绸之路”中段之西域、印度、中亚地区的“原始戏剧”自诞生之日起，就与“音乐、跳舞”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此地域戏剧艺术按照其表演形式来说，应是一种东方文化型的原始歌舞剧，我们从中国古籍文献及有关学者的论述中可予以充分的证实。
  《尔雅·释乐》其中一词语为“和乐谓之节”，系指原始歌舞剧诗表演追求调节和谐。最初以石器敲击、“击石拊石”用以伴奏“百兽率舞”。而指挥此种“拟兽舞”的典乐之官为“夔”，即《帝王世纪》所述“夔为乐正”，并作如下记载：
  以六律五声八音协洽，治用之和，蒸民乃粒，万邦作弋，庶绩咸熙。乃作《大韶》之乐，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故孔子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根据戏曲史学家董每戡考证： “‘夔’非人而是兽，它是所有乐器中的领袖乐器，也是节乐器，职司发号施令的‘鼓’的素材，就说它便于概括一切乐器。”①另外，他认为 “夔”系指被视为“八音之领袖”的用神牛或兽皮制成的西域“羯鼓”。此论可在史书古籍中得以证实，如《帝王世纪》载： “黄帝于东海流波山得奇兽，状如牛，苍身无角，能走，出入水中，则风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 ‘夔’。黄帝杀之，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里。”
  再如王应麟撰《因学纪闻》卷十载： “声氏之牛，夜之于遇夔。止而问焉：‘我有四足动而不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德？’夔曰：‘以吾一足王于子矣’。”另根据张君房辑《道藏》之“黄帝内传 ”云： “元女为帝制夔牛鼓。”
  德国著名文化学者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亦认为：在原始社会，戏剧艺术与“舞蹈”均以节奏来支配。他说，戏剧表演与“舞蹈的特质是在动作的节奏的调整。没有一种舞蹈是没有节奏的。狩猎民族的舞蹈，依据它们的性质可以分为模拟式的和操练式的两种”。为此他论断，原始歌舞之所以能够达到“亚里士多德所谓悲剧的最高和最大的效果，模拟式舞蹈的后一种形式实为产生戏剧的雏型，因为从历史的演进的观点看来，戏剧实在是舞蹈的一种分体 ”②。
  著名文艺理论家闻一多亦认为原始歌舞剧可分为 “模拟式”与“操练式 ”两种，他为此还详细叙述了一种令人心颤的原始歌舞戏剧表演片断：
  鼓声渐渐紧了，动作也渐渐快了，直至达到一种如闪电的速度。随后全体一跳跳到半空，当他们脚尖再触到地面时，那分开着的两腿上的肉腓，颤动得直使那白垩的条纹，看去好像蠕动的长蛇，同时一阵强烈的嘶嘶声充满空中……舞者跳到十分疲劳，浑身淌着大汗，口里还发出千万种叫声，身体做着各种困难的动作，以致一个一个的跌倒在地上，浴在源源而出的鼻血泊中。③
  对上述原始先民在野外篝火边，化着戏装，戴着面具，扮饰成为自然界各种动物形象，随着多变的鼓声引吭高歌、恣情狂舞的原始歌舞剧，闻一多在上述《说舞》一文中认为：这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 ”。
  美国学者赫·乔·韦尔斯亦如此叙述原始歌舞剧之形式与艺术结构，他认为原始先民所喜欢的“故事常常以演剧般的姿势和穿插停顿发挥表达出来。从很古的时候起，人们就定期进行叙述性的舞蹈来纪念某些大事件和表现某些大场面的过程。在舞蹈的时候，说白、吟唱、模仿、节奏的动作和器乐的声音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①。
  通过中国传统 “戏剧 ”其繁体字 “戡、勮”二字也能考察出此种综合艺术形式之发生因果，以及与“模拟式”、“操练式”歌舞之间的天然联系。例如在《说文》所云： “戲，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从戈虚声，勮，斗相丮不解也……豦，封豕之属，一曰：虎两足举。”依此所述，戏剧古字“戡” “勮”之偏旁“戈”与“力（刀）”均从兵器。 “豦”为兽或虎之足，亦说明戏剧天然与征战和狩猎关系紧密。对此董每戡在《说“歌”“舞”“剧”》一文中论述：
  戏剧，不外乎表现人跟人战斗，或人跟兽搏斗，甚至兽也不免有矛盾，两兽时常冲突斗争……人类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冲突，斗争得愈激烈，戏就越动人，古代的初民这才拿“舞”来表现跟奇虫怪兽和敌人作斗争，甚至跟自然作斗争。自阶级社会在地上出现后，“舞”更进一步发展为 “戏剧 ”②
  “模拟式 ”与“操练式 ”歌舞亦称 “文舞 ”与“武舞 ”。在中国古籍中 “舞”、“武”经常通用，相互不分家，如《诗经 ·大雅》小序的 “象舞”，转释为 “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 ”。再有 “舞具 ”同“武具 ”，“武舞 ”所用“干”即“盾牌”，“戚”即“斧子”， “文舞 ”所用羽即鸟羽，“旄”即牛尾。无论文之舞，还是武之舞均与人类原始征战和狩猎有关。
  《吕氏春秋 ·仲夏纪 ·古乐篇》所述“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而舞之“二曰玄鸟 ”“八曰总禽兽之极”。《周礼》所载： “旄舞 ”即手执牦牛尾当 “舞具”的舞。 “杂五彩羽，，如凤凰色，持以舞”，以羽毛为“舞具”之舞，有所谓“帔舞”、“羽舞”、 “?舞 ”等形式。 “武舞 ”中之 “干舞 ，”据《礼记 ·乐记》记载： “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帝王世纪》亦载：虞舜即位后“执干戚而舞之”与周武王伐殷纣之“发扬蹈厉”之“武舞”如出一辙。
  在古代西域诸国以及黄河流域地区，因出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原始乐舞与戏剧中以反映狩猎、征战、迁徙的“武舞”居多，艺术形式受其东西方军事文化之影响较重。因其西域先民频繁地与中原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往，故原始乐舞亦浸染着浓重的东方文化色彩。
  据传说，在黄河流域出现唐尧、虞舜和大禹等部落联盟首领时，“江淮、荆州一带的三苗部落，被尧迁到敦煌附近的三危山，与当地居民融合，并一直向西发展到葱岭一带。据说他们就是新疆古老的民族之一 ——羌族的祖先 ”①。
  商周奴隶制社会时期，黄河流域与西域地区的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据文献记载，葱岭以西五百里的 “渠搜国 ”部落联盟的使者曾来朝贺。《竹书纪年 ·卷上》曰： “帝尧陶唐氏十六年，渠搜氏来宾”，并且“献其乐舞”。于西周建朝之前，周氏祖先古公亶父就把他的嬖臣长季绰分封为“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据《汲冢周书》记载：周成王曾在镐京举行过一次盛会，邀请了各地的诸侯与部落首领，其中亦包括西域的渠搜、昆仑、莎车、大夏等地使者。《大戴礼记》亦载： “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
  周穆王时期，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更为突出。《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曾“西巡狩，西见王母，乐而忘归……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当周穆王抵达西域赤乌时，此地人民 “献酒千斛于天子，食马九百，羊牛三千，穄麦百载”并且“乃奏广乐。赤乌之人其好，献二女于天子 ”。
  据中原汲郡战国魏，襄王（前318～前296年）墓出土的《穆天子传》记载，此位周朝帝王来到西域后，接触到这里许多珍宝方物，还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舞蹈与原始戏剧文化形式：
  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广乐……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
  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勒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乃奏广乐。
  天子祭白鹿于漯国……大奏广乐，是曰乐人。乐□人陈琴、瑟、□、竽、籥、〓、筦而哭。
  （天子）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戏觞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献食马九百，牛羊三千，穄米百车。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赐曹奴之人戏，□黄金之鹿，白银之麇，贝带四十，朱四百裹。戏乃膜拜而受。
  《拾遗记》卷四记述，春秋战国燕昭王即位时，西域“广延国”曾献贡于中原地区王朝一种乐舞，名曰《广延舞》。舞者一名“旋娟”，一名“提谟”，其舞名有《萦尘》、《集羽》、《旋怀》等。这两位远古西域舞女身披璎珞，随乐起舞，腾跃旋转，急速不止。从《广延舞》其乐舞形态进行辨识，此可视之为西域代表性乐舞《胡腾舞》与《胡旋舞》之艺术雏型。

①Richthofen，F.V.：China，Bd.1，Berlin，1877，454ff. ①〔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3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②王仲翰主编：《中国古代史概要》，83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编印，1983。 ①柯斯：《原始文化史纲》，载《戏剧艺术》，1988（1） ①董每戡著：《说剧》，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②格罗塞著：《艺术的起源》，156、1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③汪流等著：《艺术特征论》，317～31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①韦尔斯著：《世界史纲》，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②董每戡著：《说剧》，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①《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