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
  丝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的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丝绸之路最早是19世纪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的欧洲探险家提出来的，在当时，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西部地区在古代曾经呈现过的多元文化的一种重新发现，也可以说是历史上这些由多民族创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得的认同。它之所以产生在中国社会处于大转折的时期，是具有深层次原因的。19世纪中叶，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从此进入了丧权辱国、危机四伏的国难时期。英、俄等欧洲列强首先对中国西部边疆实行蚕食政策，掀起了一股以地理考察为名的探险热。当时走在这股热潮前列的是德国巴登 —符腾堡人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1868年李希霍芬接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第二次到中国考察，到达上海后，受英国商会委托，对中国地貌和地理首次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足迹遍及当时18个省中的15个省，还到了东北（满洲），摸清了中国的资源和开发的前景。1872年返回德国后，出任柏林大学校长，当选为国际地理学会会长，致力于写作5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China，ErgebnisseEigenerReisenunddasaufGegrundeterStudien，1877—1912年，5vols.），到去世前出版了1、2两卷。他从亲身的考察和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古代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令后世赞叹和瞻仰的遗迹和文物。
  李希霍芬的偶然发现，在以后半个世纪中竟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这和中国领土受到西方列强的蚕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受到李希霍芬的影响，他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Hedin）追踪他的足迹，先后7次到中亚和中国西部进行地理考察和考古发掘。差不多同时，俄国人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NicholasPrzwevalsky）和奥勃鲁契夫（Obrochev）、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 （M.A.Stein）、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 iot）、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lbertGrünwedel）和勒·柯克（LeCoq）先后率领探险队，在世纪之交进入中国新疆和西部地区。他们在楼兰古址进行田野，发掘，堂而皇之拿走了新疆石窟寺院中的彩塑佛像，将尘封已久的吐鲁番盆地的古物成箱运出中国国境。他们还设法进入了敦煌石窟的藏经洞，攫取了前所未闻的精美壁画、塑像、铭记、经卷和丝织品。原先保存在石窟寺和遗址中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成了伦敦、巴黎、柏林、新德里和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也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莱比锡）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论证。后来由赫尔曼在他编著的《中国历史商业地图》（哈佛燕京学社，1935）一书中加以宣扬，从而使丝绸之路为世人所熟知。平心而论，丝绸之路原本只是对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历史毫无所知的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当时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在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由于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当时欧洲人设计的西方文明框架，是以地中海世界为主体的一大文化圈，将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古文明一一囊括入内，并称其为“中东”，剩下的东亚（欧洲人称为“远东”）和中亚（欧洲人称为“突厥斯坦”），无非是西方文明东扩的支脉而已。可见在国家丧失主权以后，学术无法自主的情况下，文化的研究、历史的阐释要取得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走的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所以在阐释东亚文明的形成过程时出现了以上各种各样的，从人种到文化全都来自西方的说法。而后50年，不仅仅是由于丝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更多的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得力于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的考察，有了极其巨大的进展。由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这样的研究，是在中国学术界取得自主权的同时才开始的；这样的研究一旦启动，在当时便具有了国际合作的特点，迎来了丝路学研究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先前已五次来华进行地理考察与探险活动，在国际上声名显赫的斯文·赫定，会同在中国政府部门工作的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德日进等中外科学家共同发起的。由于这样的共识，1927年经过南京政府核准，在北京由中国和瑞典双方合作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科学考察团由徐炳昶任中方团长，斯文·赫定担任瑞典团长，从北京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经过河套、宁夏，奔赴新疆哈密、吐鲁番，抵达乌鲁木齐。1930年10月科学考察团调整阵容后，扩大到调查楼兰古道和罗布泊，测绘塔里木盆地，考察甘肃古迹和戈壁沙漠，还到内蒙古进行民族学调查，去川藏边境考察动植物。考察工作在1935年告一段落，作为总结，斯文·赫定在同一年用英文出版了《丝绸之路》一书。科学考察团搜集到大批的资料、标本、简牍、石刻、壁画和各种古文字的文书以及丝织品，第一次实现了在中国政府监管下对丝绸之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为中国学术界建立丝路学，给今后以中国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开展多元文化研究，构筑了中外科学家相互交流的平台。
  丝路学研究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进入第二个高潮。在1959～1975年间，由新疆博物馆和吐鲁番文管所牵头，对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系统的发掘，获得了上万件极具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文书，在1992年出版了10卷本《吐鲁番文书》的释文。在这段时间里，卷帙浩繁的敦煌学已从丝路学的分支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1983年8月成立的敦煌吐鲁番学会，标志着自提出丝绸之路到丝路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已经走过了最初的一百年。其中最后的50年，经过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奋进，终于扭转了“丝绸之路在中国，丝路学中心在西方”的那种令中国人陷于丧失民族自尊的窘境。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就是中国学者在丝路学这一研究领域所推出的部分成果。
  丝绸生产技术是6000年前人类文明史中极具工艺价值的一项伟大发明，它诞生在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根据考古发现，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交流大约进行了200年之后，像波斯、拜占庭这样的文明古国，才从中国学到了从养蚕、缫丝到纺纱、织锦的全部工艺流程。因此丝绸之路提出的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丝路学的研究，也必然是一项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取得丰硕成果的研究。这算是我在这套丛书出版时的一点感想，写出来供各位专家学者探讨。
  沈福伟
  2009年3月10日于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