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王彬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长年在外当长工。母亲生下王彬不到一个月，因生活困难，不得不下地干活，只好将他丢在家中，任其啼哭，致使他幼时右眼成疾失明。王彬7岁入学，14岁高小毕业考进渭南简易师范读书。一个学期未了，因家中生活艰难，无钱供养，被迫退学。王彬在校时结识以卖炭为掩护的地下共产党员刘兴汉，跟刘兴汉到了白水（游击区）。15岁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候补党员。1949年1月党组织送王彬到韩城延安大学分校学习；2月转到西北财校（延安）学习深造；4月被分配到西北区行（西安）工作。1954年8月保送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学习。1959年9月分配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工作。 1960年4月“拜城事件”发生后，王彬调任拜城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先后任温巴什公社党委书记、县物资局局长、人委办公室主任、副县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和书记等职。 王彬平易近人。他在康其花园搞社教蹲点，常和社员一起劳动，平整土地，挖渠，带头上山拉运羊粪。王彬教育干部，身教胜过言教。无论是讲话稿、作报告、起草文件，他总是自己动手，有时实在忙不过来，他也是细心地告诉秘书写什么问题，注意些什么。王彬深入农村、牧区，跑遍拜城县的山山水水，是惟一去过北部天山山区阿克布拉克草场的拜城县级领导干部。他下乡时，常穿一件破棉袄，上面打了不少补丁，别人劝他换一换，他总是笑着说：“破一点穿上比较方便。” 他任县委书记时，县级干部下乡，有小汽车，也有马，但王彬不坐车，也不骑马，总是骑上他的自行车，穿梭于田间村头。1974年夏，县革委会组织检查评比，天热路又不好走，一天要跑好几个大队。夏季的乡村，路上到处都有流水、泥坑，有些地方别说骑车了，就是推也推不动，只好扛着自行车走。许多人说，少检查几个大队吧，王彬坚决不同意。他说：“不去看看，我们就不了解情况，而不了解情况也就无法指导生产。”说着，他扛起自行车，带头走在前面。 王彬在机关里，也常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种菜，打扫卫生。打扫厕所的活儿他也常常参加。周围的人都感到，只要和他在一起工作，再累心情也舒畅，从来都不会觉得他是管大家的领导。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彬坚持原则，对群众组织不正确的做法一概不支持。在工作中敢于承担责任。有一次，某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不满，王彬闻讯后，声言那是他写的，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避免了两派群众组织间的一场恶战。 王彬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对给孩子起名、长子夭折、解决草场边界纠纷等，王彬都赋诗记之。然而，他又是公私分明、原则性极强的人。坐小车，他家的人连边都沾不上；工作上的事，从不告诉家人，就连他自己的工作调动，外面的人比家里的人知道得还早。 1974〜1979年王彬先后任和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副书记、书记和军分区政委等职。1979年他又被送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80年他被任命为自治区农业银行行长、党组副书记。 80年代初，王彬积劳成疾。他对自己所患疾病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是十分清楚的。然而，他仍在争取用有限的生命坚持工作，住院了，还念念不忘工作。病休期间，组织上考虑到他夫妻分居，劝他回内地治疗，便于家属照顾，但他坚持不回，表示死也要死在新疆。 1982年2月1日，王彬在乌鲁木齐病逝，生前留下遗言：“将骨灰埋在天山脚下。”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都参加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