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三
内容
其次再述汉之后、唐以前龟兹都城所在地。《魏书》所记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周书》、《隋书》与《魏书》所记相同；《通典》则云都白山南二百里。今皮朗旧城遗址在库车城东郊，北距雀尔塔格山不过四十余里，与《魏书》所记不合，我疑《魏书》所记延城是另一地。由于《水经注》称“故延城”，这是因为龟兹在北魏时已不都汉延城，故称“故”。则龟兹新都必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史书作者不辨新旧，往往以新地而沿用旧名，在新疆此例甚多，如鄯善已迁都伊循，但《汉书》仍言其都扜泥城，扜泥都是楼兰旧城；焉耆的员渠城也同此情形。《晋书·四夷传》云：“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隋书》云：“都白山南一百七十里，都城方六里，胜兵数千。”其城郭规模均不同于汉延城，亦足证明是另一地。我们试查库车、沙雅、新和境内旧城遗址中有三重城墙及位置相当者，即不难确定新都所在。
一为新和县之于什格提。在新和县西偏南18千米，城三重，城墙已毁，但在南部尚有夯土所筑墙的遗迹，高五米、厚五米。城中全为碱地，很少遗物，此次我们只拣到一块彩陶片及很少的红陶片。新和县政府还保存一大陶瓮，据说是城中出土，疑为五世纪前后之物。我写《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时曾推断此城为《大唐西域记》中之荒城，并由此而推论库木土拉为《大唐西域记》中之昭怙厘。此次又来复查，觉得第一次推断不确，因为旧城在新和县西偏南18千米，库木土拉在新和西北15千米，由旧城到库木土拉山口共33千米，不惟方位不合，距离也不一致，且玄奘路线是由东而西入龟兹境，先过荒城再到大城（即都城），现我们已肯定库车皮朗旧城即龟兹都城，则荒城不应在西。且于什格提之西再无大城可当龟兹都城也，因此，我们认为于什格提不是荒城。一说于什格提是龟兹王都，我认为若于什格提为唐以前旧都，当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此则为33千米，偏在西方，位置里数都不合。如为唐都，则又与《新唐书》所云：“北倚阿羯田山”不合，且城中不见唐代遗迹、遗物。因此，于什格提只能是龟兹国几大城之一，与克拉马克沁相同，虽为三重城，而不是王都。
另一城为沙雅北英尔默里北20千米羊达克沁大城。城亦为三重。我在1928年前往考察时，城墙已圮。现仅存基城，全为夯土所筑，残高约1米，北墙略存痕迹，大外城周约3351米，内城周约510米，中有高低土阜一线，想为当时建筑物倾圮之堆积，内城与外城中间尚有一城，北墙基址不明显，城中沙堆累累，地面全已盐碱化，检视无一遗物，连陶片亦不可得。本地人说：“此为鞑子城，已2000多年了，穆罕默德出世前即已有此城”。言虽无稽，然就此城的构筑特点，应早在3～5世纪。据《魏书》：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现此城在沙雅北30千米，而沙雅距库车白山110千米，减去至沙雅里数，则此城距白山为90千米（一百六十里），与《魏书》所记延城里数大致相合。又《晋书》说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此城中间一线高地可能为当时塔庙区域。《隋书》说“都城方六里”，现此城周约3千米余，范围亦大体相当。因此《晋书》、《魏书》、《周书》、《隋书》所说龟兹国都可能即指此城，与《大唐西域记》所记龟兹大城显非一地。彼为唐时新都；此为北魏时旧都也。
至于何时迁至此地？何时又返回库车？我们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据《水经注》称故延城，则北魏时已不都库车；《晋书》称其城三重，则到晋时已迁都此地；而皮朗旧城中不见魏晋以后遗物，是必在魏时已他迁了。现查新和沙雅西部古城遗址甚多：从雀尔达格以南直到沙雅附近渭干河沿岸，大小古城和遗址无虑数十，而出土物从汉到唐各代都有。可能这一带在魏晋以后，是龟兹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这些古城经考查可以证明，是唐代的，均是小城，而城郭均安好。例如通古斯巴什是其一例；而大城如于什格提、羊达克沁大城均不见唐代遗物，城为土筑而墙壁无存，显然为唐以前者，故龟兹王都迁回库车，可能在隋、唐之际。
龟兹都城由汉时延城、到唐时伊罗卢城几经变迁，我们从中西交通路线上亦可得到旁证。两汉时通西域有南北两道，南道起自“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即由今日的若羌、且末经和阗而至莎车；北道起“自车师前庭傍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即由今日吐鲁番经焉耆、库车而至喀什。故当时和阗居南道之中心，库车居北道之中心。不仅如此，龟兹又当汉通乌孙的枢纽，如常惠自乌孙返，乌孙公主女由长安返乌孙均过龟兹。今库车皮朗旧城，正当这一通道线上。魏晋以后重开中道，据鱼豢《魏略》，“中道”由玉门关西出，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故楼兰即今罗布湖西北“楼兰故址”，由此至龟兹，必是沿塔里木河西进，转循渭干河而至龟兹。羊达克沁大城适在此一线上。中道至此与北道合，仍沿塔里木河、喀什噶尔河而至疏勒，这是汉通西域捷径。后汉班勇所谓“西当焉耆、龟兹径路”是也。故当时龟兹与疏勒于阗交往常密，晋释法显往印度取经“由乌夷转西南行至于阗”，可能经过了龟兹。隋、唐之际，北道复开，贞观初高昌内属，往西域者转取道伊吾，经高昌、焉耆而至龟兹，即玄奘所行之路。从玄奘路过荒城，距北山仅四十里看来，当时龟兹王都必已复返至库车。是时龟兹北与突厥为邻，东与焉耆接壤，而库车复居北道之冲，中西交往频繁。不久安西都护府亦移至库车。而龟兹都城即皮朗旧城遂又为西域政治经济之中心地。宋、元以后政治中心北移，库车昔时之地位遂失。
以上所述，仅是对龟兹都城问题作一初步探索。俟将来地下有更多的材料出现，我们再作最后的修正或补充。
（《文物》1962年第7、8期）
一为新和县之于什格提。在新和县西偏南18千米，城三重，城墙已毁，但在南部尚有夯土所筑墙的遗迹，高五米、厚五米。城中全为碱地，很少遗物，此次我们只拣到一块彩陶片及很少的红陶片。新和县政府还保存一大陶瓮，据说是城中出土，疑为五世纪前后之物。我写《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时曾推断此城为《大唐西域记》中之荒城，并由此而推论库木土拉为《大唐西域记》中之昭怙厘。此次又来复查，觉得第一次推断不确，因为旧城在新和县西偏南18千米，库木土拉在新和西北15千米，由旧城到库木土拉山口共33千米，不惟方位不合，距离也不一致，且玄奘路线是由东而西入龟兹境，先过荒城再到大城（即都城），现我们已肯定库车皮朗旧城即龟兹都城，则荒城不应在西。且于什格提之西再无大城可当龟兹都城也，因此，我们认为于什格提不是荒城。一说于什格提是龟兹王都，我认为若于什格提为唐以前旧都，当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此则为33千米，偏在西方，位置里数都不合。如为唐都，则又与《新唐书》所云：“北倚阿羯田山”不合，且城中不见唐代遗迹、遗物。因此，于什格提只能是龟兹国几大城之一，与克拉马克沁相同，虽为三重城，而不是王都。
另一城为沙雅北英尔默里北20千米羊达克沁大城。城亦为三重。我在1928年前往考察时，城墙已圮。现仅存基城，全为夯土所筑，残高约1米，北墙略存痕迹，大外城周约3351米，内城周约510米，中有高低土阜一线，想为当时建筑物倾圮之堆积，内城与外城中间尚有一城，北墙基址不明显，城中沙堆累累，地面全已盐碱化，检视无一遗物，连陶片亦不可得。本地人说：“此为鞑子城，已2000多年了，穆罕默德出世前即已有此城”。言虽无稽，然就此城的构筑特点，应早在3～5世纪。据《魏书》：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现此城在沙雅北30千米，而沙雅距库车白山110千米，减去至沙雅里数，则此城距白山为90千米（一百六十里），与《魏书》所记延城里数大致相合。又《晋书》说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此城中间一线高地可能为当时塔庙区域。《隋书》说“都城方六里”，现此城周约3千米余，范围亦大体相当。因此《晋书》、《魏书》、《周书》、《隋书》所说龟兹国都可能即指此城，与《大唐西域记》所记龟兹大城显非一地。彼为唐时新都；此为北魏时旧都也。
至于何时迁至此地？何时又返回库车？我们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据《水经注》称故延城，则北魏时已不都库车；《晋书》称其城三重，则到晋时已迁都此地；而皮朗旧城中不见魏晋以后遗物，是必在魏时已他迁了。现查新和沙雅西部古城遗址甚多：从雀尔达格以南直到沙雅附近渭干河沿岸，大小古城和遗址无虑数十，而出土物从汉到唐各代都有。可能这一带在魏晋以后，是龟兹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这些古城经考查可以证明，是唐代的，均是小城，而城郭均安好。例如通古斯巴什是其一例；而大城如于什格提、羊达克沁大城均不见唐代遗物，城为土筑而墙壁无存，显然为唐以前者，故龟兹王都迁回库车，可能在隋、唐之际。
龟兹都城由汉时延城、到唐时伊罗卢城几经变迁，我们从中西交通路线上亦可得到旁证。两汉时通西域有南北两道，南道起自“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即由今日的若羌、且末经和阗而至莎车；北道起“自车师前庭傍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即由今日吐鲁番经焉耆、库车而至喀什。故当时和阗居南道之中心，库车居北道之中心。不仅如此，龟兹又当汉通乌孙的枢纽，如常惠自乌孙返，乌孙公主女由长安返乌孙均过龟兹。今库车皮朗旧城，正当这一通道线上。魏晋以后重开中道，据鱼豢《魏略》，“中道”由玉门关西出，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故楼兰即今罗布湖西北“楼兰故址”，由此至龟兹，必是沿塔里木河西进，转循渭干河而至龟兹。羊达克沁大城适在此一线上。中道至此与北道合，仍沿塔里木河、喀什噶尔河而至疏勒，这是汉通西域捷径。后汉班勇所谓“西当焉耆、龟兹径路”是也。故当时龟兹与疏勒于阗交往常密，晋释法显往印度取经“由乌夷转西南行至于阗”，可能经过了龟兹。隋、唐之际，北道复开，贞观初高昌内属，往西域者转取道伊吾，经高昌、焉耆而至龟兹，即玄奘所行之路。从玄奘路过荒城，距北山仅四十里看来，当时龟兹王都必已复返至库车。是时龟兹北与突厥为邻，东与焉耆接壤，而库车复居北道之冲，中西交往频繁。不久安西都护府亦移至库车。而龟兹都城即皮朗旧城遂又为西域政治经济之中心地。宋、元以后政治中心北移，库车昔时之地位遂失。
以上所述，仅是对龟兹都城问题作一初步探索。俟将来地下有更多的材料出现，我们再作最后的修正或补充。
（《文物》1962年第7、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