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是我军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没有工业基础，原来靠陕北的三宝即羊皮、碱盐、甜甘草向敌占区、国统区换日用品。但从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起，蒋介石调集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阎锡山等几十万大军配合日军对我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切断了所有通往边区的渡口、要道，叫嚷不让一斤棉花、一尺白布、一点药品和纸张等进入边区，妄想困死我们，消灭我们。国民党政府原来不得不发给我军的经费，本来就是杯水车薪，远不敷用，而且从1940年11月起也停发了。边区军民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军队劳武结合，院校耕读结合，机关劳工结合，人人投入了大生产的热潮，用踏踏实实的劳动来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
  1940年春，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和贯彻中央军委关于生产自给的指示，九旅旅长兼绥德警备区司令员王震同志主持召开了旅的军政委员会（相当于旅党委会），研究确定了生产自给方案（方案分为生产和节约两方面内容）及具体实施方法、步骤。决定要加强组织领导，以旅首长、各团首长和供给部长组成旅的生产委员会，负责领导全旅的生产运动，旅供给部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各团也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各营、连指定一副营长、副连长负责领导各自的生产自给工作。生产原则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大家动手，各尽所能，节衣缩食，生产自给。经营方针是：以农业为主，工业、运输业次之，商业第三。要求在一、二年内蔬菜和菜金及办公杂支费全部自给，粮食、牲口用草料部分自给，服装由旅部统一筹措。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大生产也是如此。
  首先是思想阻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愿搞生产。进行大生产动员后，绝大多数同志坚决拥护生产自给、克服困难的方针。但也有极少数同志由一个消费者变成生产者，一时思想不通。有的同志说：自古以来，当兵吃粮是天经地义的事，哪有当兵的口粮，要自己劳动生产的。有的说：我是参加八路军来打日本的，要劳动我还在家里种地哩！针对这种思想，通过座谈讨论和个别细致的思想教育，用大量事实说明人民军队与旧军队本质上的不同，讲清边区人民的困难和部队经费粮秣奇缺的现状，提高他们的认识。使这些同志认识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党中央、毛主席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我党我军培育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无价之宝，更是我们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取得胜利的正确途径。思想通了，精神振奋了，参加生产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另一种是依赖思想。这主要产生于供给部机关个别基层领导，强调特殊，想靠领导上照顾。要求供给部何维忠部长从全旅的生产盈利中予以必要的补贴。何部长严肃而耐心地批评了这种思想，指出了供给部是具体负责全年生产组织工作的部门，只能带头生产自给，不能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
  其次是缺乏资金。由于国民党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军费，总部维持边区部队、机关、学校的日常最低需要还有困难，不可能另拨大批生产资金。为此，旅首长决定，暂时停发指战员个人津贴作为旅合作社的集资入股，待后偿还，这些资金作为各基础单位的生产周转金；旅、团使用各自的公杂费、特支费和向上级贷款，筹办全旅、全团性的生产，如开办合作社、鞋工厂、纺织厂、工具加工厂，饲养母猪，为各连供应子猪等。这样，有了经费上下都积极行动起来了。
  三是对如何组织生产、搞什么生产的意见不一。有的认为边区吃的困难，应先搞农业，生产粮食。但绥德一带缺乏可开垦的荒地，而且地处黄土高原，土质差，又缺肥料，产量很低，一年半载解决不了粮食自给问题。有的主张组织劳力挣钱或经商。后来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人人参加劳动，处处厉行节约，在不与民争利的条件下，采取先易后难的方法，先干投资少、见效快的行业，力争伙食费和蔬菜尽早自给。农业先搞点试点，在取得经验、打下基础、做好准备后，再重点转入农业生产。各单位根据上述原则，结合自己的优势，很快投入了生产。许多单位抽调有各种特长的人员，办起了酱油厂、豆腐、豆芽和粉房等作坊，办商店，开饭馆，搞运输。还组织一些老同志和家属从事纺线、织毛衣、毛袜，养猪、种菜等劳动。只要革命需要，叫干什么大家就干什么。有的营长下去当了骡马店掌柜，有些战士当了工厂徒工和饭店的小伙计。全旅形成了劳动光荣的良好风气。
  说起纺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部队穿衣主要靠自办的纺织厂织布，而织布又大多靠自己弹花、纺线。因为工厂工人纺线远不敷用，所以要出工钱请当地群众纺线，部队有些年大体弱的同志和家属，也向工厂领取棉花或羊毛给纺织厂纺线，最初纺一斤棉线的工钱折一斗小米或一斤半熟棉花，算作个人的生产任务。棉线是用弹过的棉花卷成小卷，人坐在地上用手摇纺车纺线；毛线是用自制的拨吊（用粗铁丝穿横木棍做的工具）把羊毛捻成线，或用土造的脚蹬纺车纺线。开始，两只手老配合不好，顾了摇纺车顾不了抻棉花，要不就是纺的线粗细不匀，还时常断线。纺线时，盘腿坐在地上，坐久了腰酸腿痛，累得满头大汗。纺的线数量很少、质量很差，验收不合格，还要扣钱或返工。经过一段实践，熟练的一般一天能纺一两左右（十六两一斤）的二等线，我们特务团政委谭文邦同志的爱人陈敏带着两个4岁以下的孩子，每天还可纺一等线二两半多，旅政治部李信主任的爱人柳惠明纺线效率也很高，她们都曾被评选为劳动模范，在全旅受到表扬。
  各单位为了减少开支，增加盈利，伙食用的煤都是组织人力、畜力，到100里左右的绥德西川的煤炭产地周家硷，用批发价自运的。那里有原来的小煤窑。窑上规定，来煤窑自运尽量装（差不多每匹牲口可驮二三百斤），每驮8角。管理科从部首长乘骑中挑选了最壮的几头骡子，配上驮鞍，专门将煤先从产地运到30里外的双湖峪，派人看管。然后每周一次，组织机关全体人员到60里地的双湖峪把煤背回驻地。每次背煤，都由林宝科长或老红军尹贵都副官带队，天刚亮，大家吃罢早饭，带上背绳就出发，夜宿双湖峪，第二天清早背上煤往回走。开始空手去时，同志们边说边笑，有的唱歌，有的说笑话，满愉快的。可背上煤往回走就累了，虽然领导一再嘱咐背煤要量力而行，不要累坏了，但谁也不肯在劳动中示弱，特别是护卫排的刘绍然班长和通讯班的梁顺生等五六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每次都背80多斤到100斤。我和多数同志只背三四十斤。一路上，煤这死东西越背越沉，累得浑身是汗，腿走不动，边走边休息，越休息越不想走，直到深夜才赶回绥德。回到驻地，不少同志脚打了血泡，背压肿了，肩也磨破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但没有一个叫苦和偷懒不去的。后来改在冬春河水冰冻的季节，用人拉爬犁在小理河的冰上运煤，这样就比人背轻松多了，也快多了，不过有时在冰上走，一不小心会摔跟头，慢慢也就习惯了。我们运回的煤，除自用外，还拿到市场上照市价出售，从中盈利，作为完成生产自给的部分任务。
  我们旅直属队各单位，大都在绥德城关最热闹的南门外大街上，开办了投资少、盈利快的各种店铺，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到处是一片生意兴隆、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供给部运输队开的饭馆门口上，用红纸写着一副醒目的对联：高朋满座畅谈生产事，美味佳肴全凭劳动来。厨师是运输队炊事员刘吉祥，他在家，就跟给慈禧当过御厨的父亲学了一手高超的烹调技术，做的饭菜可口，而且物美价廉，加上通讯员李福田当跑堂的，服务热情、周到，因此，经常宾客盈门，很受欢迎。旁边不远还有旅政军法处开的饭馆，门口对联是旅政总务科伍科长亲自写的：常当主席定得群众拥护，多来几次可以改善生活。但是厨师是当兵后才当炊事员的，烹调技术不如刘吉祥，因而不如运输队开的饭馆生意好。旅供给部也在这条街上开办了合作社性质的大光商店（各团都设分店，旅部大光商店1942年随旅部迁到了延安新市场，并改名为军人团结合作社），门联是：大家投资创办合作社，群众献策开辟新财源。供给部机关开了骡马店，由老红军陈吉当经理，门联是：今晚住店好好喂牲口，明早赶路快快去驮盐。司令部四科让理发员李又良等开了理发馆，门联是：进门来好似苍头老者，出屋去都是英姿青年。总之，各单位发挥各种人才的优势，自力更生地解决本单位除粮食以外的伙食问题，而且还活跃了市场，做到了军民两利。
  财源有了眉目，但还不能完全做到经费自给，必须在节约上作文章。为减轻人民负担和节省开支，旅生产委员会研究决定：1.全军的干部、战士和家属都要参加劳动生产，完成每个人的定额生产任务；2.从1941年初起取消营以上领导干部的公勤人员，统一由供给部组织他们从事各种生产，王震旅长带头把他的勤务员黎麦收同志介绍到供给部纺织厂当学徒；3.撤销营以上干部的乘骑，把300多匹骡马交给供给部组织运输生产；4.每人每天节约食粮2两；5.减发被服。
  通过多种途径，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吃的菜，花的钱逐步得到了解决。但穿的用的还有很多困难。怎么办？当时边区不生产棉花，土布也很少，许多群众穿老羊皮袄。过去，部队还可用土特产向敌占区、国统区换些棉花和布匹。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后，布纱和染料就更加成问题了。1940年，用我们部队从山西带来的布匹，每人每年发了棉衣、单衣、衬衣各一套，毛巾4条；从1941年起，就被迫停发了棉被和衬衣，棉衣改为两年一套，每年只发单衣一套、毛巾两条。衣服越少，破得越快，特别是进行生产、军训，劳动量大，不少人裤子的两膝和上衣的双肩都是大补钉。夏天缺少换洗的，有些同志就在晚上洗衣服，晾一夜，第二天早晨穿，阴天下雨干不了，就湿着穿在身上。冬天穿的棉衣，特别是棉裤的裤裆、裤腿和两膝处，不少人破得露出了棉花。棉被因盖了几年，有些同志被子里的棉花已经变成疙瘩或鱼网了。
  为了解决穿衣问题，在王旅长的指示下，旅供给部于1940年9月在绥德南关外的保障文砭村筹建了一个大光纺织厂。“大光”的意思有两层，一是当时抗战形势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前头；二是边区军队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迎接光明。大光纺织厂由供给部军需科科长甘祖昌同志负责筹办。筹建时一无原料，二无生产工具，三无织布工人，四无厂房，愁得何部长和甘科长日夜坐卧不安。不久发现供给部举办的训练班里，有一个河北高阳人崔来芝同志会织布，就把他调来借用附近姓李的老乡一架土造旧织布机，用旧存的一捆棉纱（七斤十四两一捆），试织成窄面白布，通过计算比市价便宜三分之一。向王震旅长报告后，首长很高兴。经王震旅长批准，从各团选调在家织过布的宋树仁、王福禄等二十多名指战员当技术骨干，从旅直临时抽调了少数公勤人员当学徒工，又借用当地6间民房，由修械所仿造了8架土织布机，通过关系，从山西阎锡山地区和榆林邓宝珊辖区购进一些洋纱做经线，用自己纺的棉纱做纬线，纺织厂就这样办起来了。
  为了尽快解决部队一万多人的穿衣问题，旅领导决定加速纺织厂的建设。从1941年上级发给全旅40万元的生产基金中拿出15万元投资纺织厂，通过关系买进了300多捆洋纱和其它一些原材料。又从部队领导干部精简下来的公勤人员中，调来了张德华、赵良山、王守忠、黎满收等100多名同志进行培训后当工人；还以大光纺织厂的名义通过当地政府，在绥德、米脂等县招收了李文兰、康兰英、崔风兰、李桂兰、马秀珍、马汝庭、王凤英、郭秀英等50多名女青年当徒工。并从山西购进四架铁织布机，由供给部修械所自制了几十架大的木织布机，到1941年夏天，已有大小机子66架，而且通过技术改造，把手拉织布逐渐改成脚蹬机，同时，添置了纺车等，加快了织布速度，使生产能力大大提高。
  人多机多，房子不够，为此，纺织厂新盖了两层八眼（上层三洞，下层五洞）石窑洞做机房，并在其周围建起了37间平房做工房和宿舍。在厂房大门口石刻了门联：“筹备军需纾国难，振兴实业济时艰”，颇为醒目。
  纺织厂的管理机构也逐渐健全。自1940年下半年起，先后任命刘韵秋（新并入九旅的津南自卫军的四科长）为厂长，张敞（雁北支队政治处股长）为政委，1942年改由朱家胜任政委。下设四个股：工务股股长朱杏（延安选调来的技术干部）；会计股股长由张敞政委兼，会计先是陆文斌后是我，出纳是刘国权；保管股保管员有戴显昌和刘、张二同志；总务股股长佟彰，指导员先是肖采贞、田英杰，后为李如炎；司务长边立堂。全厂职工共编为三个排，排下设组。一排（织布）排长宋树仁，二排排长崔来芝，三排（女工）排长先是李治平，后为刘子斋。二、三排男女徒工大部是浆纱、络线，少数同志学织布。他们每天聚集在一起工作、学习，还经常互相比唱自编的陕北民歌、小调。这边唱起了：“羊肚肚手巾三道道蓝，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你织布来我纺线，支援前线搞生产噢！”那边唱起了：“织布呀织布，给前方的战士做衣服，开荒呀开荒，给前方的战士送军粮。”大家情绪很高。
  从1941年10月间起，弹花、纺线更加供不应求。于是，纺织厂又增购了4架弹花机和自制了40架纺纱机，在绥德西山寺办了一个纺纱所，所长由朱杏股长兼任。同时又在绥德机场附近的龙湾村开办了一个毛织所，所长是陈班秀（朝鲜族，抗战胜利后回朝，1957年他作为朝鲜政府慰问团团长到志愿军后勤慰问时，我见到了他），指导员是老红军施艮。该所专织毛毯和毛呢布，1943年全体同志都穿上了自织的粗呢军服。到1942年底，大光纺织厂已发展到职工400多人，各种布机108架（不含织毛机），产品由单织一种窄面白布，逐渐织出了宽面的细洋布、花格子布、斜纹布、土褡裢布、华达呢和粗毛呢、花格毛毯，平均每月产宽面布千匹左右，毛毯百床。此外，还织出了质优价廉的毛巾，平均每月生产500打。这些产品，不仅保证了供应部队，而且还部分投入市场，尤其是坚实耐用优质美观的“四八土布”、褡裢布和毛毯、毛巾，很受群众欢迎，远销周围各县。大光商店试销的第一天，群众争相购买，有的布脱销，特别是毛巾，一天就售出了750打。为了便于管理，大光纺织厂于1943年秋搬迁到延安甘谷驿，当时该厂和边区纺织厂、难民纺织厂并列为陕甘宁边区的三大纺织厂。1944年5月，刘韵秋厂长和织布能手王福禄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边区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
  为了解决部队的穿用问题，供给部还分别在绥德城关的砭上和绥德城内的五龙宫女校附近开办了制鞋厂和大光肥皂厂。制鞋厂由冯海泉同志负责，共30多人，其中雇请二名技工，其余为军工学徒，主要生产供应部队穿的布鞋，年产夹鞋25000双，棉鞋12000双。另外，因部队买不到肥皂，所以于1941年开办了大光肥皂厂，从部队调来一个军事干部、老红军刘光武任厂长，由供给部的干部卫国梁同志协助并兼任会计，雇请3名技工，调配22名公勤人员当徒工。开始该厂每日仅生产肥皂1000条，而且质量、色泽较差，供应部队试用，反映不太好。后来组织职工到延安新华肥皂厂参观培训，不断改进生产技术，逐步提高了质量，增加了产量，而且增多了品种。但因原料缺乏，一年只开工两季。到1942年，该厂已年产20万条与国内名牌产品相媲美的优质肥皂和几万块卫生皂，除满足部队需要外，还远销三边、榆林和沿黄河东的山西一些地区。此外，肥皂厂还利用作肥皂的淡季，生产粉笔、擦枪油、牙粉等日用品供应部队。
  1940年，供给部为了发展生产，增加积累，保证供应，还抽调得力干部和800名指战员成立了煤、盐生产管理处和骡马运输大队。绥德城西百里的马蹄沟周家硷一带过去就出产煤、盐，因国民党统治时期苛捐杂税太重，大部停业。为解决军民食盐和烧煤问题，供给部在西川马蹄沟成立了煤、盐生产管理处，调会计科长周水朵为处长（1941年底周调到补充团任供给主任后，由关彦臣负责），带着供给部李泽民、谢杰、刚育才、梁畏三、肖世臣等十来位同志，雇请了当地一些老师傅，又从补充团抽调营长王苏琪带领两个连队进行开采。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共开小煤窑2个，盐井10眼。此外，还抽人到三边盐池晒盐。开始生产时，因各方面条件较差，技术也不熟练，产量很低。后来逐渐提高了技术，改善了劳动条件，增加了产量，每月可产煤800吨，产盐近万斤，除保证部队需要外，还远销绥德、米脂和黄河两岸一些地区，从而增加了部队收入。
  当时陕北交通很不方便，不仅没有火车、汽车，马拉车也很少，运输主要靠人背牲口驮。为把产品及时供应部队和尽快销往各地，在原来运输队的基础上，加上营以上干部精简下来的乘骑，共集中了400多头骡马，又购买了百峰骆驼，成立了一个运输大队。大队长是供给部科长李更生，政委是营教导员贺炎藩，副大队长是老兽医刘蒸。下设中队、分队和班。
  运输大队的主要任务，一是从产地把部队生产的食盐和布匹等产品运往延安、延川、鄜县和绥德、米脂等地；二是把边区的羊毛、羊皮、甘草、食盐等土特产运往通向国统区的口岸石岔、临填、马头关等地，通过商业人员又从口岸运进从国统区换来的药品、纸张和棉纱等商品。
  运输人员长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跋山涉水，一人赶着两头牲口，在崎岖山路上奔波，夜间还要精心喂牲口，吃不好，睡不好，非常辛苦。但是，他们任劳任怨，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为了保证运输部队人畜的食宿问题，在各条运输线上，每隔六七十华里就设立一个客栈性质的骡马店（站），共30多个。店、站的同志负责筹备粮草和做饭、铡草煮料、打扫卫生等各项服务工作；另外，还利用白天客少的时间搞一些农副业生产，开荒种菜、种粮。有些年老体弱的干部连同家属一起，搬到深山僻壤的骡马店搞服务工作，为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开辟财源做出了贡献。
  通过全体同志在各行各业一二年的辛勤劳动，闯出了生产自给的路子，并且初步地建立起各自的革命家务，进一步增强了劳动生产、自力更生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