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即便今天，伊犁也并非尽人皆知。但乾嘉时期，伊犁是每个即将定罪的犯人最怕听到的“紧箍咒”。
打破前朝阻塞嘉峪关的闭关自守，向西部拓展，是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朝“接力”。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统一天山南北，西进告一段落。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伊犁将军，并驻节丰饶的伊犁河谷，一个新的地理概念——新疆——便应时而生。
从一开始，伊犁就是个要塞，是中国西进的终点——或是起点，这要看你是从哪个角度去理解。伊犁河谷一共修建了九座城池，而伊犁将军驻节的惠远城和总兵驻节的绥定城是地区的中心。此后，伊犁、乌鲁木齐成为接纳流放犯的主要基地。这样，新疆也就成为中国的西伯利亚。
自清初就以经营西域为国策，并以伊犁将军——全称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总管西域军政，在广袤、敏感的边陲惟一有不受掣肘的权限，麾下那支随时处于战备状态的精兵无人敢轻视。乾隆帝曾一再重申“伊犁地方紧要”，“伊犁将军员缺紧要”①！“伊犁将军系极边要职，总理一切”②。从设置起，伊犁将军职衔就高于陕甘总督。伊犁军府制，是清代新疆的基本政治格局。而历任伊犁将军往往是皇亲贵戚，其中不乏确有出将入相才具的精英。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伊犁驻军再加各色百姓（不包括土著），就已经达到10万余人③。那时伊犁九城仅有十几年历史，所以这个数字相当可观。而伊犁未释还原籍的遣犯，则总保持在3000～4000人，占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这是个让人吃惊的比例。可以说，除首都北京，能够与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人同处一个社交圈的，就是伊犁和乌鲁木齐这两地。所以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实录”有这样的记载④：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称：伊犁遣犯，积有三千数百余名，类多顽梗不安本分之徒，最易滋事。将来日积日多，必致遣犯多于防兵，似非慎重边防之意。请将拟发新疆二十二条内，除情节尚非凶恶棍徒，易于约束者六条，仍照例发往，其积匪猾贼，窃盗拒捕等犯，酌量改发内地。
这个建议经刑部复议后被接纳。
然而就在三个月后，乾隆帝便为流放伊犁问题，在上谕中申斥了当值的主管大臣雅德①：
谕军机大臣曰：雅德奏“台湾械斗焚杀案内各犯，应从重改发伊犁、乌鲁木齐者，共二百八十九名口。现准部咨：伊犁遣犯过多，酌拟改发。请将此案人犯，发极边烟瘴充军”等语，所办太属拘泥！已于折内批示矣。前伊勒图因该地遣犯过多，酌请分别停遣。原指积匪及盗窃等犯而言。今此案人犯，均属械斗焚杀，犷悍不逞之徒，岂可容留内地！况该犯等犯事系在例前，又何得援新定之例，率拟改发？其案犯不过二百八十余名，伊犁等处亦何至难于安插，不能容留耶？雅德所奏，实属太不晓事！著传旨严行申饬。所有此案人犯，仍照原拟遣发。
这段上谕颇耐寻味。对于理解伊犁的地位，极有参照价值。
此后，五十四年六月甲申、五十五年四月己卯，乾隆帝两次披阅了“发往伊犁遣犯过多，不便管理”的奏折，明令“嗣后应将拟发遣各要犯，分往吉林打牲乌拉及黑龙江之索伦、达呼尔、珲春等处”①。但伊犁始终是接纳内地遣犯的主要地点之一，是乾隆帝处理最敏感犯人的首选。
阅读《清实录》的一个收获，就是对乾隆帝的心机、才具印象深刻。他无疑是当时最有眼力的战略家，其能力无人能匹，其视野无人能及。比如他对伊犁的特殊重视，就是满朝文武所难于理解的。照我看，难保乾隆帝没有等时机成熟继续西进开拓国土的雄心，这，便需要保留一条西行通道，他就不能不抢先占据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而惟一符合理想的地点，便是伊犁河谷了！
乾隆后期，正是所谓海宴河清的盛世。但乾隆帝却特别关注有关伊犁的一切。从遣犯的管理、分配，进而具体到某犯刑期已满时是“赐环”，还是“再留”若干年，事必亲躬。甚至预先从刑部调来遣犯底档，查阅流放事由。乾隆要求在遣犯潜逃时，将每个逃跑者具名上奏。他会为了不时发生的潜逃事件严责疆臣，并推究不能及时捕获逃犯的原因。这都有助于说明伊犁将军府与流放伊犁在其整个政治沙盘中的位置。
王大枢《西征录》卷四“杂撰”各节，如“塞外阳气郁勃”、“风虐于雪”、“痘役”、“鉴远楼”、“绥园·听荷书屋”、“幻市”，都是流放生活的实录，为我们描述了另一个伊犁——流放犯的伊犁。读了“绥园·听荷书屋”和《绥园宴集碑》（《西征录》卷六），不免为王大枢华丽煽情的描述所迷惑，弄不明白流放与不流放的区别何在？不都是坐馆教书吗？
——但区别判若泾渭：请别忘记，请别忽略，在伊犁他是生活在一张强权的大网中！
伊犁包容了各色各样的人群，有出关的殖民者、不甘心蝇头小利的商贾、戍守者的家属……就在“遣犯”这概念下，也含有刑徒、发给披甲为奴、“自备资斧效力边关”的谪官，和形形色色皇帝不想再见到的人。
伊犁无奇不有。伊犁无所不包。应该说只要你不企图逃脱——事实上逃脱的余地并不大，流放犯还是有一定自由活动的空间的。流放犯死亡，大多发生在刚刚抵戍的一两年间。适应了，活下去并不难。自杀很少发生，因为自杀本身颇理性，它一般是深思熟虑的“成果”。潜逃则是非理性的另一个极端。在伊犁，流放犯的压力主要来自感情世界，而谋生并非难事。正是这个反差，刑徒精神崩溃时有发生。但究其实，流放伊犁在很大程度上说只是中国传统的放逐。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甚至与今天西方国家的难民营都有根本区别。我们无须暗示或影射什么，但事实上流放伊犁确实使我联想到“文化大革命”知青“接受再教育”。知青也是一种放逐，尽管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遣犯最大愿望就是“赐环”。而最折磨人的，也正是有家难还。文人，尤其在内地有名气的诗文家，在伊犁能受到大致可以保全自尊的待遇。由于自己与身俱来的“流放感”，管理流放犯的官员反倒很容易对犯人产生认同。每有遣犯还乡都是大事，伊犁社会生活中抢眼的亮点首推送别。
就是在伊犁，王大枢度过了十余年流放生涯！回到故乡，他只剩下一个愿望：勉力将自己与伊犁有关的文字编成《西征录》八卷。伊犁的流放生涯成了他一生惟一值得回忆、思索的内容；作为受乡里器重，但从不被诗坛接受的诗人，是伊犁提供了表现其情思的仅有机会！王大枢祖辈生活在大别山区穷乡僻壤，伊犁，是一生中所能够抵达的最遥远的彼岸。正是离家万里流放边陲，才给了他另一副眼界，另一种心境！
当诗不只是身边随带的“物品”、应付人际交往的“工具”，而升华为对命运遭际的思考时，一个诗人就诞生了！而正是这《西征录》，带我们来到乾嘉之际的边陲流放地……
打破前朝阻塞嘉峪关的闭关自守，向西部拓展，是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朝“接力”。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统一天山南北，西进告一段落。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伊犁将军，并驻节丰饶的伊犁河谷，一个新的地理概念——新疆——便应时而生。
从一开始，伊犁就是个要塞，是中国西进的终点——或是起点，这要看你是从哪个角度去理解。伊犁河谷一共修建了九座城池，而伊犁将军驻节的惠远城和总兵驻节的绥定城是地区的中心。此后，伊犁、乌鲁木齐成为接纳流放犯的主要基地。这样，新疆也就成为中国的西伯利亚。
自清初就以经营西域为国策，并以伊犁将军——全称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总管西域军政，在广袤、敏感的边陲惟一有不受掣肘的权限，麾下那支随时处于战备状态的精兵无人敢轻视。乾隆帝曾一再重申“伊犁地方紧要”，“伊犁将军员缺紧要”①！“伊犁将军系极边要职，总理一切”②。从设置起，伊犁将军职衔就高于陕甘总督。伊犁军府制，是清代新疆的基本政治格局。而历任伊犁将军往往是皇亲贵戚，其中不乏确有出将入相才具的精英。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伊犁驻军再加各色百姓（不包括土著），就已经达到10万余人③。那时伊犁九城仅有十几年历史，所以这个数字相当可观。而伊犁未释还原籍的遣犯，则总保持在3000～4000人，占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这是个让人吃惊的比例。可以说，除首都北京，能够与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人同处一个社交圈的，就是伊犁和乌鲁木齐这两地。所以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实录”有这样的记载④：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称：伊犁遣犯，积有三千数百余名，类多顽梗不安本分之徒，最易滋事。将来日积日多，必致遣犯多于防兵，似非慎重边防之意。请将拟发新疆二十二条内，除情节尚非凶恶棍徒，易于约束者六条，仍照例发往，其积匪猾贼，窃盗拒捕等犯，酌量改发内地。
这个建议经刑部复议后被接纳。
然而就在三个月后，乾隆帝便为流放伊犁问题，在上谕中申斥了当值的主管大臣雅德①：
谕军机大臣曰：雅德奏“台湾械斗焚杀案内各犯，应从重改发伊犁、乌鲁木齐者，共二百八十九名口。现准部咨：伊犁遣犯过多，酌拟改发。请将此案人犯，发极边烟瘴充军”等语，所办太属拘泥！已于折内批示矣。前伊勒图因该地遣犯过多，酌请分别停遣。原指积匪及盗窃等犯而言。今此案人犯，均属械斗焚杀，犷悍不逞之徒，岂可容留内地！况该犯等犯事系在例前，又何得援新定之例，率拟改发？其案犯不过二百八十余名，伊犁等处亦何至难于安插，不能容留耶？雅德所奏，实属太不晓事！著传旨严行申饬。所有此案人犯，仍照原拟遣发。
这段上谕颇耐寻味。对于理解伊犁的地位，极有参照价值。
此后，五十四年六月甲申、五十五年四月己卯，乾隆帝两次披阅了“发往伊犁遣犯过多，不便管理”的奏折，明令“嗣后应将拟发遣各要犯，分往吉林打牲乌拉及黑龙江之索伦、达呼尔、珲春等处”①。但伊犁始终是接纳内地遣犯的主要地点之一，是乾隆帝处理最敏感犯人的首选。
阅读《清实录》的一个收获，就是对乾隆帝的心机、才具印象深刻。他无疑是当时最有眼力的战略家，其能力无人能匹，其视野无人能及。比如他对伊犁的特殊重视，就是满朝文武所难于理解的。照我看，难保乾隆帝没有等时机成熟继续西进开拓国土的雄心，这，便需要保留一条西行通道，他就不能不抢先占据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而惟一符合理想的地点，便是伊犁河谷了！
乾隆后期，正是所谓海宴河清的盛世。但乾隆帝却特别关注有关伊犁的一切。从遣犯的管理、分配，进而具体到某犯刑期已满时是“赐环”，还是“再留”若干年，事必亲躬。甚至预先从刑部调来遣犯底档，查阅流放事由。乾隆要求在遣犯潜逃时，将每个逃跑者具名上奏。他会为了不时发生的潜逃事件严责疆臣，并推究不能及时捕获逃犯的原因。这都有助于说明伊犁将军府与流放伊犁在其整个政治沙盘中的位置。
王大枢《西征录》卷四“杂撰”各节，如“塞外阳气郁勃”、“风虐于雪”、“痘役”、“鉴远楼”、“绥园·听荷书屋”、“幻市”，都是流放生活的实录，为我们描述了另一个伊犁——流放犯的伊犁。读了“绥园·听荷书屋”和《绥园宴集碑》（《西征录》卷六），不免为王大枢华丽煽情的描述所迷惑，弄不明白流放与不流放的区别何在？不都是坐馆教书吗？
——但区别判若泾渭：请别忘记，请别忽略，在伊犁他是生活在一张强权的大网中！
伊犁包容了各色各样的人群，有出关的殖民者、不甘心蝇头小利的商贾、戍守者的家属……就在“遣犯”这概念下，也含有刑徒、发给披甲为奴、“自备资斧效力边关”的谪官，和形形色色皇帝不想再见到的人。
伊犁无奇不有。伊犁无所不包。应该说只要你不企图逃脱——事实上逃脱的余地并不大，流放犯还是有一定自由活动的空间的。流放犯死亡，大多发生在刚刚抵戍的一两年间。适应了，活下去并不难。自杀很少发生，因为自杀本身颇理性，它一般是深思熟虑的“成果”。潜逃则是非理性的另一个极端。在伊犁，流放犯的压力主要来自感情世界，而谋生并非难事。正是这个反差，刑徒精神崩溃时有发生。但究其实，流放伊犁在很大程度上说只是中国传统的放逐。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甚至与今天西方国家的难民营都有根本区别。我们无须暗示或影射什么，但事实上流放伊犁确实使我联想到“文化大革命”知青“接受再教育”。知青也是一种放逐，尽管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遣犯最大愿望就是“赐环”。而最折磨人的，也正是有家难还。文人，尤其在内地有名气的诗文家，在伊犁能受到大致可以保全自尊的待遇。由于自己与身俱来的“流放感”，管理流放犯的官员反倒很容易对犯人产生认同。每有遣犯还乡都是大事，伊犁社会生活中抢眼的亮点首推送别。
就是在伊犁，王大枢度过了十余年流放生涯！回到故乡，他只剩下一个愿望：勉力将自己与伊犁有关的文字编成《西征录》八卷。伊犁的流放生涯成了他一生惟一值得回忆、思索的内容；作为受乡里器重，但从不被诗坛接受的诗人，是伊犁提供了表现其情思的仅有机会！王大枢祖辈生活在大别山区穷乡僻壤，伊犁，是一生中所能够抵达的最遥远的彼岸。正是离家万里流放边陲，才给了他另一副眼界，另一种心境！
当诗不只是身边随带的“物品”、应付人际交往的“工具”，而升华为对命运遭际的思考时，一个诗人就诞生了！而正是这《西征录》，带我们来到乾嘉之际的边陲流放地……
附注
前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九三，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一月乙酉纪事；后见《清高宗实录》同卷，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丙戌纪事。;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〇五，乾隆五十七年五月戊午纪事。;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〇〇：乾隆四十五年正月辛亥，“伊犁将军伊勒图、喀什噶尔领队大臣惠龄奏：伊犁兵民户口，渐增至十万余人，事物繁多……”卷一一一五：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丁酉，“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称：伊犁十数年来，兵民商贾较前数倍，兼以移驻绿营兵丁，其随带子弟，具归民籍，户口益多……”;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九五，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壬午纪事。;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九九，乾隆四十九年二月甲戌纪事。;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