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同是1900年的夏天。北京天气酷热，并不比敦煌宜于闲人居住。就在这个夏天，当王圆箓用不多的化缘收入开始清理莫高窟佛寺时，一个偶然滞留北京的法国青年伯希和成了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的参与者。
1900年夏天，北京比天气更酷烈的是义和团团民对外国使馆的围攻。在法国使馆与义和团的对峙中，年仅21岁的伯希和竟赢得了一枚荣誉军团勋章。这种勋章，由拿破仑创立于1802年，并一直是获得者的殊荣。当时使馆被重重围困，但伯希和竟冲出包围，夺得一面义和团的团旗；此后，他又独身闯入敌营，全凭精熟的汉语竟与义和团的大师兄一同喝茶，并带回了馈赠的水果。
1906年，伯希和从巴黎启程，来中国西部探险。1907年9月（一说10月），伯希和路经了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伯希和成了社交界的明星。他用心交往的朋友当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流放犯，那就是清朝皇室成员载澜。这载澜是光绪皇帝的堂兄，1900年义和团兴起时，贵为公爵的载澜正是步军统领，伯希和在日记中称为首都的“警察总监”，并与义和团的领袖称兄道弟；同时他还是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总指挥”。义和团失败，“八国联军”掳掠京师的惨祸发生，载澜成了替罪羊，西太后明令流放乌鲁木齐“永远监禁”。这样，1900年在北京伯希和与载澜是死敌；1907年在省城乌鲁木齐则转换成异乡故交。送别时，载澜对伯希和说：“你走了，但我余生将留在边陲！”他以一卷文书赠别。这文书是载澜出关流放路经敦煌时，当地的官吏送的礼物。
所有外国西域探险家中，伯希和是语言天赋最高的一个。他精通13种语言，特别是汉语。他拿到抄本，展卷未尽就大吃一惊，这无疑是前所未见的唐代珍品。对落难王孙来说，那古旧的抄本毫无价值。但伯希和不远万里就是为此而来！接受了意外的礼物，他就只剩一个念头：尽快奔赴出现珍品的敦煌！
1907年12月（一说1908年2月），伯希和穿过戈壁抵达了敦煌。就他而言可惜的是，斯坦因已经抢在前头，从藏经室尽其可能地搬走了珍贵的藏品。
率先“撬开”宝库大门，为百年敦煌学史留下深刻印记的外国人，是那个精力过人的考古家斯坦因。
对斯坦因，否定也罢，肯定也罢，言及20世纪的西部探险发现，就不可能对他避而不谈。他一再进出新疆、西北，原本便是冲着地下文化宝藏来的，是为了英国博物馆搜集藏品。关于斯坦因，有件事值得一提。1999年，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个地理杂志要拍摄以中国西部探险发现为内容的电视专题片，因此在北京对我作了两个小时的专访。在采访时我获悉，这多集专题片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斯文·赫定和马可·波罗；二是斯坦因和玄奘。斯坦因？玄奘？这两人能有什么联系呢？我突然恍然大悟，要硬将斯坦因与玄奘放在同一个话题来谈，他们的“接合部”便在敦煌藏经室的发现。
斯坦因两次从敦煌攫获了大量文物，第一次是1907年，第二次是1914年。斯坦因在穿越了罗布荒漠后，于1907年初春抵达敦煌绿洲。
每到一处，他总是首先向当地人打听有什么古迹，能买到或挖到什么文物。这时，王圆箓发现藏经室的经过，已经不是秘密。而斯坦因立即用白花花的银子开路，但开始这招儿并未奏效。斯坦因偶然发现王圆箓极其崇拜唐代西行求法的高僧玄奘，他马上改变策略，坚持以效法玄奘作为标榜。斯坦因“攫宝”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顺利，从3～5月底，他几乎丧失了耐心，说破了嘴皮子，他手中最大的一张牌，便是将自己装扮成到印度取经的玄奘的信徒，声称自己是步玄奘后尘从佛教式微的西天印度来敦煌求取真经的。这个说法勉强自圆其说的地方在于，进入中国西部作考古探险之前，斯坦因是英属印度的官员——旁遮普邦的学监。他确实始发自印度。就这样，靠软硬兼施，斯坦因在秘书蒋孝琬的协助下，从重见天日的秘藏中挑选了24箱文书，5箱艺术品。那都是稀世珍宝！一件已价值连城，何况数十箱！就这样，这个藏经室攫宝的始作俑者与虔诚的取经僧玄奘，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竟联系到了一起。
当1900年夏天王道士无意打开了敦煌藏经室大门时，伯希和正在北京，并与载澜结下了仇冤；1907年斯坦因半是威胁，半是利诱，再加以对玄奘的共同“崇拜”，撬开石室之门时，伯希和在边陲新城乌鲁木齐却从载澜手中获得了敦煌珍宝的“样品”和宝贵信息。
伯希和来到敦煌时，斯坦因离去并不久。用通俗歌曲的提法，伯希和“迟到”了。这真使伯希和懊恼无比。但只要亲眼见了秘室宝藏，他就认定藏经室遍地是奇珍异宝。他用了一个月时间，亲自在藏经室中挑选文物。伯希和凭无人能比的语言才能，用500两纹银换取了24箱珍宝。
满载而归的伯希和路经北京时，在“六国饭店”（即今北京饭店贵宾楼）志得意满地展示了自己在敦煌的“收获”，他并不以其为讳。中国学者罗振玉等人为这些稀世之宝震惊不已。因此，清廷不得不下令将劫余的8000余卷敦煌宝藏运往北京。按说从此敦煌劫宝就应该中止。然而在北京也难逃监守自盗厄运；此外，在此之前王圆箓已经将一部分私下秘藏起来。
此后，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①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1914～1915年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②，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③接踵而至，敦煌文书、绘画、壁画、塑像等等，成了各国博物馆的馆藏珍宝，成了文物商贩奇货可居的致富凭借。
这便是敦煌的劫难。说到这儿，还应该提到敦煌的“幸运”。
其实，第一个获悉敦煌有宝的外国探险家，不是斯坦因，不是伯希和，而是德国人冯·勒柯克。勒柯克最恶劣的做法是在石窟中随意将他看上了的壁画硬是用鹤嘴锄、手锯割裂带走。在吐鲁番，他刚刚将柏孜克里克石窟的精美壁画硬从墙壁上剥脱下来，归为己有之后，便于1905年8月来到哈密绿洲。在哈密，他听说了在东方不远的另一个寂寞绿洲敦煌，不但发现了大批文书，还保存着数以千计的古壁画，其数量和质量，都使他在吐鲁番的攫获成为小巫见大巫。他当然跃跃欲试，想到敦煌再次挥舞锋利的鹤嘴锄，将壁画和墙壁一同劈走。但他此后突然折向西，前往喀什噶尔，而未能如愿赴敦煌一逞图谋。如果这个肆无忌惮的攫宝人真的赶在斯坦因之前到了敦煌，那么可以想见，敦煌宝藏最受威胁的将不是文书而是壁画。而文书至今还能在国外见到，可壁画一旦离开了站立千年的墙壁，就无法恢复！到了楼兰古城，著名发现就是《李柏文书》。第三次，1910年8月16日橘瑞超从伦敦首途。在中国时，发生了“辛亥革命”，大谷失去了与橘瑞超的联系，就派了吉川小一郎前往新疆与河西交界的敦煌，寻找、等待橘瑞超。1912年1月25日，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终于在敦煌相会。在敦煌，他们从当地人手中集敛了没有被运往北京的藏经室文物和其他敦煌宝藏。他们和王道士一再“长谈”，并“终达目的”。
离开敦煌时，大谷探险队带走了四五百卷文书，还有两尊精美的塑像。
1900年夏天，北京比天气更酷烈的是义和团团民对外国使馆的围攻。在法国使馆与义和团的对峙中，年仅21岁的伯希和竟赢得了一枚荣誉军团勋章。这种勋章，由拿破仑创立于1802年，并一直是获得者的殊荣。当时使馆被重重围困，但伯希和竟冲出包围，夺得一面义和团的团旗；此后，他又独身闯入敌营，全凭精熟的汉语竟与义和团的大师兄一同喝茶，并带回了馈赠的水果。
1906年，伯希和从巴黎启程，来中国西部探险。1907年9月（一说10月），伯希和路经了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伯希和成了社交界的明星。他用心交往的朋友当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流放犯，那就是清朝皇室成员载澜。这载澜是光绪皇帝的堂兄，1900年义和团兴起时，贵为公爵的载澜正是步军统领，伯希和在日记中称为首都的“警察总监”，并与义和团的领袖称兄道弟；同时他还是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总指挥”。义和团失败，“八国联军”掳掠京师的惨祸发生，载澜成了替罪羊，西太后明令流放乌鲁木齐“永远监禁”。这样，1900年在北京伯希和与载澜是死敌；1907年在省城乌鲁木齐则转换成异乡故交。送别时，载澜对伯希和说：“你走了，但我余生将留在边陲！”他以一卷文书赠别。这文书是载澜出关流放路经敦煌时，当地的官吏送的礼物。
所有外国西域探险家中，伯希和是语言天赋最高的一个。他精通13种语言，特别是汉语。他拿到抄本，展卷未尽就大吃一惊，这无疑是前所未见的唐代珍品。对落难王孙来说，那古旧的抄本毫无价值。但伯希和不远万里就是为此而来！接受了意外的礼物，他就只剩一个念头：尽快奔赴出现珍品的敦煌！
1907年12月（一说1908年2月），伯希和穿过戈壁抵达了敦煌。就他而言可惜的是，斯坦因已经抢在前头，从藏经室尽其可能地搬走了珍贵的藏品。
率先“撬开”宝库大门，为百年敦煌学史留下深刻印记的外国人，是那个精力过人的考古家斯坦因。
对斯坦因，否定也罢，肯定也罢，言及20世纪的西部探险发现，就不可能对他避而不谈。他一再进出新疆、西北，原本便是冲着地下文化宝藏来的，是为了英国博物馆搜集藏品。关于斯坦因，有件事值得一提。1999年，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个地理杂志要拍摄以中国西部探险发现为内容的电视专题片，因此在北京对我作了两个小时的专访。在采访时我获悉，这多集专题片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斯文·赫定和马可·波罗；二是斯坦因和玄奘。斯坦因？玄奘？这两人能有什么联系呢？我突然恍然大悟，要硬将斯坦因与玄奘放在同一个话题来谈，他们的“接合部”便在敦煌藏经室的发现。
斯坦因两次从敦煌攫获了大量文物，第一次是1907年，第二次是1914年。斯坦因在穿越了罗布荒漠后，于1907年初春抵达敦煌绿洲。
每到一处，他总是首先向当地人打听有什么古迹，能买到或挖到什么文物。这时，王圆箓发现藏经室的经过，已经不是秘密。而斯坦因立即用白花花的银子开路，但开始这招儿并未奏效。斯坦因偶然发现王圆箓极其崇拜唐代西行求法的高僧玄奘，他马上改变策略，坚持以效法玄奘作为标榜。斯坦因“攫宝”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顺利，从3～5月底，他几乎丧失了耐心，说破了嘴皮子，他手中最大的一张牌，便是将自己装扮成到印度取经的玄奘的信徒，声称自己是步玄奘后尘从佛教式微的西天印度来敦煌求取真经的。这个说法勉强自圆其说的地方在于，进入中国西部作考古探险之前，斯坦因是英属印度的官员——旁遮普邦的学监。他确实始发自印度。就这样，靠软硬兼施，斯坦因在秘书蒋孝琬的协助下，从重见天日的秘藏中挑选了24箱文书，5箱艺术品。那都是稀世珍宝！一件已价值连城，何况数十箱！就这样，这个藏经室攫宝的始作俑者与虔诚的取经僧玄奘，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竟联系到了一起。
当1900年夏天王道士无意打开了敦煌藏经室大门时，伯希和正在北京，并与载澜结下了仇冤；1907年斯坦因半是威胁，半是利诱，再加以对玄奘的共同“崇拜”，撬开石室之门时，伯希和在边陲新城乌鲁木齐却从载澜手中获得了敦煌珍宝的“样品”和宝贵信息。
伯希和来到敦煌时，斯坦因离去并不久。用通俗歌曲的提法，伯希和“迟到”了。这真使伯希和懊恼无比。但只要亲眼见了秘室宝藏，他就认定藏经室遍地是奇珍异宝。他用了一个月时间，亲自在藏经室中挑选文物。伯希和凭无人能比的语言才能，用500两纹银换取了24箱珍宝。
满载而归的伯希和路经北京时，在“六国饭店”（即今北京饭店贵宾楼）志得意满地展示了自己在敦煌的“收获”，他并不以其为讳。中国学者罗振玉等人为这些稀世之宝震惊不已。因此，清廷不得不下令将劫余的8000余卷敦煌宝藏运往北京。按说从此敦煌劫宝就应该中止。然而在北京也难逃监守自盗厄运；此外，在此之前王圆箓已经将一部分私下秘藏起来。
此后，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①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1914～1915年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②，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③接踵而至，敦煌文书、绘画、壁画、塑像等等，成了各国博物馆的馆藏珍宝，成了文物商贩奇货可居的致富凭借。
这便是敦煌的劫难。说到这儿，还应该提到敦煌的“幸运”。
其实，第一个获悉敦煌有宝的外国探险家，不是斯坦因，不是伯希和，而是德国人冯·勒柯克。勒柯克最恶劣的做法是在石窟中随意将他看上了的壁画硬是用鹤嘴锄、手锯割裂带走。在吐鲁番，他刚刚将柏孜克里克石窟的精美壁画硬从墙壁上剥脱下来，归为己有之后，便于1905年8月来到哈密绿洲。在哈密，他听说了在东方不远的另一个寂寞绿洲敦煌，不但发现了大批文书，还保存着数以千计的古壁画，其数量和质量，都使他在吐鲁番的攫获成为小巫见大巫。他当然跃跃欲试，想到敦煌再次挥舞锋利的鹤嘴锄，将壁画和墙壁一同劈走。但他此后突然折向西，前往喀什噶尔，而未能如愿赴敦煌一逞图谋。如果这个肆无忌惮的攫宝人真的赶在斯坦因之前到了敦煌，那么可以想见，敦煌宝藏最受威胁的将不是文书而是壁画。而文书至今还能在国外见到，可壁画一旦离开了站立千年的墙壁，就无法恢复！到了楼兰古城，著名发现就是《李柏文书》。第三次，1910年8月16日橘瑞超从伦敦首途。在中国时，发生了“辛亥革命”，大谷失去了与橘瑞超的联系，就派了吉川小一郎前往新疆与河西交界的敦煌，寻找、等待橘瑞超。1912年1月25日，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终于在敦煌相会。在敦煌，他们从当地人手中集敛了没有被运往北京的藏经室文物和其他敦煌宝藏。他们和王道士一再“长谈”，并“终达目的”。
离开敦煌时，大谷探险队带走了四五百卷文书，还有两尊精美的塑像。
附注
所谓“大谷探险队”，是日本佛教领袖大谷光瑞伯爵出资、组织的。大谷光瑞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第二十二代法主。由众多信徒的供奉作后盾，大谷在20世纪初，三次组织了探险队前往中国西部，目的主要是收集佛教文明的遗物。第一次是1902～1904年；第二次是1908～1909年；第三次是1910～1914年。大谷本人仅亲身参加了第一次的探险。 从第二次探险起，大谷有了一个忠实信徒，那就是时年仅17岁的橘瑞超。橘瑞超成了第二次、第三次探险的主角。第二次探险，橘瑞超; 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奥登堡（1863～1934），俄罗斯东方学家、佛学家、中亚探险家。1885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其学术生涯跨越了沙皇俄国与苏联两个时期。是有广泛影响的、视野宽泛的学者。于1904～1929年，长期担任俄国科学院常务书记（秘书长）。1930年出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 奥登堡曾两次到中国西部探险。第一次是1909～1910年；第二次是1914～1915年。第一次，重点是新疆吐鲁番，同时还到过焉耆、库车，从当地的石窟遗址获得了丰富的文书与佛教艺术品；第二次，目的主要就是敦煌。虽然步斯坦因、伯希和与大谷探险队的后尘，成为最后一个获得藏经室秘藏文物的人，但并非是所获最少的一人。1914～1915年，藏经室宝藏已经引起关注，劫余部分也运往北京，但奥登堡仍然得到了万件文物。据说奥登堡为了拿走更多文物，曾对藏经室和其他一些有“希望”的地方作了发掘。 奥登堡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生前从未出版过详尽的探险记，也未能将所获敦煌文物编成目录。所以至今他所获的是所有敦煌文物中人们所知最少的。; 兰登·华尔纳（1881～1955），美国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曾担任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他来敦煌，任务就是为博物馆攫获藏品。1923～1924年，他到中国西部，其中在敦煌住了十天。这时藏经室已经被掠卖一空，他用化学药剂剥落了十余幅精美的唐代壁画，还搬走一尊彩绘塑像。当他意犹未尽，想再次来敦煌攫宝，但为当地民众奋起阻止，只得失意而归。如果说，斯坦因是攫获敦煌文物的始作俑者，那么华尔纳的受挫就为这一过程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