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斯文·赫定所写的游记和他的探险活动本身具有大致相当的知名度。比如他专门为普通读者撰写的《我的探险生涯》，在二三十年代是最有影响的科学普及读物，很快就译成一二十种文字，中国曾有李述礼、孙仲宽两个译本，而李述礼译本自1934年初版，到80年代，在大陆及台湾重印了数十次，仅上海书店1984年8月，一次就印了1.5万册。《马仲英逃亡记》于1987年译成中文出版，很快又译成维吾尔文出版，汉、维两种文本共印2.5万余册，在当前的同类著作中，其印数是相当大的。他的书在中国拥有广大读者，比如有一篇评论青年作家马原的文章就指出：马原受到斯文·赫定的明显影响，而《亚洲腹地旅行记》是马原最爱读的书籍之一。
  斯文·赫定的旅行记受到欢迎，当然首先取决于他的经历是独特的，笔下涉及的内容往往是独家的，你在别处是无法获悉的。另外，他也是颇具文学才能的人，其游记一向以文字形象、生动，充满人情味而著称。他写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在坎坷旅途中不论条件多么恶劣，他总是坚持当天记下观感，甚至在骑骆驼的行程当中，他也能一边作地图测绘，一边写笔记。所以，他的游记往往具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并使读者能领略到他的呼吸和脉搏，仿佛正与他共同跋涉在漫漫长途中，其感染力与穿透力是一致公认的。而这些特点，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由于其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其眼界与同时代人绝不重复，使《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成为描写1927～1935年中国（主要是西部地区）无可替代的作品，书中许多形象具体的画面都是可贵的历史资料。
  在这八年当中，斯文·赫定活动的地域跨度相当大，结识的人物品级相当杂。他笔下的人物上至当时中国的执政者如蒋介石、汪精卫，下至西部的流浪汉、乞丐。他曾为蒙古王公、班禅活佛、外蒙古难民团领袖、一般的喇嘛、额济纳及和静的土尔扈特王爷、被革出教门放逐到居延的藏族释子、西部的土匪、罗布人的后裔、已成为“归化族”的白俄、仆役等许多人物留下了一幅幅准确、客观、栩栩如生的“画像”。在第三卷中，他写到与当时新疆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交往，比如盛世才、马仲英、神秘的“李教授”、土耳其人凯末尔、“哈密虎”尧乐博斯、和加尼牙孜、土尔扈特最后一位领主满楚克札布、马虎山、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两个来历不明的波兰人等等，无一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尽管着墨不多，但马仲英的狂妄与天真、盛世才的阴鸷与权术、尧乐博斯的圆滑世故，都达到呼之欲出的地步。斯文·赫定在吐鲁番曾多次见到了自称是“李教授”的神秘人物，他一眼就看穿了李的伪装，并写道：李教授和他的四个学生“说他们想在新疆呆五年，研究地方语言文学。新疆的语言文学”！描写既有分寸又有洞察力，其实从一见面他就认定此人是负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日本人。在吐鲁番结识的另一个奇人是马仲英身边的“范增”——凯末尔·卡雅阿凡提。这位“亚父”是土耳其人，在有些书中，他是相当神秘莫测的人，但斯文·赫定却在“生日宴会”一节（卷三第五章），捕捉到了凯末尔的乡愁，使他还原为一个一事无成、流落他乡的说客，其身上的外衣被无形中剥脱干净。在“焉耆的土尔扈特亲王”一节（卷三第八章）中，写到与满汗王的短暂会晤，由于满汗王的叔叔多布顿活佛与考察团早有交往，与期文·赫定也有私交，所以赫定对满汗王很感兴趣。但他很快就觉察到：一、满汗王对其已故叔父有特殊的反感；二、满汗王“权力太有限了”，不是名副其实的封建领主。熟悉新疆现代史的人，当然都知道这是十分准确的概括。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斯文·赫定被拘于乌鲁木齐时，在一次运动会上见到了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在“运动会”一节（卷三第九章）中所写到的和加尼牙孜，只用几笔简练的勾勒，就凸现出其神态、为人，其处境及内心的矛盾，真把这个当年反政府的英雄，当时名义的“座上客”、实际的“阶下囚”的故作镇静与自持所掩盖的虚弱和高度紧张，原原本本地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斯文·赫定笔下，这位当年一呼百应，被很多人寄以厚望的人已经成为一具政治僵尸，他的彻底销声匿迹是指日可待了。
  除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描写也是相当成功，颇具吸引力的。
  斯文·赫定两次来新疆：1928年与1934年，都是新疆现代史的重大转折时刻。当1928年考察团在乌鲁木齐时，发生了督军杨增新被刺事件。随着金树仁的上台，新疆现代史的相对稳定时期结束了，而陷入了连年的内战。当1934年斯文·赫定再次进入新疆时，正值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战争达到关键时刻，即胜负将分。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对其在乌鲁木齐所经历的一切，都作了客观、忠实的记述。
  通过斯文·赫定的描写，再现了“高度自治”前的内蒙古各界人物及山川风物，刻画了大乱将起、危机四伏的乌鲁木齐政界，揭示了觥筹交错掩盖下的明争暗斗，突出了马仲英建立“图兰”伊斯兰国梦想的破灭，感传了“四·一二”政变后乌鲁木齐的恐怖与紧张，描写了河西走廊为马步芳家族占据后的种种社会问题……这些不但都是可以取资的重要的历史记录，而且能够给人以形象化的、立体的感受。比如在“乌鲁木齐的欢乐与悲哀”一节（卷三第九章），以风俗画的笔法描写了乌鲁木齐的“三朝元老”李溶在丧偶十余天后，立即续娶比他小30岁的寡妇为新娘，在喜剧的氛围中，又使人感受到乌鲁木齐市民那种对未来毫无把握的绝望心理。而关于乌鲁木齐1934年遇到地震的内容，则从另一个侧面渲染、烘托出盛世才统治下的首府的那种末日来临的莫名隐忧。
  总之，斯文·赫定以洞悉肺腑的目光审视着见到的每一个人；以探究本源的思考推敲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而这一切都是以准确的、讲究分寸感的笔触传达给读者的。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是一部时间、空间跨度都相当大的作品，它之所以能给人浑然一体的阅读感受，首先是由一个执著的主人公——斯文·赫定本人——的遭逢际遇贯穿始终，其次是有认识中国西部、开发中国西部的宏大构想总领全书。
  认识中国西北，正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基本任务，而多达55卷的《中瑞科学考察报告》则是其成果的具体反映。作为这55卷之书的总序或导言，《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则始终紧紧围绕着认识西北这一点来分派笔墨，展开篇幅。而且，全书并不仅限于这些，还恰到好处地把眼光引向开发中国西北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本书第三卷对此所作的阐述、发挥尤为精辟。
  斯文·赫定于1934年闯入战火方炽的新疆，就是为了勘测修建连接内地与新疆的交通干线。在第三卷中，作者特意详尽地介绍了从内蒙古进疆，及越过安西，穿越河西走廊等路段沿途的山川物态、道路好坏。比方对甘肃公路的描述，就给人留下了路途坎坷崎岖、交通梗阻不便的印象，而修建公路之议就更显见其迫切与必要。这样，当我们读到作者反对西北要隘纷设税卡，层层盘剥商旅的段落时，就对其立论主导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在第三卷中，作者时隔30年重返罗布泊的章节是全书最有魅力的部分。
  作者刻画了孔雀河上的处女航，罗布泊新水域的迷人的风光，楼兰古老文明与河流湖泊的依存关系，从东向西走向罗布泊的艰苦困顿以及故地重游的新鲜感、怀旧情愫，及只可意会的怅惘难言的迟暮之感。作为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作者分明有意指出岁月在流逝，而生活却从未停滞。以上这许多笔墨，都是作者的一个奇思妙想的反衬：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罗布荒原与白龙堆沙漠复苏，看到死去的古老楼兰文明在当代重现光彩。在“结束了囚禁生活”这一节（卷三第六章）中，作者因意外地获得了去罗布泊的机会，便着意表明：
  去罗布泊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出现了光辉的前景，在原计划中，我就曾向南京政府提过塔里木河下游及孔雀河的利用问题。引水入罗布沙漠，使2000年前的古楼兰城附近的村庄复活，把那里的冲积平原变成良田和花园。这情景在34年前——1900年3月28日我发现楼兰废墟时——就曾梦想过。
  在我给南京政府的备忘录中涉及到的另一个强烈吸引着我的问题是：让汽车公路经过楼兰，使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复苏，建立起中国内地与喀什噶尔之间的交通运输和联系纽带。
  尽管这一梦想今天仍未成为现实，但我认为，它的确是彻底改变塔里木地区（主要是其东端）的生态环境的最有魄力、最具历史感的计划之一。
  今天，内地与西北（主要指新疆）的交通已有极大的改观。与30年代相比，可以说是跨越了整整一个时代！今天到乌鲁木齐或喀什噶尔，有汽车、火车及飞机可供选择，而那条将横贯欧亚大陆的铁路也已修至中国极西的阿拉山口。今天，当我们在坐汽车、坐火车或乘飞机前往新疆的旅途中捧读《亚洲腹地探险八年》，除了会产生强烈的沧桑之感，也会一再为那个70岁老翁的预见性、执著精神、无畏气概所感染，使我们在理解与沟通中跨过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这部长达数十万字的三卷著作中，斯文·赫定对中国文明的向往，对中国西部的土地与人民的挚爱之情，也得到了相当集中的表述。
  在1900年发现楼兰遗址的探险行程中，斯文·赫定雇有一个当地的维吾尔族——“罗布人”——向导奥尔得克（又译为于得克）。在一次宿营时，发现他们携带的惟一一把铁锹遗失在昨天的驻地，斯文·赫定派奥尔得克返回寻找。风尘仆仆的奥尔得克带回的，除宝贵的铁锹，还有几块木雕。就是由于这样的意外机缘，震惊国际考古界的楼兰古城在一年后被发现了。时隔34年，当斯文·赫定再次来到罗布泊时，他与奥尔得克重逢了。“孔雀河上的第一天”这一节（卷三第七章）中，斯文·赫定以真挚又略带感伤的笔触，描写了那个坚信斯文·赫定许诺“一定还会回来”而等候了三十多年的老人的形象：
  船斜穿过河面，在骑士下马的地方靠岸。那老人从岸上滑到船上，他来到面前，眼含热泪拉着我的双手，艰苦的岁月在他的手上留下了厚厚的老茧。这真的是奥尔得克！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老朋友，时光的磨难留在了他的脸上。他很瘦，额头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胡子挂在尖尖的下巴上，看上去很衰弱。老人带着一顶羊皮镶边的破帽子，披着件已发白的破旧的维吾尔式短大衣，腰上扎条布带子，脚上那双破靴子告诉人们，它曾穿行过了多少沙漠、草原和树丛。
  在两位古稀老人深情的对视中，尽管几十年时光弹指而逝，他们又有很不相同的境况，但积淀在心头的思念却并无二致。
  这一节及下一节“蜿蜒的河”都是相当感人的篇章。“蜿蜒的河”中以轻淡的笔墨勾画了阿克苏甫村的风光，而作者表达出的那种寂寞、肃穆、自尊又略显孤芳自赏的美感，在今天仍能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这些篇什所具有的对西部土地与人民的情感，丝毫也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减淡。
  在艰难长途中，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全体中外团员共同庆祝了中国当时的国庆——双十节。在《长征记》、《徐旭生西游日记》及本书中，对此都作了记述。与中法科学考察团的作为相比，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感情的流露。
  一般来说，斯文·赫定的探险或考察是以发现为目的，并不是以“找宝”——攫取文物为出发点的，这也是他与其他外国探险家的不同之处。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他一再表示：不与各国古董商做交易。当他要率领汽车考察队出发时，“经常光临我们院子的古董商使已经相当紧张的空气更加炽热，他们不停地喊叫。我不会与他们做买卖，既不会也不可能与这些人达成任何交易”（卷二第十二章）。在路经吐鲁番时，见到为德国人勒柯克等的劫掠后的千佛洞，他对此表示了明确无误的义愤（参见《长征记》第270页）。从他路经敦煌时，对那些洞窟缺乏应有的兴趣看来，也可以反证出，他主要是以地理上的发现自负，与伯希和、斯坦因、华尔纳等人虽同属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西域探险家，但的确并不能一概而论之。有人曾指责斯文·赫定于1900年前后于库车的千佛洞劫走了60峰骆驼的文物，那是毫无根据的。斯文·赫定一生从未到过库车及其附近，1900年没有，1927～1935年间也没有。1934年他想路经库车去喀什，但被马仲英部拘禁于库车以东几百公里的库尔勒，此后也未能再向西前进一步。
  如同斯文·赫定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的文笔相当生动，读过自额济纳到哈密的行程、库尔勒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老罗布泊复苏后的欣欣向荣的风光等段落，都会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