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斯文·赫定再次踏上中国的大地，已是1926年的冬天。他再次来华的初衷，是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欧亚航线（上海—柏林）作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重访自己建功立业的大地，使赫定激情难抑，他将自己一本新书命名为《回到亚洲》。这书名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实含沧桑之感！
这一次，他不是单枪匹马前往中国，而是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但考察还在筹备中，就受到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应该客观地说：斯文·赫定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五四”运动后形成的中国知识界所具有的现代意识、民族精神与科学、民主思想，忽略了辛亥革命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经过近六个月的谈判，斯文·赫定终于与北京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就即将进行的考察达成了协议。协议的最重要部分是：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①，而这次新的探险考察将由西北科学考查团负责实施；考察团将有五名中国学者、四名中国学生（后来又增加了几名中国学者），由斯文·赫定及当时北京大学教务长、知名学者徐炳昶（号旭生）分任中瑞双方的团长；考察团所采集、发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样品等等，都是中国的财产。
成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及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可以看成中国学术界成熟并形成社会力量之一的标志。而对于斯文·赫定来说，一开始是一个让步或说是妥协，但其重要性是在此后长达八年的实际科学活动中才逐步显示出来的。正是基于协议的上述几条原则，才确保了这一规模空前的考察竟能在战乱频仍、哀鸿遍野、政权一再更迭的动荡背景下取得成功。这个协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而签约的一方正是斯文·赫定，不是其他什么人，也绝不是纯属偶然。
斯文·赫定不是完人，对他的评价也并不一致，但所有真正了解他一生的事业的人，对其下述特点是没有分歧的：赫定是向往中国古老文明的，是热爱中国的，“中国情结”在他一生中从未消退。正如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终生不结婚时，他所回答的是：“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他在中国的活动，总体来说从事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探险，并不负有其他使命，而科学探险是他那个时代一项有益于人类认识未知世界的、受到公众拥戴的行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一开始由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提供大部分资助，但以后的考察实践证明，斯文·赫定成功地把它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多学科的科学考察。可以说，斯文·赫定是中亚最后一位杰出的“古典”探险家，也是第一位使其探险活动与时代的、社会的进步步调一致的现代中亚科学考察的组织者。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伊始及协议签约之时，斯文·赫定就受到了外国中亚探险家的反对或劝告。他们或是指出：如果签这样的协议，今后其他人就不能再无视中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将使个人的以“找宝”为惟一目的的“探险”退出中亚舞台；或是预言：中国学者的素质根本不配参与考察活动。对此，斯文·赫定在其《长征记》、《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等著作中都作了有力的批驳。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使纯粹为美国博物馆搜集藏品的安德鲁斯探险队无法成行，使步勒柯克后尘的德国中亚探险队（由特林克勒率领）不得不半途而废，也让另一个中亚考古探险家斯坦因举步艰难。而且，此后于1930年组建美国中亚考察团（安得鲁斯率领），1931年组建中法科学考察团（即“雪铁龙汽车旅行团”，由哈特和卜安率领）都不得不仿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之例，与中国签订了类似的协议。
当然，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功不仅在于签订这样一个协议，还在于怎样看待协议和能否信守协议。斯文·赫定不但在其许多著作中记述了他对与中国学术界合作的过程，还在其为《我的探险生涯》（即《亚洲腹地旅行记》的中文新一版）撰写的序言中特意指出：
我准备在另一篇专文中告诉世界各国读者，我们中外学者在西北科学考察中的活动。但我不能不在这里特意指出：我们与中国朋友的合作是最完美的。我们在一起情同手足地工作，没有丝毫嫉妒、龃龉或误会。我们没有介意国籍或民族，惟一目的是为国际的科学服务。在这一方面，从前有些西方旅行家恶劣地违犯中国国民的感情，但这类事在我们中间绝无所闻。中国人在他们的国家内是在自己的家里，外国人只是客人，……由于他们（指某些西方旅行家）不应取的态度，其自身必食其果。就我个人所经历而言，我将永远不忘记这六年（序文写于1933年）的愉快时光，我能有这种殊荣去与新中国的一些最杰出的学者在野外及北平共事。我抱着友情与感谢，将终身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在《长征记》（中文版）的序言中，斯文·赫定不但充分肯定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工作，将其视为中外学术合作的成功范例，他还特别提到考查团中的三位中国考古发掘工：庄永成、白万玉（附带提一下，30年后，白万玉曾出任明定陵发掘队的副队长，已是古器物修复专家）、靳士贵，他明知道他对他们的感谢“大概是达不到他们的跟前”，但他仍然特意向世界各国读者指出这一点。
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功相比，中法科学考察团则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在其回忆录中对中法考察团作过具体的描述。杨钟健是该考察团中的八位中国学者之一，他称此行为“本质上互相都不信任”的“颇伤脑筋的旅行”。法国学者德日进神父虽也参加了考察团，但“不算中人之一分子”，而法国籍团员除德日进，都不是真正的学者，“此辈法人，多在殖民地工作过，完全以殖民地主人的态度待人，当然引起中方人员反感，后来终有一次大分裂”①。这次耗资颇巨的“科学考察”实质上是商业广告的特殊形式（为法国雪铁龙汽车作宣传），因而中国学者“有如入宝山却空手而归之感”。
如果把斯文·赫定还给他所处的时代，就不能不承认，他是他那辈人当中正直的、能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有识之士。
结束了马拉松式的谈判，中瑞双方从谈判对手变成了同舟共济的同事。1927年5月9日，斯文·赫定与徐炳昶率领一支空前规模的现代化科学考察团离开北京，前往中国西北。从1927年夏开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野外工作一直坚持到1935年。1933年10月21日，斯文·赫定及几个瑞典、中国学者再次从北京启程，前往内蒙古、新疆等地。此行是受当时南京民国政府铁道部委托，去勘测、考察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由于这次是以美国巨商福特提供的汽车作交通工具，所以人们常称为“汽车旅行考察”。一般也把这个1935年3～4月间结束的“汽车旅行考察”归于西北科学考查团活动的序列。
这次旅行肇源于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在宴会上斯文·赫定结识了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刘崇杰，并向刘崇杰陈述了对中国时局的忡忡忧心。那是1933年夏天，当时外蒙古已“独立”，英国始终觊觎西藏，满洲（东三省）、热河为日本侵据，连内蒙古也成为日本势在必得的地区，一方面策动德王等蒙古王公搞“高度自治”，另一方面毫不掩饰地扩大其在内蒙古的实力与影响。而占中国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自杨增新死后爆发了民族仇杀及内战，新疆处在特殊的危机中，中央政府面临着失去这一巨大疆域的危险。为此，斯文·赫定提出了优先考虑新疆问题，以稳住雪崩一样的局面的方略，其具体措施，首先是修筑并维护好内地联结新疆的公路干线，进一步铺设贯通亚洲腹地的铁路，优先使西北交通现代化。把着眼点放在加强内地与新疆的联系上，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具有远见卓识、忧国忧民的中国政治家、学者一再予以强调的共识。正是出于这个宏观的、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的意愿，斯文·赫定和他的助手们像扑火的飞蛾，坚韧不拔地朝着处在战火荼毒中的新疆进发了，写下了扣人心弦的篇章。而从1927～1935年这八年当中的经历、甘苦、成败得失，都忠实地记录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当中。
1987年12月2日，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主持下，在当年亲自接待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包尔汉副委员长的关注下，中国科学家们聚会于北京科学会堂，隆重纪念了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60周年。大会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工作、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次考察被称为“流动大学”，是现代中国地质、地理、考古等众多学科在现代化进程中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
1935年，结束了在中国的野外工作回到瑞典，斯文·赫定全力主持《中瑞科学考察报告》的结集、审订、出版事宜。该丛书多达55卷，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宗重要的遗产。由于抗日战争及以后的国内战争，使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时断时续，但他仍尽力为中国的文化遗产——如居延汉简、袁复礼教授的珍贵地质样品——不致为日本侵华军攫夺而奔走。去世前不久，他还致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了解团员陈宗器（帕克陈）的安危。希望与战乱平定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学术联系，共同整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果。1952年，他病逝于斯德哥尔摩寓所，享年87岁。
斯文·赫定的一生有着荣耀辉煌、享誉世界的时期，也经历过人生与事业的落潮或低谷；品味过在无人区濒临绝境、死神摩肩的绝望，也一再赢得鲜花、声望、红地毯的垂青。作为一个科学家、探险家，他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失败的。总之，他的一生是有声有色的一生。一次在谈到探险家该具备什么素质时，他除了列举别的必要条件，还特意加上一句：应有“天使般的耐心”。说这话时他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死后仍然在受耐心的“考验”，时过半个世纪，对他仍然缺乏一个公允的、客观的评价。他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盖棺而未能论定的杰出人物之一。
这一次，他不是单枪匹马前往中国，而是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但考察还在筹备中，就受到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应该客观地说：斯文·赫定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五四”运动后形成的中国知识界所具有的现代意识、民族精神与科学、民主思想，忽略了辛亥革命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经过近六个月的谈判，斯文·赫定终于与北京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就即将进行的考察达成了协议。协议的最重要部分是：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①，而这次新的探险考察将由西北科学考查团负责实施；考察团将有五名中国学者、四名中国学生（后来又增加了几名中国学者），由斯文·赫定及当时北京大学教务长、知名学者徐炳昶（号旭生）分任中瑞双方的团长；考察团所采集、发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样品等等，都是中国的财产。
成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及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可以看成中国学术界成熟并形成社会力量之一的标志。而对于斯文·赫定来说，一开始是一个让步或说是妥协，但其重要性是在此后长达八年的实际科学活动中才逐步显示出来的。正是基于协议的上述几条原则，才确保了这一规模空前的考察竟能在战乱频仍、哀鸿遍野、政权一再更迭的动荡背景下取得成功。这个协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而签约的一方正是斯文·赫定，不是其他什么人，也绝不是纯属偶然。
斯文·赫定不是完人，对他的评价也并不一致，但所有真正了解他一生的事业的人，对其下述特点是没有分歧的：赫定是向往中国古老文明的，是热爱中国的，“中国情结”在他一生中从未消退。正如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终生不结婚时，他所回答的是：“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他在中国的活动，总体来说从事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探险，并不负有其他使命，而科学探险是他那个时代一项有益于人类认识未知世界的、受到公众拥戴的行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一开始由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提供大部分资助，但以后的考察实践证明，斯文·赫定成功地把它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多学科的科学考察。可以说，斯文·赫定是中亚最后一位杰出的“古典”探险家，也是第一位使其探险活动与时代的、社会的进步步调一致的现代中亚科学考察的组织者。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伊始及协议签约之时，斯文·赫定就受到了外国中亚探险家的反对或劝告。他们或是指出：如果签这样的协议，今后其他人就不能再无视中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将使个人的以“找宝”为惟一目的的“探险”退出中亚舞台；或是预言：中国学者的素质根本不配参与考察活动。对此，斯文·赫定在其《长征记》、《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等著作中都作了有力的批驳。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使纯粹为美国博物馆搜集藏品的安德鲁斯探险队无法成行，使步勒柯克后尘的德国中亚探险队（由特林克勒率领）不得不半途而废，也让另一个中亚考古探险家斯坦因举步艰难。而且，此后于1930年组建美国中亚考察团（安得鲁斯率领），1931年组建中法科学考察团（即“雪铁龙汽车旅行团”，由哈特和卜安率领）都不得不仿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之例，与中国签订了类似的协议。
当然，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功不仅在于签订这样一个协议，还在于怎样看待协议和能否信守协议。斯文·赫定不但在其许多著作中记述了他对与中国学术界合作的过程，还在其为《我的探险生涯》（即《亚洲腹地旅行记》的中文新一版）撰写的序言中特意指出：
我准备在另一篇专文中告诉世界各国读者，我们中外学者在西北科学考察中的活动。但我不能不在这里特意指出：我们与中国朋友的合作是最完美的。我们在一起情同手足地工作，没有丝毫嫉妒、龃龉或误会。我们没有介意国籍或民族，惟一目的是为国际的科学服务。在这一方面，从前有些西方旅行家恶劣地违犯中国国民的感情，但这类事在我们中间绝无所闻。中国人在他们的国家内是在自己的家里，外国人只是客人，……由于他们（指某些西方旅行家）不应取的态度，其自身必食其果。就我个人所经历而言，我将永远不忘记这六年（序文写于1933年）的愉快时光，我能有这种殊荣去与新中国的一些最杰出的学者在野外及北平共事。我抱着友情与感谢，将终身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在《长征记》（中文版）的序言中，斯文·赫定不但充分肯定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工作，将其视为中外学术合作的成功范例，他还特别提到考查团中的三位中国考古发掘工：庄永成、白万玉（附带提一下，30年后，白万玉曾出任明定陵发掘队的副队长，已是古器物修复专家）、靳士贵，他明知道他对他们的感谢“大概是达不到他们的跟前”，但他仍然特意向世界各国读者指出这一点。
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功相比，中法科学考察团则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在其回忆录中对中法考察团作过具体的描述。杨钟健是该考察团中的八位中国学者之一，他称此行为“本质上互相都不信任”的“颇伤脑筋的旅行”。法国学者德日进神父虽也参加了考察团，但“不算中人之一分子”，而法国籍团员除德日进，都不是真正的学者，“此辈法人，多在殖民地工作过，完全以殖民地主人的态度待人，当然引起中方人员反感，后来终有一次大分裂”①。这次耗资颇巨的“科学考察”实质上是商业广告的特殊形式（为法国雪铁龙汽车作宣传），因而中国学者“有如入宝山却空手而归之感”。
如果把斯文·赫定还给他所处的时代，就不能不承认，他是他那辈人当中正直的、能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有识之士。
结束了马拉松式的谈判，中瑞双方从谈判对手变成了同舟共济的同事。1927年5月9日，斯文·赫定与徐炳昶率领一支空前规模的现代化科学考察团离开北京，前往中国西北。从1927年夏开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野外工作一直坚持到1935年。1933年10月21日，斯文·赫定及几个瑞典、中国学者再次从北京启程，前往内蒙古、新疆等地。此行是受当时南京民国政府铁道部委托，去勘测、考察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由于这次是以美国巨商福特提供的汽车作交通工具，所以人们常称为“汽车旅行考察”。一般也把这个1935年3～4月间结束的“汽车旅行考察”归于西北科学考查团活动的序列。
这次旅行肇源于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在宴会上斯文·赫定结识了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刘崇杰，并向刘崇杰陈述了对中国时局的忡忡忧心。那是1933年夏天，当时外蒙古已“独立”，英国始终觊觎西藏，满洲（东三省）、热河为日本侵据，连内蒙古也成为日本势在必得的地区，一方面策动德王等蒙古王公搞“高度自治”，另一方面毫不掩饰地扩大其在内蒙古的实力与影响。而占中国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自杨增新死后爆发了民族仇杀及内战，新疆处在特殊的危机中，中央政府面临着失去这一巨大疆域的危险。为此，斯文·赫定提出了优先考虑新疆问题，以稳住雪崩一样的局面的方略，其具体措施，首先是修筑并维护好内地联结新疆的公路干线，进一步铺设贯通亚洲腹地的铁路，优先使西北交通现代化。把着眼点放在加强内地与新疆的联系上，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具有远见卓识、忧国忧民的中国政治家、学者一再予以强调的共识。正是出于这个宏观的、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的意愿，斯文·赫定和他的助手们像扑火的飞蛾，坚韧不拔地朝着处在战火荼毒中的新疆进发了，写下了扣人心弦的篇章。而从1927～1935年这八年当中的经历、甘苦、成败得失，都忠实地记录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当中。
1987年12月2日，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主持下，在当年亲自接待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包尔汉副委员长的关注下，中国科学家们聚会于北京科学会堂，隆重纪念了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60周年。大会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工作、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次考察被称为“流动大学”，是现代中国地质、地理、考古等众多学科在现代化进程中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
1935年，结束了在中国的野外工作回到瑞典，斯文·赫定全力主持《中瑞科学考察报告》的结集、审订、出版事宜。该丛书多达55卷，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宗重要的遗产。由于抗日战争及以后的国内战争，使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时断时续，但他仍尽力为中国的文化遗产——如居延汉简、袁复礼教授的珍贵地质样品——不致为日本侵华军攫夺而奔走。去世前不久，他还致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了解团员陈宗器（帕克陈）的安危。希望与战乱平定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学术联系，共同整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果。1952年，他病逝于斯德哥尔摩寓所，享年87岁。
斯文·赫定的一生有着荣耀辉煌、享誉世界的时期，也经历过人生与事业的落潮或低谷；品味过在无人区濒临绝境、死神摩肩的绝望，也一再赢得鲜花、声望、红地毯的垂青。作为一个科学家、探险家，他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失败的。总之，他的一生是有声有色的一生。一次在谈到探险家该具备什么素质时，他除了列举别的必要条件，还特意加上一句：应有“天使般的耐心”。说这话时他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死后仍然在受耐心的“考验”，时过半个世纪，对他仍然缺乏一个公允的、客观的评价。他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盖棺而未能论定的杰出人物之一。
附注
有些文章称其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92年我们曾就此当面向该团团员、北京大学教授李宪之请教，李先生回答：当时的确定名为“考查团”，并有团旗、公章等为证。以下各文不再逐一注明。; 《杨钟健回忆录》，第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