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江格尔奇在卫拉特和卡尔梅克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远远超过了东蒙古的“胡尔奇”（说书人）和布里亚特的“乌里格尔奇”（其他蒙古部族中称故事家的这个词，在布里亚特方言中用来称英雄史诗演唱艺人）。在卫拉特社会生活中，在他们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江格尔奇拥有特殊的作用。他们曾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至今还起着重要作用。
  江格尔奇是《江格尔》这部不朽的英雄史诗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江格尔奇世世代代在民众中演唱和广泛传播《江格尔》，一方面延长了传统史诗的生命力，使它活在民间得以保存，另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艺术享受和艺术追求。目前，在国内外已搜集到《江格尔》的200多种长诗及异文，这些作品都是靠江格尔奇的口传保存下来的。他们除了演唱《江格尔》外，还会演唱其他英雄史诗和叙事诗，讲述各种古老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江格尔奇与整个蒙古和突厥的史诗说唱艺人一样，都掌握了各种巧妙的方法来背诵英雄史诗。正如俄罗斯的突厥英雄史诗专家日尔蒙斯基针对吉尔吉斯的演唱艺人所说：“歌手在学习演唱史诗时，不是从头至尾地记唱词，而是背人物出场的先后、情节要点、片段与事件的先后顺序以及传统性的共同之处和史诗的套语等等……然后，在演唱过程中创作自己的唱词，并不断加以改变，使之符合听众的思路。有时在唱词中还添入这样或那样一些新的细节甚至故事情节。当然，类似这种带有即兴性质的新的创作内容只能加在定型的、经久不变的传统的框架之中。”①许多江格尔奇也都是这样做的。
  《江格尔》最初的创作和后来的不断发展，都要归功于各个时代的江格尔奇。学术界一致认为，《江格尔》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某一位文人或歌手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靠个人的才智和努力所创作得出来的巨著，它只能是广大民众集体的口头创作。而历代的江格尔奇们创造性地运用蒙古古老英雄史诗的素材，把它与自己时代的社会现实相结合，逐步创作和完善了这部巨型英雄史诗。如前所述，江格尔奇的演唱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严格遵循已固定下来的规范脚本（即口头演唱的文本——引者），偏离它们是不许可的；另一类在表演过程中即兴创作，改变了个别事件的序列，扩展或压缩情节，加进了自己的新内容。”②新疆冉皮勒、达尔玛等江格尔奇属于前者，胡里巴尔·巴雅尔、扎拉、普尔布加甫等属于后者。
  在卫拉特社会中，江格尔奇们历来都起着民间宣传活动家和教育家的作用，他们鼓舞着人民群众和革命者，为反对黑暗势力和保卫人民的利益而作出贡献。苏联红军官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高度评价了江格尔奇的作用。著名作家法捷耶夫曾指出了《江格尔》的永久性的教育意义。
  《江格尔》演唱是综合性艺术，江格尔奇是卓越的民间表演艺术家。《江格尔》演唱不仅有唱词、唱腔、表情和动作，而且还有音乐伴奏，这一切都由一个江格尔奇完成。唱词以富有旋律节奏的诗歌为主，其间还插入精练简洁的叙事散文。江格尔奇的唱法有十几种，新疆尼勒克县的江格尔奇卡那拉一人就会用四种唱腔演唱。深受群众爱戴的江格尔奇们，表演时结合自己的演唱常常编出各种吸引观众的动作。江格尔奇常用的乐器是陶布舒尔琴，他们边唱边演奏。博尔塔拉的著名江格尔奇普尔布加甫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表演艺术家。他根据情节用不同的曲调演唱，还会弹陶布舒尔，会唱歌，会朗诵祝词，又是精彩的卫拉特单人舞“必叶力克”的著名表演家。江格尔奇们对蒙古族诗歌、音乐、舞蹈和表演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江格尔奇是有高度艺术造诣和丰富社会生活斗争经验的业余文艺工作者。他们绝大多数是出身于贫苦牧民家庭，在旧社会饱受折磨和痛苦，而有出众的才华，并且经过艰苦努力，从而掌握了《江格尔》演唱艺术的人。他们以自己高超的艺术才能在人民中赢得了很高的荣誉和地位，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物。从苏联、蒙古国和中国的调查来看，过去在卫拉特社会，不分牧民和贵族都欢迎和热爱江格尔奇。普通牧民尊敬江格尔奇，请他们到自己的蒙古包演唱，并杀羊设酒款待他们，还盛情邀请邻居一起来欣赏。不少汗、王、公、活佛都有过自己专职的江格尔奇。这些贵族除了请江格尔奇到自己的府邸里演唱外，还常常组织跨地区的《江格尔》演唱活动，奖赏那些优秀的江格尔奇，赐给他们荣誉称号。据贾木查和加·巴图那生调查，在20世纪30年代，和布克赛尔的王爷与喀喇沙尔的汗曾分别组织了《江格尔》演唱比赛，和布克赛尔的著名江格尔奇胡里巴尔·巴雅尔、夏拉·那生曾得到奖赏。还有一次，在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有个督办的将军曾召集105个苏木的土尔扈特贵族开会，会议期间举行了《江格尔》演唱比赛，胡里巴尔·巴雅尔又一次得到奖赏，官吏们赏给他布匹、茶砖、元宝等。推荐胡里巴尔·巴雅尔前来参赛的夏里万活佛一高兴，把备好鞍的走马也奖给了他。

　《〈江格尔〉与突厥—蒙古各民族史诗创作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7页。;　《卡尔梅克文学史》第一卷，厄利斯塔，卡尔梅克图书出版社，1981年，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