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在中国新疆蒙古族卫拉特地区和俄国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地区，《江格尔》演唱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江格尔》演唱是在这些地区各阶层蒙古人中普遍存在过的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娱乐活动，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一直起着重大作用。
在演唱《江格尔》的时候，既有演唱，又有叙述，这与史诗本身的艺术特征和江格尔奇的艺术修养有关系。《江格尔》的绝大多数篇幅是韵文体，这适合于艺人的演唱。有些次要的部分是散文体，民间艺人慢慢地讲述这些部分。《江格尔》本来就是以演唱为主的史诗，但由于江格尔奇的才华不同以及演唱时的情绪不同而使演唱和叙述的比重有区别。江格尔奇的演唱有优美的音乐曲调，有的艺人边演唱边弹陶布舒布琴，而且早在200年以前就有过这种演唱，19世纪中叶俄国作家和旅行家们注意到了这些特点。例如，帕·涅鲍尔辛于1850～1851年就受俄罗斯地理学会的委托，到吉尔吉斯草原和阿斯特拉罕省和硕特地区卡尔梅克人中去考察，他转述别人的介绍写道：《江格尔》“整个史诗……是几首大的歌曲组成的，而这些歌曲中的每一首又都是独立的、完整的，它们的篇幅有时竟是如此之长，以至讲述它们需要花上几昼夜。《江格尔》不是以文字形式来保存，而是歌手们对子孙口头传授而世代相传。它们或是在音调优美的乐器伴奏下歌唱”，“或者简单地被当做历史来讲述。在第一种情况下，其表演者叫做‘江格尔奇’，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称为‘陶兀里奇’”①。再如，阿·鲍勃洛夫尼科夫在1846年曾到阿斯特拉罕省，考察了卡尔梅克人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在他看来，《江格尔》的特点在于演唱的技巧，艺人并不从头至尾地叙述，而是在乐器伴奏下演唱。上了岁数的艺人多半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游唱。他说：“有办法的江格尔奇能把它拖长到几昼夜。由此可见，它具有庞大的规模，照卡尔梅克人的说法，似乎包括了五十二部。”②
《江格尔》演唱是一种表演艺术，人们不仅要倾听艺人的演唱，而且，还要观看他们的表情和表演动作。江格尔奇们掌握了一定的表演艺术技巧。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去卡尔梅克人中考察时看到了江格尔奇的表演，他记载：“说故事的人（指江格尔奇——引者）是自己那行的行家，哪里需要，他们就在哪里伴之以歌唱、音乐和动作，哪里用得着，他们就在哪里模仿动物的叫声。”③俄国旅行家尼·涅费季叶夫也注意到了类似现象，他说：卡尔梅克人“在描述他们的神奇生活的一些情节时，讲述者常以唱歌或奏乐来中止自己的叙述。有时，则根据故事的内容，用声音和动作模仿动物，以便吸引听众兴奋、入迷”④。
《江格尔》演唱没有特别严格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的限制，但由于卫拉特人和卡尔梅克人的生活习俗有不少规矩和禁忌。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演唱，但演唱《江格尔》的主要季节和时间是在冬天的长夜里。在一般情况下，白天是不能演唱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汗王和大喇嘛组织演唱时，江格尔奇们就会积极演唱。有时碰到享有盛名和威望的江格尔奇光临，人们在白天也请他唱一段。
江格尔奇的演唱都有一定的准备，他们习惯在大的场所，当着众多的听众演唱，而且他们的演唱不能随时停顿。江格尔奇一旦开始演唱《江格尔》的一部长诗，就必须把这部唱完，不能半途停下，听众也必须听到底。弗·科特维奇谈到他的导师卡·郭尔斯顿斯基对他说的话，写道：“（19世纪）60年代初，在阿斯特拉罕省的卡尔梅克草原上还到处有很好的歌手。根据郭尔斯顿斯基的请求，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把优秀的江格尔奇请到自己家中。他们对组织这项活动给予了充分的协助。这时，开始演唱歌手们熟知的歌了。歌手们都作了充分的准备，接连几天，在那有神秘而庄严的气氛中，当着众多的听众，显露自己的技艺和知识。通常，他们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演唱《江格尔》。但是，当提出让他们复述所唱的内容时，那事情就变得复杂了。白天复述《江格尔》的做法，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①
据各地调查，过去从卫拉特和卡尔梅克的汗宫、王府、喇嘛庙和官吏们的住处，直到普通牧民的蒙古包里，都有江格尔奇的演唱。在一些王府里，年节期间常要演唱《江格尔》。例如，在中国新疆的和布克赛尔王爷道诺洛布才登时代和奥尔洛郭加甫时代，每年从正月初三或初五开始到正月底，王、公、活佛、大喇嘛和官吏们都聚集在王府里欣赏著名的江格尔奇西西那·布拉尔、胡里巴尔·巴雅尔等人演唱的《江格尔》，并且赏给他们马匹、骆驼、衣服和元宝。据说正月里在王府演唱《江格尔》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把江格尔及其他英雄都看做是佛的化身，认为他们具有征服蟒古思的本领，如能在正月里把江格尔奇请到王府演唱英雄史诗，就可以驱除一切作祟的妖魔鬼怪，避免全年的灾难。其次才是把演唱《江格尔》当做是一种节日的文化娱乐活动（据加·巴图那生的调查报告），但实际上很可能这才是主要原因。
普通群众在夏季牧场上，在夜间看守马群时，在拉骆驼队路上，在服役的兵营里，甚至连在被拘押坐班房时都把演唱和欣赏《江格尔》当做一种排除痛苦和消磨时间的良方，并通过它鼓起生活的勇气，增添奋斗的信心。汉族知识分子边垣于1935年去新疆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即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他在狱中多次倾听同房蒙古人满金演唱《江格尔》里洪古尔的故事，变得更为坚强不屈。出狱后，他又根据记忆编写了《洪古尔》②。由此，我们不但可以见到《江格尔》作为文学名著的社会功能，而且可以见到它作为一个民族的史诗，早已大大超越了本民族的局限，对兄弟民族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据加·巴图那生和贾木查的调查，有不少江格尔奇曾被邀请到懂蒙古语的哈萨克人和汉人家里去演唱《江格尔》。1941年通晓蒙古语的汉人张生财，在夏季牧场上曾邀请江格尔奇阿乃·尼开来演唱几天《江格尔》，并以一块茶砖、一件衣服和一块衬衫布相赠。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有个叫肖夏的汉族农民曾给新疆《江格尔》工作组演唱了《乌兰洪古尔与古南哈尔战斗之部》。《江格尔》流传到其他民族中去，大大增强了蒙古族人民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尤其是同汉族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增强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江格尔》演唱习俗。据卡那拉说：在昭苏、特克斯和尼勒克的厄鲁特人中，演唱前要点香，点佛灯，并向江格尔磕头祈祷。同样，在博尔塔拉的察哈尔人中，晚上演唱前要紧闭蒙古包的天窗和门，点了香和点佛灯后才能开始。过去喇嘛们常说：“如果不这样做，老天爷就会生气，给人们带来灾难。”有的喇嘛请江格尔奇给他们演唱，有的喇嘛辛辛苦苦地手抄《江格尔》，但也有些喇嘛散布各种流言蜚语阻碍《江格尔》的演唱传诵。北疆有一种说法：一个人不能背熟整部《江格尔》，如果全部背出来了他的生命就会缩短。南疆巴州一些地方也有一种说法：演唱《江格尔》的人一年比一年穷，要一辈子受苦（以上据贾木查的调查报告）。过去，在俄国境内的卡尔梅克人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据桑嘎杰耶娃说：“在旧时，卡尔梅克人认为：关于江格尔的这些歌，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在他们看来，在一个场次里如果演唱江格尔传的所有各章节，会带来不幸，甚至有可能招致江格尔奇的死亡。曾有过种种严格的禁忌，比方说为了开心解闷在欢乐的酒宴上或在白昼里演唱，照例是不许可的（说唱只能在晚上进行）。科特维奇想在白天听江格尔传，为了取得鄂利扬·奥夫拉的同意，不得不与他进行长时间的磋商。结果科特维奇只听到鄂利扬·奥夫拉勉强讲述的一篇不完整的《江格尔》故事。”①
据阿拉什·保尔曼什诺夫的记载，②弗·科特维奇曾于1910年6月见到了著名的卡尔梅克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大约过了30年后他回忆道：鄂利扬·奥夫拉对他说，像演唱《江格尔》史诗这样重大的事情需要一定程度的准备，不然的话，“演唱起来就特别困难，甚至会给周围带来不幸的后果——很可能会招致一场旋风，等等。”演唱前人们准备了大量的艾尔克（酸马奶），奥夫拉自己也饮了不少这种卡尔梅克式的白兰地酒。科特维奇谈到鄂利扬·奥夫拉犹豫再三，最后给他口授第11部作品的情景：那天晚上的演唱带有一种宗教色彩，演唱的曲调在他听来显得单调无味，开始是哀伤的高音调，然后过渡到相当快速的唱诵。特别冗长的诗句常常唱得很快，而短的诗句则拖长唱腔，当中有时还加上一些插入语或感叹语。鄂利扬·奥夫拉演唱《江格尔》时总是跪着，这象征着他对所歌颂的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表示最大的尊重和敬意。鄂利扬·奥夫拉是卡尔梅克最著名的江格尔奇，他曾于1908年给奥奇洛夫演唱了10部长诗。过两年后在1910年6月给科特维奇重新演唱了那10部长诗。但他不愿意演唱第11部长诗（也就是他所知道的最后一部长诗），因为他害怕出现不幸的后果，勉强讲述了其内容。科特维奇记载的是他演唱《江格尔》最后一部长诗时的思想顾虑和演唱情绪。这是由演唱《江格尔》的民间习俗和禁忌所造成的。
在演唱《江格尔》的时候，既有演唱，又有叙述，这与史诗本身的艺术特征和江格尔奇的艺术修养有关系。《江格尔》的绝大多数篇幅是韵文体，这适合于艺人的演唱。有些次要的部分是散文体，民间艺人慢慢地讲述这些部分。《江格尔》本来就是以演唱为主的史诗，但由于江格尔奇的才华不同以及演唱时的情绪不同而使演唱和叙述的比重有区别。江格尔奇的演唱有优美的音乐曲调，有的艺人边演唱边弹陶布舒布琴，而且早在200年以前就有过这种演唱，19世纪中叶俄国作家和旅行家们注意到了这些特点。例如，帕·涅鲍尔辛于1850～1851年就受俄罗斯地理学会的委托，到吉尔吉斯草原和阿斯特拉罕省和硕特地区卡尔梅克人中去考察，他转述别人的介绍写道：《江格尔》“整个史诗……是几首大的歌曲组成的，而这些歌曲中的每一首又都是独立的、完整的，它们的篇幅有时竟是如此之长，以至讲述它们需要花上几昼夜。《江格尔》不是以文字形式来保存，而是歌手们对子孙口头传授而世代相传。它们或是在音调优美的乐器伴奏下歌唱”，“或者简单地被当做历史来讲述。在第一种情况下，其表演者叫做‘江格尔奇’，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称为‘陶兀里奇’”①。再如，阿·鲍勃洛夫尼科夫在1846年曾到阿斯特拉罕省，考察了卡尔梅克人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在他看来，《江格尔》的特点在于演唱的技巧，艺人并不从头至尾地叙述，而是在乐器伴奏下演唱。上了岁数的艺人多半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游唱。他说：“有办法的江格尔奇能把它拖长到几昼夜。由此可见，它具有庞大的规模，照卡尔梅克人的说法，似乎包括了五十二部。”②
《江格尔》演唱是一种表演艺术，人们不仅要倾听艺人的演唱，而且，还要观看他们的表情和表演动作。江格尔奇们掌握了一定的表演艺术技巧。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去卡尔梅克人中考察时看到了江格尔奇的表演，他记载：“说故事的人（指江格尔奇——引者）是自己那行的行家，哪里需要，他们就在哪里伴之以歌唱、音乐和动作，哪里用得着，他们就在哪里模仿动物的叫声。”③俄国旅行家尼·涅费季叶夫也注意到了类似现象，他说：卡尔梅克人“在描述他们的神奇生活的一些情节时，讲述者常以唱歌或奏乐来中止自己的叙述。有时，则根据故事的内容，用声音和动作模仿动物，以便吸引听众兴奋、入迷”④。
《江格尔》演唱没有特别严格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的限制，但由于卫拉特人和卡尔梅克人的生活习俗有不少规矩和禁忌。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演唱，但演唱《江格尔》的主要季节和时间是在冬天的长夜里。在一般情况下，白天是不能演唱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汗王和大喇嘛组织演唱时，江格尔奇们就会积极演唱。有时碰到享有盛名和威望的江格尔奇光临，人们在白天也请他唱一段。
江格尔奇的演唱都有一定的准备，他们习惯在大的场所，当着众多的听众演唱，而且他们的演唱不能随时停顿。江格尔奇一旦开始演唱《江格尔》的一部长诗，就必须把这部唱完，不能半途停下，听众也必须听到底。弗·科特维奇谈到他的导师卡·郭尔斯顿斯基对他说的话，写道：“（19世纪）60年代初，在阿斯特拉罕省的卡尔梅克草原上还到处有很好的歌手。根据郭尔斯顿斯基的请求，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把优秀的江格尔奇请到自己家中。他们对组织这项活动给予了充分的协助。这时，开始演唱歌手们熟知的歌了。歌手们都作了充分的准备，接连几天，在那有神秘而庄严的气氛中，当着众多的听众，显露自己的技艺和知识。通常，他们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演唱《江格尔》。但是，当提出让他们复述所唱的内容时，那事情就变得复杂了。白天复述《江格尔》的做法，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①
据各地调查，过去从卫拉特和卡尔梅克的汗宫、王府、喇嘛庙和官吏们的住处，直到普通牧民的蒙古包里，都有江格尔奇的演唱。在一些王府里，年节期间常要演唱《江格尔》。例如，在中国新疆的和布克赛尔王爷道诺洛布才登时代和奥尔洛郭加甫时代，每年从正月初三或初五开始到正月底，王、公、活佛、大喇嘛和官吏们都聚集在王府里欣赏著名的江格尔奇西西那·布拉尔、胡里巴尔·巴雅尔等人演唱的《江格尔》，并且赏给他们马匹、骆驼、衣服和元宝。据说正月里在王府演唱《江格尔》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把江格尔及其他英雄都看做是佛的化身，认为他们具有征服蟒古思的本领，如能在正月里把江格尔奇请到王府演唱英雄史诗，就可以驱除一切作祟的妖魔鬼怪，避免全年的灾难。其次才是把演唱《江格尔》当做是一种节日的文化娱乐活动（据加·巴图那生的调查报告），但实际上很可能这才是主要原因。
普通群众在夏季牧场上，在夜间看守马群时，在拉骆驼队路上，在服役的兵营里，甚至连在被拘押坐班房时都把演唱和欣赏《江格尔》当做一种排除痛苦和消磨时间的良方，并通过它鼓起生活的勇气，增添奋斗的信心。汉族知识分子边垣于1935年去新疆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即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他在狱中多次倾听同房蒙古人满金演唱《江格尔》里洪古尔的故事，变得更为坚强不屈。出狱后，他又根据记忆编写了《洪古尔》②。由此，我们不但可以见到《江格尔》作为文学名著的社会功能，而且可以见到它作为一个民族的史诗，早已大大超越了本民族的局限，对兄弟民族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据加·巴图那生和贾木查的调查，有不少江格尔奇曾被邀请到懂蒙古语的哈萨克人和汉人家里去演唱《江格尔》。1941年通晓蒙古语的汉人张生财，在夏季牧场上曾邀请江格尔奇阿乃·尼开来演唱几天《江格尔》，并以一块茶砖、一件衣服和一块衬衫布相赠。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有个叫肖夏的汉族农民曾给新疆《江格尔》工作组演唱了《乌兰洪古尔与古南哈尔战斗之部》。《江格尔》流传到其他民族中去，大大增强了蒙古族人民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尤其是同汉族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增强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江格尔》演唱习俗。据卡那拉说：在昭苏、特克斯和尼勒克的厄鲁特人中，演唱前要点香，点佛灯，并向江格尔磕头祈祷。同样，在博尔塔拉的察哈尔人中，晚上演唱前要紧闭蒙古包的天窗和门，点了香和点佛灯后才能开始。过去喇嘛们常说：“如果不这样做，老天爷就会生气，给人们带来灾难。”有的喇嘛请江格尔奇给他们演唱，有的喇嘛辛辛苦苦地手抄《江格尔》，但也有些喇嘛散布各种流言蜚语阻碍《江格尔》的演唱传诵。北疆有一种说法：一个人不能背熟整部《江格尔》，如果全部背出来了他的生命就会缩短。南疆巴州一些地方也有一种说法：演唱《江格尔》的人一年比一年穷，要一辈子受苦（以上据贾木查的调查报告）。过去，在俄国境内的卡尔梅克人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据桑嘎杰耶娃说：“在旧时，卡尔梅克人认为：关于江格尔的这些歌，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在他们看来，在一个场次里如果演唱江格尔传的所有各章节，会带来不幸，甚至有可能招致江格尔奇的死亡。曾有过种种严格的禁忌，比方说为了开心解闷在欢乐的酒宴上或在白昼里演唱，照例是不许可的（说唱只能在晚上进行）。科特维奇想在白天听江格尔传，为了取得鄂利扬·奥夫拉的同意，不得不与他进行长时间的磋商。结果科特维奇只听到鄂利扬·奥夫拉勉强讲述的一篇不完整的《江格尔》故事。”①
据阿拉什·保尔曼什诺夫的记载，②弗·科特维奇曾于1910年6月见到了著名的卡尔梅克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大约过了30年后他回忆道：鄂利扬·奥夫拉对他说，像演唱《江格尔》史诗这样重大的事情需要一定程度的准备，不然的话，“演唱起来就特别困难，甚至会给周围带来不幸的后果——很可能会招致一场旋风，等等。”演唱前人们准备了大量的艾尔克（酸马奶），奥夫拉自己也饮了不少这种卡尔梅克式的白兰地酒。科特维奇谈到鄂利扬·奥夫拉犹豫再三，最后给他口授第11部作品的情景：那天晚上的演唱带有一种宗教色彩，演唱的曲调在他听来显得单调无味，开始是哀伤的高音调，然后过渡到相当快速的唱诵。特别冗长的诗句常常唱得很快，而短的诗句则拖长唱腔，当中有时还加上一些插入语或感叹语。鄂利扬·奥夫拉演唱《江格尔》时总是跪着，这象征着他对所歌颂的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表示最大的尊重和敬意。鄂利扬·奥夫拉是卡尔梅克最著名的江格尔奇，他曾于1908年给奥奇洛夫演唱了10部长诗。过两年后在1910年6月给科特维奇重新演唱了那10部长诗。但他不愿意演唱第11部长诗（也就是他所知道的最后一部长诗），因为他害怕出现不幸的后果，勉强讲述了其内容。科特维奇记载的是他演唱《江格尔》最后一部长诗时的思想顾虑和演唱情绪。这是由演唱《江格尔》的民间习俗和禁忌所造成的。
附注
［俄］拉·布尔奇诺娃：《江格尔学在俄罗斯的起源》（俄文），见《俄罗斯民族学史、民族文学史和人类学史论文集》第9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年。; ［俄］拉·布尔奇诺娃：《江格尔学在俄罗斯的起源》（俄文），见《俄罗斯民族学史、民族文学史和人类学史论文集》第9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年。; 转引自《卡尔梅克文学史》，第一卷，厄利斯塔，卡尔梅克图书出版社，1981年。原文见《果戈理原稿》，圣彼得堡，1910年，第418页。; ［俄］拉·布尔奇诺娃：《江格尔学在俄罗斯的起源》（俄文），见《俄罗斯民族学史、民族文学史和人类学史论文集》第9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年。; ［俄］拉·布尔奇诺娃：《江格尔学在俄罗斯的起源》（俄文），见《俄罗斯民族学史、民族文学史和人类学史论文集》第9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年。; 边垣编写：《洪古尔》，商务印书馆，1950年；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卡尔梅克文学史》第一卷，厄利斯塔，卡尔梅克图书出版社，1981年，第168页。; ［美］阿拉什·保尔曼什诺夫：《鄂利扬·奥夫拉的演唱艺术》，见瓦·海希西编：《亚细亚研究》，第73卷，威斯巴登，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