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世界著名的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摩诃波罗多》，早在公元前后已以文字定型，后来在民间逐渐失传。现代人难以探讨它们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可是，《江格尔》和其他蒙古英雄史诗则不同，它们起初在民间以口头形式传承，并通过民间艺人的记忆和演唱，从古至今活在民间。目前，学术界尚未掌握最初演唱《江格尔》的可靠资料，但却发现了17～18世纪以来在中国和俄国的伏尔加河下游卡尔梅克地区《江格尔》以口头形式流传的信息和传说。例如，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生活在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他虽于17世纪20年代率部众由新疆迁徙到了俄国伏尔加河下游，但至今在中国新疆蒙古族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和鄂尔勒克家乡一位江格尔奇土尔巴雅尔在新疆演唱《江格尔》的传说。1983年8月笔者在西宁市见到了新疆和布克赛尔县文工队队长加·巴图那生，他曾告诉笔者说：据他们和布克赛尔县的炯郭勒·普日拜等人说，《江格尔》曾有过72部，但还没有一个人能全部演唱。而在和鄂尔勒克西迁以前，他们家乡有老两口，男的叫土尔巴雅尔，女的叫土布森吉尔嘎拉，土尔巴雅尔在学习和背诵当时流传的《江格尔》时，每背会一部便在怀里放进一块石头，后来他怀里的石头逐渐增加到70块，这说明他已学会了70部。当时的王爷听他演唱后，高兴得赐给他一个专有的称号：“达兰脱卜赤”（意为会演唱70部《江格尔》的史诗囊），并在四卫拉特的四十九旗内通报了他的事迹。这些虽然只是传说，但其中一定包含着相当程度的真实性。在贾木措的调查报告①与加·巴图那生的调查报告②中也有类似的传说记载。还有一个关于山头的传说也和土尔巴雅尔有联系。据加·巴图那生介绍：和布克赛尔的西北部有一座名叫“江格尔拜”的山脊，据说就是那位才华出众的江格尔奇“达兰脱卜赤”土尔巴雅尔曾放牧过的地方。人们为了怀念他就起了这个山名。此外，江格尔奇朱乃向巴图那生提供的重要材料也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这种传说的真实性。朱乃说：和布克赛尔十四苏木的土尔扈特人是跟随渥巴锡汗的后裔策伯克多尔挤从伏尔加河下游回归家乡的。策伯克多尔挤回乡后，曾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亲往承德拜谒皇帝，并向乾隆报告了土尔扈特的“达兰脱卜赤”土尔巴雅尔的事迹。乾隆听到后正式追封土尔巴雅尔为“达兰脱卜赤”，并向各地蒙古人通报（这是朱乃本人从和布克赛尔亲王府的记事《史册》中所亲眼见到的）。我们知道，策伯克多尔挤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上面提到的他从伏尔加河下游回归新疆，并去承德朝觐乾隆皇帝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虽然有关江格尔奇土尔巴雅尔的事迹是个传说，但上述种种传说和史实互相印证，在某种程度上很能说明当时确曾有过一位能演唱数十部《江格尔》的江格尔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江格尔奇朱乃所提供的这一材料竟与1802年别尔格曼在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中所听到的一个信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据别尔格曼记载，在1771年土尔扈特部回归新疆以前，居住在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汗的手下有个叫策伯克多尔挤的诺谚，在他的属民中有过一位出色的江格尔奇。策伯克多尔挤诺谚常常带着那位江格尔奇到渥巴锡汗的宫里去演唱。那位有才华的江格尔奇连续数日说唱无数部《江格尔》，并得到大臣们的奖赏。1771年，渥巴锡所属土尔扈特人由伏尔加河回归阿尔泰山一带去的时候，大臣们把那位有才华的江格尔奇也带走了①。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两者之间完全可以互相印证，互相补充。这两个材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尽管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同，但涉及的却正是同一问题。如果说别尔格曼所听到的是策伯克多尔挤早在伏尔加河时期如何重视江格尔奇的情况，那么加·巴图那生从朱乃那里所听到的正好是策伯克多尔挤迁到新疆后对江格尔奇更为重视和宠爱。脉络清楚，前后相承，这当然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而正是脱节了的历史真实的重新连接。
  加·巴图那生发现的这个有关江格尔奇土尔巴雅尔和策伯克多尔挤的材料，对研究《江格尔》的产生和流传，无疑有其极为重要的价值。它有力地驳斥了这样一种说法：《江格尔》首先产生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中，后来才由跟随策伯克多尔挤回归新疆去的那位有才华的江格尔奇在新疆传播开来。恰恰相反，史实确凿地说明了早于策伯克多尔挤时代150年，即在和鄂尔勒克时期，《江格尔》已在新疆广泛流传了，当时已有土尔巴雅尔那样的江格尔奇能演唱数十部之多。后来，当和鄂尔勒克西迁的时候，新疆的江格尔奇们随他到伏尔加河一带，在那里继续演唱和传播了《江格尔》。
  到19世纪初，学者们开始到俄国阿斯特拉罕地区卡尔梅克人中去记录《江格尔》时，当地人们几乎到处都在演唱和传诵这部传统的英雄史诗。那个时期有不少学者和旅行家作了翔实可信的记载。卡尔梅克学者拉·布尔奇诺娃在查阅大量的报刊、书籍和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他们的看法。①
  《江格尔》的第一个记录出版者别尔格曼于1802～1803年到卡尔梅克草原考察时，他曾听到了江格尔奇们的演唱，并对《江格尔》演唱的印象作了记载。据他讲，卡尔梅克人普遍了解这部英雄史诗，一有机会，他们就去倾听江格尔奇的演唱。他称赞了这部作品的高度艺术性，并说一个歌手（江格尔奇）所知道的歌（《江格尔》的诗篇）一般有20部之多。江格尔奇的演唱是连续不断的，歌手只作不多一会的停顿，这时听众可以喝几口茶。他认为，歌手的本事在于：把极端夸大的现象赋予现实的自然世界，把卡尔梅克人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真实地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并尽可能地延长诗歌的演唱。
  19世纪中叶，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和旅行家尼·斯特拉霍夫、尼·涅费季叶夫、帕·涅鲍尔辛等人都到过卡尔梅克人中，亲自将听到和看到《江格尔》演唱的情景作了记载。斯特拉霍夫说：每天晚上，猎人们都在听故事，有些故事是如此之长，需要听讲几个星期。关于这部史诗的篇幅，有的说20多部，有的说52部，有的说360部，足以说明篇幅很长了。
  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同时，《江格尔》还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在一些地区，但口头流传更广泛和普遍。1978年至1982年，笔者曾在新疆访问过十多位著名江格尔奇，其中尼勒克县的达尔玛和萨尔瓦、和布克赛尔县的冉皮勒、温泉县的普尔布加甫以及和静县的普尔拜和额仁策等人是传统江格尔奇的艺徒，他们都是口头演唱家。他们曾讲述过自己学会演唱的经过。据达尔玛说，过去在尼勒克地区有一位著名的江格尔奇叫占巴，他会演唱《江格尔》的许多故事，还会演奏陶布舒尔琴（三弦琴）。达尔玛在1718岁时经常听他的演唱，从而暗中学会了《江格尔》的序诗，以及江格尔、洪古尔和双胡尔等英雄的故事。萨尔瓦的老家是吉木萨尔县，他的叔父塔日亚奇是当地有名的江格尔奇，会演唱三部，一边说唱一边弹陶布舒尔琴。萨尔瓦在13～16岁时向叔父学唱《江格尔的儿子好汉鄂格岱·莫尔根之部》。1978年8月，笔者曾访问了巴州和静县的江格尔奇额仁策，当时他才24岁，他讲的是祖传的《江格尔》。他祖父、父亲和叔父都会演唱《江格尔》，他祖父扎拉曾得到南部土尔扈特汗满楚克加甫的奖赏，获得“可汗的专任江格尔奇”称号。扎拉是向另一位著名的老江格尔奇学会演唱的。额仁策的同乡普尔拜也是向扎拉学习说唱《江格尔》的。口头演唱的江格尔奇的记忆力特别强，他们可以连续不断地把《江格尔》的某一部（章）演唱下去，而且各有各的演唱曲调，有的人还会用几种不同的曲调说唱。他们演唱时最怕被人打断，因为一旦被打断，就想不起来已经唱到哪里，就得重新开始。他们对待史诗文本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如冉皮勒、达尔玛等江格尔奇说，他们讲述时可能会有被遗漏的片断，但并无自己随意删改之处。而扎拉和胡里巴尔·巴雅尔等著名江格尔奇却常在演唱过程中结合听众情绪的需要，增加一些符合他们要求的情节和人物，以博取听众的喜爱和尊敬。这往往也就是江格尔奇们对英雄史诗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过去在新疆曾有过各种不同的手抄本《江格尔》。有些江格尔奇识字，他们是读手抄本学会讲述《江格尔》的。因为群众爱听口头演唱，所以这些江格尔奇往往只得把本子背得滚瓜烂熟以后才向群众表演。这两种江格尔奇的区别，主要是在于他们所传播和演唱的故事来源不同。
  我们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在新疆曾有过三种不同来源的《江格尔》手抄本：
  第一，前人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手抄本。经克提德加甫、巴音布里、高来、巴图那生、拜提开·奥卡等人证实，在和布克赛尔的王府里曾收藏过《江格尔》的手抄本。据特克斯县的江格尔奇李扎说，他的老师塔希有过12部《江格尔》的手抄本。他读这个本子学会了《江格尔》的《序诗》和《残暴的玛拉·哈布哈之部》，至今还会背诵。此外，尼勒克县的江格尔奇巴桑·哈尔的父亲达瓦也收藏过手抄本《江格尔》12部。巴桑·哈尔演唱的《沙尔·格日勒汗之部》，是他父亲根据这个本子教给他的。在这里所提到的《残暴的玛拉·哈布哈之部》和《沙尔·格日勒汗之部》的手抄本，在国外从未发现，这证明了它们是属于中国新疆地区所独有的传统手抄本。
  第二，民间口头流传的《江格尔》的记录本。据贾木查说：喀喇沙尔的王爷、和静的贝勒、乌苏的贝子、和硕特的阿拉坦扎萨克、昭苏的安本等人曾让写字好的人记录过口头演唱的《江格尔》，并给他们各种奖品。过去，和布克赛尔的著名江格尔奇夏拉·那生曾记录自己演唱的8部《江格尔》，把它赠给了千户长、王府文书乌力吉图。当代江格尔奇朱乃在年轻时读过的就是这个本子，至今他还会演唱这8部。该县原六苏木旗的文书马希巴图抄录过许多部，他曾对别人说，他将把《江格尔》的32部都抄录成书。他的弟子布林曾保存马希巴图抄写的3部《江格尔》，可惜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遗失。该县的达木恰·卡塔懂蒙文和满文，他也曾记录过十多部《江格尔》。
  第三，20世纪40年代，蒙古库伦（昭苏）的宝力德去塔什干学习回国时带来了在苏联出版的12部《江格尔》，这样，苏联的版本也已在某些地区流传。
  在这些手抄本当中，留存到今天的只有三种，即《残暴的哈尔·黑纳斯之部》、《残暴的沙尔·蟒古思之部》和《残暴的沙尔·古尔格之部》。目前，我们还难以断定这些本子抄写的确切年代。据加·巴图那生的调查，过去，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的某些人家里，几乎都藏有二三部《江格尔》手抄本。蒙古象棋和《江格尔》手抄本已成为新疆蒙古族聚居区有文化的家庭的摆设和文明的标志。这就可见《江格尔》在新疆蒙古族人民中享有多么高的威望。
  这些手抄本《江格尔》与早已刊行于世却不在口头传承的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不同，是活态史诗的记录。它经过江格尔奇的背诵重新回到了民众之中。因抄写者的加工，手抄本也有不同的变化。
  民间流传的活态史诗《江格尔》处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对《江格尔》的各种版本和异文进行比较分析后可以发现，随着时间、地点和演唱艺人的不同，《江格尔》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变化。但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程度不同，有的组成部分较为稳定，有的组成部分较易变化，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相对稳定的因素与易变性的因素。《江格尔》里的相对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江格尔、洪古尔和阿拉坦策吉等主要英雄人物的名字；
  二是英雄们的家乡阿鲁·宝木巴汗国的国名；
  三是史诗的主题，宝木巴汗国的英雄们与其他汗国之间大规模的军事斗争。
  因此，如果这些因素一变，英雄史诗《江格尔》就不会存在下去了。
  研究《江格尔》必须注意它的活态特点，即在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去分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种不同的因素，否则，把它同作家的作品和某一具体时代的民间文学作品一样看待，就无法说明这部史诗的复杂性。
  《江格尔》在民间流传，或它的活态存在，有两种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有才华的民间演唱艺人江格尔奇及其演唱，二是渴求倾听演唱的“江格尔迷”的存在。关于江格尔奇在后面还要专门论述，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他们的演唱及其听众问题。

　见《新疆日报》，1982年8月11日第3版。;　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俄］科契克·图勒著：《英雄史诗〈江格尔〉》（卡尔梅克文），厄利斯塔，卡尔梅克图书出版社，1974年，第43～44页。;　［俄］拉·布尔奇诺娃：《江格尔学在俄罗斯的起源》（俄文），《俄罗斯民族学史、民间文学史和人类学史论文集》第9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