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60年代后期新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一方面反映了穆斯林群众对战后以来流行于伊斯兰世界的世俗意识形态的不满和怀疑，以及他们自我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兰世界的崛起。
  沙特家族借助瓦哈比教派于1926年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1932年定国名为“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拉伯半岛腹地是伊斯兰世界中没有沦为西方殖民地的为数极少的几个地区之一。因此从建国开始，沙特王国就表现出极其强烈的伊斯兰色彩。它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君主政体，国王既是世俗的国家元首，同时又是国家的伊斯兰大教长。它没有宪法，而称《古兰经》就是其宪法。国内严格实行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战后初期，伊斯兰世界明显地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一个是以埃及、叙利亚等国为代表的激进的民族主义阵营，另一个就是以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约旦等国为代表的保守派君主制国家阵营。双方一直在互相斗争和互相攻击。埃及的纳赛尔提出的口号是“阿拉伯统一和社会主义”，沙特阿拉伯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伊斯兰团结”与之抗衡。1962年战争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各支持一方，并派出军队直接参战。但从当时的趋势来看，随着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伊拉克、也门、利比亚等国家的君主制政权一个个被推翻，似乎保守派处于被动防守、节节败退的状态。
  然而，到了60年代后期，斗争的形势以及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变化。埃及等国的影响下降了，而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却显著提高，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导致这一结果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沙特阿拉伯成功的“伊斯兰外交政策”，二是其惊人的石油财富。
  针对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沙特的费萨尔亲王（1966年成为国王）1963年说：“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相信除伊斯兰之外的任何主义，我们只相信伊斯兰。”并称：“反对伊斯兰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沙特阿拉伯说它并不反对阿拉伯统一，但强调它首要的外交原则是伊斯兰团结，其次才是阿拉伯统一。这使它获得了许多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好感。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诞生地，它的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都在沙特境内。这就给沙特阿拉伯开展“伊斯兰外交”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沙特国王自称是“两圣地的保护者”，并利用朝觐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作为推行伊斯兰外交的一个措施，费萨尔国王1962年建立了伊斯兰世界联盟，作为宣传新泛伊斯兰主义和沙特与其它伊斯兰国家联系的一个工具。
  从6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了1973—1974年提高油价后，沙特阿拉伯石油产量和收入激增，天文数字般的石油财富使它的影响进一步扩大。1978年沙特阿拉伯的国内生产总值达1580亿美元，人均为21000美元，是当时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苏联的7倍，埃及的50倍。沙特把大量的资金投入伊斯兰活动中，对许多国家给予了慷慨的援助。但它的援助是有条件的，首先受援国必须是伊斯兰国家；其次受援国必须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再次就是受援国必须逐步实行伊斯兰教法。沙特的援助对象除伊斯兰国家外，还有国际性伊斯兰组织和一些国家的伊斯兰团体和组织。为了方便朝觐活动，沙特政府新建了大批公寓，购置了大量的交通工具，在吉达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机场。它还出资在西欧、北美、东非、西非、东南亚等地建立了许多清真寺和“伊斯兰文化中心”，并为培养伊斯兰教人才提供大量奖学金。
  另外，60年代后期发生的两件事对民族主义势力下降和伊斯兰势力上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一件是埃及和叙利亚在1967年6月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遭到惨败。埃叙一直是以民族主义口号与以色列对抗，声称要解放属于阿拉伯祖国一部分的巴勒斯坦，并把以色列赶到大海中去。在“6·5”战争中，人数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却被只有300万人口的以色列击败，丧失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等大片地区，以及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地——耶路撒冷。这一失败给阿拉伯民族主义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使它在穆斯林群众中的影响一落千丈，许多人认为阿拉伯人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背离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另外，埃及、叙利亚等国失败后，为了尽快恢复元气，也开始大量接受沙特阿拉伯等“保守国家”的财政援助。
  第二件事是1969年7月，一名叫麦考尔·洛汉的澳大利亚人企图纵火焚毁圣地耶路撒冷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尽管火势被及时控制住了，但这座伊斯兰世界最古老和最神圣的清真寺还是遭到了严重的损坏。以色列当局后来说纵火者是一名疯子，并对他进行了处罚。但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并激起了穆斯林广泛而强烈的愤怒。沙特国王费萨尔抓住这一机会，于当年9月在摩洛哥的拉巴特召开了有25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费萨尔国王代表与会国发出了对以色列进行“圣战”和解放耶路撒冷的号召。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各国一致同意建立常设的伊斯兰会议组织。
  到此时，沙特阿拉伯已被公认为伊斯兰世界的盟主。